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规院原院长李晓江谈赛格大厦晃动：没有必要不断挑战建筑高度
一味追求超高建筑是贫困时代的遗产！！！
从今天零时起，赛格大厦已经暂停所有业主、商户、租户进出赛格大厦写字楼和电子市场。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在昨天发布的通知中说，待相关检测工作完成后再有序开放。这几天，赛格大厦晃动事件，牵动了很多网友的心。据报道，5月20日，该大厦35楼、55楼、60楼等多个楼层再次感受到晃动。
赛格大厦位于深圳市交通干道深南中路与华强北路交汇处，由深圳赛格集团投资兴建，是深圳市跨世纪的标志性建筑，总高355.8米，总建筑层79层，地上75层，地下4层，总建筑面积达17万平方米。赛格大厦是深圳第六高楼，也是世界最高的钢管混凝土架构大厦。
作为一座355米的超高层建筑，赛格大厦晃动事件，引发了公众对超高层建筑的担忧。针对中国高层建筑产生的种种问题以及未来改进方向，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赛格大厦晃动事件？
李晓江：这类大厦晃动事件，偶然性中有必然性。我们工科的专业人士都知道，建筑结构、桥梁结构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工程，尽管整体上讲，超高层建筑安全上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大型工程依然可能发生超出对现有自然规律认识之外的情况。比如构筑物的震动问题，作为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
对于过于复杂的工程或者大型工程，用现在的标准规范看，技术上都符合规范，整体上都是安全的，但是并不等于100%不会出问题。因为标准一般是基于现有认识，越高层、越复杂的建筑，越有可能出现超出目前对自然规律认识范畴的情况。
所以，我个人观点是，没有必要不断挑战建筑的层高。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此次深圳赛格大厦晃动，你认为反映出中国超高层建筑发展的哪些问题？
李晓江：赛格大厦和深圳不少区位好、租金又不高的写字楼宇，既有办公，有交易和小型加工/制造业。这是深圳特色的楼宇经济，但另一方面，因为办公、办事人员密度特别高，不利于应对突发事件。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调查显示，中国拥有世界40%高层建筑，中国150米以上的建筑达到2395座，200米以上建筑达823座，300米以上达95座，三项指标均居全球第一。近年来国内建造高层和超高层建筑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李晓江：我将这种现象称为“贫困时代的遗产”。尽管过去几十年中国快速发展，但是贫困时代仍然给整个社会留有一种落后的价值观。建筑物拼命比高度，展览馆、音乐厅、机场拼命比面积等，就是其中代表。
当下我们已经逐渐走入后工业社会，贫困时代的价值观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当下发展。建筑物适当的高一点，适当展示形象可以，但不应将高度视为现代化的象征。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不大规模建造高层建筑，如何解决土地效率问题？
李晓江：高层建筑涉及土地效率问题，但是我始终认为，中国城市的土地资源，根本没有紧张到一定要建高层和超高层建筑不可的地步。
一谈到建造超高层建筑的原因，不少人将其归结为城市土地不够，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我认为当下城市土地资源配置出现了问题。
国内不少将住宅层数建造到极高的城市，工业用地比例非常高，利用率却很低。这背后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大面积低价出让甚至白送工业用地。
另外，土地财政是地方收入的重要来源，一块土地容积率越高，一般拍卖价格也更贵，地方政府乐见其成。而在有限的土地上，建筑物容积率越高，开发商利润也越大，必然乐于建造高层或超高层建筑。
城市政府从追求土地收入总量最大化转向每块出让用地收入的最大化，而住宅用地又是面广量大的市场需求，由此导致居住用地的容积率不断提高。
目前城市土地资源存在典型的错配问题，相关策略亟待调整。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工程方面可能存在未知的风险，超高层建筑发展还可能存在哪些问题？
李晓江：一方面，高层住宅是高消耗、高成本、高碳排的建筑形态。在建造环节，高层住宅需要消耗更多的建材，由于交通、消防和结构造成较低的建筑实际使用面积率；在运行和维护环节，电梯、保温、照明的能耗更高，设备更新的难度更大；在拆除环节，其成本、难度和废物产出量也很高。
从全生命周期的绿色低碳效应和全生命周期的财务成本分析，高层住宅是高消耗、高碳排放、高建造、高使用与高维护成本的建筑形态。研究表明，与多层住宅相比，高层住宅的建设成本要高出50%到100%。
另外一方面，就是消防安全问题。高层建筑的火灾救援一直以来都是难点。有消防专业人士透露，能完全保证紧急救援安全的层数是15层及以下住宅。
所以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写字楼、酒店建造的高一点也就罢了，高层住宅是中国社会未来最沉重的社会负担，而且可能是无解的负担。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对于一二线城市，理想的住宅层高度是多少层？
李晓江：我认为就是现在雄安新区和北京副中心的高度，12层到15层，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小高层。
在容积率合理的情况下，小高层是可取的。相比40层或50层的住宅，小高层一方面可以较好应对应急情况，另外一方面土地使用效率也较高。
其实，北京上海住宅的容积率一直控制在2.5，但是前几年武汉、西安、成都等城市容积率一度达到4.5，近几年才有所改善。
2020年住建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地新建100米以上建筑应充分论证。今年发布的《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要求严格限制建设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国家现在已经开始限制超高层住宅的发展，未来情况一定会有所改善。
一味追求超高建筑是贫困时代的遗产！！！
从今天零时起，赛格大厦已经暂停所有业主、商户、租户进出赛格大厦写字楼和电子市场。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在昨天发布的通知中说，待相关检测工作完成后再有序开放。这几天，赛格大厦晃动事件，牵动了很多网友的心。据报道，5月20日，该大厦35楼、55楼、60楼等多个楼层再次感受到晃动。
赛格大厦位于深圳市交通干道深南中路与华强北路交汇处，由深圳赛格集团投资兴建，是深圳市跨世纪的标志性建筑，总高355.8米，总建筑层79层，地上75层，地下4层，总建筑面积达17万平方米。赛格大厦是深圳第六高楼，也是世界最高的钢管混凝土架构大厦。
作为一座355米的超高层建筑，赛格大厦晃动事件，引发了公众对超高层建筑的担忧。针对中国高层建筑产生的种种问题以及未来改进方向，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赛格大厦晃动事件？
李晓江：这类大厦晃动事件，偶然性中有必然性。我们工科的专业人士都知道，建筑结构、桥梁结构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工程，尽管整体上讲，超高层建筑安全上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大型工程依然可能发生超出对现有自然规律认识之外的情况。比如构筑物的震动问题，作为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
对于过于复杂的工程或者大型工程，用现在的标准规范看，技术上都符合规范，整体上都是安全的，但是并不等于100%不会出问题。因为标准一般是基于现有认识，越高层、越复杂的建筑，越有可能出现超出目前对自然规律认识范畴的情况。
所以，我个人观点是，没有必要不断挑战建筑的层高。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此次深圳赛格大厦晃动，你认为反映出中国超高层建筑发展的哪些问题？
李晓江：赛格大厦和深圳不少区位好、租金又不高的写字楼宇，既有办公，有交易和小型加工/制造业。这是深圳特色的楼宇经济，但另一方面，因为办公、办事人员密度特别高，不利于应对突发事件。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调查显示，中国拥有世界40%高层建筑，中国150米以上的建筑达到2395座，200米以上建筑达823座，300米以上达95座，三项指标均居全球第一。近年来国内建造高层和超高层建筑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李晓江：我将这种现象称为“贫困时代的遗产”。尽管过去几十年中国快速发展，但是贫困时代仍然给整个社会留有一种落后的价值观。建筑物拼命比高度，展览馆、音乐厅、机场拼命比面积等，就是其中代表。
当下我们已经逐渐走入后工业社会，贫困时代的价值观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当下发展。建筑物适当的高一点，适当展示形象可以，但不应将高度视为现代化的象征。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不大规模建造高层建筑，如何解决土地效率问题？
李晓江：高层建筑涉及土地效率问题，但是我始终认为，中国城市的土地资源，根本没有紧张到一定要建高层和超高层建筑不可的地步。
一谈到建造超高层建筑的原因，不少人将其归结为城市土地不够，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我认为当下城市土地资源配置出现了问题。
国内不少将住宅层数建造到极高的城市，工业用地比例非常高，利用率却很低。这背后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大面积低价出让甚至白送工业用地。
另外，土地财政是地方收入的重要来源，一块土地容积率越高，一般拍卖价格也更贵，地方政府乐见其成。而在有限的土地上，建筑物容积率越高，开发商利润也越大，必然乐于建造高层或超高层建筑。
城市政府从追求土地收入总量最大化转向每块出让用地收入的最大化，而住宅用地又是面广量大的市场需求，由此导致居住用地的容积率不断提高。
目前城市土地资源存在典型的错配问题，相关策略亟待调整。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工程方面可能存在未知的风险，超高层建筑发展还可能存在哪些问题？
李晓江：一方面，高层住宅是高消耗、高成本、高碳排的建筑形态。在建造环节，高层住宅需要消耗更多的建材，由于交通、消防和结构造成较低的建筑实际使用面积率；在运行和维护环节，电梯、保温、照明的能耗更高，设备更新的难度更大；在拆除环节，其成本、难度和废物产出量也很高。
从全生命周期的绿色低碳效应和全生命周期的财务成本分析，高层住宅是高消耗、高碳排放、高建造、高使用与高维护成本的建筑形态。研究表明，与多层住宅相比，高层住宅的建设成本要高出50%到100%。
另外一方面，就是消防安全问题。高层建筑的火灾救援一直以来都是难点。有消防专业人士透露，能完全保证紧急救援安全的层数是15层及以下住宅。
所以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写字楼、酒店建造的高一点也就罢了，高层住宅是中国社会未来最沉重的社会负担，而且可能是无解的负担。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对于一二线城市，理想的住宅层高度是多少层？
李晓江：我认为就是现在雄安新区和北京副中心的高度，12层到15层，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小高层。
在容积率合理的情况下，小高层是可取的。相比40层或50层的住宅，小高层一方面可以较好应对应急情况，另外一方面土地使用效率也较高。
其实，北京上海住宅的容积率一直控制在2.5，但是前几年武汉、西安、成都等城市容积率一度达到4.5，近几年才有所改善。
2020年住建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地新建100米以上建筑应充分论证。今年发布的《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要求严格限制建设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国家现在已经开始限制超高层住宅的发展，未来情况一定会有所改善。
【人口老龄化带来冲击，养老金可持续对策有四个】5月11日，七普数据发布。一个较为瞩目的数字是人户分离将近4.9亿人口，东部地区人口占比大幅上升，中部、东北地区人口占比下滑，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愈发明显。
如何理解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这个现象将给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哪些新活力？如何看待超大、特大城市的增长空间？为此，观察者网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数据表明，美国和日本在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在2万美元以上，中国马上要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了，但人均GDP现在不过1万美元，因此有观点认为中国“未富先老”，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姚洋：关于深度老龄化的问题，七普数据显示，我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深度老龄化的比率应该是14%，超高老龄化社会是20%。比起日本2019年28%的老龄化率，中国距离深度老龄化社会还有一段时间。从全球横向比较，中国的人口结构仍然是世界上相对较好的。
衡量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劳动力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中国七普数据显示占比为63.35%，在这个指标上超过中国的没有几个国家。中国所谓的“人口红利”出现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也就是2010年劳动人口的比例达到高峰，之后出现拐点掉下来了。
有些人机械地说我们2010年前享受了人口红利，那之后肯定是人口负红利了，我认为是过度夸大了老龄化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现在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能看到，我们要接受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生育政策，更加重要的事情是怎样去应对目前的状况。
观察者网：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趋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养老金的可持续性问题。据了解，日本人均社保在过去15年增加了50%，社会保障费用占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我们如何实现养老金的可持续性？
姚洋：我们谈到中国“未富先老”，“未富”说明经济还有增长的潜力。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增长潜力基本上耗尽了。中国还有城市化等增长潜力，因此应对老龄化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养老金的“盘子”还会提高。现在制定的养老金标准是按照比较低的收入水平，如果能够控制住养老金上涨的幅度，经济增长可以部分解决养老金的供给问题。
此外，七普数据显示城市化率是63.89%，未来十年有望再增加10到15个百分点，城市化率提高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我们还有大量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进入城市后有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有利于养老金缴费进一步扩大。现在，政府也在推进农村的养老保险，就业人数增多同样有利于养老金数量增加。
第二个方面是延迟退休。把退休年龄往后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养老金的缺口，而且劳动力供给有了更多的潜力。
第三个方面是全国统筹社保。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开始补贴养老金和医疗，这源于地区养老金的不均衡。虽然有些贫困地区养老金有亏空，但南方一些省市养老金相对富余。未来全国统筹起来，集中调度，可以保证养老金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有亏空。
第四个方面是加速国有资本划转社保改革，把社保基金的盘子做大，用社保基金的收益弥补养老金亏空。中国目前的人口老龄化加剧情况，主要压力来自1962年到1973年的“婴儿潮”，不到10年时间新增2.6亿人口，也就说今天全国近五分之一人口都是这个时间段出生的。如果把这波浪潮应对过去，那之后老龄化问题会缓解一些。
观察者网：从区域看，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口占比提升，中部和东北地区人口占比下降，广东和山东省人口超过1亿人。如何理解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这个现象对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如何看待特大、超大城市的增长空间？
姚洋：基础数据跟我们平时的印象是吻合的。从数据可以看出，东北、华北地区有一些人口流出，东南沿海的省份的人口在增加，特别是广东、浙江增加的人口最多。这反映了我们整个经济体系的变化，经济活力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
“十四五”规划对此也做了肯定，人口和经济活动向中心城市、区域集中是合理的，也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这个现象，我们不仅接受，而且是欢迎的。
人口集聚会带来诸多好处，包括生产力的提高，经济活力的提高，生产成本、交通沟通成本的下降等等，有利于科技创新和城市发展。
事实上，超大型城市的人口增长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多，比如北京、上海增长并不快。个体在选择城市时，也会综合考虑收入和成本，比如说上海、北京等地房价太贵，大家可能会选择在其周边城市发展，所以出现江苏、浙江容纳了大量人口，这是大家的理性选择。企业也会选择城市，会考虑这个城市的成本和人口资源，这背后都是有着经济自身的规律。
美国的“锈带”城市底特律，作为曾经的“世界汽车之都”，依靠汽车工业进入了全盛期，之后由于人才素质下降和产业过分单一等原因走向衰落，成为美国史上最大破产城市，破产后城市债务业全部清理。
这几年，底特律大力发展全球创意网络，在工业设计、广告、艺术等领域有新的发展，福特公司也打算“重返底特律”，所以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
我国未来也会形成一些城市化区域。国家已经宣布了九个中心城市名单，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围绕这九个城市将形成七个大的城市化区域，包括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地区、四川盆地、西安咸阳、郑州开封、京津冀地区。
可以预见，到2035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75%以上，全国60%以上的人口将集中在这七个城市化区域里，这种大城市群的发展，对于我们国家经济和创新将是很强的支撑力。
观察者网：七普数据中显示，我国人口十年来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的经济能如何转型应对人口的低速增长？
姚洋：这方面我们要理性看待了，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结构仍然是世界上比较好的，另一方面，我们的劳动人口的确在下降。
如何去弥补劳动人口的缺空？我们在《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这本书里面说过，未来30年由于自动化和AI的发展，大量的劳动力会被替代掉，这会超过老龄化减少的劳动力和数量。换句话说，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要关注的不是劳动力紧缺，而是结构性的劳动力失业，很多低端劳动都已经被替代掉了，特别在发展水平中等偏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县城。
随着未来的城市化，我们的消费水平会随之提高。我们做过测算，过去三四十年里，我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0%左右。城市化对消费的贡献很大，因为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2.3倍以上。到2035年，城市化率将达到75%，由此带来的消费增加足以弥补老龄化带来的消费下降。
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需要一些配套措施，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高考改革等等。
观察者网：您之前说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也有很多机遇，中国的“银发经济”有哪些发力点可以将老龄化转变为发展动力？
姚洋：“银发经济”包括养老、健康、互理、保健等多个行业，潜力非常大，其中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比如“银发经济”中的老年人陪伴问题，现在有小度、小爱同学等多个智能音箱陪居家老年人说说话。我也鼓励MBA的学生，去关注这个行业。
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依靠中国的大量数据，进一步提供实时、快捷、互联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养老服务，帮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同时也能推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
观察者网：七普数据表明我们目前劳动力人口8.8亿人，且高等教育占比已经达到15.4%，如何将这样的人口机会转变成人口红利？
姚洋：从劳动力人口数量和质量来看，我觉得不用担心老龄化对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产生巨大的冲击。
受教育数据很多人没有关注到，我们有2.18亿、占比15.4%的人口拥有大学文化程度，受教育的人数和质量都在提高。在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持续提高的背景下，要将这样的人口机会转变成人口红利，需要关注高质量的就业问题。
未来二十到三十年，中国肯定会成为一个创新大国。按照台湾和韩国的经验，他们在90年代中期时，大学生人数占到全国人口的一半，在随后的十五年时间，大学生人数几乎变成100%了。
我国因为人口众多，很难完全达到100%，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分流接受职业教育，未来我们高等教育普及率还会进一步提高，创造更多更好的优质岗位，可能是需要重点考虑的事情。
如何理解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这个现象将给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哪些新活力？如何看待超大、特大城市的增长空间？为此，观察者网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数据表明，美国和日本在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在2万美元以上，中国马上要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了，但人均GDP现在不过1万美元，因此有观点认为中国“未富先老”，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姚洋：关于深度老龄化的问题，七普数据显示，我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深度老龄化的比率应该是14%，超高老龄化社会是20%。比起日本2019年28%的老龄化率，中国距离深度老龄化社会还有一段时间。从全球横向比较，中国的人口结构仍然是世界上相对较好的。
衡量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劳动力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中国七普数据显示占比为63.35%，在这个指标上超过中国的没有几个国家。中国所谓的“人口红利”出现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也就是2010年劳动人口的比例达到高峰，之后出现拐点掉下来了。
有些人机械地说我们2010年前享受了人口红利，那之后肯定是人口负红利了，我认为是过度夸大了老龄化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现在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能看到，我们要接受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生育政策，更加重要的事情是怎样去应对目前的状况。
观察者网：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趋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养老金的可持续性问题。据了解，日本人均社保在过去15年增加了50%，社会保障费用占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我们如何实现养老金的可持续性？
姚洋：我们谈到中国“未富先老”，“未富”说明经济还有增长的潜力。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增长潜力基本上耗尽了。中国还有城市化等增长潜力，因此应对老龄化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养老金的“盘子”还会提高。现在制定的养老金标准是按照比较低的收入水平，如果能够控制住养老金上涨的幅度，经济增长可以部分解决养老金的供给问题。
此外，七普数据显示城市化率是63.89%，未来十年有望再增加10到15个百分点，城市化率提高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我们还有大量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进入城市后有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有利于养老金缴费进一步扩大。现在，政府也在推进农村的养老保险，就业人数增多同样有利于养老金数量增加。
第二个方面是延迟退休。把退休年龄往后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养老金的缺口，而且劳动力供给有了更多的潜力。
第三个方面是全国统筹社保。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开始补贴养老金和医疗，这源于地区养老金的不均衡。虽然有些贫困地区养老金有亏空，但南方一些省市养老金相对富余。未来全国统筹起来，集中调度，可以保证养老金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有亏空。
第四个方面是加速国有资本划转社保改革，把社保基金的盘子做大，用社保基金的收益弥补养老金亏空。中国目前的人口老龄化加剧情况，主要压力来自1962年到1973年的“婴儿潮”，不到10年时间新增2.6亿人口，也就说今天全国近五分之一人口都是这个时间段出生的。如果把这波浪潮应对过去，那之后老龄化问题会缓解一些。
观察者网：从区域看，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口占比提升，中部和东北地区人口占比下降，广东和山东省人口超过1亿人。如何理解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这个现象对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如何看待特大、超大城市的增长空间？
姚洋：基础数据跟我们平时的印象是吻合的。从数据可以看出，东北、华北地区有一些人口流出，东南沿海的省份的人口在增加，特别是广东、浙江增加的人口最多。这反映了我们整个经济体系的变化，经济活力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
“十四五”规划对此也做了肯定，人口和经济活动向中心城市、区域集中是合理的，也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这个现象，我们不仅接受，而且是欢迎的。
人口集聚会带来诸多好处，包括生产力的提高，经济活力的提高，生产成本、交通沟通成本的下降等等，有利于科技创新和城市发展。
事实上，超大型城市的人口增长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多，比如北京、上海增长并不快。个体在选择城市时，也会综合考虑收入和成本，比如说上海、北京等地房价太贵，大家可能会选择在其周边城市发展，所以出现江苏、浙江容纳了大量人口，这是大家的理性选择。企业也会选择城市，会考虑这个城市的成本和人口资源，这背后都是有着经济自身的规律。
美国的“锈带”城市底特律，作为曾经的“世界汽车之都”，依靠汽车工业进入了全盛期，之后由于人才素质下降和产业过分单一等原因走向衰落，成为美国史上最大破产城市，破产后城市债务业全部清理。
这几年，底特律大力发展全球创意网络，在工业设计、广告、艺术等领域有新的发展，福特公司也打算“重返底特律”，所以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
我国未来也会形成一些城市化区域。国家已经宣布了九个中心城市名单，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围绕这九个城市将形成七个大的城市化区域，包括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地区、四川盆地、西安咸阳、郑州开封、京津冀地区。
可以预见，到2035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75%以上，全国60%以上的人口将集中在这七个城市化区域里，这种大城市群的发展，对于我们国家经济和创新将是很强的支撑力。
观察者网：七普数据中显示，我国人口十年来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的经济能如何转型应对人口的低速增长？
姚洋：这方面我们要理性看待了，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结构仍然是世界上比较好的，另一方面，我们的劳动人口的确在下降。
如何去弥补劳动人口的缺空？我们在《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这本书里面说过，未来30年由于自动化和AI的发展，大量的劳动力会被替代掉，这会超过老龄化减少的劳动力和数量。换句话说，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要关注的不是劳动力紧缺，而是结构性的劳动力失业，很多低端劳动都已经被替代掉了，特别在发展水平中等偏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县城。
随着未来的城市化，我们的消费水平会随之提高。我们做过测算，过去三四十年里，我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0%左右。城市化对消费的贡献很大，因为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2.3倍以上。到2035年，城市化率将达到75%，由此带来的消费增加足以弥补老龄化带来的消费下降。
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需要一些配套措施，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高考改革等等。
观察者网：您之前说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也有很多机遇，中国的“银发经济”有哪些发力点可以将老龄化转变为发展动力？
姚洋：“银发经济”包括养老、健康、互理、保健等多个行业，潜力非常大，其中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比如“银发经济”中的老年人陪伴问题，现在有小度、小爱同学等多个智能音箱陪居家老年人说说话。我也鼓励MBA的学生，去关注这个行业。
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依靠中国的大量数据，进一步提供实时、快捷、互联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养老服务，帮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同时也能推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
观察者网：七普数据表明我们目前劳动力人口8.8亿人，且高等教育占比已经达到15.4%，如何将这样的人口机会转变成人口红利？
姚洋：从劳动力人口数量和质量来看，我觉得不用担心老龄化对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产生巨大的冲击。
受教育数据很多人没有关注到，我们有2.18亿、占比15.4%的人口拥有大学文化程度，受教育的人数和质量都在提高。在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持续提高的背景下，要将这样的人口机会转变成人口红利，需要关注高质量的就业问题。
未来二十到三十年，中国肯定会成为一个创新大国。按照台湾和韩国的经验，他们在90年代中期时，大学生人数占到全国人口的一半，在随后的十五年时间，大学生人数几乎变成100%了。
我国因为人口众多，很难完全达到100%，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分流接受职业教育，未来我们高等教育普及率还会进一步提高，创造更多更好的优质岗位，可能是需要重点考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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