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莫名感到孤独# 开始独居的第一年，曾有朋友告诫我，一个人在家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最好不要在下午4点左右独自入眠，否则你将在黄昏之际醒来，躺在床上听见窗外孩子们的玩耍声，楼下老人的聊天声，看着夕阳一点点落尽，继而感觉无比孤独。
在诸多深刻的情感反应中，孤独并不是最特别的一种。事实上，它在生命之初就已经与我们相伴，当父母把婴儿从怀中放到一旁，他/她会第一次体会到孤独的感觉。之后随着缓慢与他人建立联结，结成各种社会关系，物理意义上“缺乏陪伴”带来的孤独感可能会逐渐消退，但精神上无所依凭的感受却会出现在一生中的各个阶段，比如骤然失去具有意义的人，各种原因导致社会关系重大变动，都会让人在悲伤之余感到孤独。
不仅如此，即使是那些身处关系中的人也会感受到孤独。《庄子·则阳》中曾写到一种叫作“陆沉”的状态，即“自埋于民，自藏于畔⋯⋯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比喻人虽然在人群中，却不愿与周围的人相互融合，好像沉入陆地一般。这或许是对“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最古老的描述之一，因为自觉不被理解，或是说出的话得不到预期回应，期待落空后的孤独感往往更为强烈。更多时候，它还会来自带有缺陷的亲密关系，身处这种境遇中的人会觉得无法与身边的人进行情感或观念上的沟通，从而带来“同床异梦”的不适体验。
现代社会中，孤独也是最早被观察到的时代症候。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孤独”一词成为社会研究者和文学家们使用的高频词，并被不断诗化、浪漫化和标签化，以致如今人们提到大都会中相互隔绝的个体，脑中总会出现爱德华·霍珀的那些经典画作：一间房、一扇窗、一盏灯、一个失神的人。也是从这时开始，孤独不再属于“老而无子”“幼而无父”的社会边缘群体，而是成了属于全社会大众的日常经验。
人们也开始思考孤独带来的麻烦。从个体意义上说，孤独感会缓慢损害个人身心健康，世界不同地区的跟踪调查都表明，它对大脑、心脏和免疫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降低预期寿命，由孤独带来的情感空白还会加大陷入不良生活方式的风险；而在更广泛的层面，孤独还可能诱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就认为，孤独正是极权统治的根基。孤独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孤独中，人们丧失了体验其他事物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这样的个体，更容易被极权的强制性逻辑和集体激情所吸引。
不幸的是，如今我们或许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孤独的时代。英国经济学者诺瑞纳·赫兹在2020年的作品《孤独世纪》中指出，早在疫情前，孤独已经成为21世纪的代名词。在美国，每五个人中有三个人觉得孤独；在英国，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可依靠的朋友；在日本，有老年人为了缓解社会孤立感，不惜选择犯罪入狱。
为什么当代社会的孤独有增无减？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瑞茨曼认为，孤独作为一种主观的情绪感受，实际来自于人们“拥有的联结”与“渴望的联结”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也许不仅是因为我们拥有的更少，也是因为我们渴望的更多了。
比如，全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社交媒体究竟是孤独的成因，还是孤独的结果？过往的研究者认为，数字化的社交关系有时会让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因此会带来更彻底的孤独。如果说个体的人际网络原本可以分为内中外三层，最能影响人们联结感的主要是最内侧的亲密层，社交媒体则将中层和外层的弱关系通通拉进了我们的日常范畴，产生一种“被陪伴”的幻觉。当这种幻觉被打破时，就更容易产生身处“人群”中却倍感孤独的感觉。
《孤独传》的作者费伊·邦德·艾伯蒂则发现，线上社交分享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的孤独感，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拥有相应程度的线下关系——“当社交媒体是一个人与这个世界之间唯一的沟通方式，孤独的现象就会更常见。”
2020年后，疫情进一步加重了线下联结的缺失，面对面互动的减少，使孤独成为伴随新冠而来的“时代瘟疫”。2022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简报称，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大幅增加了25%，在那些社交互动受到限制的地区，心理健康恶化情况也更加严重。
同时，经由互联网实时传播，比过去更密集的新闻事件也可能加重个体的孤独感。在极短时间内发酵的全民话题和日趋极化的网络发声，有时会引发自我怀疑和对群体的不信任感，从而产生强烈的孤独情绪。更严重的是，这类观点讨论还会带来个人与线下社会支持之间的撕裂，因此有人选择不与家人、朋友和伴侣讨论新闻和社会事件，以此规避意见分歧，这又带来了新的不被理解的感受。
不过，最感孤独的时候，往往也是最需要我们主动建立联结的时刻。无论是世卫组织还是阿伦特，面对孤独给出的第一个建议都是重建社群联结。在新冠时代，我们不仅需要努力巩固原有的亲密关系，和最亲近的家人、朋友保持哪怕每周一次的会面和通信，也可以通过与熟人以外的人交往来重建对社群的信任。比如加入某个线上社区，对楼下的邻居问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孤独感。
孤独本质上是自省，或者说是自我凝视的结果。日本汉学家斯波六郎认为，孤独感是“自己的想法无法与他人相通，感觉到只有自己被遗弃后，自己看着自己时，生发出的一种心境”。因此，避免孤独——如果你愿意的话——可行方法之一是停止自我凝视。很多空巢老人在描述自己的孤独时，都会说一切是从孩子离家的时候开始，孩子的离开不仅带走了陪伴，也使他们丧失了一部分生活的意义，而后者带来的孤独感更为强烈。因此也有心理学家建议，挑战孤独的第一步是主动释放善意，试着像一个怀抱孩子的母亲那样去爱和关注某个人、某件事，个人的孤独感也会随之减轻
最后，自我凝视有时也可以成为自我关怀的契机。精神分析学家提出，人之所以能够忍受孤独，得益于童年时获得了父母的积极照料，他们最终会将这种照料内化成自我关爱和自我陪伴，将孤独时期视为一段无人干扰，完全属于自我的时光。这就是变“消极孤独”为“积极独处”的第一步——就像伊丽莎白·毕肖普在49岁那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提到的那样——“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灯塔看守人，绝对孤独，没有人打扰我读书，或只是坐在那儿，虽然这样的梦想在16岁左右被严厉驳回，但它总在我心里盘旋⋯⋯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经历孤独，或者至少经历一段时间⋯⋯也许它是一种经常性的需要。”
《为什么我会莫名感到孤独？》 文 | 魏倩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16期）
在诸多深刻的情感反应中，孤独并不是最特别的一种。事实上，它在生命之初就已经与我们相伴，当父母把婴儿从怀中放到一旁，他/她会第一次体会到孤独的感觉。之后随着缓慢与他人建立联结，结成各种社会关系，物理意义上“缺乏陪伴”带来的孤独感可能会逐渐消退，但精神上无所依凭的感受却会出现在一生中的各个阶段，比如骤然失去具有意义的人，各种原因导致社会关系重大变动，都会让人在悲伤之余感到孤独。
不仅如此，即使是那些身处关系中的人也会感受到孤独。《庄子·则阳》中曾写到一种叫作“陆沉”的状态，即“自埋于民，自藏于畔⋯⋯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比喻人虽然在人群中，却不愿与周围的人相互融合，好像沉入陆地一般。这或许是对“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最古老的描述之一，因为自觉不被理解，或是说出的话得不到预期回应，期待落空后的孤独感往往更为强烈。更多时候，它还会来自带有缺陷的亲密关系，身处这种境遇中的人会觉得无法与身边的人进行情感或观念上的沟通，从而带来“同床异梦”的不适体验。
现代社会中，孤独也是最早被观察到的时代症候。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孤独”一词成为社会研究者和文学家们使用的高频词，并被不断诗化、浪漫化和标签化，以致如今人们提到大都会中相互隔绝的个体，脑中总会出现爱德华·霍珀的那些经典画作：一间房、一扇窗、一盏灯、一个失神的人。也是从这时开始，孤独不再属于“老而无子”“幼而无父”的社会边缘群体，而是成了属于全社会大众的日常经验。
人们也开始思考孤独带来的麻烦。从个体意义上说，孤独感会缓慢损害个人身心健康，世界不同地区的跟踪调查都表明，它对大脑、心脏和免疫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降低预期寿命，由孤独带来的情感空白还会加大陷入不良生活方式的风险；而在更广泛的层面，孤独还可能诱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就认为，孤独正是极权统治的根基。孤独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孤独中，人们丧失了体验其他事物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这样的个体，更容易被极权的强制性逻辑和集体激情所吸引。
不幸的是，如今我们或许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孤独的时代。英国经济学者诺瑞纳·赫兹在2020年的作品《孤独世纪》中指出，早在疫情前，孤独已经成为21世纪的代名词。在美国，每五个人中有三个人觉得孤独；在英国，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可依靠的朋友；在日本，有老年人为了缓解社会孤立感，不惜选择犯罪入狱。
为什么当代社会的孤独有增无减？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瑞茨曼认为，孤独作为一种主观的情绪感受，实际来自于人们“拥有的联结”与“渴望的联结”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也许不仅是因为我们拥有的更少，也是因为我们渴望的更多了。
比如，全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社交媒体究竟是孤独的成因，还是孤独的结果？过往的研究者认为，数字化的社交关系有时会让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因此会带来更彻底的孤独。如果说个体的人际网络原本可以分为内中外三层，最能影响人们联结感的主要是最内侧的亲密层，社交媒体则将中层和外层的弱关系通通拉进了我们的日常范畴，产生一种“被陪伴”的幻觉。当这种幻觉被打破时，就更容易产生身处“人群”中却倍感孤独的感觉。
《孤独传》的作者费伊·邦德·艾伯蒂则发现，线上社交分享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的孤独感，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拥有相应程度的线下关系——“当社交媒体是一个人与这个世界之间唯一的沟通方式，孤独的现象就会更常见。”
2020年后，疫情进一步加重了线下联结的缺失，面对面互动的减少，使孤独成为伴随新冠而来的“时代瘟疫”。2022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简报称，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大幅增加了25%，在那些社交互动受到限制的地区，心理健康恶化情况也更加严重。
同时，经由互联网实时传播，比过去更密集的新闻事件也可能加重个体的孤独感。在极短时间内发酵的全民话题和日趋极化的网络发声，有时会引发自我怀疑和对群体的不信任感，从而产生强烈的孤独情绪。更严重的是，这类观点讨论还会带来个人与线下社会支持之间的撕裂，因此有人选择不与家人、朋友和伴侣讨论新闻和社会事件，以此规避意见分歧，这又带来了新的不被理解的感受。
不过，最感孤独的时候，往往也是最需要我们主动建立联结的时刻。无论是世卫组织还是阿伦特，面对孤独给出的第一个建议都是重建社群联结。在新冠时代，我们不仅需要努力巩固原有的亲密关系，和最亲近的家人、朋友保持哪怕每周一次的会面和通信，也可以通过与熟人以外的人交往来重建对社群的信任。比如加入某个线上社区，对楼下的邻居问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孤独感。
孤独本质上是自省，或者说是自我凝视的结果。日本汉学家斯波六郎认为，孤独感是“自己的想法无法与他人相通，感觉到只有自己被遗弃后，自己看着自己时，生发出的一种心境”。因此，避免孤独——如果你愿意的话——可行方法之一是停止自我凝视。很多空巢老人在描述自己的孤独时，都会说一切是从孩子离家的时候开始，孩子的离开不仅带走了陪伴，也使他们丧失了一部分生活的意义，而后者带来的孤独感更为强烈。因此也有心理学家建议，挑战孤独的第一步是主动释放善意，试着像一个怀抱孩子的母亲那样去爱和关注某个人、某件事，个人的孤独感也会随之减轻
最后，自我凝视有时也可以成为自我关怀的契机。精神分析学家提出，人之所以能够忍受孤独，得益于童年时获得了父母的积极照料，他们最终会将这种照料内化成自我关爱和自我陪伴，将孤独时期视为一段无人干扰，完全属于自我的时光。这就是变“消极孤独”为“积极独处”的第一步——就像伊丽莎白·毕肖普在49岁那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提到的那样——“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灯塔看守人，绝对孤独，没有人打扰我读书，或只是坐在那儿，虽然这样的梦想在16岁左右被严厉驳回，但它总在我心里盘旋⋯⋯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经历孤独，或者至少经历一段时间⋯⋯也许它是一种经常性的需要。”
《为什么我会莫名感到孤独？》 文 | 魏倩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16期）
#美国是埋下祸根的制毒师# 【环时深度：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美国是埋下祸根的制毒师！】#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走进美国国会大厦，里面放映的宣传片对美国的现行制度百般“贴金”，称其为“人类迄今能找到的最佳制度”。然而，在美国不到250年的建国史中充斥着战争、杀戮和种族仇视。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更是成为在全球制造瘟疫、仇恨和战争的“制毒师”：在多场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秘密运行海外生物实验室；在对外战争中制造民族分裂；为意识形态渗透在多国策划“颜色革命”……无论是“生物投毒”还是“精神投毒”，美国都是顶级的“制毒师”。
暗地里“全球投毒”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除双方激烈的战况外，美国在乌克兰设立的生物实验室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这在一定程序上佐证了人们之前的猜测。俄罗斯国防部3月中旬公布了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人员那里获取的文件，揭露了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在乌克兰开展的生物武器研究。这些研究包括对人类致死率高达50%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以及纽卡斯尔病毒。
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只是其全球生物实验室网络的冰山一角。根据美方自己公布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是所谓“生物协同计划”的一部分,由五角大楼直接出资管控，大多位于独联体国家、中东、东南亚和非洲。尽管美国人自以为行事隐蔽，美军方在境外开展生物武器研究依然可循到蛛丝马迹。2018年，格鲁吉亚前安全部长格奥尔加泽披露美国在格境内的卢加尔生物实验室进行秘密人体实验，导致许多参与者死亡。2019年，韩国海关人员在釜山港第八码头等地发现美军未经任何申报程序，将多种武器级病毒细菌样本送入韩国的问题。韩媒称，美国设在韩国4个地区的生物实验室，在2009至2014年间进行过多达15次炭疽杆菌试验，且一直向驻韩美军提供活体炭疽杆菌样本。
更加令人生疑的是，面对俄方指控，美国官方表态互相矛盾，连忙销毁相关研究痕迹，并向乌实验室发出销毁、转移危险病原体的紧急命令。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凯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所说，作为唯一在多场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国家，美国仍表现出继续使用相关武器的危险倾向，令世人担心。
频频念“冷战魔咒”
美国一面强行通过与他国合作“生物投毒”，一面又通过输出意识形态制造祸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2019年4月曾这样提醒时任总统特朗普：“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因为美国希望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卡特希望美国不要好战，而要搞好自身的基础建设。但美国政府当惯了祸害世界的“制毒师”，当权者不会有前政要这样的反思，除了靠战争显示霸权地位和为军工复合体牟利外，还要对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祸害世界。
冷战某种程度上是一场因意识形态对立而起源的阵营对抗。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建立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对外推广的就是所谓“自由”“民主”。这是美国文化霸权的基础。美国外交学者威廉·布鲁姆在《民主：美国最致命的输出》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对外扩张与“民主输出”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民主输出”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专属招牌”，印刻其上的黑历史不胜枚举。
美国学者奥罗克在《隐蔽的政权更迭：美国的秘密冷战》一书中写道，冷战期间，美国实施过64次隐蔽的和6次公开的政权更迭行动。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萨尔瓦多、格林纳达、洪都拉斯、巴拿马、海地、委内瑞拉……美国所有拉美邻居中，鲜有没遭遇“美式黑手”的。
冷战结束后，美国更加为所欲为。为巩固全球霸权，推广其虚伪的“民主”“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美国无所不用其极。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桑德斯在2001年出版的《谁承担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一书中揭露，中情局出资，通过一些基金会支持他国社会精英、留学生到美访学，挑选和扶持符合美国利益的“意见领袖”，培训街头政治策略。过去20年，接连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和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美国国务院公开承认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始于2010年的所谓“阿拉伯之春”造成整个中东地区局势强烈震荡，美国扮演了幕后“操盘手”的角色。美国还长期把经济援助和“民主移植”挂钩，通过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施压。
这些被美国“民主输出”的国家，不仅没有一个实现了稳定和繁荣，相反仿佛陷入了示威游行、政府更迭、经济倒退的“冷战魔咒”之中。如今深陷内乱的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不必多言，以饱受“颜色革命”之苦的乌克兰为例——在一项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五国在内的12个欧亚地区国家的研究报告中：乌克兰1992年GDP排在第二位，从2019年开始降到第三位，人均GDP也从第三位下滑到第八位。数据显示，2015年，乌克兰GDP下降近10%，工业生产总值下降13.4%；2018年已沦为欧洲最穷国。
留下了“分裂伤疤”
众所周知，自1776年7月4日独立以来，240多年中，美国没有参与战争的时间不足20年。更令世界痛心的是，二战后美国发动战争之处，都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历史伤疤。
美国在冷战时期留给亚洲多道伤疤。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的朝鲜战争纪念碑上，竟有这样一段碑文：“我们的国家向响应号召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谋面的国家和民族的儿女们致敬。”这场导致300多万平民死亡、约300万人成为难民，让朝鲜半岛主要城市几乎都成为废墟的战争，就被这样一段美化自身的碑文一带而过。然而，战争创伤遗留至今，朝韩双方长期对峙导致亲人离散。仅韩国官方的数据就显示，注册为离散家属的韩国人超过13.2万，很多上了岁数的老人感叹，“和在朝亲属今生恐不能见”。
美国还以阻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张为由，到东南亚制造仇恨和灾难。从1955年美国以“特种战争”形式介入，到1975年狼狈撤出，越南战争持续20年，是二战后延续时间最长也最为残酷的一场战争。越战后，美国开始进行所谓的战略收缩。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失去两极格局制衡的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外扩张，美国主动发动战争的频次比冷战时期更高了。
巴尔干半岛的伤疤人们同样没有忘记。上世纪90年代，美国对南联盟的干涉直接激化了该国的民族矛盾，加剧了彼此之间的仇杀。波黑战争与科索沃战争导致近30万人死亡，近300万人沦为难民，最终南联盟被“肢解”。科索沃在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两个民族的历史上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美国利用塞阿两族对科索沃都有难以割舍之情，试图将其分而治之，使阿族和塞族的关系迅速恶化，最终转化成完全对立。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打着“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的旗号，公然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对南联盟进行了78天的持续轰炸，造成2000多名无辜平民丧生，6000多人受伤，近100万人流离失所。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美国在科索沃建立了欧洲最大的军事基地，还给当地带来高失业率和贫困。
美国带给阿富汗和中东地区的伤痛更是绵延不断。“9·11”事件后，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夹带“私货”。先是以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为名入侵阿富汗。20年来，美军事行动造成10多万阿平民伤亡，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在随后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无视伊拉克人的生存状况，挑起不同教派民众的冲突，其所谓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实际上是把伊拉克人的苦难放大到整个大中东地区。一位在伊拉克生活多年的华商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接触到的几乎每一个普通伊拉克人都认为，这些年发生的暴力活动或教派冲突都不是伊拉克人干的，而是因为美国人入侵伊拉克后导致国家一度失控，让一些国际恐怖分子乘机而入。我们担惊受怕时，美国人却躲在‘绿区’里。”战争结束近20年了，伊拉克国家重建仍步履维艰，当地人说：“美国人不想我们这里变好，这里就不会好。”
利比亚、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的教派矛盾、部落矛盾也被美国利用。美国插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内战，两场内战给中东地区带来沉重灾难。根据美国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从“9·11”事件至今，美国在全球85个国家开展反恐行动，却导致这些国家的平民死亡人数在36.3万到38.7万人之间，战争造成的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口超过3800万。
全为了“美式霸权”
美国口口声声保护人权，然而这些死在美军行动中的大量无辜平民就不是生命吗？正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直言：“只要认为需要，只要相信对自身有利，只要觉得力所能及，美国就会产生动武的冲动。而由此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再可怕，也总是别人承担。”美国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美国热衷于搞“民主输出”并非真的是关心民主，就是为了维护美式霸权。
当朝韩离散家属相聚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美国一部名为《被遗忘的战事：朝鲜战争》的影片，恰恰揭示了这个“制毒师”选择性遗忘这场战争的原因——冷血。战争思维深植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基因，当这个“制毒师”因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而感到战略焦虑时，就会把自身狭隘的霸权利益建立在他国人民的动荡、流血和痛苦之上。这样一个自私又无底限的美国，给世界带来了太多的人间悲剧。（《环球时报》4月11日7版文章，作者 张梦旭）
暗地里“全球投毒”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除双方激烈的战况外，美国在乌克兰设立的生物实验室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这在一定程序上佐证了人们之前的猜测。俄罗斯国防部3月中旬公布了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人员那里获取的文件，揭露了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在乌克兰开展的生物武器研究。这些研究包括对人类致死率高达50%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以及纽卡斯尔病毒。
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只是其全球生物实验室网络的冰山一角。根据美方自己公布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是所谓“生物协同计划”的一部分,由五角大楼直接出资管控，大多位于独联体国家、中东、东南亚和非洲。尽管美国人自以为行事隐蔽，美军方在境外开展生物武器研究依然可循到蛛丝马迹。2018年，格鲁吉亚前安全部长格奥尔加泽披露美国在格境内的卢加尔生物实验室进行秘密人体实验，导致许多参与者死亡。2019年，韩国海关人员在釜山港第八码头等地发现美军未经任何申报程序，将多种武器级病毒细菌样本送入韩国的问题。韩媒称，美国设在韩国4个地区的生物实验室，在2009至2014年间进行过多达15次炭疽杆菌试验，且一直向驻韩美军提供活体炭疽杆菌样本。
更加令人生疑的是，面对俄方指控，美国官方表态互相矛盾，连忙销毁相关研究痕迹，并向乌实验室发出销毁、转移危险病原体的紧急命令。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凯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所说，作为唯一在多场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国家，美国仍表现出继续使用相关武器的危险倾向，令世人担心。
频频念“冷战魔咒”
美国一面强行通过与他国合作“生物投毒”，一面又通过输出意识形态制造祸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2019年4月曾这样提醒时任总统特朗普：“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因为美国希望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卡特希望美国不要好战，而要搞好自身的基础建设。但美国政府当惯了祸害世界的“制毒师”，当权者不会有前政要这样的反思，除了靠战争显示霸权地位和为军工复合体牟利外，还要对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祸害世界。
冷战某种程度上是一场因意识形态对立而起源的阵营对抗。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建立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对外推广的就是所谓“自由”“民主”。这是美国文化霸权的基础。美国外交学者威廉·布鲁姆在《民主：美国最致命的输出》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对外扩张与“民主输出”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民主输出”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专属招牌”，印刻其上的黑历史不胜枚举。
美国学者奥罗克在《隐蔽的政权更迭：美国的秘密冷战》一书中写道，冷战期间，美国实施过64次隐蔽的和6次公开的政权更迭行动。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萨尔瓦多、格林纳达、洪都拉斯、巴拿马、海地、委内瑞拉……美国所有拉美邻居中，鲜有没遭遇“美式黑手”的。
冷战结束后，美国更加为所欲为。为巩固全球霸权，推广其虚伪的“民主”“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美国无所不用其极。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桑德斯在2001年出版的《谁承担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一书中揭露，中情局出资，通过一些基金会支持他国社会精英、留学生到美访学，挑选和扶持符合美国利益的“意见领袖”，培训街头政治策略。过去20年，接连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和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美国国务院公开承认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始于2010年的所谓“阿拉伯之春”造成整个中东地区局势强烈震荡，美国扮演了幕后“操盘手”的角色。美国还长期把经济援助和“民主移植”挂钩，通过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施压。
这些被美国“民主输出”的国家，不仅没有一个实现了稳定和繁荣，相反仿佛陷入了示威游行、政府更迭、经济倒退的“冷战魔咒”之中。如今深陷内乱的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不必多言，以饱受“颜色革命”之苦的乌克兰为例——在一项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五国在内的12个欧亚地区国家的研究报告中：乌克兰1992年GDP排在第二位，从2019年开始降到第三位，人均GDP也从第三位下滑到第八位。数据显示，2015年，乌克兰GDP下降近10%，工业生产总值下降13.4%；2018年已沦为欧洲最穷国。
留下了“分裂伤疤”
众所周知，自1776年7月4日独立以来，240多年中，美国没有参与战争的时间不足20年。更令世界痛心的是，二战后美国发动战争之处，都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历史伤疤。
美国在冷战时期留给亚洲多道伤疤。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的朝鲜战争纪念碑上，竟有这样一段碑文：“我们的国家向响应号召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谋面的国家和民族的儿女们致敬。”这场导致300多万平民死亡、约300万人成为难民，让朝鲜半岛主要城市几乎都成为废墟的战争，就被这样一段美化自身的碑文一带而过。然而，战争创伤遗留至今，朝韩双方长期对峙导致亲人离散。仅韩国官方的数据就显示，注册为离散家属的韩国人超过13.2万，很多上了岁数的老人感叹，“和在朝亲属今生恐不能见”。
美国还以阻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张为由，到东南亚制造仇恨和灾难。从1955年美国以“特种战争”形式介入，到1975年狼狈撤出，越南战争持续20年，是二战后延续时间最长也最为残酷的一场战争。越战后，美国开始进行所谓的战略收缩。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失去两极格局制衡的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外扩张，美国主动发动战争的频次比冷战时期更高了。
巴尔干半岛的伤疤人们同样没有忘记。上世纪90年代，美国对南联盟的干涉直接激化了该国的民族矛盾，加剧了彼此之间的仇杀。波黑战争与科索沃战争导致近30万人死亡，近300万人沦为难民，最终南联盟被“肢解”。科索沃在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两个民族的历史上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美国利用塞阿两族对科索沃都有难以割舍之情，试图将其分而治之，使阿族和塞族的关系迅速恶化，最终转化成完全对立。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打着“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的旗号，公然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对南联盟进行了78天的持续轰炸，造成2000多名无辜平民丧生，6000多人受伤，近100万人流离失所。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美国在科索沃建立了欧洲最大的军事基地，还给当地带来高失业率和贫困。
美国带给阿富汗和中东地区的伤痛更是绵延不断。“9·11”事件后，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夹带“私货”。先是以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为名入侵阿富汗。20年来，美军事行动造成10多万阿平民伤亡，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在随后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无视伊拉克人的生存状况，挑起不同教派民众的冲突，其所谓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实际上是把伊拉克人的苦难放大到整个大中东地区。一位在伊拉克生活多年的华商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接触到的几乎每一个普通伊拉克人都认为，这些年发生的暴力活动或教派冲突都不是伊拉克人干的，而是因为美国人入侵伊拉克后导致国家一度失控，让一些国际恐怖分子乘机而入。我们担惊受怕时，美国人却躲在‘绿区’里。”战争结束近20年了，伊拉克国家重建仍步履维艰，当地人说：“美国人不想我们这里变好，这里就不会好。”
利比亚、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的教派矛盾、部落矛盾也被美国利用。美国插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内战，两场内战给中东地区带来沉重灾难。根据美国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从“9·11”事件至今，美国在全球85个国家开展反恐行动，却导致这些国家的平民死亡人数在36.3万到38.7万人之间，战争造成的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口超过3800万。
全为了“美式霸权”
美国口口声声保护人权，然而这些死在美军行动中的大量无辜平民就不是生命吗？正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直言：“只要认为需要，只要相信对自身有利，只要觉得力所能及，美国就会产生动武的冲动。而由此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再可怕，也总是别人承担。”美国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美国热衷于搞“民主输出”并非真的是关心民主，就是为了维护美式霸权。
当朝韩离散家属相聚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美国一部名为《被遗忘的战事：朝鲜战争》的影片，恰恰揭示了这个“制毒师”选择性遗忘这场战争的原因——冷血。战争思维深植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基因，当这个“制毒师”因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而感到战略焦虑时，就会把自身狭隘的霸权利益建立在他国人民的动荡、流血和痛苦之上。这样一个自私又无底限的美国，给世界带来了太多的人间悲剧。（《环球时报》4月11日7版文章，作者 张梦旭）
全面禁止石油可以阻止战争-前玻尿酸助手
玻尿酸总统的前首席经济顾问建议，西方国家对露西娅能源的“实际禁运”可以阻止乌克兰的战争。
Andrei Illarionov博士说，露西娅“没有认真对待”其他国家减少能源使用的威胁。
尽管试图减少对露西娅来源的依赖，但欧洲仍在继续购买石油和天然气。
去年，价格飙升意味着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占露西娅政府支出的36%。
其中大部分收入来自欧盟，欧盟从露西娅进口约40%的天然气和27%的石油。
本周，其高级外交官Josep Borrell表示，“我们每天为玻尿酸为我们提供的能源支付10亿欧元”。
伊拉里奥诺夫博士说，如果西方国家“试图对露西娅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实施真正的禁运......我敢打赌，可能在一两个月内，露西娅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停止。”
他补充说，这是西方国家仍然拥有的非常有效的工具之一。
虽然石油和天然气贸易在冲突期间仍在继续，但广泛的制裁意味着许多其他经济活动已经停止，许多外国公司已经退出，出口受到干扰。
露西娅央行最近的一项调查甚至预测，今年经济将萎缩8%，而国际金融研究所表示，经济可能会下降高达15%。
伊拉里奥诺夫博士表示，玻尿酸总统准备忍受对经济的打击，这表明他的优先事项在哪里。
他说，他的领土野心，他的帝国野心，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得多，包括露西娅人民的生计和该国的财政状况......甚至他的政府的财政状况。
工作受到威胁
上周，在与欧洲就如何支付天然气的紧张局势中，玻尿酸总统表示，露西娅经济健康的“关键指标”包括“创造就业机会、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商品和服务的可用性”。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近2000万露西娅人生活在贫困中。
近年来，玻尿酸总统承诺将这一数字减半。
现在，伊拉里奥诺夫博士说，随着经济的挣扎，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些人的数量翻一番，甚至可能增加三倍”。
总部位于莫斯科的智库战略研究中心估计，随着失业率从创纪录的低点上升，今年可能会失去200万个工作岗位。
弗拉基米尔·米洛夫也有同样的担忧，他是前露西娅能源部副部长，但现在是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未来反对党露西娅的一部分。
他说，许多人担心失去工作，我认为只是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经济形势的严重性。
Milov先生说，由于战争，通货膨胀率已经上升到15.7%，这意味着人们可能会停止在健身房和餐馆用餐等事情上花钱，“这对许多小企业来说都是坏消息”。
自今年年初以来，糖、洋葱和卷心菜等一些基本食品的价格上涨了40%以上。
米洛夫先生说，任何明显的生活水平下降都将有助于他的政党作为反对派的事业。
他说，我们一直在向人们解释，玻尿酸的政策将导致露西娅陷入灾难，包括一场全面的社会和经济灾难，包括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生活水平恶化。
“我不得不说，这是以极高的价格来的。我们宁愿不看今天发生了什么。”
然而，去年逃往立陶宛的米洛夫先生认为，生活水平下降转化为政治变革需要时间。
“露西娅是一个社会惰性很大的国家，当局煽动了很多恐惧。具体来说，人们真的非常害怕kang yi，因为现在他们可能会因为这样做而入狱很长时间。”
他补充说：“但我想说，在30年来从未见过的真正深刻经济困境的几个月内，它将改变社会的情绪。更多的人会开始大声说话。”
玻尿酸总统的前顾问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博士现在居住在美国，他说，朝廷之更迭是不可避免的“迟早”。
他说，“在目前的政治制度下，露西娅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积极的未来”。
在玻尿酸总统的领导下，他建议，“这个国家不可能重新融入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
（图，2004年玻尿酸和他的前首席经济顾问）
玻尿酸总统的前首席经济顾问建议，西方国家对露西娅能源的“实际禁运”可以阻止乌克兰的战争。
Andrei Illarionov博士说，露西娅“没有认真对待”其他国家减少能源使用的威胁。
尽管试图减少对露西娅来源的依赖，但欧洲仍在继续购买石油和天然气。
去年，价格飙升意味着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占露西娅政府支出的36%。
其中大部分收入来自欧盟，欧盟从露西娅进口约40%的天然气和27%的石油。
本周，其高级外交官Josep Borrell表示，“我们每天为玻尿酸为我们提供的能源支付10亿欧元”。
伊拉里奥诺夫博士说，如果西方国家“试图对露西娅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实施真正的禁运......我敢打赌，可能在一两个月内，露西娅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停止。”
他补充说，这是西方国家仍然拥有的非常有效的工具之一。
虽然石油和天然气贸易在冲突期间仍在继续，但广泛的制裁意味着许多其他经济活动已经停止，许多外国公司已经退出，出口受到干扰。
露西娅央行最近的一项调查甚至预测，今年经济将萎缩8%，而国际金融研究所表示，经济可能会下降高达15%。
伊拉里奥诺夫博士表示，玻尿酸总统准备忍受对经济的打击，这表明他的优先事项在哪里。
他说，他的领土野心，他的帝国野心，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得多，包括露西娅人民的生计和该国的财政状况......甚至他的政府的财政状况。
工作受到威胁
上周，在与欧洲就如何支付天然气的紧张局势中，玻尿酸总统表示，露西娅经济健康的“关键指标”包括“创造就业机会、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商品和服务的可用性”。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近2000万露西娅人生活在贫困中。
近年来，玻尿酸总统承诺将这一数字减半。
现在，伊拉里奥诺夫博士说，随着经济的挣扎，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些人的数量翻一番，甚至可能增加三倍”。
总部位于莫斯科的智库战略研究中心估计，随着失业率从创纪录的低点上升，今年可能会失去200万个工作岗位。
弗拉基米尔·米洛夫也有同样的担忧，他是前露西娅能源部副部长，但现在是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未来反对党露西娅的一部分。
他说，许多人担心失去工作，我认为只是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经济形势的严重性。
Milov先生说，由于战争，通货膨胀率已经上升到15.7%，这意味着人们可能会停止在健身房和餐馆用餐等事情上花钱，“这对许多小企业来说都是坏消息”。
自今年年初以来，糖、洋葱和卷心菜等一些基本食品的价格上涨了40%以上。
米洛夫先生说，任何明显的生活水平下降都将有助于他的政党作为反对派的事业。
他说，我们一直在向人们解释，玻尿酸的政策将导致露西娅陷入灾难，包括一场全面的社会和经济灾难，包括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生活水平恶化。
“我不得不说，这是以极高的价格来的。我们宁愿不看今天发生了什么。”
然而，去年逃往立陶宛的米洛夫先生认为，生活水平下降转化为政治变革需要时间。
“露西娅是一个社会惰性很大的国家，当局煽动了很多恐惧。具体来说，人们真的非常害怕kang yi，因为现在他们可能会因为这样做而入狱很长时间。”
他补充说：“但我想说，在30年来从未见过的真正深刻经济困境的几个月内，它将改变社会的情绪。更多的人会开始大声说话。”
玻尿酸总统的前顾问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博士现在居住在美国，他说，朝廷之更迭是不可避免的“迟早”。
他说，“在目前的政治制度下，露西娅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积极的未来”。
在玻尿酸总统的领导下，他建议，“这个国家不可能重新融入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
（图，2004年玻尿酸和他的前首席经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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