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郑晓龙筹拍《芈月传》，请孙俪演芈月，却遭到了拒绝，而黄轩去试镜，却遭到了郑晓龙的拒绝和奚落：你就不会演戏。
当年《甄嬛传》爆火后，郑晓龙就想趁热打铁，以原班人马继续拍摄《芈月传》，但是这时候，投资方突然找到郑晓龙说：
“你先别忙着拍《芈月传》，先去拍《红高粱》，我已经谈下了周迅的档期，她现在愿意拍电视剧了！”
郑晓龙一听周迅愿意来，也改变了主意，他一直都想和周迅合作，拍《甄嬛传》时，甄嬛的人选他第一个找的就是周迅。
但是当时的周迅主攻电影，根本不想拍电视剧，因此拒绝了郑晓龙，这才成就了孙俪。
拍完《红高粱》后，郑晓龙觉得在剧中饰演“玉郎”的曹征演得特别好，就对曹征说：
“你先别接别的戏，我马上要拍《芈月传》，会给你在里面留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等我的通知。”
曹征特别高兴，什么戏也不接了，就在家等郑晓龙的消息。
郑晓龙筹拍《芈月传》时，再想用《甄嬛传》的原班人马已经不太可能了，因为大家都红了，都接了不少戏，根本凑不到一起了。
但是女主角芈月的人选，郑晓龙还是想让孙俪来演，但却遭到了孙俪的拒绝，原因有两点：
一是孙俪拍完《甄嬛传》后就怀孕了，现在孩子还小，她不想离开孩子。
二就是孙俪觉得芈月这个角色跟甄嬛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担心观众会产生审美疲劳。
郑晓龙劝孙俪说：“你先看看剧本，芈月和甄嬛是不一样的，她是有突破的。
孩子你得让邓超看啊，你想想，你生孩子已经够辛苦的了，看孩子他还不得出点力，他最近不是没接戏嘛，有的是时间！
你好好考虑考虑，我真的觉得你特别适合芈月。”
孙俪看了剧本后，答应了出演芈月。
为揣摩芈月君临天下的气场，孙俪还经常会逼着邓超演给自己看，因为邓超演过不少帝王角色。
孙俪的芈月演得特别好，但是到了后期配音阶段，孙俪想要自己配音却再次遭到郑晓龙的拒绝。
《甄嬛传》时，郑晓龙就拒绝过孙俪为甄嬛配音，因为郑晓龙觉得孙俪的原声还是差点意思，专门找来了季冠霖帮她配音。
2012年，孙俪就因为《甄嬛传》没有用原声而错失了白玉兰视后，输给了在《悬崖》中用原声的小宋佳。
《甄嬛传》大火，却没有拿到最佳女主角，这么遗憾的事情，估计是白玉兰奖项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
于是，在孙俪第二次有作品入围白玉兰奖时，就将最佳女主角补发给了她。
可这时候又出问题了，因为这一年呼声最高的是《父母爱情》的梅婷。
事后，梅婷发文 暗 讽“真没劲！”
孙俪虽然凭借《辣妈正传》得到了白玉兰最佳女主角，但也有遗憾吧。
芈月的姐姐芈姝这个角色，郑晓龙邀请了刚刚合作完《红高粱》的秦海璐出演，但却遭到了秦海璐的拒绝。
秦海璐之所以拒绝郑晓龙是因为想帮自己的好闺蜜刘涛一把，当时刘涛的老公王珂 破 产了，欠下了 四 亿 的 债 务。
刘涛为了还钱只能复出拍戏，秦海璐就向郑晓龙推荐了刘涛。
刘涛拍摄《芈月传》时，片酬是40万一集，仅次于孙俪，但因为限 薪 令的影响，最后到手的只有2800万。
刘涛对这个事情很无奈，在采访时说到：“我们做演员真的很辛苦的，挣得都是血 汗 钱！
演员这个行业，钱也不是那么好赚的，背后的辛苦，很多人都不知道，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确定了刘涛后，郑晓龙又联系了曹征：“我把剧本发给你了，你看一下。”
曹征一看剧本，顿时内心里哇凉哇凉的，觉得自己上了郑晓龙的当，因为他要演的是一个昏庸好色还有狐臭的王。
曹征觉得这样的角色太容易让观众嫌弃了，自己已经因为演“玉郎”被大家嫌弃一回了，就不想演这个角色。
于是曹征找到郑晓龙说：“导演，你能给我换个角色吗？”
郑晓龙：“不行！这个角色虽然有些招人嫌，也不好演，但是发挥空间很大，你要是演好了，对你以后的演艺之路有很大的帮助。”
郑晓龙都这样说了，曹征也不好再拒绝，只能接了。
《芈月传》播出的前几集，楚怀王还是太子时，许多网友评论：“导演眼瞎了吗？怎么找个长成这样的演员来演楚怀王？”
没想到后来看着看着，大家突然觉得这个演员演得还挺有意思的，纷纷感慨：“导演太会选演员了吧！”
《芈月传》选角时，黄轩自告奋勇前去试镜。
郑晓龙让黄轩试了一段戏。
黄轩演完后，郑晓龙对黄轩说：“按理说你已经演过几年的戏了，可是我怎么感觉你完全不会演戏啊！还不如上部戏的表现呢！”
黄轩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好朋友蒋雯丽。
蒋雯丽立马给郑晓龙打去了电话，之后黄轩就出演了芈月的初恋春申君黄歇及她后来的男宠魏丑夫。
《芈月传》播出后，也成了当年的爆款。
但也有人觉得《芈月传》女主角芈月的光环太强大，孙俪演得太过了，远不如《甄嬛传》。
大家觉得孙俪演的《甄嬛传》和《芈月传》哪部更经典？
当年《甄嬛传》爆火后，郑晓龙就想趁热打铁，以原班人马继续拍摄《芈月传》，但是这时候，投资方突然找到郑晓龙说：
“你先别忙着拍《芈月传》，先去拍《红高粱》，我已经谈下了周迅的档期，她现在愿意拍电视剧了！”
郑晓龙一听周迅愿意来，也改变了主意，他一直都想和周迅合作，拍《甄嬛传》时，甄嬛的人选他第一个找的就是周迅。
但是当时的周迅主攻电影，根本不想拍电视剧，因此拒绝了郑晓龙，这才成就了孙俪。
拍完《红高粱》后，郑晓龙觉得在剧中饰演“玉郎”的曹征演得特别好，就对曹征说：
“你先别接别的戏，我马上要拍《芈月传》，会给你在里面留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等我的通知。”
曹征特别高兴，什么戏也不接了，就在家等郑晓龙的消息。
郑晓龙筹拍《芈月传》时，再想用《甄嬛传》的原班人马已经不太可能了，因为大家都红了，都接了不少戏，根本凑不到一起了。
但是女主角芈月的人选，郑晓龙还是想让孙俪来演，但却遭到了孙俪的拒绝，原因有两点：
一是孙俪拍完《甄嬛传》后就怀孕了，现在孩子还小，她不想离开孩子。
二就是孙俪觉得芈月这个角色跟甄嬛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担心观众会产生审美疲劳。
郑晓龙劝孙俪说：“你先看看剧本，芈月和甄嬛是不一样的，她是有突破的。
孩子你得让邓超看啊，你想想，你生孩子已经够辛苦的了，看孩子他还不得出点力，他最近不是没接戏嘛，有的是时间！
你好好考虑考虑，我真的觉得你特别适合芈月。”
孙俪看了剧本后，答应了出演芈月。
为揣摩芈月君临天下的气场，孙俪还经常会逼着邓超演给自己看，因为邓超演过不少帝王角色。
孙俪的芈月演得特别好，但是到了后期配音阶段，孙俪想要自己配音却再次遭到郑晓龙的拒绝。
《甄嬛传》时，郑晓龙就拒绝过孙俪为甄嬛配音，因为郑晓龙觉得孙俪的原声还是差点意思，专门找来了季冠霖帮她配音。
2012年，孙俪就因为《甄嬛传》没有用原声而错失了白玉兰视后，输给了在《悬崖》中用原声的小宋佳。
《甄嬛传》大火，却没有拿到最佳女主角，这么遗憾的事情，估计是白玉兰奖项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
于是，在孙俪第二次有作品入围白玉兰奖时，就将最佳女主角补发给了她。
可这时候又出问题了，因为这一年呼声最高的是《父母爱情》的梅婷。
事后，梅婷发文 暗 讽“真没劲！”
孙俪虽然凭借《辣妈正传》得到了白玉兰最佳女主角，但也有遗憾吧。
芈月的姐姐芈姝这个角色，郑晓龙邀请了刚刚合作完《红高粱》的秦海璐出演，但却遭到了秦海璐的拒绝。
秦海璐之所以拒绝郑晓龙是因为想帮自己的好闺蜜刘涛一把，当时刘涛的老公王珂 破 产了，欠下了 四 亿 的 债 务。
刘涛为了还钱只能复出拍戏，秦海璐就向郑晓龙推荐了刘涛。
刘涛拍摄《芈月传》时，片酬是40万一集，仅次于孙俪，但因为限 薪 令的影响，最后到手的只有2800万。
刘涛对这个事情很无奈，在采访时说到：“我们做演员真的很辛苦的，挣得都是血 汗 钱！
演员这个行业，钱也不是那么好赚的，背后的辛苦，很多人都不知道，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确定了刘涛后，郑晓龙又联系了曹征：“我把剧本发给你了，你看一下。”
曹征一看剧本，顿时内心里哇凉哇凉的，觉得自己上了郑晓龙的当，因为他要演的是一个昏庸好色还有狐臭的王。
曹征觉得这样的角色太容易让观众嫌弃了，自己已经因为演“玉郎”被大家嫌弃一回了，就不想演这个角色。
于是曹征找到郑晓龙说：“导演，你能给我换个角色吗？”
郑晓龙：“不行！这个角色虽然有些招人嫌，也不好演，但是发挥空间很大，你要是演好了，对你以后的演艺之路有很大的帮助。”
郑晓龙都这样说了，曹征也不好再拒绝，只能接了。
《芈月传》播出的前几集，楚怀王还是太子时，许多网友评论：“导演眼瞎了吗？怎么找个长成这样的演员来演楚怀王？”
没想到后来看着看着，大家突然觉得这个演员演得还挺有意思的，纷纷感慨：“导演太会选演员了吧！”
《芈月传》选角时，黄轩自告奋勇前去试镜。
郑晓龙让黄轩试了一段戏。
黄轩演完后，郑晓龙对黄轩说：“按理说你已经演过几年的戏了，可是我怎么感觉你完全不会演戏啊！还不如上部戏的表现呢！”
黄轩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好朋友蒋雯丽。
蒋雯丽立马给郑晓龙打去了电话，之后黄轩就出演了芈月的初恋春申君黄歇及她后来的男宠魏丑夫。
《芈月传》播出后，也成了当年的爆款。
但也有人觉得《芈月传》女主角芈月的光环太强大，孙俪演得太过了，远不如《甄嬛传》。
大家觉得孙俪演的《甄嬛传》和《芈月传》哪部更经典？
“仁政” 走向 “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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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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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将心比心，太过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注定自己不好受。所以啊，余生没那么长，请你忠于自己，活得还像自己过去的，别再遗憾；未来的，无须忧虑；现在的，加倍珍惜赚钱的时候别矫情，花钱的时候别磨叽，生活真的不会因为你哭泣而对你温柔，但你可以通过努力而活的风情万种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享受精致生活的仪式感，无关金钱，只为心情不要抱怨生活给予了太多的磨难，学会平静地接受现实，学会对自己说声顺其自然，学会坦然地面对厄运，学会积极地看待人生，学会凡事都往好处想你所坚持的，总有一天会反过来拥抱你世间所有美好，都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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