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碳中和碳达峰##碳中和##碳达峰##绿色低碳##低碳转型#
【为什么要建设“工业互联网双碳园区”？】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工业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也是我国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领域。园区作为工业企业集聚发展的核心单元，既是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调整升级的空间承载形式，也是我国构建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格局、贯彻落实“双碳”战略的关键落脚点。
什么是“碳达峰、碳中和”？
碳达峰是指碳排放量达峰，即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某一个时期达到历史最高值，之后逐步降低。碳达峰是一个过程，即碳排放首先进入平台期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之后进入平稳下降阶段。
碳中和即为二氧化碳净零排放，指的是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与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吸收量在一定时期内达到平衡。碳中和机理即为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方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通过CCUS（碳的捕集、利用与封存）、生物能源等技术以及造林/再造林等方式增加二氧化碳吸收。碳达峰是碳中和实现的前提，碳达峰的时间和峰值高低会直接影响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难易程度。
为什么园区是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关键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工业园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为中国的产业经济发展探索了成功的经验与模式，同时，园区也是我国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承载平台。
园区是工业领域绿色转型与节能降碳的主战场。工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即GDP）超过100万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达31.3万亿元，在GDP中占比30.8%。然而，工业领域也是我国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重要领域，2020年，我国工业领域碳排放总量为79亿吨（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69%）、总能耗32亿吨标煤（占全国总能耗的65.5%），因此，强化工业碳减排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意义重大。工业园区作为工业企业集聚区，为工业企业提供了大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产业集约化发展和资源聚集的区域性关键承载平台。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各类产业园区超2万个，园区经济对全国经济贡献的增长率已经超过30%。与此同时，工业园区的耗能约占全社会总耗能的69%，碳排放占全国总排放约31%。因此，将工业园区定为精准减排的落脚点、攻坚区，确保节能、减耗、提质、减碳工作的落实，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
工业园区是培育绿色创新产业集群的核心抓手。园区是工业要素精准对接和高效配置的重要平台，是产业集群集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载体。通过充分发挥园区绿色低碳产业和资源聚集化的关键优势，实现供热、供电、污水处理等绿色低碳公共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以及工业互联网等一体化绿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流动共享，助力园区优化绿色产业链协同布局，推动园区产业循环链接，促进区域能源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综合利用。同时，通过打造园区绿色低碳循环新服务模式和管理理念应用，促进绿色低碳产业、技术、人才、数据等资源聚集，助力园区企业实现节能降碳模式创新、高效运营，从而培育壮大工业绿色发展新动能，促进工业领域绿色可持续发展。
工业园区未来节能减排潜力巨大。目前，园区作为城市碳排放最集中的空间，虽然直接和间接碳排放均占比较大，但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依旧存在很大提升空间。一是产业产能结构优化方面。目前部分园区未进行科学的产业规划，存在工业共生形态发育不良、产业延伸不足且链接不充分、产业链低碳化发展水平较低、产能结构性过剩等问题，尚未形成绿色低碳持续发展动力。二是园区能源管理水平方面。部分园区缺少对能源结构、产品工艺、加工过程的精细化管理，园区内能源监测、数据分析、优化处理和统一调度等管理过程智慧化水平较低。三是园区资源利用效率方面。部分园区资源配置结构不完善，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园区微电网、园区清洁能源利用等方面缺少前瞻性布局，园区内部与外部的原料、再生、固废等资源的有效协同需进一步增强。
针对以上问题，园区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造信息化、专业化、智慧化的节能降碳方式，利用数字技术加快推进工业领域低碳工艺革新和数字化转型，全面推进减污降碳和能源资源高效利用，以更加精细、动态的方式推动工业园区节能降耗、提质增效，从而促进工业领域绿色高质量发展。
工业互联网能给“双碳”园区建设带来哪些价值？
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经济深度融合的新型基础设施、应用模式和工业生态，通过对人、机、物、系统等的全面连接，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新制造和服务体系，为工业乃至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实现途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石。
工业互联网不是互联网在工业的简单应用，而是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它以网络为基础、平台为中枢、数据为要素、安全为保障，既是工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基础设施，也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应用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新业态、新产业，将重塑企业形态、供应链和产业链。
当前，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向国民经济重点行业广泛拓展，形成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六大新模式，赋能、赋智、赋值作用不断显现，有力促进了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降本、绿色、安全发展。
工业互联网可在促进园区企业实现生产力提升与工作效率提升的同时，显著减少能源使用和碳排放。通过赋能产品碳足迹、园区综合能源调控、园区“双碳”智能化管理等新模式的构建，实现园区企业绿色化改造升级、园区和产业集群绿色发展、园区产品供给绿色化转型以及以园区为核心的绿色生态体系构建等发展需求。
助力园区能源结构优化、绿色升级、精细管理。通过工业互联网一体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能源、碳排放等数据的计量、核算精度和可信度，持续推进生产流程和工艺的绿色化、数字化升级，全面促进园区的能源系统优化与节能管理能力提升。助力园区实现绿色能源的调度优化，推进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园区增量配电网、微电网和分布式电源，助力园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赋能园区资源高效利用、优化管理、智能协作。园区利用工业互联网实现再生资源高值化循环利用新模式，推动建立再生资源供应链，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助力园区以资源高效配置带动生产过程碳排放降低。园区通过工业互联网助力企业构建数据支撑、网络共享、智能协作的绿色产业管理体系。强化园区内部、园区与外部组织之间的循环链接，促进资源有效、协同供给，提高资源利用水平。
推动园区绿色结构转型、集群构建、协同发展。园区将通过工业互联网优化绿色产业链协同布局，推动园区各产业之间相互协调、产业结构转换、产能过剩分析和预警等能力的提升，实现园区产业绿色集群化发展。助力园区产业循环链接，形成互为供需、互联互通的新型产业链。推动园区构建协同降碳新模式，为跨行业耦合、跨区域协同、跨领域配给等提供能力支撑。
因此，工业互联网不仅是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需要。
（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为什么要建设“工业互联网双碳园区”？】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工业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也是我国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领域。园区作为工业企业集聚发展的核心单元，既是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调整升级的空间承载形式，也是我国构建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格局、贯彻落实“双碳”战略的关键落脚点。
什么是“碳达峰、碳中和”？
碳达峰是指碳排放量达峰，即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某一个时期达到历史最高值，之后逐步降低。碳达峰是一个过程，即碳排放首先进入平台期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之后进入平稳下降阶段。
碳中和即为二氧化碳净零排放，指的是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与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吸收量在一定时期内达到平衡。碳中和机理即为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方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通过CCUS（碳的捕集、利用与封存）、生物能源等技术以及造林/再造林等方式增加二氧化碳吸收。碳达峰是碳中和实现的前提，碳达峰的时间和峰值高低会直接影响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难易程度。
为什么园区是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关键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工业园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为中国的产业经济发展探索了成功的经验与模式，同时，园区也是我国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承载平台。
园区是工业领域绿色转型与节能降碳的主战场。工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即GDP）超过100万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达31.3万亿元，在GDP中占比30.8%。然而，工业领域也是我国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重要领域，2020年，我国工业领域碳排放总量为79亿吨（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69%）、总能耗32亿吨标煤（占全国总能耗的65.5%），因此，强化工业碳减排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意义重大。工业园区作为工业企业集聚区，为工业企业提供了大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产业集约化发展和资源聚集的区域性关键承载平台。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各类产业园区超2万个，园区经济对全国经济贡献的增长率已经超过30%。与此同时，工业园区的耗能约占全社会总耗能的69%，碳排放占全国总排放约31%。因此，将工业园区定为精准减排的落脚点、攻坚区，确保节能、减耗、提质、减碳工作的落实，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
工业园区是培育绿色创新产业集群的核心抓手。园区是工业要素精准对接和高效配置的重要平台，是产业集群集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载体。通过充分发挥园区绿色低碳产业和资源聚集化的关键优势，实现供热、供电、污水处理等绿色低碳公共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以及工业互联网等一体化绿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流动共享，助力园区优化绿色产业链协同布局，推动园区产业循环链接，促进区域能源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综合利用。同时，通过打造园区绿色低碳循环新服务模式和管理理念应用，促进绿色低碳产业、技术、人才、数据等资源聚集，助力园区企业实现节能降碳模式创新、高效运营，从而培育壮大工业绿色发展新动能，促进工业领域绿色可持续发展。
工业园区未来节能减排潜力巨大。目前，园区作为城市碳排放最集中的空间，虽然直接和间接碳排放均占比较大，但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依旧存在很大提升空间。一是产业产能结构优化方面。目前部分园区未进行科学的产业规划，存在工业共生形态发育不良、产业延伸不足且链接不充分、产业链低碳化发展水平较低、产能结构性过剩等问题，尚未形成绿色低碳持续发展动力。二是园区能源管理水平方面。部分园区缺少对能源结构、产品工艺、加工过程的精细化管理，园区内能源监测、数据分析、优化处理和统一调度等管理过程智慧化水平较低。三是园区资源利用效率方面。部分园区资源配置结构不完善，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园区微电网、园区清洁能源利用等方面缺少前瞻性布局，园区内部与外部的原料、再生、固废等资源的有效协同需进一步增强。
针对以上问题，园区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造信息化、专业化、智慧化的节能降碳方式，利用数字技术加快推进工业领域低碳工艺革新和数字化转型，全面推进减污降碳和能源资源高效利用，以更加精细、动态的方式推动工业园区节能降耗、提质增效，从而促进工业领域绿色高质量发展。
工业互联网能给“双碳”园区建设带来哪些价值？
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经济深度融合的新型基础设施、应用模式和工业生态，通过对人、机、物、系统等的全面连接，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新制造和服务体系，为工业乃至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实现途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石。
工业互联网不是互联网在工业的简单应用，而是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它以网络为基础、平台为中枢、数据为要素、安全为保障，既是工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基础设施，也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应用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新业态、新产业，将重塑企业形态、供应链和产业链。
当前，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向国民经济重点行业广泛拓展，形成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六大新模式，赋能、赋智、赋值作用不断显现，有力促进了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降本、绿色、安全发展。
工业互联网可在促进园区企业实现生产力提升与工作效率提升的同时，显著减少能源使用和碳排放。通过赋能产品碳足迹、园区综合能源调控、园区“双碳”智能化管理等新模式的构建，实现园区企业绿色化改造升级、园区和产业集群绿色发展、园区产品供给绿色化转型以及以园区为核心的绿色生态体系构建等发展需求。
助力园区能源结构优化、绿色升级、精细管理。通过工业互联网一体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能源、碳排放等数据的计量、核算精度和可信度，持续推进生产流程和工艺的绿色化、数字化升级，全面促进园区的能源系统优化与节能管理能力提升。助力园区实现绿色能源的调度优化，推进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园区增量配电网、微电网和分布式电源，助力园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赋能园区资源高效利用、优化管理、智能协作。园区利用工业互联网实现再生资源高值化循环利用新模式，推动建立再生资源供应链，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助力园区以资源高效配置带动生产过程碳排放降低。园区通过工业互联网助力企业构建数据支撑、网络共享、智能协作的绿色产业管理体系。强化园区内部、园区与外部组织之间的循环链接，促进资源有效、协同供给，提高资源利用水平。
推动园区绿色结构转型、集群构建、协同发展。园区将通过工业互联网优化绿色产业链协同布局，推动园区各产业之间相互协调、产业结构转换、产能过剩分析和预警等能力的提升，实现园区产业绿色集群化发展。助力园区产业循环链接，形成互为供需、互联互通的新型产业链。推动园区构建协同降碳新模式，为跨行业耦合、跨区域协同、跨领域配给等提供能力支撑。
因此，工业互联网不仅是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需要。
（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南昌买房#【青山湖天香学校EPC启动招标规划小学42班，中学30班】
乐居新媒体 南昌讯 近日，江西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了天香学校建设项目设计、施工EPC总承包工程。
天香学校位于广阳路以东、天香路以南、市场路以西、天香二路以北，招标单位为南昌青山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告》显示，项目建筑面积79329.35 平方米，总投资3000万元，本项目投资2939...
https://t.cn/A66WHH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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