浅谈九食。
民以食为天。我们每天的生活，一日三餐，有各种各样的食材，也有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如：炒，爆，熘，炸，烹，煎，贴，烧，焖，炖，蒸，烩，炝，腌，拌，烤，卤，冻，拔丝，蜜汁，熏，卷等。
《楞严经》云：“一切眾生皆依食住。”不仅是人类，一切有情生命皆以食为“天”。我们可以看到飞鸟和地上爬的小动物一天到晚不停地找食物，这就是它们的工作。
那么佛教中“食”共有几种？怎么分类？佛陀关于“吃”是怎么开示的？
食有长养资益之义，共有世出世间九种：世间有四食——段、触、思、识等；出世间五食——禅悦食、法喜食、愿食、念食、解脱食。世间四食，能长养生死之色身；出世五食，能资益法身之慧命。
《楞严经》云：“阿难！如是世界十二类生，不能自全依四食住，所謂段食、触食、思食、识食。”
《长阿含经·卷第二十》云：“佛告比丘。一切众生以四食存……彼彼众生所食不同。阎浮提人种种饭、粮面、鱼肉以为抟食。衣服、洗浴为细滑食……自上诸天以禅定喜乐为食。何等众生触食。卵生众生触食。何等众生念食。有众生因念食得存。诸根增长。寿命不绝。是为念食。何等识食？地狱众生及无色天，是名识食。”
段食，欲界以香、味、触三尘为体，分段而饮噉，以口、鼻分分受之。（段食又分粗、细二种；前者如普通食物中的饭、面、鱼、肉等，后者如酥、油、香气及诸饮料等。）触食，又作细滑食、乐食。以触之心所为体，对所触之境，生起喜乐之爱，而长养身者，此为有漏之根、境、识和合所生。例如观戏剧终日不食亦不觉饥。思食，又作意志食、意念食、业食。于第六意识思所欲之境，生希望之念以滋长相续诸根者，此即成实论所谓以思愿活命。如人望梅止渴，精神食粮等。识食，有漏识由段、触、思三食之势力而增长，以第八阿赖耶识为体，支持有情身命不坏者，如无色界及地狱之众生以识为食。
段食、触食毋庸多言，识食难以言表。思食中，思愿活命的重要性值得注意。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思食能维持生命的事例。将要去世的老人，因为寄希望于孩子回来，可以暂时不死。看到孩子来到身边，马上一口气咽了。
《俱舍论》里讲，一位父亲有两个孩子，因为饥荒，大家将要饿死。父亲欲出找食物。他把一袋沙子吊在梁上，对孩子说是粮食。父亲走后，孩子们天天抬头望着高处的袋子，心存希望没有饿死。邻居问他们为何不逃。他们说袋子里有粮食。邻居取下袋子，看到里面是沙子。两个孩子，希望断掉，就死了。由此看见，希望的重要性，精神食粮的重要性。
世间之食，但能资益生死之身。修行之人，于世美味，心不贪嗜。常持正念，以禅悦法喜等为食，则能长养善根，出离生死，成就菩提，故有出世间五种食也。
一、念食。谓修圣道之人，常持正念，长养一切善根。如世之食，资益身根，是为念食。
二、法喜食。谓修出世行人，爱乐大法，资长道种，心生欢喜，是为法喜食。
三、禅悦食。谓修出世行人，由得定力，自资长养慧命，道品圆明，心常喜乐，是为禅悦食。
四、愿食。谓修圣道之人，以愿持身，不舍万行，长养一切善根。如世之食，资益身根，是为愿食。
五、解脱食。解脱即自在之义也。谓修圣道之人，离诸业缚，于法自在，即得长养一切菩提善根。如世之食，资益身根，是为解脱食。
段食仅限于欲界众生，其余的触、思、识三食则通于三界。欲界凡夫以不净住食；色界、无色界众生以净不净住食；声闻、缘觉以清净住食。诸佛菩萨以示现住食。念、法喜、禅悦、願、解脱五食为出世间食，能养育法身慧命。
《教诫经》云：“汝等比丘，受诸饮食，当如服药，于好于恶，勿生增减，趣得支身，以除饥渴。如蜂採华，但取其味，不损色香。比丘亦尔。受人供养，趣自除恼，无得多求，坏其善心。譬如智者，筹量牛力所堪多少，不令过分，以竭其力。”
作为未证圣道的出家人，我们合理饮食滋养色身的同时，更应该常持正念，长养善根；爱乐大法，法喜充满；禅悦为食，长养慧命；以愿持身，不舍万行；修诸圣道，离缚解脱。
所以，佛陀曾教诫弟子食存五观：计功多少，量彼来处；忖己德行，全缺应供；防心离过，贪等为宗；正事良药，为疗形枯；为成道业，应受此食。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民以食为天。我们每天的生活，一日三餐，有各种各样的食材，也有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如：炒，爆，熘，炸，烹，煎，贴，烧，焖，炖，蒸，烩，炝，腌，拌，烤，卤，冻，拔丝，蜜汁，熏，卷等。
《楞严经》云：“一切眾生皆依食住。”不仅是人类，一切有情生命皆以食为“天”。我们可以看到飞鸟和地上爬的小动物一天到晚不停地找食物，这就是它们的工作。
那么佛教中“食”共有几种？怎么分类？佛陀关于“吃”是怎么开示的？
食有长养资益之义，共有世出世间九种：世间有四食——段、触、思、识等；出世间五食——禅悦食、法喜食、愿食、念食、解脱食。世间四食，能长养生死之色身；出世五食，能资益法身之慧命。
《楞严经》云：“阿难！如是世界十二类生，不能自全依四食住，所謂段食、触食、思食、识食。”
《长阿含经·卷第二十》云：“佛告比丘。一切众生以四食存……彼彼众生所食不同。阎浮提人种种饭、粮面、鱼肉以为抟食。衣服、洗浴为细滑食……自上诸天以禅定喜乐为食。何等众生触食。卵生众生触食。何等众生念食。有众生因念食得存。诸根增长。寿命不绝。是为念食。何等识食？地狱众生及无色天，是名识食。”
段食，欲界以香、味、触三尘为体，分段而饮噉，以口、鼻分分受之。（段食又分粗、细二种；前者如普通食物中的饭、面、鱼、肉等，后者如酥、油、香气及诸饮料等。）触食，又作细滑食、乐食。以触之心所为体，对所触之境，生起喜乐之爱，而长养身者，此为有漏之根、境、识和合所生。例如观戏剧终日不食亦不觉饥。思食，又作意志食、意念食、业食。于第六意识思所欲之境，生希望之念以滋长相续诸根者，此即成实论所谓以思愿活命。如人望梅止渴，精神食粮等。识食，有漏识由段、触、思三食之势力而增长，以第八阿赖耶识为体，支持有情身命不坏者，如无色界及地狱之众生以识为食。
段食、触食毋庸多言，识食难以言表。思食中，思愿活命的重要性值得注意。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思食能维持生命的事例。将要去世的老人，因为寄希望于孩子回来，可以暂时不死。看到孩子来到身边，马上一口气咽了。
《俱舍论》里讲，一位父亲有两个孩子，因为饥荒，大家将要饿死。父亲欲出找食物。他把一袋沙子吊在梁上，对孩子说是粮食。父亲走后，孩子们天天抬头望着高处的袋子，心存希望没有饿死。邻居问他们为何不逃。他们说袋子里有粮食。邻居取下袋子，看到里面是沙子。两个孩子，希望断掉，就死了。由此看见，希望的重要性，精神食粮的重要性。
世间之食，但能资益生死之身。修行之人，于世美味，心不贪嗜。常持正念，以禅悦法喜等为食，则能长养善根，出离生死，成就菩提，故有出世间五种食也。
一、念食。谓修圣道之人，常持正念，长养一切善根。如世之食，资益身根，是为念食。
二、法喜食。谓修出世行人，爱乐大法，资长道种，心生欢喜，是为法喜食。
三、禅悦食。谓修出世行人，由得定力，自资长养慧命，道品圆明，心常喜乐，是为禅悦食。
四、愿食。谓修圣道之人，以愿持身，不舍万行，长养一切善根。如世之食，资益身根，是为愿食。
五、解脱食。解脱即自在之义也。谓修圣道之人，离诸业缚，于法自在，即得长养一切菩提善根。如世之食，资益身根，是为解脱食。
段食仅限于欲界众生，其余的触、思、识三食则通于三界。欲界凡夫以不净住食；色界、无色界众生以净不净住食；声闻、缘觉以清净住食。诸佛菩萨以示现住食。念、法喜、禅悦、願、解脱五食为出世间食，能养育法身慧命。
《教诫经》云：“汝等比丘，受诸饮食，当如服药，于好于恶，勿生增减，趣得支身，以除饥渴。如蜂採华，但取其味，不损色香。比丘亦尔。受人供养，趣自除恼，无得多求，坏其善心。譬如智者，筹量牛力所堪多少，不令过分，以竭其力。”
作为未证圣道的出家人，我们合理饮食滋养色身的同时，更应该常持正念，长养善根；爱乐大法，法喜充满；禅悦为食，长养慧命；以愿持身，不舍万行；修诸圣道，离缚解脱。
所以，佛陀曾教诫弟子食存五观：计功多少，量彼来处；忖己德行，全缺应供；防心离过，贪等为宗；正事良药，为疗形枯；为成道业，应受此食。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怀瑾老师：这样的缺德事在春天可不能做，会有报应的
春天“生而勿杀”，医学同政治有关系，不要杀生。“予而勿夺，赏而勿罚。”对于生物世界，只能够施出去，不要罚，不要杀生。你们都晓得“秋后算帐”，对不对啊？为什么呢？中国以前的法令，就是犯了重罪的，除非很严重的，很少当场处理的。判决以后，一定等到秋天处决，就是根据气候时令，因为春天不准杀生，所以“秋后算账”是这样来的。秋天到，该杀头的才会杀头了。以前几千年帝王政策，说春天是不杀的。
所以古人有两句话：“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春天的鸟不准打，因为小鸟正在窝里等着母亲回来喂呢！中国文化“天人合一”这个道理，同气候是有连带关系的。
《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东方出版社）
－－－－－－－－－－－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就是禽兽之一种，现在说得好听一点，人也是动物之一种，所以我们不必看不起禽兽。以哲学的眼光看，对中国文化中的一句话“人为万物之灵”，我第一个反对，不承认人为万物之灵。站在万物公平的立场上看，人类是万物之中最坏最坏的一种动物，什么东西都吃，什么东西都杀，什么东西都用。假使站在猪、牛的地位看人类，若说人为万物之灵，那就更是奇怪了。所以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就是“太少了”，这还是客气话。
其实中国文化，儒道不分，在上古时期的文化，非常清楚，人与禽兽是不分的。那时人的名称为“倮虫”，就是一只虫，现在我们叫老虎为大虫，人也是一个大虫。而且人这个虫，还不如别的虫，是光光而来的，什么都没有，靠杀别的生物，以其皮为衣，吃别的生物的肉为食。所以人的本身的确是一个“倮虫”，为万千生物中之一而已。所谓“万物之灵”只是人类的自我标榜罢了。
《孟子与离娄》（东方出版社）
－－－－－－－－－－－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天下最柔的人体，就是刚刚生下来的婴儿，古书上叫做“赤子”。为什么叫“赤子”呢？刚出生的婴儿，全身是红彤彤的赤色，所以叫赤子。赤子全身都是血色，使人感到不敢抱，练过拳的人更不敢抱，因为赤子像是一堆豆腐一样，生怕会碰破他。“含德之厚”，讲道德修养做工夫，就像是做到赤子这个境界。一般婴儿的心理，是没有是非观念，没有善恶观念，没有好坏观念，没有香臭观念。不论坏人好人来逗他时，他一样都笑，因为婴儿没有后天的分别意识。
对于赤子，据老子说“蜂虿虺蛇不螫”，这些毒蛇猛兽，像蝎子、蜜蜂、四脚蛇、毒蛇等等，爬到婴儿身边也不会咬，只有极少的例外。如果婴儿动一下，有些小动物，受惊吓才反攻，虽然婴儿的动是无心的，小动物因害怕就螫人反攻。像蜜蜂飞到我们脸上，停着不动，你不打它，也不赶它，它也不会螫人；蜜蜂之所以螫人，是因为人先有怕它的心理作用。
我曾经在山中走路时试验过，对蝴蝶说：“来！来！”它就飞到我手上站着，还跟着走了半天路，然后对它说：“走吧！走吧！飞走吧！”它就飞走了。那就是感应，生物跟人一样，具备了慈悲、爱心，没有侵害心。其实也无所谓爱心，而是一个自然的生命，与人无争，与其他生物没有利害关系。
当小孩子身上停了蜜蜂，便叫孩子不要动，人不动它就没有关系。蜜蜂停在人身上是在做工，希望找到一点汗汁，它只要沾一点汗就飞走了，因为蜜蜂把百花的蜜采来了以后，没有一滴人的汗渗进去，蜜就冻不拢来。像我们做豆腐一样，不放一点石膏下去，煮好的豆汁就冻不拢来。如果蜜蜂来了，你不去打它，它也不会螫你，所以对于婴儿，老子说蛇蝎不会螫他。
其实，吃人的猛兽，对于在它面前的婴儿，也不一定会去吃的。古书上也有记载，婴儿丢在旷野，许多猛兽或者豺狼、老虎，乃至于万兽之王的狮子，有将这婴儿抱回去喂奶养大的事例。可是一个婴儿的尸体丢在那里，猛兽就会吃掉他。
我们常常讲，“人为万物之灵”，我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讲，这是人类自己吹牛的话。你是万物之灵，万物并没有承认哦！万物看我们这些人是万物里最坏的，草也吃，牛肉也吃，老虎也吃，能吃的东西都把它吃掉，人最坏了。所以在道家的观点，“而人未必无兽心”，你以为人最好吗？有些人看样子是人，实际上他的思想、他的情绪、他的想法是禽兽，比猛兽还坏。但是明知道这个家伙是很坏的，因为他样子是个人，所以我们人就忘记他的兽心而对他很亲近。“而禽兽未必无人心”，虽为动物，但是他们的心可能跟人一样，因为样子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人都注重外表，反而与他们疏远。
人类不过是生物界的一类。现在人类自己认为最高明，人类自己有自私的心，而且有一种傲慢的心，不断消灭其他类的生命，以致战争连连，就因为我们千万年来消灭其他的生命太多了，人类应该受一点报应。
《老子他说》《列子臆说》（东方出版社）
－－－－－－－－－－－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这两句话是说明孔子做人做事的态度。他钓鱼就是钓鱼，不用机械性的方法，不用大网去网（纲即是网）。以现代的生产观念来说，这种态度又是落伍的了！如果说光是用钓竿去钓鱼，连企业公司都不要设立。这简直与经济政策完全相违背。但这个话不是讨论生产问题，是个人作人的原则。就是说他钓鱼也好，做什么也好，不喜欢用机心来整人。
“弋不射宿”，打猎的时候，拉弓射箭，不射宿鸟，就是对还巢的鸟，栖息在那里的鸟，他是不射的。这一点也代表中国过去文化的一种精神，现在说起这些中国文化，从另一方面看，都是落伍的思想了。但以最新的观念来说，又不落伍了。现代的生物学家，尽量提倡爱，爱动物，全世界都组织保护动物会，保护野生动物会，提倡禁猎。
我们过去认为，爱护动物是应有的道德，如相传的“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中国人都晓得，过去小孩读书，老师都教的，成为生活教育。春天，鸟刚孵出小鸟的时期，不要去打，否则母鸟被打死了，小鸟将在巢中饿死，非常悲惨。这种教育，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小事，但是扩而充之，就是仁爱心。
《论语别裁》（东方出版社） https://t.cn/RJq0nK3
春天“生而勿杀”，医学同政治有关系，不要杀生。“予而勿夺，赏而勿罚。”对于生物世界，只能够施出去，不要罚，不要杀生。你们都晓得“秋后算帐”，对不对啊？为什么呢？中国以前的法令，就是犯了重罪的，除非很严重的，很少当场处理的。判决以后，一定等到秋天处决，就是根据气候时令，因为春天不准杀生，所以“秋后算账”是这样来的。秋天到，该杀头的才会杀头了。以前几千年帝王政策，说春天是不杀的。
所以古人有两句话：“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春天的鸟不准打，因为小鸟正在窝里等着母亲回来喂呢！中国文化“天人合一”这个道理，同气候是有连带关系的。
《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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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就是禽兽之一种，现在说得好听一点，人也是动物之一种，所以我们不必看不起禽兽。以哲学的眼光看，对中国文化中的一句话“人为万物之灵”，我第一个反对，不承认人为万物之灵。站在万物公平的立场上看，人类是万物之中最坏最坏的一种动物，什么东西都吃，什么东西都杀，什么东西都用。假使站在猪、牛的地位看人类，若说人为万物之灵，那就更是奇怪了。所以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就是“太少了”，这还是客气话。
其实中国文化，儒道不分，在上古时期的文化，非常清楚，人与禽兽是不分的。那时人的名称为“倮虫”，就是一只虫，现在我们叫老虎为大虫，人也是一个大虫。而且人这个虫，还不如别的虫，是光光而来的，什么都没有，靠杀别的生物，以其皮为衣，吃别的生物的肉为食。所以人的本身的确是一个“倮虫”，为万千生物中之一而已。所谓“万物之灵”只是人类的自我标榜罢了。
《孟子与离娄》（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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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天下最柔的人体，就是刚刚生下来的婴儿，古书上叫做“赤子”。为什么叫“赤子”呢？刚出生的婴儿，全身是红彤彤的赤色，所以叫赤子。赤子全身都是血色，使人感到不敢抱，练过拳的人更不敢抱，因为赤子像是一堆豆腐一样，生怕会碰破他。“含德之厚”，讲道德修养做工夫，就像是做到赤子这个境界。一般婴儿的心理，是没有是非观念，没有善恶观念，没有好坏观念，没有香臭观念。不论坏人好人来逗他时，他一样都笑，因为婴儿没有后天的分别意识。
对于赤子，据老子说“蜂虿虺蛇不螫”，这些毒蛇猛兽，像蝎子、蜜蜂、四脚蛇、毒蛇等等，爬到婴儿身边也不会咬，只有极少的例外。如果婴儿动一下，有些小动物，受惊吓才反攻，虽然婴儿的动是无心的，小动物因害怕就螫人反攻。像蜜蜂飞到我们脸上，停着不动，你不打它，也不赶它，它也不会螫人；蜜蜂之所以螫人，是因为人先有怕它的心理作用。
我曾经在山中走路时试验过，对蝴蝶说：“来！来！”它就飞到我手上站着，还跟着走了半天路，然后对它说：“走吧！走吧！飞走吧！”它就飞走了。那就是感应，生物跟人一样，具备了慈悲、爱心，没有侵害心。其实也无所谓爱心，而是一个自然的生命，与人无争，与其他生物没有利害关系。
当小孩子身上停了蜜蜂，便叫孩子不要动，人不动它就没有关系。蜜蜂停在人身上是在做工，希望找到一点汗汁，它只要沾一点汗就飞走了，因为蜜蜂把百花的蜜采来了以后，没有一滴人的汗渗进去，蜜就冻不拢来。像我们做豆腐一样，不放一点石膏下去，煮好的豆汁就冻不拢来。如果蜜蜂来了，你不去打它，它也不会螫你，所以对于婴儿，老子说蛇蝎不会螫他。
其实，吃人的猛兽，对于在它面前的婴儿，也不一定会去吃的。古书上也有记载，婴儿丢在旷野，许多猛兽或者豺狼、老虎，乃至于万兽之王的狮子，有将这婴儿抱回去喂奶养大的事例。可是一个婴儿的尸体丢在那里，猛兽就会吃掉他。
我们常常讲，“人为万物之灵”，我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讲，这是人类自己吹牛的话。你是万物之灵，万物并没有承认哦！万物看我们这些人是万物里最坏的，草也吃，牛肉也吃，老虎也吃，能吃的东西都把它吃掉，人最坏了。所以在道家的观点，“而人未必无兽心”，你以为人最好吗？有些人看样子是人，实际上他的思想、他的情绪、他的想法是禽兽，比猛兽还坏。但是明知道这个家伙是很坏的，因为他样子是个人，所以我们人就忘记他的兽心而对他很亲近。“而禽兽未必无人心”，虽为动物，但是他们的心可能跟人一样，因为样子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人都注重外表，反而与他们疏远。
人类不过是生物界的一类。现在人类自己认为最高明，人类自己有自私的心，而且有一种傲慢的心，不断消灭其他类的生命，以致战争连连，就因为我们千万年来消灭其他的生命太多了，人类应该受一点报应。
《老子他说》《列子臆说》（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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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这两句话是说明孔子做人做事的态度。他钓鱼就是钓鱼，不用机械性的方法，不用大网去网（纲即是网）。以现代的生产观念来说，这种态度又是落伍的了！如果说光是用钓竿去钓鱼，连企业公司都不要设立。这简直与经济政策完全相违背。但这个话不是讨论生产问题，是个人作人的原则。就是说他钓鱼也好，做什么也好，不喜欢用机心来整人。
“弋不射宿”，打猎的时候，拉弓射箭，不射宿鸟，就是对还巢的鸟，栖息在那里的鸟，他是不射的。这一点也代表中国过去文化的一种精神，现在说起这些中国文化，从另一方面看，都是落伍的思想了。但以最新的观念来说，又不落伍了。现代的生物学家，尽量提倡爱，爱动物，全世界都组织保护动物会，保护野生动物会，提倡禁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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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孚是曹魏最后一个忠臣吗#
司马孚比司马懿就小一岁，出仕比司马懿略晚，早年轨迹与司马懿极为相似。入仕之初为丞相文学掾，后为太子中庶子，入魏后先在尚书台，后来逐步转为外朝官。
但与司马懿不同的地方是，他曾受到曹植的欣赏和举荐。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曾在曹植与曹丕争储时支持过谁，否则他不太可能在储位确定后，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这是太子的重要属官。
从履历来看，司马孚的仕途是比较顺利的，一直在稳步上升，而且多数是在做司马懿担任过的职位。很有可能，就是司马懿在每次升官之后，就举荐司马孚接替自己的职位。
司马孚与司马懿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是，司马孚很像是纯粹的儒学出身的官僚，虽然并没有特别过人的文武能力，也没有立过特别大的不世之功，但他比司马懿似乎要更重视名节。
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昭下属弑杀之后，曹魏最后一位皇帝曹奂被迫禅位之时，司马孚都有悲不自胜的表现，尤其是在曹髦被弑之后政治空气特别紧张的时候，他的表现是很勇敢的，很有汉末党锢之祸那种名士的风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只是司马孚一个人前往抚哭曹髦，还有另一个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也就是陈泰。陈泰是陈群的儿子，和司马氏算是世交，也参与过高平陵之变，但却在这时候明确向司马昭提出了诛贾充以谢天下的要求。
仇鹿鸣在《魏晋之际的家族网络与政治权力》一书中特意分析过他们俩为代表的这种人在司马氏逐步取代曹魏的过程中的矛盾心态。他的主要根据是对司马孚的临终遗命的解读。
司马孚的临终遗命很简短，也很有意思:“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仇鹿鸣认为，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不伊不周，不夷不惠”八个字。什么意思呢？
伊指伊尹，是商朝的著名宰相，曾经流放过商王太甲，自摄国事，后来太甲改过，他又迎接回来，把权力交还给了太甲。伊尹开了一个重要的先例，也就是废立国君。
汉武帝去世后，霍光受遗命为辅政大臣，昭帝死时无后，霍光先是迎立了昌邑王刘贺，但只过了27天，就废黜了昌邑王，又改立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己为帝，也就是汉宣帝。
所以，历来伊霍并称，就是指要做废立之事。作为臣子，擅自废立君主，这当然是动摇一个朝代的根基，一般人是不能干的。如果有人干，往往是在为篡位做准备。汉末的时候，董卓干了一次，就是在为篡汉自立做准备。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又干了一次，废黜齐王芳，改立高贵乡公髦为帝。
周指的是周公旦，这自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曾随周武王伐纣，开创了周朝。周武王去世时，周公受命辅佐周武王幼年继位的儿子成王，竭尽全力，平定东方的叛乱，为周成王顺利继承周武王留下的权力做出了贡献。
夷指伯夷，是商朝末期的著名隐士，在周武王出兵伐纣的时候，伯夷曾专门找到周武王，表示反对推翻商朝。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建立周朝。伯夷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态度，不食周粟，就在首阳山上采挖薇蕨为生，后来饿死在首阳山中。
惠指柳下惠。柳下惠在今天往往是坐怀不乱的意思，但他能够得到孔子和孟子的很高评价是因为，他生活在鲁国，曾经担任出仕当官，但每次都因为不肯枉道事君而被罢免。他后来成为著名隐士，随遇而安，不怨不艾，无欲无求。
司马孚说“不伊不周”的意思就是说，即不做伊尹那样擅自废立君主的权臣，也不做周公那样虽然权力已经非常大，完全可以取代周成王而自立，却仍然保持自己的臣子本分，成为纯粹的纯臣。“不夷不惠”的意思则是，既不会像伯夷叔齐因为周朝灭商就不食周粟而死，也不会像柳下惠那样毫无政治原则的随遇而安，无欲无求。
综合起来，司马孚说的意思就是坚持中道而行，“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既在一定程度上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原则，但又不会特别固执、特别坚决，为此而轻易献身。司马孚死的时候曹魏早已被司马氏所取代，进入西晋，司马孚本人也成为西晋的开国元勋之一，受封为安平王，司马炎对他也是尊崇有加，但他对司马炎的这些都没有太多依恋，对自己的定位是“魏之贞士”，自然是表明了自己反对司马炎篡魏的政治态度。
仇鹿鸣认为，司马孚和陈泰的这种政治态度其实就是魏晋之际相当一部分曹魏元老功臣及其后人的政治态度，反对曹爽专政，所以支持司马懿推翻曹爽，但对之后司马懿废立曹魏皇帝，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自立为帝又非常不满。
司马孚和陈泰这种态度让我们想起谁呢？当然是司马懿的大恩人荀彧荀令君。
荀彧之于曹操，大致相当于萧何之于汉高祖，曹操能够扫除北方各种割据势力，建立曹魏政权的基础，荀彧的功劳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功劳最大的一个人。但是，在曹操进位为魏公，公然打破刘邦确立的非刘氏不得王的封爵原则，从而表露出明显的篡汉意图时，荀彧明确表示了反对态度。最后，荀彧也因此而死。
那么，荀彧在辅佐曹操平定北方，建立霸业基础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觉得他是在兴复汉室，还是在帮助曹操建立篡汉自立的基础？他当然很清楚，他这样辅佐曹操，最后的结果必然不会是兴复汉室，而是帮助曹操建立帝王基业。
在反对曹操进位魏公之前，荀彧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兴复汉室的意图，反而多次在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时候，明确说曹操是在建立王霸之基。如果他真的是忠于汉室，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多次发生过的仍然忠于汉室的人发动的政变？
司马孚和陈泰的态度也一样。他们参与了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之变，在司马懿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的时候，也没有非常明确的表示反对。陈泰在入晋之前已死，但司马孚却完整经历了曹奂禅位给司马炎的过程，他除了“悲不自胜”之外，并没有更明确的反对。
在淮南三叛的最后一次，诸葛诞起兵反对司马氏擅权的时候，朝议甚至有让司马孚领兵前往平叛的提议。如果司马孚真的是一心一意的忠于曹魏，他这时候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诸葛诞？在西晋建立之后，他一门十王，成为司马氏篡魏的最大受益者，他为什么没有反对？
荀彧和司马孚的态度一样，虽然他们仍然在内心里自命前朝纯臣，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却从未做过任何对前朝有利的事情，反而是在各种动摇前朝政治权威的行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种内心和行动的分离，原因何在？
其实原因并不难理解。虽然他们作为儒学传世的名门望族，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始终是将自己的家族利益置于自己宣称效忠的王朝政治利益之上的。哪怕他们明知道的自己的整治行动不利于前朝的政治利益，但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家族利益，他们就会去做，哪怕是已经违背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古人云，徒托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这种有政治信仰却随时都准备在行动上背叛的人，无论怎样为自己辨白，都不能掩盖他们在政治上实际上早已经背叛了前朝的事实。这种有信仰和没有信仰又有什么区别？和毫无政治信仰、唯利是图的小人又有什么不同？一边挖着前朝的墙角，一边反反复复的表示自己仍然忠于前朝，这种人的政治节操在哪里？
鲁迅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与他接近。对荀彧、司马孚，也当作如是观。
司马孚比司马懿就小一岁，出仕比司马懿略晚，早年轨迹与司马懿极为相似。入仕之初为丞相文学掾，后为太子中庶子，入魏后先在尚书台，后来逐步转为外朝官。
但与司马懿不同的地方是，他曾受到曹植的欣赏和举荐。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曾在曹植与曹丕争储时支持过谁，否则他不太可能在储位确定后，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这是太子的重要属官。
从履历来看，司马孚的仕途是比较顺利的，一直在稳步上升，而且多数是在做司马懿担任过的职位。很有可能，就是司马懿在每次升官之后，就举荐司马孚接替自己的职位。
司马孚与司马懿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是，司马孚很像是纯粹的儒学出身的官僚，虽然并没有特别过人的文武能力，也没有立过特别大的不世之功，但他比司马懿似乎要更重视名节。
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昭下属弑杀之后，曹魏最后一位皇帝曹奂被迫禅位之时，司马孚都有悲不自胜的表现，尤其是在曹髦被弑之后政治空气特别紧张的时候，他的表现是很勇敢的，很有汉末党锢之祸那种名士的风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只是司马孚一个人前往抚哭曹髦，还有另一个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也就是陈泰。陈泰是陈群的儿子，和司马氏算是世交，也参与过高平陵之变，但却在这时候明确向司马昭提出了诛贾充以谢天下的要求。
仇鹿鸣在《魏晋之际的家族网络与政治权力》一书中特意分析过他们俩为代表的这种人在司马氏逐步取代曹魏的过程中的矛盾心态。他的主要根据是对司马孚的临终遗命的解读。
司马孚的临终遗命很简短，也很有意思:“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仇鹿鸣认为，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不伊不周，不夷不惠”八个字。什么意思呢？
伊指伊尹，是商朝的著名宰相，曾经流放过商王太甲，自摄国事，后来太甲改过，他又迎接回来，把权力交还给了太甲。伊尹开了一个重要的先例，也就是废立国君。
汉武帝去世后，霍光受遗命为辅政大臣，昭帝死时无后，霍光先是迎立了昌邑王刘贺，但只过了27天，就废黜了昌邑王，又改立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己为帝，也就是汉宣帝。
所以，历来伊霍并称，就是指要做废立之事。作为臣子，擅自废立君主，这当然是动摇一个朝代的根基，一般人是不能干的。如果有人干，往往是在为篡位做准备。汉末的时候，董卓干了一次，就是在为篡汉自立做准备。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又干了一次，废黜齐王芳，改立高贵乡公髦为帝。
周指的是周公旦，这自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曾随周武王伐纣，开创了周朝。周武王去世时，周公受命辅佐周武王幼年继位的儿子成王，竭尽全力，平定东方的叛乱，为周成王顺利继承周武王留下的权力做出了贡献。
夷指伯夷，是商朝末期的著名隐士，在周武王出兵伐纣的时候，伯夷曾专门找到周武王，表示反对推翻商朝。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建立周朝。伯夷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态度，不食周粟，就在首阳山上采挖薇蕨为生，后来饿死在首阳山中。
惠指柳下惠。柳下惠在今天往往是坐怀不乱的意思，但他能够得到孔子和孟子的很高评价是因为，他生活在鲁国，曾经担任出仕当官，但每次都因为不肯枉道事君而被罢免。他后来成为著名隐士，随遇而安，不怨不艾，无欲无求。
司马孚说“不伊不周”的意思就是说，即不做伊尹那样擅自废立君主的权臣，也不做周公那样虽然权力已经非常大，完全可以取代周成王而自立，却仍然保持自己的臣子本分，成为纯粹的纯臣。“不夷不惠”的意思则是，既不会像伯夷叔齐因为周朝灭商就不食周粟而死，也不会像柳下惠那样毫无政治原则的随遇而安，无欲无求。
综合起来，司马孚说的意思就是坚持中道而行，“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既在一定程度上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原则，但又不会特别固执、特别坚决，为此而轻易献身。司马孚死的时候曹魏早已被司马氏所取代，进入西晋，司马孚本人也成为西晋的开国元勋之一，受封为安平王，司马炎对他也是尊崇有加，但他对司马炎的这些都没有太多依恋，对自己的定位是“魏之贞士”，自然是表明了自己反对司马炎篡魏的政治态度。
仇鹿鸣认为，司马孚和陈泰的这种政治态度其实就是魏晋之际相当一部分曹魏元老功臣及其后人的政治态度，反对曹爽专政，所以支持司马懿推翻曹爽，但对之后司马懿废立曹魏皇帝，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自立为帝又非常不满。
司马孚和陈泰这种态度让我们想起谁呢？当然是司马懿的大恩人荀彧荀令君。
荀彧之于曹操，大致相当于萧何之于汉高祖，曹操能够扫除北方各种割据势力，建立曹魏政权的基础，荀彧的功劳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功劳最大的一个人。但是，在曹操进位为魏公，公然打破刘邦确立的非刘氏不得王的封爵原则，从而表露出明显的篡汉意图时，荀彧明确表示了反对态度。最后，荀彧也因此而死。
那么，荀彧在辅佐曹操平定北方，建立霸业基础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觉得他是在兴复汉室，还是在帮助曹操建立篡汉自立的基础？他当然很清楚，他这样辅佐曹操，最后的结果必然不会是兴复汉室，而是帮助曹操建立帝王基业。
在反对曹操进位魏公之前，荀彧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兴复汉室的意图，反而多次在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时候，明确说曹操是在建立王霸之基。如果他真的是忠于汉室，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多次发生过的仍然忠于汉室的人发动的政变？
司马孚和陈泰的态度也一样。他们参与了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之变，在司马懿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的时候，也没有非常明确的表示反对。陈泰在入晋之前已死，但司马孚却完整经历了曹奂禅位给司马炎的过程，他除了“悲不自胜”之外，并没有更明确的反对。
在淮南三叛的最后一次，诸葛诞起兵反对司马氏擅权的时候，朝议甚至有让司马孚领兵前往平叛的提议。如果司马孚真的是一心一意的忠于曹魏，他这时候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诸葛诞？在西晋建立之后，他一门十王，成为司马氏篡魏的最大受益者，他为什么没有反对？
荀彧和司马孚的态度一样，虽然他们仍然在内心里自命前朝纯臣，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却从未做过任何对前朝有利的事情，反而是在各种动摇前朝政治权威的行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种内心和行动的分离，原因何在？
其实原因并不难理解。虽然他们作为儒学传世的名门望族，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始终是将自己的家族利益置于自己宣称效忠的王朝政治利益之上的。哪怕他们明知道的自己的整治行动不利于前朝的政治利益，但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家族利益，他们就会去做，哪怕是已经违背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古人云，徒托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这种有政治信仰却随时都准备在行动上背叛的人，无论怎样为自己辨白，都不能掩盖他们在政治上实际上早已经背叛了前朝的事实。这种有信仰和没有信仰又有什么区别？和毫无政治信仰、唯利是图的小人又有什么不同？一边挖着前朝的墙角，一边反反复复的表示自己仍然忠于前朝，这种人的政治节操在哪里？
鲁迅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与他接近。对荀彧、司马孚，也当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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