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支持放弃新冠疫苗专利 外界有赞有弹】拜登政府5日表示，支持放弃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美国放弃疫苗专利”消息震动全球，中国、俄罗斯、德国、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家和机构纷纷作出回应。支持放开专利的一方认为新冠疫苗属于公共卫生资源；反对者则强调专利权带来的利润是药企研发的动力；市场人士预计疫苗行业的泡沫会被刺破；防疫专家则指出，即使放开专利，其他药企也无法立即生产出“仿制疫苗”。
中国：坚定秉持疫苗全球公共产品的“第一属性”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6日消息，在当天的例行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及美国支持免除新冠疫苗支持产权保护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称，中方支持关注疫苗可及性问题，期待各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积极、建设性地进行讨论，争取达成有效和平衡的结果。
汪文斌表示，中方一贯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积极支持并参与疫苗国际合作，正在以不同方式向有需要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急需的疫苗。中方将继续坚定秉持疫苗全球公共产品的“第一属性”，为促进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贡献。
普京支持取消专利保护：抗疫不应利润优先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6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见副总理戈利科娃时表示，俄罗斯愿意支持取消新冠疫苗专利保护的想法。
普京表示：“我们现在听到，欧洲有这样一个想法，我认为，值得关注，完全取消新冠疫苗的专利保护。这不仅不违反，反而据我所知，符合世贸组织的一些规定，在紧急情况下取消类似的专利保护。”
普京表示，新冠疫情就是紧急情况。“我请求你们就此展开工作，当然，俄罗斯支持该想法。”普京还说，在抗击新冠疫情时应该思考的是人类的安全，而不是获得利润。
德国反对：限制疫苗生产的阻碍不是专利
针对美国提出放弃新冠疫苗专利的呼吁，德国明确表示反对。据彭博社、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德国政府发言人6日表示，美国的计划将给疫苗生产带来“严重的麻烦”，并强调“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的源泉，未来也必须如此”。该发言人还指出，限制新冠疫苗生产的因素是生产能力和高质量标准，而不是专利。
德国联邦发展部长穆勒也批评了美国的激进态度，同时呼吁美国帮助确保疫苗生产。
瑞士的观点与德国相同，即认为放开专利无助于疫苗快速及公平分发，但也没有完全反对美国的提议。瑞士联邦经济事务秘书处6日发声明指出，美国宣布支持放弃新冠疫苗专利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决定，但具体方案中还有许多重大的疑问没有得到解答。瑞士将评估美国的这一决定。
站不站美国？欧盟内部有分歧
法国和西班牙的表态与德国不同。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绝对支持”美国的这一举措，“显然，我们必须让这种疫苗成为一种全球公益产品”。马克龙认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剂量，在短期内能够为人们接种疫苗，第二件事则是与最贫穷的国家合作生产疫苗。
西班牙总理佩德罗也表示支持美国的提议，“知识产权不能成为结束新冠疫情的障碍”。
意大利外交大臣路易吉·迪·马约在推特（Twitter）上写道，美国的宣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世界需要“免费获得”疫苗的专利。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对美国的提议“持开放态度”。冯德莱恩称，27国集团（G20）准备讨论疫苗专利豁免权的想法，目前尚无定论。她强调，欧洲“准备讨论任何以有效和务实的方式解决（疫情）危机的建议”，并指出欧盟是最大的疫苗出口方，美国则“保留了大部分本土疫苗供国内使用”。
在欧盟之外，英国政府发言人称，英方正与世贸组织成员国合作解决新冠疫苗的专利问题；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称，美国的宣言是“重大新闻”；韩国官员表示一直在密切关注该问题；印度政府对美国的提案表示欢迎……但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就美国的提议作出明确表态。
WHO力挺，但这是WTO的事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称赞美国的提议是“历史性的决定”。他在推特上发文说，此举是迈向疫苗平等的一步，“在关键时刻优先考虑各地所有人的福祉”。谭德赛还称，暂时豁免疫苗专利并不是一个“慈善问题”。
新冠疫苗的动态与WHO的工作紧密相关，但美国这一提议其实来自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议程。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5日发布“支持专利豁免”声明时提到，美国将积极参与WTO“基于文本”的谈判，以实现上述目标。
上海第一财经指出，这一“基于文本”的谈判是关于放弃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一项多边贸易协定）的部分义务，需164个WTO成员方达成共识。在美国宣布提议当天，WTO日内瓦总部正召开总理事会，讨论TRIPS下疫苗专利暂时豁免的问题。当天各方未形成共识，WTO知识产权小组将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一次临时会议继续商讨，相关提案可能将在修订后于6月初提交，须获得164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方可生效。
6日，WTO新任总干事、前尼日利亚前财长伊维拉（Ngozi Okonjo-Iweala）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即私营公司与有需求的国家签订许可协议，以分享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疫苗时所需的部分、而非全部知识和设计专利。
从2020年10月开始，印度和南非就在WTO作出关于暂时免除某些TRIPS义务（专利豁免）的建议。今年1月，美国同欧盟、瑞士、英国和日本一道对此提案持批评态度。拜登就职后，美国政府态度转变，在2月份的相关会议上对这一提案表示支持。3月中旬戴琪正式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后，美国贸易办公室（USTR）开始正式推进相关工作，与辉瑞（Pfizer）、莫德纳（Moderna）等美国药企进行协调。
市场反应激烈 疫苗股大跌
美国5日发布支持“放弃专利”的声明后，辉瑞、莫德纳等药企的股价应声而跌，6日德国公布反对立场后，相关疫苗股随即反弹。辉瑞、与辉瑞联合开发新冠疫苗的德国BioNTech公司均对美国政府的提议表态，称豁免专利不会推动疫苗供应的增加。
成都《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北京时间6日，中国A股市场新冠疫苗概念股如康希诺、沃森生物、智飞生物、复星医药等个股也集体大跌。在此之前，这些疫苗股在疫情期间一直呈现大涨趋势。
专家：放开专利也无法立即生产
上海第一财经指出，目前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最为集中的是在mRNA（信使核糖核酸）领域。理论上，放开专利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该类疫苗的市场竞争。但目前尚未厘清美国会放弃哪些专利，就算放弃所有专利，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仿制出mRNA疫苗，因为该疫苗的生产需要完整的产业链，除了技术工艺，还有原材料等生产制约因素，而且操作技术细节、知识、经验等也不在专利中体现。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没有技术能力来生产这种较为先进的疫苗。
另外，美国政府宣布放弃疫苗专利还需国会确认，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来自药企及反对者的阻力。国际制药企业和协会联盟（IFPMA）就表示拜登此举是一个复杂问题的“错误答案”，该机构表示，真正的挑战是贸易障碍、供应链的瓶颈、原材料的稀缺性以及“富国开始与穷国分享疫苗的意愿”。#侨报新闻速递# https://t.cn/A6ckFNTs
中国：坚定秉持疫苗全球公共产品的“第一属性”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6日消息，在当天的例行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及美国支持免除新冠疫苗支持产权保护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称，中方支持关注疫苗可及性问题，期待各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积极、建设性地进行讨论，争取达成有效和平衡的结果。
汪文斌表示，中方一贯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积极支持并参与疫苗国际合作，正在以不同方式向有需要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急需的疫苗。中方将继续坚定秉持疫苗全球公共产品的“第一属性”，为促进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贡献。
普京支持取消专利保护：抗疫不应利润优先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6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见副总理戈利科娃时表示，俄罗斯愿意支持取消新冠疫苗专利保护的想法。
普京表示：“我们现在听到，欧洲有这样一个想法，我认为，值得关注，完全取消新冠疫苗的专利保护。这不仅不违反，反而据我所知，符合世贸组织的一些规定，在紧急情况下取消类似的专利保护。”
普京表示，新冠疫情就是紧急情况。“我请求你们就此展开工作，当然，俄罗斯支持该想法。”普京还说，在抗击新冠疫情时应该思考的是人类的安全，而不是获得利润。
德国反对：限制疫苗生产的阻碍不是专利
针对美国提出放弃新冠疫苗专利的呼吁，德国明确表示反对。据彭博社、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德国政府发言人6日表示，美国的计划将给疫苗生产带来“严重的麻烦”，并强调“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的源泉，未来也必须如此”。该发言人还指出，限制新冠疫苗生产的因素是生产能力和高质量标准，而不是专利。
德国联邦发展部长穆勒也批评了美国的激进态度，同时呼吁美国帮助确保疫苗生产。
瑞士的观点与德国相同，即认为放开专利无助于疫苗快速及公平分发，但也没有完全反对美国的提议。瑞士联邦经济事务秘书处6日发声明指出，美国宣布支持放弃新冠疫苗专利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决定，但具体方案中还有许多重大的疑问没有得到解答。瑞士将评估美国的这一决定。
站不站美国？欧盟内部有分歧
法国和西班牙的表态与德国不同。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绝对支持”美国的这一举措，“显然，我们必须让这种疫苗成为一种全球公益产品”。马克龙认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剂量，在短期内能够为人们接种疫苗，第二件事则是与最贫穷的国家合作生产疫苗。
西班牙总理佩德罗也表示支持美国的提议，“知识产权不能成为结束新冠疫情的障碍”。
意大利外交大臣路易吉·迪·马约在推特（Twitter）上写道，美国的宣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世界需要“免费获得”疫苗的专利。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对美国的提议“持开放态度”。冯德莱恩称，27国集团（G20）准备讨论疫苗专利豁免权的想法，目前尚无定论。她强调，欧洲“准备讨论任何以有效和务实的方式解决（疫情）危机的建议”，并指出欧盟是最大的疫苗出口方，美国则“保留了大部分本土疫苗供国内使用”。
在欧盟之外，英国政府发言人称，英方正与世贸组织成员国合作解决新冠疫苗的专利问题；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称，美国的宣言是“重大新闻”；韩国官员表示一直在密切关注该问题；印度政府对美国的提案表示欢迎……但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就美国的提议作出明确表态。
WHO力挺，但这是WTO的事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称赞美国的提议是“历史性的决定”。他在推特上发文说，此举是迈向疫苗平等的一步，“在关键时刻优先考虑各地所有人的福祉”。谭德赛还称，暂时豁免疫苗专利并不是一个“慈善问题”。
新冠疫苗的动态与WHO的工作紧密相关，但美国这一提议其实来自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议程。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5日发布“支持专利豁免”声明时提到，美国将积极参与WTO“基于文本”的谈判，以实现上述目标。
上海第一财经指出，这一“基于文本”的谈判是关于放弃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一项多边贸易协定）的部分义务，需164个WTO成员方达成共识。在美国宣布提议当天，WTO日内瓦总部正召开总理事会，讨论TRIPS下疫苗专利暂时豁免的问题。当天各方未形成共识，WTO知识产权小组将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一次临时会议继续商讨，相关提案可能将在修订后于6月初提交，须获得164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方可生效。
6日，WTO新任总干事、前尼日利亚前财长伊维拉（Ngozi Okonjo-Iweala）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即私营公司与有需求的国家签订许可协议，以分享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疫苗时所需的部分、而非全部知识和设计专利。
从2020年10月开始，印度和南非就在WTO作出关于暂时免除某些TRIPS义务（专利豁免）的建议。今年1月，美国同欧盟、瑞士、英国和日本一道对此提案持批评态度。拜登就职后，美国政府态度转变，在2月份的相关会议上对这一提案表示支持。3月中旬戴琪正式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后，美国贸易办公室（USTR）开始正式推进相关工作，与辉瑞（Pfizer）、莫德纳（Moderna）等美国药企进行协调。
市场反应激烈 疫苗股大跌
美国5日发布支持“放弃专利”的声明后，辉瑞、莫德纳等药企的股价应声而跌，6日德国公布反对立场后，相关疫苗股随即反弹。辉瑞、与辉瑞联合开发新冠疫苗的德国BioNTech公司均对美国政府的提议表态，称豁免专利不会推动疫苗供应的增加。
成都《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北京时间6日，中国A股市场新冠疫苗概念股如康希诺、沃森生物、智飞生物、复星医药等个股也集体大跌。在此之前，这些疫苗股在疫情期间一直呈现大涨趋势。
专家：放开专利也无法立即生产
上海第一财经指出，目前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最为集中的是在mRNA（信使核糖核酸）领域。理论上，放开专利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该类疫苗的市场竞争。但目前尚未厘清美国会放弃哪些专利，就算放弃所有专利，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仿制出mRNA疫苗，因为该疫苗的生产需要完整的产业链，除了技术工艺，还有原材料等生产制约因素，而且操作技术细节、知识、经验等也不在专利中体现。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没有技术能力来生产这种较为先进的疫苗。
另外，美国政府宣布放弃疫苗专利还需国会确认，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来自药企及反对者的阻力。国际制药企业和协会联盟（IFPMA）就表示拜登此举是一个复杂问题的“错误答案”，该机构表示，真正的挑战是贸易障碍、供应链的瓶颈、原材料的稀缺性以及“富国开始与穷国分享疫苗的意愿”。#侨报新闻速递# https://t.cn/A6ckFNTs
【评】：此文章其实，重点不在什么责任上，美国搞不好是制造病毒的源头。这里重点在这么一段话：
"有些人误解，以为中国的生物技术超过了美国。不仅美国还遥遥领先中国，英国、德国也强于中国。"他举例，二十年前，中国几乎全部进口仪器试剂，想进口而不能的部分是因为穷。十年前，中国也是绝大部分试剂要进口。今天，中国在生物技术需要的精密仪器和重要试剂，还是进口为主。
在今天，中国在生物技术，需要精密仪器和重要试剂，还是进口为主。
还有这次重症ICU，最牛逼的仪器ECMO，为什么那么贵，为什么没有全国普及甚至全球普及去救更多的人？ 因为这个ECMO设备，是三家国外公司垄断了，卖的奇贵无比。
ECMO市场由三家企业垄断，分别是美敦力（美国）、索林（德国）、迈柯唯（德国）。而值得一提的是，ECMO设备核心材料由3M公司垄断。
所以，国内一定要重视医疗设备和重要试剂这个事情，集中力量办大事，把这些核心重要的医疗精密仪器和重要试剂，进行重点攻关，争取能够造出来，把这些设备价格打下去，让中国人民普及这个技术，甚至让全球都能够受益中国的ECMO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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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美国起诉中国导致肺炎扩散，可笑又可悲！若病毒在美大流行，责任在其本身】
3月16日，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学术副所长饶毅在《饶毅科学》发表了一篇名叫《美国无可辩驳的失职》的文章，他认为，美国有人起诉中国导致疾病扩散，不仅可笑，而且可悲。如果有朝一日新冠病毒真的在美国大量流行，责任在美国本身。
饶毅:美国起诉中国导致肺炎扩散，可笑又可悲！若病毒在美大流行，责任在其本身
据美国《棕榈滩邮报》14日报道，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博卡拉顿市一家名为"伯曼律师团队"的律师事务所13日宣称对中国政府发起集体诉讼，要求中国政府赔偿数十亿美元。 对此，饶毅表示:"美国有人起诉中国导致疾病扩散，不仅可笑，而且可悲。"
新冠病毒流行过程中，美国早期没有积极应对，浪费了很多时间，从掉以轻心到现在感到无可奈何，美国有人失职是无可抵赖的事实。而这个"重要的失职"，"很容易被一般读者理解：没有及时准备检验试剂"饶毅解释到。
"这不用比较中国和美国，可以比较美国和韩国：美国每百万人口检测达到5人的今天，韩国每百万人口检测已达4000。"饶毅说，"检测病毒最常用的方法是检验病毒的核酸，检测核酸可以特异报告病毒、快速得到结果、经济适用。技术上，美国完全可以做到，而且可以比中国快比中国质量高。"
饶毅:美国起诉中国导致肺炎扩散，可笑又可悲！若病毒在美大流行，责任在其本身
在他看来，中国在2020年1月3日就新冠肺炎通报了美国政府。"我们不清楚通报说的多严重，但美国可以而且应该开始注意。"
1月上旬，中国给世界卫生组织提交新冠病毒的核酸序列，而且在共享网站公布。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Pardis Sabeti说她实验室就开始做检测方法，她赞赏中国那么早就发现了病原体、让美国可以早就做准备。
"1月23日，武汉封城。无论之前美国知道多少，到23日，就不可能不知道严重性，这之后，美国完全应该自己负责自己国家的抗疫工作。"饶毅说。
他认为，1月11日至23日，美国有足够的时间开发核酸检测方法。1月23日至30日，可以完成对多个方法和制备的比较，拿出美国认定的方法。美国CDC早就应该按情况及时批准。然后请三个大公司，或者20个中公司、50个小公司生产试剂，美国应该国家采购试剂。做的再慢，到2月中旬也应该可以有大量检验的标准试剂盒，首先供给全美的医护人员。到2月底应该有足够试剂供给全国人民。
饶毅:美国起诉中国导致肺炎扩散，可笑又可悲！若病毒在美大流行，责任在其本身
"有些人误解，以为中国的生物技术超过了美国。不仅美国还遥遥领先中国，英国、德国也强于中国。"他举例，二十年前，中国几乎全部进口仪器试剂，想进口而不能的部分是因为穷。十年前，中国也是绝大部分试剂要进口。今天，中国在生物技术需要的精密仪器和重要试剂，还是进口为主。
"那么，这次中国匆匆忙忙、被迫应战都制备了足够的检验试剂盒，而美英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居然没有做出足够本国使用的检验试剂盒，不是技术不行，而是有人失职。"饶毅谴责到。
他还谈到，开创全世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领先科学家大部分都还健在，美国最多。他们可以建议很多常用化学分子为基础的价廉物美、制造容易的标准试剂，用于提取核酸、检验核酸，完全可以在中国之前就做出来。美国批准检测试剂也慢了。德国给美国检测试剂，美国又扭扭捏捏不要，把面子放在人民健康之上。
最后，饶毅表示:"美国在其强的方面出现落后于中国的现象，不仅危害其本国人民，而且滑天下之大稽。"如果有朝一日新冠病毒真的在美国大量流行，责任在美国本身。
"有些人误解，以为中国的生物技术超过了美国。不仅美国还遥遥领先中国，英国、德国也强于中国。"他举例，二十年前，中国几乎全部进口仪器试剂，想进口而不能的部分是因为穷。十年前，中国也是绝大部分试剂要进口。今天，中国在生物技术需要的精密仪器和重要试剂，还是进口为主。
在今天，中国在生物技术，需要精密仪器和重要试剂，还是进口为主。
还有这次重症ICU，最牛逼的仪器ECMO，为什么那么贵，为什么没有全国普及甚至全球普及去救更多的人？ 因为这个ECMO设备，是三家国外公司垄断了，卖的奇贵无比。
ECMO市场由三家企业垄断，分别是美敦力（美国）、索林（德国）、迈柯唯（德国）。而值得一提的是，ECMO设备核心材料由3M公司垄断。
所以，国内一定要重视医疗设备和重要试剂这个事情，集中力量办大事，把这些核心重要的医疗精密仪器和重要试剂，进行重点攻关，争取能够造出来，把这些设备价格打下去，让中国人民普及这个技术，甚至让全球都能够受益中国的ECMO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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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美国起诉中国导致肺炎扩散，可笑又可悲！若病毒在美大流行，责任在其本身】
3月16日，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学术副所长饶毅在《饶毅科学》发表了一篇名叫《美国无可辩驳的失职》的文章，他认为，美国有人起诉中国导致疾病扩散，不仅可笑，而且可悲。如果有朝一日新冠病毒真的在美国大量流行，责任在美国本身。
饶毅:美国起诉中国导致肺炎扩散，可笑又可悲！若病毒在美大流行，责任在其本身
据美国《棕榈滩邮报》14日报道，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博卡拉顿市一家名为"伯曼律师团队"的律师事务所13日宣称对中国政府发起集体诉讼，要求中国政府赔偿数十亿美元。 对此，饶毅表示:"美国有人起诉中国导致疾病扩散，不仅可笑，而且可悲。"
新冠病毒流行过程中，美国早期没有积极应对，浪费了很多时间，从掉以轻心到现在感到无可奈何，美国有人失职是无可抵赖的事实。而这个"重要的失职"，"很容易被一般读者理解：没有及时准备检验试剂"饶毅解释到。
"这不用比较中国和美国，可以比较美国和韩国：美国每百万人口检测达到5人的今天，韩国每百万人口检测已达4000。"饶毅说，"检测病毒最常用的方法是检验病毒的核酸，检测核酸可以特异报告病毒、快速得到结果、经济适用。技术上，美国完全可以做到，而且可以比中国快比中国质量高。"
饶毅:美国起诉中国导致肺炎扩散，可笑又可悲！若病毒在美大流行，责任在其本身
在他看来，中国在2020年1月3日就新冠肺炎通报了美国政府。"我们不清楚通报说的多严重，但美国可以而且应该开始注意。"
1月上旬，中国给世界卫生组织提交新冠病毒的核酸序列，而且在共享网站公布。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Pardis Sabeti说她实验室就开始做检测方法，她赞赏中国那么早就发现了病原体、让美国可以早就做准备。
"1月23日，武汉封城。无论之前美国知道多少，到23日，就不可能不知道严重性，这之后，美国完全应该自己负责自己国家的抗疫工作。"饶毅说。
他认为，1月11日至23日，美国有足够的时间开发核酸检测方法。1月23日至30日，可以完成对多个方法和制备的比较，拿出美国认定的方法。美国CDC早就应该按情况及时批准。然后请三个大公司，或者20个中公司、50个小公司生产试剂，美国应该国家采购试剂。做的再慢，到2月中旬也应该可以有大量检验的标准试剂盒，首先供给全美的医护人员。到2月底应该有足够试剂供给全国人民。
饶毅:美国起诉中国导致肺炎扩散，可笑又可悲！若病毒在美大流行，责任在其本身
"有些人误解，以为中国的生物技术超过了美国。不仅美国还遥遥领先中国，英国、德国也强于中国。"他举例，二十年前，中国几乎全部进口仪器试剂，想进口而不能的部分是因为穷。十年前，中国也是绝大部分试剂要进口。今天，中国在生物技术需要的精密仪器和重要试剂，还是进口为主。
"那么，这次中国匆匆忙忙、被迫应战都制备了足够的检验试剂盒，而美英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居然没有做出足够本国使用的检验试剂盒，不是技术不行，而是有人失职。"饶毅谴责到。
他还谈到，开创全世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领先科学家大部分都还健在，美国最多。他们可以建议很多常用化学分子为基础的价廉物美、制造容易的标准试剂，用于提取核酸、检验核酸，完全可以在中国之前就做出来。美国批准检测试剂也慢了。德国给美国检测试剂，美国又扭扭捏捏不要，把面子放在人民健康之上。
最后，饶毅表示:"美国在其强的方面出现落后于中国的现象，不仅危害其本国人民，而且滑天下之大稽。"如果有朝一日新冠病毒真的在美国大量流行，责任在美国本身。
郑永年: 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谁主香港？ | 文化纵横
原文链接：https://t.cn/AiQMGoIp
✪ 郑永年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香港局势依然牵动人心。郑永年先生认为，事已至此，其实并不令人震惊。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他指出，在缺乏一个有效的治理主体的情况下，香港出现了某种“权力真空”，而外部势力则一直虎视眈眈。他认为，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和秩序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甚至成为香港变革的最有效阻力。这不是说不要法治，而是也要回答：谁主“法治”？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就在于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点值得香港深思。而值得中国内地深思的则是，面对今非昔比的香港，我们该如何完成第二次“回归”？文章转自“IPP评论”，原载《联合早报》，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香港的根本问题
对香港观察者来说，香港的局势发展到今天，其实也并不是那么令人震惊。这么多年来，香港的抗议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不难计算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出自不同背景、具有不同目标的抗议活动。一座城市发生如此频繁的社会抗议活动，在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实际上，抗议趋向于具有人们所说的“死磕”性质，抗议活动已经“日常生活化”了。有人说，香港是名副其实的“抗议之都”，这说法并不为过。
人们感到震惊的是抗议活动的暴力化。香港是一个富裕城市，中产阶级居多，较理性，较之其它地方，抗议相对平和。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暴力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大趋势。而这也不难理解，任何社会抗议，如果各方得不到妥协，必然以暴力终结。有太多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必然的结果。
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人们必须选择支持哪一边。但如果面向未来，人们必须花很大的精力来理解“何从何去”的问题。
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不可收场的地步？
这座城市的未来在哪里？
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
1997年香港主权从英国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那么，是中国在治理香港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实行“一国两制”，中国只享受主权，没有治权，“港人治港”，治权在行政长官和香港政府。如此，中国所享有的实际主权少而又少，表现在有限的外交领域，而在大多数领域只享有“名誉主权”。即使是驻军也只具有象征意义。就治理而言，最具有实质性的法律体系并不在中国的主权之内。
在维持“一国两制”上，中国内地并没有像西方所说的那样，积极介入香港事务。即使有介入的想法，也受“一国两制”这一“意识形态”的制约。实际的情形是，为了维持“一国两制”，内地把大量的好处向香港输送，以期维持其繁荣，至少是经济上的。有关方面也的确想做一些能够促成实质性主权的事情，但想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成过，例如早些时候的“23条”和这次的“送中条例”。社会、经济和民间层面的交流和来往大大增加，但这些可以对香港的经济发生影响，但对香港的治理制度和能力则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图片转自“IPP评论”）
▍特首与政党无有机联系
是香港政府在治理这个城市吗？也不是。这里涉及诸多制度设计因素。就权力结构来说，香港实行权力分立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哪些权力在香港行政当局？
立法方面只有不到一半的权力可以说属于行政当局，并且这一半权力还是通过“建制派”而达成。
行政当局对司法则完全没有权力，整个司法系统几乎仍然掌握在“隐居”起来的“港英当局”手中。
即使是行政系统，除了特首，也仍然是从港英当局“整体”接收而来。
就政治权力的来源来说，问题更大，因为香港基本上“无政党政治”，即特首的产生和政党之间没有必然的有机联系。在实践层面，特首不得不把“公务员”体系当作政党使用。在运作过程中，这使得行政中立成为不可能。一旦特首被“政治化”，公务员系统也不得不政治化（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并且这种政治化更有可能和特首的政治意向背道而驰。这次公务员系统很多人公开向特区政府施加压力，分歧表露无遗。
因为没有坚实的政治（政党）支持，这些年来，特区政府很难有所作为。试问特区政府通过了几项有效的法律和政策？历任特首都想有所作为，但就是没有好结果。即使是具有善意、实际上也能改善香港状况的政策，也很难有好的结果。首任特首董建华的住房政策的流产，就是很好的案例。
是香港人民在治理香港吗？也显然不是。香港人一直在争取他们理想中的“港人治港”，即“双普选”。但因为各方面的较量，迄今并没有什么结果。（不过，应当指出“双普选”也只是一个理想的“设想”，因为也有太多的经验表明，即使实现了“普选”，也并不见得会出现有效的治理。）
更为严重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来争取既定目标的达成，这个过程本身具有很大的问题。其一，“众口难调”，不能达成妥协，人们产生了“一步到位”的政改幻想。在争取过程中，抗议者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实现他们的诉求，但因为没有妥协，所有机会都付之东流。其二，抗议演变成暴力，发展成为破坏性极强的“为了抗议而抗议”的社会运动，或者运动型社会。如此，就形成了抗议者“你不顺我意，我也绝对不让你做事情”的心态，造成了政府和抗议者之间的严重对立局面。
▍外国势力一直都在
那么是外国势力在主宰香港吗？
要清楚地意识到，香港是国际化的都市，外国势力的存在和介入并不奇怪。长期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是东方信息中心，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有强大势力的存在。但只要香港是开放的，外国势力一定会在，并且也会努力地去影响香港的发展。这是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所需要关切的是特区政府是否有能力来遏制这些外国势力的负面影响。
就外国势力来说，这里尤其要强调英国的角色，因为香港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就英国对香港的影响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只是从一个英国的“直接殖民地”转变成为英国的“间接殖民地”。除了一些文字变化和字面文章（甚至包括《基本法》），九七回归之时，香港什么都没有改变，照单全收。回归之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制度上的变化）来体现港人自治，或者中国主权。各方所努力秉持的只是香港的“法治”。
无疑，“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是香港秩序的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不仅如此，因为是“间接殖民地”，英国或者其他外国势力只坐收渔翁之利，而不用负任何责任。
今天，这套“法治”体系已经演变成外国势力固若金汤的“话语权”，它既是特区政府最有效的“监督者”，也是香港变化的最有效阻力。
不过，这绝对不意味着这套“法治”需要退出历史舞台。这里的问题也是“谁主”“法治”？比较一下二战之后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的不同作为，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如何处理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制度遗产了。
战后，在反殖民地统治胜利，取得独立之后，一些国家完全保留了原来殖民地的制度，并且跟着殖民地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没有很成功的案例，失败的案例则比比皆是。但也有很多国家实行了“去殖民地化”。不过，因为“去殖民地化”方式不同，结果有好有坏。一些国家简单粗暴，废除了所有制度遗产，而新的制度（尤其是能够有效运作的制度）又建立不起来，不仅影响了和西方的关系，也制约了本地各方面的发展。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但在另一些国家，也进行了“反殖民地化”，但不仅能够保留一些积极的殖民地遗产，促进本地的发展，也能够和西方搞好关系。新加坡最为典型。在独立之后，对原来殖民地遗产进行了有效去殖民地化，在保留了积极的遗产的同时，去除了其消极面。就“法治”而言，没有人会否认新加坡的“法治”体系，是在殖民地遗产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只有几个字：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在涉及主权和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从来毫不含糊，总是竭尽全力保护之，甚至不怕“得罪”任何一个国家。这和香港的“法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很大程度上说，香港的“法治”能够有效保护原来殖民地者利益，但很难增进香港本身的利益。
▍治权不在香港人手里
自然，这套“法治”的维持也和香港本身的既得利益有关。这里的问题是，香港是这些既得利益在统治吗？可能也不是。很显然，他们理论上是香港的统治精英，并且香港的发展是他们的切身利益。但同样是因为制度设计缺陷所致，这个既得利益阶层只追求利益，但不用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这些年来，往往出现既得利益者“有利益一哄而上，面临问题全身而退”的局面。“法治”对既得利益而言具有同样的逻辑，即“法治”是保护他们利益免受损失的最有效武器。考虑到现在香港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是在港英当局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个逻辑并不难理解。
对所有这些情况，中国内地并非不了解，也因此急着加以改变。但现实主义地看，因为是实行“一国两制”，内地很难改变往日香港的殖民地遗产，只有香港本身才有这个能力。不过，现实似乎刚好相反。如上所述，因为各种制度因素，治权并不在香港人手里，也不在特区政府或者香港社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香港人把这种局面归咎于中央政府，也因此把矛头对准了中央政府。在实际层面，回归之后，殖民地式的教育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从前的民主运动还有些“反英”的味道，现在则转向了反祖国大陆。国家认同完全走向了反面。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年来抗议者的主体便是九七回归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也是现在“港独”力量的主体。
正因为如此，本来是一体的“一国”和“两制”便分离开来，内地方面强调“一国”，香港方面则强调“两制”，而特区政府夹在中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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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香港局势依然牵动人心。郑永年先生认为，事已至此，其实并不令人震惊。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他指出，在缺乏一个有效的治理主体的情况下，香港出现了某种“权力真空”，而外部势力则一直虎视眈眈。他认为，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和秩序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甚至成为香港变革的最有效阻力。这不是说不要法治，而是也要回答：谁主“法治”？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就在于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点值得香港深思。而值得中国内地深思的则是，面对今非昔比的香港，我们该如何完成第二次“回归”？文章转自“IPP评论”，原载《联合早报》，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香港的根本问题
对香港观察者来说，香港的局势发展到今天，其实也并不是那么令人震惊。这么多年来，香港的抗议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不难计算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出自不同背景、具有不同目标的抗议活动。一座城市发生如此频繁的社会抗议活动，在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实际上，抗议趋向于具有人们所说的“死磕”性质，抗议活动已经“日常生活化”了。有人说，香港是名副其实的“抗议之都”，这说法并不为过。
人们感到震惊的是抗议活动的暴力化。香港是一个富裕城市，中产阶级居多，较理性，较之其它地方，抗议相对平和。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暴力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大趋势。而这也不难理解，任何社会抗议，如果各方得不到妥协，必然以暴力终结。有太多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必然的结果。
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人们必须选择支持哪一边。但如果面向未来，人们必须花很大的精力来理解“何从何去”的问题。
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不可收场的地步？
这座城市的未来在哪里？
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
1997年香港主权从英国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那么，是中国在治理香港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实行“一国两制”，中国只享受主权，没有治权，“港人治港”，治权在行政长官和香港政府。如此，中国所享有的实际主权少而又少，表现在有限的外交领域，而在大多数领域只享有“名誉主权”。即使是驻军也只具有象征意义。就治理而言，最具有实质性的法律体系并不在中国的主权之内。
在维持“一国两制”上，中国内地并没有像西方所说的那样，积极介入香港事务。即使有介入的想法，也受“一国两制”这一“意识形态”的制约。实际的情形是，为了维持“一国两制”，内地把大量的好处向香港输送，以期维持其繁荣，至少是经济上的。有关方面也的确想做一些能够促成实质性主权的事情，但想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成过，例如早些时候的“23条”和这次的“送中条例”。社会、经济和民间层面的交流和来往大大增加，但这些可以对香港的经济发生影响，但对香港的治理制度和能力则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图片转自“IPP评论”）
▍特首与政党无有机联系
是香港政府在治理这个城市吗？也不是。这里涉及诸多制度设计因素。就权力结构来说，香港实行权力分立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哪些权力在香港行政当局？
立法方面只有不到一半的权力可以说属于行政当局，并且这一半权力还是通过“建制派”而达成。
行政当局对司法则完全没有权力，整个司法系统几乎仍然掌握在“隐居”起来的“港英当局”手中。
即使是行政系统，除了特首，也仍然是从港英当局“整体”接收而来。
就政治权力的来源来说，问题更大，因为香港基本上“无政党政治”，即特首的产生和政党之间没有必然的有机联系。在实践层面，特首不得不把“公务员”体系当作政党使用。在运作过程中，这使得行政中立成为不可能。一旦特首被“政治化”，公务员系统也不得不政治化（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并且这种政治化更有可能和特首的政治意向背道而驰。这次公务员系统很多人公开向特区政府施加压力，分歧表露无遗。
因为没有坚实的政治（政党）支持，这些年来，特区政府很难有所作为。试问特区政府通过了几项有效的法律和政策？历任特首都想有所作为，但就是没有好结果。即使是具有善意、实际上也能改善香港状况的政策，也很难有好的结果。首任特首董建华的住房政策的流产，就是很好的案例。
是香港人民在治理香港吗？也显然不是。香港人一直在争取他们理想中的“港人治港”，即“双普选”。但因为各方面的较量，迄今并没有什么结果。（不过，应当指出“双普选”也只是一个理想的“设想”，因为也有太多的经验表明，即使实现了“普选”，也并不见得会出现有效的治理。）
更为严重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来争取既定目标的达成，这个过程本身具有很大的问题。其一，“众口难调”，不能达成妥协，人们产生了“一步到位”的政改幻想。在争取过程中，抗议者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实现他们的诉求，但因为没有妥协，所有机会都付之东流。其二，抗议演变成暴力，发展成为破坏性极强的“为了抗议而抗议”的社会运动，或者运动型社会。如此，就形成了抗议者“你不顺我意，我也绝对不让你做事情”的心态，造成了政府和抗议者之间的严重对立局面。
▍外国势力一直都在
那么是外国势力在主宰香港吗？
要清楚地意识到，香港是国际化的都市，外国势力的存在和介入并不奇怪。长期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是东方信息中心，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有强大势力的存在。但只要香港是开放的，外国势力一定会在，并且也会努力地去影响香港的发展。这是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所需要关切的是特区政府是否有能力来遏制这些外国势力的负面影响。
就外国势力来说，这里尤其要强调英国的角色，因为香港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就英国对香港的影响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只是从一个英国的“直接殖民地”转变成为英国的“间接殖民地”。除了一些文字变化和字面文章（甚至包括《基本法》），九七回归之时，香港什么都没有改变，照单全收。回归之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制度上的变化）来体现港人自治，或者中国主权。各方所努力秉持的只是香港的“法治”。
无疑，“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是香港秩序的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不仅如此，因为是“间接殖民地”，英国或者其他外国势力只坐收渔翁之利，而不用负任何责任。
今天，这套“法治”体系已经演变成外国势力固若金汤的“话语权”，它既是特区政府最有效的“监督者”，也是香港变化的最有效阻力。
不过，这绝对不意味着这套“法治”需要退出历史舞台。这里的问题也是“谁主”“法治”？比较一下二战之后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的不同作为，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如何处理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制度遗产了。
战后，在反殖民地统治胜利，取得独立之后，一些国家完全保留了原来殖民地的制度，并且跟着殖民地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没有很成功的案例，失败的案例则比比皆是。但也有很多国家实行了“去殖民地化”。不过，因为“去殖民地化”方式不同，结果有好有坏。一些国家简单粗暴，废除了所有制度遗产，而新的制度（尤其是能够有效运作的制度）又建立不起来，不仅影响了和西方的关系，也制约了本地各方面的发展。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但在另一些国家，也进行了“反殖民地化”，但不仅能够保留一些积极的殖民地遗产，促进本地的发展，也能够和西方搞好关系。新加坡最为典型。在独立之后，对原来殖民地遗产进行了有效去殖民地化，在保留了积极的遗产的同时，去除了其消极面。就“法治”而言，没有人会否认新加坡的“法治”体系，是在殖民地遗产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只有几个字：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在涉及主权和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从来毫不含糊，总是竭尽全力保护之，甚至不怕“得罪”任何一个国家。这和香港的“法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很大程度上说，香港的“法治”能够有效保护原来殖民地者利益，但很难增进香港本身的利益。
▍治权不在香港人手里
自然，这套“法治”的维持也和香港本身的既得利益有关。这里的问题是，香港是这些既得利益在统治吗？可能也不是。很显然，他们理论上是香港的统治精英，并且香港的发展是他们的切身利益。但同样是因为制度设计缺陷所致，这个既得利益阶层只追求利益，但不用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这些年来，往往出现既得利益者“有利益一哄而上，面临问题全身而退”的局面。“法治”对既得利益而言具有同样的逻辑，即“法治”是保护他们利益免受损失的最有效武器。考虑到现在香港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是在港英当局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个逻辑并不难理解。
对所有这些情况，中国内地并非不了解，也因此急着加以改变。但现实主义地看，因为是实行“一国两制”，内地很难改变往日香港的殖民地遗产，只有香港本身才有这个能力。不过，现实似乎刚好相反。如上所述，因为各种制度因素，治权并不在香港人手里，也不在特区政府或者香港社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香港人把这种局面归咎于中央政府，也因此把矛头对准了中央政府。在实际层面，回归之后，殖民地式的教育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从前的民主运动还有些“反英”的味道，现在则转向了反祖国大陆。国家认同完全走向了反面。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年来抗议者的主体便是九七回归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也是现在“港独”力量的主体。
正因为如此，本来是一体的“一国”和“两制”便分离开来，内地方面强调“一国”，香港方面则强调“两制”，而特区政府夹在中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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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限制，未尽全文，原文链接：https://t.cn/AiQMGo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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