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肢产业转型升级 是一场加速跑，也是一场马拉松
3月13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位列金牌榜、奖牌榜双榜首。这是一次创造历史的盛会，也是一个展示科技助残的舞台。人们犹记得，运动员用仿生手传递火炬、用假肢完成单板滑雪的画面。
借助假肢正常生活并实现梦想的不止冬残奥会上的运动员。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张顺东装上假肢和妻子共同奋斗踏出脱贫路，夏伯渝在69岁时借助假肢登顶珠峰，双腿截肢者艾米·穆林斯穿着手工雕刻的实木假腿站在伦敦时装展秀的舞台，大放异彩。
据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通过实施精准康复服务行动等，累计为1252.5万残疾人提供了包括假肢在内的辅助器具服务。目前，假肢领域有哪些新的技术成果？如何推动我国假肢产业发展？
智能动力假肢是未来趋势
假肢又称义肢，是一种康复辅助器具，指的是通过工程技术手段，为截肢者或不完全缺损的肢体专门设计和制作装配的人工假体。
最古老的假肢可追溯至3000年前，人们在古埃及一个贵族墓地中发现女性木乃伊右脚拇趾上的假脚趾——由亚麻线连接木头与皮革制成。人类不断进步，其技术硕果为假肢发展插上了翅膀。20世纪60年代，具有变革意义的组件式下肢假肢首次推出，并在全世界得到推广。70年代，一些工业发达国家推出各自的组件式假肢，完成了传统假肢产品向组件式假肢产品的过渡。80年代，大量新技术与新材料引入假肢，实现了假肢的钛合金化、碳纤维化和计算机智能化控制，这期间，还出现了智能关节和储能脚等产品。90年代后，假肢技术更加完善、产品更加丰富。
从木头、铁质类假肢，到机械式的气液压假肢，再到智能假肢，技术演进不断为假肢赋能。进入21世纪，假肢制作朝着智能化、信息化方向发展，致力于全面提高截肢者生活质量。比如，依托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3D打印技术等一系列新兴技术，一些研究者进行了仿生假肢等产品的研发和应用。
在技术方面，智能动力假肢成为残疾人群体的新希望。2014年，国内首款智能动力小腿假肢“风行者”正式上市。这款产品由北京大学工学院智能系统与人体工程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王启宁领衔研发。王启宁表示，传统假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假肢关节角度、阻尼不可自主调节，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转动，并且没有动力输出。王启宁认为，如果想达到“赛博格”（人类与电子机械的融合系统）这样的程度，需要依靠智能动力假肢。
对此，深圳健行仿生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孙小军持有相同看法。他表示，目前市场上约99%的假肢都是被动式假肢，即传统假肢。2021年12月，该公司研发的智能动力假肢机器人正式量产，孙小军表示：“如果说传统的被动式假肢是马车，那么智能动力假肢可以理解为能自动驾驶的新能源车。动力假肢是一个蓝海市场，是未来的大趋势。”
国内中高端假肢产品供应不足
由于起步晚、产业基础薄弱，我国假肢产业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昆明医科大学相关人员调研发现，我国国产假肢和矫形器的技术含量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平；国产假肢和矫形器无论在数量、质量和品种上均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与同期的国际产品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在产量方面，据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约有600余家各类假肢矫形器生产装配机构，假肢年产量约6.5万件，矫形器（矫形鞋）年产量约为23万件。按产品的平均寿命为3年计算，相当于只有88.5万具假肢、矫形器（矫形鞋）在使用中。据悉，2010年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约8502万人，其中肢体残疾2472万人。因此国内假肢产量亟待增加。
孙小军认为，由于我国假肢领域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导致产品存在短板。“例如有些假肢需要使用液压腔，液压腔要做得体积很小同时又能承受很大的压力。如果技术不成熟，液压腔质量不高，就可能出现易漏油等问题，导致假肢使用寿命缩短。”
在质量方面，我国面临中高端假肢产品短缺难题。“目前，德国的奥托博克、冰岛的奥索等企业生产的中高端假肢产品垄断国内市场，价格昂贵。如果国内用户想使用体验更好的中高端产品，则会面临选择少、负担重的困境。”孙小军表示。
在品种方面，可供选择的智能假肢产品较少。据新思界产业研究中心报告，目前国内智能假肢市场规模较小，智能假肢生产企业数量少，市场供给缺口大，供给明显不足。
假肢后续服务保障也存在一些藩篱。河南省康复辅具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王磊与河南省标准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郭敬东分析指出，过去简单的测量、制作、组装完成即交货的模式，没有根据使用者的情况进行系统必要的装配后康复功能训练，容易导致使用者走路姿态异常、发生皮肤破损等问题。而康复辅具配置机构进行假肢装配后的康复训练，往往仅凭工作人员的经验，训练手段较单一，内容也较简单。
对此，专家表示，我国确实缺乏假肢矫形技师。湖南佳满假肢矫形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首席假肢技师黄河称，每个肢残人士的情况都不同，假肢需要纯手工制作，所以对假肢制作技师的要求也很高。孙小军表示，从整体来看，我国假肢技师尤其是高级假肢技师的人才队伍比较缺乏，培养这方面人才的机构也较少。
以技术为抓手推动假肢产业发展
如何推动假肢行业发展？
孙小军强调，为了打造中高端假肢产品，一定要加大技术自主研发力度，整合学科资源。“假肢行业涉及多学科，特别是中高端假肢制造涉及到机电一体化、软件算法、生物力学、人体工学等交叉学科。所以，需要更多拥有交叉学科资源的企业或科研院所来做这方面的研究，从而推出更好更多的假肢产品。”
面对假肢矫形技师短缺问题，专家建议按国家职业标准和社会需求培养人才，并根据产业需求共同建立和规范我国假肢矫形工程教育的人才培养标准，同时发挥教育引领产业未来发展的作用，共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政策方面，孙小军认为，国家在这方面要提供更多政策支持。中高端假肢的负担比较重，可以在政策上给予优惠，让更多人能买得起中高端假肢，为中高端假肢企业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形成良性循环。
实际上，为了推动假肢等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近年来政策持续发力。比如民政部推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2019年12月，国务院取消了“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行政许可事项。民政部出台事中事后监管政策，指导各地通过信息共享、年度报告、“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等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全国残疾人康复和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推动相关工作，截至2021年5月，制定了130个国家标准和22个行业标准，行业标准体系日益完善。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等行业组织则通过签订承诺书开展行业自律。
为推动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发展，早在2016年，国务院就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扩大市场有效供给、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综合来看，推进假肢等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既是一次加速跑也是一场马拉松。
来源：科技日报
3月13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位列金牌榜、奖牌榜双榜首。这是一次创造历史的盛会，也是一个展示科技助残的舞台。人们犹记得，运动员用仿生手传递火炬、用假肢完成单板滑雪的画面。
借助假肢正常生活并实现梦想的不止冬残奥会上的运动员。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张顺东装上假肢和妻子共同奋斗踏出脱贫路，夏伯渝在69岁时借助假肢登顶珠峰，双腿截肢者艾米·穆林斯穿着手工雕刻的实木假腿站在伦敦时装展秀的舞台，大放异彩。
据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通过实施精准康复服务行动等，累计为1252.5万残疾人提供了包括假肢在内的辅助器具服务。目前，假肢领域有哪些新的技术成果？如何推动我国假肢产业发展？
智能动力假肢是未来趋势
假肢又称义肢，是一种康复辅助器具，指的是通过工程技术手段，为截肢者或不完全缺损的肢体专门设计和制作装配的人工假体。
最古老的假肢可追溯至3000年前，人们在古埃及一个贵族墓地中发现女性木乃伊右脚拇趾上的假脚趾——由亚麻线连接木头与皮革制成。人类不断进步，其技术硕果为假肢发展插上了翅膀。20世纪60年代，具有变革意义的组件式下肢假肢首次推出，并在全世界得到推广。70年代，一些工业发达国家推出各自的组件式假肢，完成了传统假肢产品向组件式假肢产品的过渡。80年代，大量新技术与新材料引入假肢，实现了假肢的钛合金化、碳纤维化和计算机智能化控制，这期间，还出现了智能关节和储能脚等产品。90年代后，假肢技术更加完善、产品更加丰富。
从木头、铁质类假肢，到机械式的气液压假肢，再到智能假肢，技术演进不断为假肢赋能。进入21世纪，假肢制作朝着智能化、信息化方向发展，致力于全面提高截肢者生活质量。比如，依托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3D打印技术等一系列新兴技术，一些研究者进行了仿生假肢等产品的研发和应用。
在技术方面，智能动力假肢成为残疾人群体的新希望。2014年，国内首款智能动力小腿假肢“风行者”正式上市。这款产品由北京大学工学院智能系统与人体工程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王启宁领衔研发。王启宁表示，传统假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假肢关节角度、阻尼不可自主调节，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转动，并且没有动力输出。王启宁认为，如果想达到“赛博格”（人类与电子机械的融合系统）这样的程度，需要依靠智能动力假肢。
对此，深圳健行仿生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孙小军持有相同看法。他表示，目前市场上约99%的假肢都是被动式假肢，即传统假肢。2021年12月，该公司研发的智能动力假肢机器人正式量产，孙小军表示：“如果说传统的被动式假肢是马车，那么智能动力假肢可以理解为能自动驾驶的新能源车。动力假肢是一个蓝海市场，是未来的大趋势。”
国内中高端假肢产品供应不足
由于起步晚、产业基础薄弱，我国假肢产业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昆明医科大学相关人员调研发现，我国国产假肢和矫形器的技术含量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平；国产假肢和矫形器无论在数量、质量和品种上均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与同期的国际产品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在产量方面，据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约有600余家各类假肢矫形器生产装配机构，假肢年产量约6.5万件，矫形器（矫形鞋）年产量约为23万件。按产品的平均寿命为3年计算，相当于只有88.5万具假肢、矫形器（矫形鞋）在使用中。据悉，2010年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约8502万人，其中肢体残疾2472万人。因此国内假肢产量亟待增加。
孙小军认为，由于我国假肢领域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导致产品存在短板。“例如有些假肢需要使用液压腔，液压腔要做得体积很小同时又能承受很大的压力。如果技术不成熟，液压腔质量不高，就可能出现易漏油等问题，导致假肢使用寿命缩短。”
在质量方面，我国面临中高端假肢产品短缺难题。“目前，德国的奥托博克、冰岛的奥索等企业生产的中高端假肢产品垄断国内市场，价格昂贵。如果国内用户想使用体验更好的中高端产品，则会面临选择少、负担重的困境。”孙小军表示。
在品种方面，可供选择的智能假肢产品较少。据新思界产业研究中心报告，目前国内智能假肢市场规模较小，智能假肢生产企业数量少，市场供给缺口大，供给明显不足。
假肢后续服务保障也存在一些藩篱。河南省康复辅具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王磊与河南省标准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郭敬东分析指出，过去简单的测量、制作、组装完成即交货的模式，没有根据使用者的情况进行系统必要的装配后康复功能训练，容易导致使用者走路姿态异常、发生皮肤破损等问题。而康复辅具配置机构进行假肢装配后的康复训练，往往仅凭工作人员的经验，训练手段较单一，内容也较简单。
对此，专家表示，我国确实缺乏假肢矫形技师。湖南佳满假肢矫形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首席假肢技师黄河称，每个肢残人士的情况都不同，假肢需要纯手工制作，所以对假肢制作技师的要求也很高。孙小军表示，从整体来看，我国假肢技师尤其是高级假肢技师的人才队伍比较缺乏，培养这方面人才的机构也较少。
以技术为抓手推动假肢产业发展
如何推动假肢行业发展？
孙小军强调，为了打造中高端假肢产品，一定要加大技术自主研发力度，整合学科资源。“假肢行业涉及多学科，特别是中高端假肢制造涉及到机电一体化、软件算法、生物力学、人体工学等交叉学科。所以，需要更多拥有交叉学科资源的企业或科研院所来做这方面的研究，从而推出更好更多的假肢产品。”
面对假肢矫形技师短缺问题，专家建议按国家职业标准和社会需求培养人才，并根据产业需求共同建立和规范我国假肢矫形工程教育的人才培养标准，同时发挥教育引领产业未来发展的作用，共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政策方面，孙小军认为，国家在这方面要提供更多政策支持。中高端假肢的负担比较重，可以在政策上给予优惠，让更多人能买得起中高端假肢，为中高端假肢企业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形成良性循环。
实际上，为了推动假肢等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近年来政策持续发力。比如民政部推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2019年12月，国务院取消了“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行政许可事项。民政部出台事中事后监管政策，指导各地通过信息共享、年度报告、“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等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全国残疾人康复和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推动相关工作，截至2021年5月，制定了130个国家标准和22个行业标准，行业标准体系日益完善。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等行业组织则通过签订承诺书开展行业自律。
为推动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发展，早在2016年，国务院就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扩大市场有效供给、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综合来看，推进假肢等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既是一次加速跑也是一场马拉松。
来源：科技日报
#静海新闻# 【干事创业的静海人丨从零开始的“掌舵人”】
离开熟悉的领域从“零”做起需要什么？是一往无前的必胜决心，还是孤注一掷的万丈豪情？纵观现实案例，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而在抗疫大环境中，成功的概率又有多少？
疫情袭来的2020年注定不凡。对于天津协和博精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丹亦是如此。
如果将人生按坐标轴划分，2020年至今，李丹的生活格外跌宕起伏。
就像牛顿的苹果，我被命运眷顾了！
招商引资、办公室管理、创文宣传……单看这几项工作，每一项都不简单，如果将这几项工作放在一个人身上，就不由得感叹一声：业务能力真强！
这就是李丹2020年之前的工作，虽然跨度不小，但做起来也算得心应手。
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谦和坚韧的性格，2019年底，李丹被调到了正处于起步阶段的天津健康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和静海区政府共同组建的天津市第三方医学诊断中心的天津协和博精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和博精”）项目也正好落地。
经领导多方面考量，李丹临危受命，2020年2月被选定为协和博精董事长，统筹公司整体和实验室的开发建设。
这个决定出人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李丹回忆说，这份工作安排就像是牛顿的苹果，那样令人出其不意，面对未知的领域——心慌！
这两年怎么这么长？
2020年2月，“孤胆将军”李丹开启了独自奋战的旅程。因疫情原因，协和博精的项目建设提前了半年，时间紧、任务重，立项、设计、走程序、对接事项……李丹说，那时的工作就像滚雪球，一刻也不能停，否则工作就会越积越多，从而影响工程进度。
其中最难办的要数《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作为公司运行的重要证件，办证时间最短也得半年。
与疫情抢时间，李丹与天津市卫健委、天津健康产业国际合作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等部门联络，在各部门的帮助协调下，李丹在36个工作日内成功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刷新了办证速度，也实现了李丹的个人突破。
2020年4月份入职的办公室主任丁懿琳正好见证了这一过程，“当时李总就是脚不沾地的状态，为了办证一天最多跑200公里，加班加点更是常态，大家都管她叫‘李战神’。”历时3个半月，在李丹的日夜忙碌中，协和博精完成了整体工程建设，对于李丹这位“女战神”，丁懿琳心里满是钦佩。
“领航”建设 带头“抗疫”
4000平方米的协和博精是李丹的主战场，肩负防疫责任，李丹积极发挥“领航人”作用，带领公司探索前行。
作为天津市疫情防控战略储备，在天津迎战“奥密克戎”期间，协和博精停下所有检测任务，将公司清空，配合静海区卫健委完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基地建设，并接收了约90万个核酸样本，为静海区和天津市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撑。
不仅如此，公司在承担着检测过程中的设备管理、设备保养等一系列后勤保障工作的同时，70多名员工采用轮岗方式，投入到静海区华康街道核酸筛查工作中。李丹更是以身作则，日夜坚守在岗位上。
疫情来的突然，1月13日早上，李丹从西青区的家中出来之后，半个多月都没能再回去。她回想说，其实除了疲惫感觉都还行，就是女儿的一通视频电话让她破了防。
“妈妈，你再不回来我就不认识你了。”童言童语，让一向坚强的李丹红了眼眶，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4岁。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有人说疫情偷走了我们“两年”，这两年，李丹披荆斩棘，每一秒都万分充实，身为“掌舵人”，她见证了协和博精的成长；这两年，李丹迎“疫”而上，为了不负所托，为了社会责任，身为母亲错过了孩子的成长。
心酸过、崩溃过、踌躇过……但是都扛过去了，两年来，李丹与协和博精的员工们不断深化“平战结合”理念，探索“产学研”一体转换新模式，有效促进了天津健康产业国际合作示范区形成产业链集聚。
如今，协和博精已经成长为京津冀地区唯一一家专门做血液病诊断特检的企业，国内最专业的血液学检测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之一，能够开展500余项检测项目，业务覆盖25个省市，2021年，公司完成营业收入达7000万元。
“强压之下，韧性成长；面对考验，永不言弃。巾帼不让须眉，李丹这种新时代的女性铿锵夺目，只要给她们平台，一定会在当今社会大放异彩。”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院方总负责人，天津协和博精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汉芝对李丹评价道。
两年时光，百炼成金。“用最短的时间，做最有效的事”这就是李丹现在的工作准则。“今年，我们将把建设高通量测序平台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平台落地运行后能为全国各医疗机构提供高效准确的医学检验服务。同时不断深耕血液疾病检测、科学研究和业务研发，努力提升自身综合诊断水平，打造全国第一个血液病精准检测平台，2022年营业收入预计达到1.2亿元。”对于未来，李丹心中早有了规划。
离开熟悉的领域从“零”做起需要什么？是一往无前的必胜决心，还是孤注一掷的万丈豪情？纵观现实案例，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而在抗疫大环境中，成功的概率又有多少？
疫情袭来的2020年注定不凡。对于天津协和博精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丹亦是如此。
如果将人生按坐标轴划分，2020年至今，李丹的生活格外跌宕起伏。
就像牛顿的苹果，我被命运眷顾了！
招商引资、办公室管理、创文宣传……单看这几项工作，每一项都不简单，如果将这几项工作放在一个人身上，就不由得感叹一声：业务能力真强！
这就是李丹2020年之前的工作，虽然跨度不小，但做起来也算得心应手。
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谦和坚韧的性格，2019年底，李丹被调到了正处于起步阶段的天津健康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和静海区政府共同组建的天津市第三方医学诊断中心的天津协和博精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和博精”）项目也正好落地。
经领导多方面考量，李丹临危受命，2020年2月被选定为协和博精董事长，统筹公司整体和实验室的开发建设。
这个决定出人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李丹回忆说，这份工作安排就像是牛顿的苹果，那样令人出其不意，面对未知的领域——心慌！
这两年怎么这么长？
2020年2月，“孤胆将军”李丹开启了独自奋战的旅程。因疫情原因，协和博精的项目建设提前了半年，时间紧、任务重，立项、设计、走程序、对接事项……李丹说，那时的工作就像滚雪球，一刻也不能停，否则工作就会越积越多，从而影响工程进度。
其中最难办的要数《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作为公司运行的重要证件，办证时间最短也得半年。
与疫情抢时间，李丹与天津市卫健委、天津健康产业国际合作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等部门联络，在各部门的帮助协调下，李丹在36个工作日内成功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刷新了办证速度，也实现了李丹的个人突破。
2020年4月份入职的办公室主任丁懿琳正好见证了这一过程，“当时李总就是脚不沾地的状态，为了办证一天最多跑200公里，加班加点更是常态，大家都管她叫‘李战神’。”历时3个半月，在李丹的日夜忙碌中，协和博精完成了整体工程建设，对于李丹这位“女战神”，丁懿琳心里满是钦佩。
“领航”建设 带头“抗疫”
4000平方米的协和博精是李丹的主战场，肩负防疫责任，李丹积极发挥“领航人”作用，带领公司探索前行。
作为天津市疫情防控战略储备，在天津迎战“奥密克戎”期间，协和博精停下所有检测任务，将公司清空，配合静海区卫健委完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基地建设，并接收了约90万个核酸样本，为静海区和天津市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撑。
不仅如此，公司在承担着检测过程中的设备管理、设备保养等一系列后勤保障工作的同时，70多名员工采用轮岗方式，投入到静海区华康街道核酸筛查工作中。李丹更是以身作则，日夜坚守在岗位上。
疫情来的突然，1月13日早上，李丹从西青区的家中出来之后，半个多月都没能再回去。她回想说，其实除了疲惫感觉都还行，就是女儿的一通视频电话让她破了防。
“妈妈，你再不回来我就不认识你了。”童言童语，让一向坚强的李丹红了眼眶，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4岁。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有人说疫情偷走了我们“两年”，这两年，李丹披荆斩棘，每一秒都万分充实，身为“掌舵人”，她见证了协和博精的成长；这两年，李丹迎“疫”而上，为了不负所托，为了社会责任，身为母亲错过了孩子的成长。
心酸过、崩溃过、踌躇过……但是都扛过去了，两年来，李丹与协和博精的员工们不断深化“平战结合”理念，探索“产学研”一体转换新模式，有效促进了天津健康产业国际合作示范区形成产业链集聚。
如今，协和博精已经成长为京津冀地区唯一一家专门做血液病诊断特检的企业，国内最专业的血液学检测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之一，能够开展500余项检测项目，业务覆盖25个省市，2021年，公司完成营业收入达7000万元。
“强压之下，韧性成长；面对考验，永不言弃。巾帼不让须眉，李丹这种新时代的女性铿锵夺目，只要给她们平台，一定会在当今社会大放异彩。”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院方总负责人，天津协和博精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汉芝对李丹评价道。
两年时光，百炼成金。“用最短的时间，做最有效的事”这就是李丹现在的工作准则。“今年，我们将把建设高通量测序平台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平台落地运行后能为全国各医疗机构提供高效准确的医学检验服务。同时不断深耕血液疾病检测、科学研究和业务研发，努力提升自身综合诊断水平，打造全国第一个血液病精准检测平台，2022年营业收入预计达到1.2亿元。”对于未来，李丹心中早有了规划。
#碳达峰 碳中和##节能减排##双碳目标#
【关于产业园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分析】
国际经验
（一）现代环保主义兴起，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共识。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就警告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但一直未引起社会关注。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寂静的春天》出版为起点，西方国家掀起了现代环保运动，才开始反思对自然“索取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新模式。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个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灵活机制：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此后，虽然经历了《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等波折，但总体上，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二）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指导碳达峰、碳中和进程。2019年9月20日，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了《气候行动计划2030》，并进而于2019年11月15日在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碳中和的目标与时间；同年12月，欧盟推出《欧洲绿色新政》作为引领欧洲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指导文件；2020年3月，《欧盟气候法》草案被提交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拟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各成员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三）产业结构轻量化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发途径。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产业结构顺应各国的资源禀赋自然演化，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金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两轮转移之后，总体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新兴市场国家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布格局。
（四）新兴市场通过绿色低碳改造也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结构普遍偏重，但一些国家通过绿色循环低碳改造，也探索出了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觉途径。韩国蔚山国家工业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蔚山国家工业园是韩国于1962年开始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以汽车、石油化工、造船、有色金属和造纸业等重工业为主要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五）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在世界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诸多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市场经济手段之一。
（六）强化碳税政策工具使用可能会成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增加税赋来提高含碳化石能源价格，以促进能效提高和资源节约利用，相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
（七）提前布局能源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能源转型的趋势是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碳排放，建立低碳甚至零碳的能源系统。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方面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八）绿色金融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能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金融可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领域：一方面控制并收紧涉及化石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通过资本向传统化石燃料企业施压，迫使其向低碳燃料供应商转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方式，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更环保的领域，以绿色投融资，促进能源转型、能源可持续性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国内现状
（一）建立组织保障与考核体系。我国于2007年6月12日便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家应对气候最高议事机构。自“十二五”开始，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分类确定省级碳排放控制目标。
（二）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壮大，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6.9%；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均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三）注重能源结构调整与节能提效。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建立能效“领跑者”制度，健全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强化节能法规标准约束，发布实施340多项国家节能标准。
（四）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先后在10个省（市）和77个城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在组织领导、配套政策、市场机制、统计体系、评价考核、协同示范和合作交流等方面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和制度创新。
（五）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我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2010年至2020年，全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约1.08亿亩；“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森林抚育6.37亿亩；截至2020年年末，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
（六）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治理。作为《巴黎协定》（2015）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与全球各国开展气候对话和务实合作，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已与35个发展中国家签署39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积极参与国际《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推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七）完善法规政策体系。2010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14年，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首个应对气候专项规划；2020年，启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2021年，我国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挑战和机遇
（一）挑战。一是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总量偏高，减碳的压力偏大。产业园区通常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出集聚地和能源生产、消耗的大户，因而也就成为碳排放的高地。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测算，2015年，全国213家国家级经开区的能源消费总计为3.89亿吨标准煤，占同期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按照碳排放测算，则为1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同期全国排放的9.4%，减碳的压力和空间均很大。
二是碳排放以工业（包括能源活动）排放为主，减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大偏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2016》测算，能源和工业生产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我国碳排放的99.9%。不同于传统城市以人口聚集为主，开发区突出表现为产业集聚。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开发区也通常集聚了当地主要的制造企业，消耗着大部分的能源。因而，在碳排放结构上，工业排放一般占据开发区碳排放的大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存量企业的低碳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任务艰巨。一旦碳减排进程过快、要求过高，企业技术改造的成本负担沉重，如果再叠加改造的技术可行性受限，短期内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压力巨大。
三是产业结构偏重，加剧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压力。近年来，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要求下，各地纷纷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但在当下，多数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仍然偏重，高固投、高资本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艰巨。
（二）机遇。一是节能减排基础较好，单位碳排放相对较低。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保守测算，2015年，全国工业园区贡献了约50%的全国工业增加值，即117484亿元，其二氧化碳排放为282324万吨，由此估算出工业园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2.4吨/万元，比同期全国水平低39%。
二是产业链集聚效应明显，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基础深厚。作为产业集聚的物理区域，产业园区一般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核心产业构建产业链条，集聚上下游企业，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地。因此，产业园区天然具备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集聚的禀赋，市场要素从上游企业向中下游企业传递的过程，本身就契合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的要求。
三是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和供给相对集中，低碳改造的交易成本较低，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在水电气热等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方面，多数产业园区通常采取管委会下属企业集中供给的模式，即园区管委会通过设立专门的企业，集中提供园区企业的水、电、蒸汽、天然气等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料。因此，对这些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进行集约式和低碳化改造，尤其是构建综合能源管理体系，统筹水电气热的循环生产和在不同时段的转换储备，在技术上和制度协调上都具有可行性。
四是企业科技含量普遍较高、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较强，对低碳改造的微观基础相对扎实。产业园区汇集了当地的优势资源和企业，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体表现为：园区企业普遍具备一定的软硬件实力，不少企业甚至是行业龙头，具备开展低碳改造的意识和条件；部分园区不乏提供生产流程改造方案和服务的企业，低碳改造的产业生态相对完善。
五是金融资源相对富足，低碳改造的资金支持相对有力。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通常是金融机构关注和服务的重点，不少园区本身也是区域金融的集聚区，如泰达开发区汇聚了所有牌照类型的金融机构，是国内少有的“全牌照”开发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天津市的近五分之一。在“双碳”成为国家战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充裕的金融资源有力支撑了绿色低碳改造的进程。
六是“双碳”战略提供了园区发展的全新赛道。我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传统的模式需要转型，传统的市场需要切换和提升，产业园区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而“双碳”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培育了全新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批新兴企业，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领域。对于产业园区而言，既意味着新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机遇，更是存量企业改造升级的市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可以成为园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路径考量
（一）以市场力量为主，政府推动为辅，兼顾“双碳”工作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把以往忽略的外部性重新施加给每个市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双碳”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当然，从事关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来看，“双碳”工作也同时具有社会性。因此，在推进“双碳”工作时，应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利用好政府在纠正市场扭曲和引导合理预期中的积极作用，兼顾绿色低碳、零碳发展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二）紧扣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做好顶层设计。碳达峰、碳中和是未来三四十年持续推进的战略工作，因此，如何结合全球、全国的规划，同时符合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财税实力等实际，制定园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这对有序推进“双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以能源系统重构为基础，建设综合能源体系，实现能源系统绿色清洁低碳化。鉴于能源消费形成的碳排放在产业园区排放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份额，园区减碳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重构传统高碳、偏煤的能源系统，以煤改天然气为开端，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配套储能设施建设，加大外购绿电比例，理顺能源生产、传输、消费之间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以传统能源为基础、多种清洁能源共同参与、各种能源形态智能转换的分布式能源综合管理体系，以此作为园区发展的基础设施，为推进园区低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引导存量企业流程再造和工艺重塑，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最终的实践主体。落
（五）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共同推进园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培育新兴“双碳”产业，引导建立循环共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和绿色低碳化。
（六）善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打造绿色低碳金融生态。鼓励金融机构善用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的“双碳”政策工具，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并不断丰富绿色低碳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双碳”发展的能力，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绿色评级、咨询、保险、投融资等“双碳”金融机构，完善碳配额和碳减排交易市场，稳步扩大交易品种和市场规模，构建服务“双碳”、品类丰富、风险可控的绿色金融生态。
（七）开发碳税、低碳补贴等财税工具，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和研发固碳技术、工艺。
（八）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低碳改造，扩大循环利用范围，增大正向溢出效应。
责任编辑：原健凇
#产业园区#
【关于产业园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分析】
国际经验
（一）现代环保主义兴起，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共识。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就警告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但一直未引起社会关注。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寂静的春天》出版为起点，西方国家掀起了现代环保运动，才开始反思对自然“索取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新模式。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个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灵活机制：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此后，虽然经历了《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等波折，但总体上，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二）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指导碳达峰、碳中和进程。2019年9月20日，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了《气候行动计划2030》，并进而于2019年11月15日在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碳中和的目标与时间；同年12月，欧盟推出《欧洲绿色新政》作为引领欧洲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指导文件；2020年3月，《欧盟气候法》草案被提交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拟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各成员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三）产业结构轻量化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发途径。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产业结构顺应各国的资源禀赋自然演化，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金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两轮转移之后，总体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新兴市场国家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布格局。
（四）新兴市场通过绿色低碳改造也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结构普遍偏重，但一些国家通过绿色循环低碳改造，也探索出了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觉途径。韩国蔚山国家工业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蔚山国家工业园是韩国于1962年开始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以汽车、石油化工、造船、有色金属和造纸业等重工业为主要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五）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在世界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诸多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市场经济手段之一。
（六）强化碳税政策工具使用可能会成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增加税赋来提高含碳化石能源价格，以促进能效提高和资源节约利用，相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
（七）提前布局能源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能源转型的趋势是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碳排放，建立低碳甚至零碳的能源系统。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方面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八）绿色金融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能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金融可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领域：一方面控制并收紧涉及化石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通过资本向传统化石燃料企业施压，迫使其向低碳燃料供应商转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方式，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更环保的领域，以绿色投融资，促进能源转型、能源可持续性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国内现状
（一）建立组织保障与考核体系。我国于2007年6月12日便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家应对气候最高议事机构。自“十二五”开始，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分类确定省级碳排放控制目标。
（二）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壮大，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6.9%；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均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三）注重能源结构调整与节能提效。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建立能效“领跑者”制度，健全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强化节能法规标准约束，发布实施340多项国家节能标准。
（四）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先后在10个省（市）和77个城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在组织领导、配套政策、市场机制、统计体系、评价考核、协同示范和合作交流等方面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和制度创新。
（五）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我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2010年至2020年，全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约1.08亿亩；“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森林抚育6.37亿亩；截至2020年年末，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
（六）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治理。作为《巴黎协定》（2015）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与全球各国开展气候对话和务实合作，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已与35个发展中国家签署39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积极参与国际《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推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七）完善法规政策体系。2010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14年，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首个应对气候专项规划；2020年，启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2021年，我国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挑战和机遇
（一）挑战。一是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总量偏高，减碳的压力偏大。产业园区通常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出集聚地和能源生产、消耗的大户，因而也就成为碳排放的高地。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测算，2015年，全国213家国家级经开区的能源消费总计为3.89亿吨标准煤，占同期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按照碳排放测算，则为1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同期全国排放的9.4%，减碳的压力和空间均很大。
二是碳排放以工业（包括能源活动）排放为主，减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大偏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2016》测算，能源和工业生产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我国碳排放的99.9%。不同于传统城市以人口聚集为主，开发区突出表现为产业集聚。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开发区也通常集聚了当地主要的制造企业，消耗着大部分的能源。因而，在碳排放结构上，工业排放一般占据开发区碳排放的大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存量企业的低碳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任务艰巨。一旦碳减排进程过快、要求过高，企业技术改造的成本负担沉重，如果再叠加改造的技术可行性受限，短期内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压力巨大。
三是产业结构偏重，加剧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压力。近年来，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要求下，各地纷纷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但在当下，多数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仍然偏重，高固投、高资本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艰巨。
（二）机遇。一是节能减排基础较好，单位碳排放相对较低。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保守测算，2015年，全国工业园区贡献了约50%的全国工业增加值，即117484亿元，其二氧化碳排放为282324万吨，由此估算出工业园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2.4吨/万元，比同期全国水平低39%。
二是产业链集聚效应明显，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基础深厚。作为产业集聚的物理区域，产业园区一般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核心产业构建产业链条，集聚上下游企业，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地。因此，产业园区天然具备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集聚的禀赋，市场要素从上游企业向中下游企业传递的过程，本身就契合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的要求。
三是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和供给相对集中，低碳改造的交易成本较低，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在水电气热等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方面，多数产业园区通常采取管委会下属企业集中供给的模式，即园区管委会通过设立专门的企业，集中提供园区企业的水、电、蒸汽、天然气等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料。因此，对这些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进行集约式和低碳化改造，尤其是构建综合能源管理体系，统筹水电气热的循环生产和在不同时段的转换储备，在技术上和制度协调上都具有可行性。
四是企业科技含量普遍较高、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较强，对低碳改造的微观基础相对扎实。产业园区汇集了当地的优势资源和企业，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体表现为：园区企业普遍具备一定的软硬件实力，不少企业甚至是行业龙头，具备开展低碳改造的意识和条件；部分园区不乏提供生产流程改造方案和服务的企业，低碳改造的产业生态相对完善。
五是金融资源相对富足，低碳改造的资金支持相对有力。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通常是金融机构关注和服务的重点，不少园区本身也是区域金融的集聚区，如泰达开发区汇聚了所有牌照类型的金融机构，是国内少有的“全牌照”开发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天津市的近五分之一。在“双碳”成为国家战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充裕的金融资源有力支撑了绿色低碳改造的进程。
六是“双碳”战略提供了园区发展的全新赛道。我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传统的模式需要转型，传统的市场需要切换和提升，产业园区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而“双碳”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培育了全新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批新兴企业，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领域。对于产业园区而言，既意味着新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机遇，更是存量企业改造升级的市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可以成为园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路径考量
（一）以市场力量为主，政府推动为辅，兼顾“双碳”工作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把以往忽略的外部性重新施加给每个市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双碳”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当然，从事关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来看，“双碳”工作也同时具有社会性。因此，在推进“双碳”工作时，应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利用好政府在纠正市场扭曲和引导合理预期中的积极作用，兼顾绿色低碳、零碳发展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二）紧扣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做好顶层设计。碳达峰、碳中和是未来三四十年持续推进的战略工作，因此，如何结合全球、全国的规划，同时符合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财税实力等实际，制定园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这对有序推进“双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以能源系统重构为基础，建设综合能源体系，实现能源系统绿色清洁低碳化。鉴于能源消费形成的碳排放在产业园区排放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份额，园区减碳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重构传统高碳、偏煤的能源系统，以煤改天然气为开端，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配套储能设施建设，加大外购绿电比例，理顺能源生产、传输、消费之间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以传统能源为基础、多种清洁能源共同参与、各种能源形态智能转换的分布式能源综合管理体系，以此作为园区发展的基础设施，为推进园区低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引导存量企业流程再造和工艺重塑，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最终的实践主体。落
（五）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共同推进园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培育新兴“双碳”产业，引导建立循环共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和绿色低碳化。
（六）善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打造绿色低碳金融生态。鼓励金融机构善用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的“双碳”政策工具，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并不断丰富绿色低碳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双碳”发展的能力，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绿色评级、咨询、保险、投融资等“双碳”金融机构，完善碳配额和碳减排交易市场，稳步扩大交易品种和市场规模，构建服务“双碳”、品类丰富、风险可控的绿色金融生态。
（七）开发碳税、低碳补贴等财税工具，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和研发固碳技术、工艺。
（八）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低碳改造，扩大循环利用范围，增大正向溢出效应。
责任编辑：原健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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