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偷偷换上的背景到现在强行被换背景，一年多已经过去了。已不再年少，所以过程没有所谓的轰轰烈烈，相反平静但不无趣的琐碎日常让自己感觉特别踏实。爱笑、乐观、真实、不喜欢动脑子但又会努力做好每一件事，就像我妈说的，你们都爱笑，以后肯定很少吵架，确实，这一年多好像也没吵过架。过去的一年多工作太忙，希望忙过这段过渡期能有空陪你去一次你想去的远方。
“铐走医生”事件和解了，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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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上海仁济医院胸外科主任赵医生因拒绝患者“插队”、被警察用手铐带走的新闻，引发了网友热议。
纠纷虽高热难下，但今天涉事医生和警察通过媒体发声，表明对对方工作的理解、对自身工作的不足，都挺值得赞赏。
放大来看，当前，我们可谓是在遭遇一个“拥挤社会”——社会已经多元化、有多重诉求，但公共资源又很有限，导致各种社会冲突急剧增加。
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相互“担待”。
医、警
在过去的一些年里，医生和警察恐怕是为社会秩序付出最多，却遭遇最多舆论质疑的两个群体；而二者因职业特性，对公序良俗最为敏感，因而他们针对这次事件发出的声音，很是能够反映当前大众对社会秩序的认知情况。
幸好，这一次，医、警能够相互理解。
而此番幸运，恐怕也与他们的相似经历不无关系——哪怕是遇到再多的不公，他们也未曾抛弃职业操守。
这“不打不相识”真不在别处，而是，恰恰因医、警在多年的压力下，建立并坚守了各自的专业精神。
对于医生而言，医者仁心始终是首要的专业精神。赵医生就是如是“专业性”的身体力行者。
本来已经没有了号，结果考虑到患者远道而来，赵医生就动了恻隐之心给患者加号；为了把患者看完，中午休息时分也在加班坐诊；甚至于，当警察要采取传唤和强制带离的措施时，赵医生也是本着为患者服务的想法，提出下班以后再去派出所——这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医生的职业操守。
对于警察而言，严格执法则是第一要务。
客观上，按照执法流程，两位警察的处警措施并没有错。并且，他们之所以要及时带离赵医生，恰恰是出于顾及患者感受、公平公正处理案情的考量。
既然如此，那么令人纳闷的就是，一个好医生碰到一个好警察，为何会出现冲突？
差异
这首先是专业价值差异所致。
无论是医生还是警察，专业价值都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天职”，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警察的天职；第二个层面是专业规范，过去一些年，医生和警察的职业化已经得到了极大推进，在专业化的意义上，二者极为相似——他们都要求，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应该保持理性，不应因“恻隐之心”而违背规范。
麻烦则在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景中，对专业价值的选择会有差异。
在本次事件中，赵医生显然没有接受“自我保护”意义上的专业规训，反而还是以“天职”要求自己，他看到的是还有很多患者需要救治；而警察却选择了规范化的执法流程，他们看到了事件需要及时和公平处理。从各自的专业价值选择看，二者其实都没错。
然而，事情也要分两说。
从社会价值看，专业精神还是有次序的。就这个事件而言，或许警察要负的责任大一些。毕竟，在“救死扶伤”的价值面前，“社会公平”或应退居其次。哪怕是因延误了时间而让医患纠纷的另一方患者感到不公，也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警察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本身也有更多的调节方法，比如向患者做出解释，或者请院方代为处理等。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毕竟是一个拥有现场裁决能力的机关，需要在执法过程中注意引导社会建设。在面对各种因职务活动而产生的冲突时，尤其需要考虑到公序良俗的形成。
比如，医患矛盾是在医生履行医生职责的过程中产生的，不可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矛盾纠纷。某种意义上，医生本人就是医疗秩序的维护者，警察执法最好考虑到维护医生在医疗场所的权威性——否则，如果每一个公共场所都需要警察力量来介入，社会治理成本将急剧加大。
如同当事警察在反思这次事件时说的，当时如果能同医院管理者来进行现场协调，再决定下一步的处置措施，或许就不至于出现这种状况。
岛叔觉得，不能苛求每个在现场处置的警察都考虑那么周到；但公安机关应以这次事件为起点，制定有关职务行为引起冲突时的执法操作流程，以免制造更多的误解。
拥挤
不妨再推远一步：在一个“拥挤”的社会里，社会秩序会有哪些新变化？又当如何维护？
变化不难体察，比如以医院为例，到大医院看病就像是逛农贸市场，医生忙、患者急，拥挤不堪，稍有不慎就易引起冲突。
那原因呢？这一切的背后无外乎是一个“变化过快的社会”——快到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拥挤的社会比传统的熟人社会更需要稳定的公序良俗。
一方面，拥挤社会意味着社会事务更加复杂。人们的身份多样，诉求自然各不相同。比如，和医生、警察直接相关的是，他们是健康和安全这两个公共品的供给者。但这些社会资源如何分配，却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且不同的供给原则会潜在地影响人们的秩序观。
在医疗市场化的原则下，医疗很容易被当作“商品”买卖——患者很容易把自己当作“消费者”，要求得到良好的服务；医生也很容易把自己当作一个服务者，得到与劳动付出相等的尊重。问题在于，市场原则根本就贯彻不了，这也就难免出现医疗秩序中的各种乱象。
而在专业化导向下，公安机关也持续加强了自身建设，一度在规范化建设与“四有四必”间疲于奔命，自己累了，群众却不见得满意。
社会之复杂使得供、求中难免有裂隙，长此以往，重要必需品的供给者成了最容易受到抨击的群体。平心而论，我们没有理由不给医、警以更好的工作环境；而最好的支持，便是支持理解他们的工作，遵守其职业规则。
另一方面，拥挤社会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治理资源。这一社会状态意味着其会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事务”：那些细小琐碎、难以定性，却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在一个拥挤社会里，“先来后到”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基本条件。但是，在缺乏规范和自律的情况下，“插队”也很容易演变为剩余事务。
问题恰恰在于，要有效规制这些“小事”，还非得耗费极多的治理资源。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的绝大多数治理资源，并没有用在那些大事、要事，恰恰是花在了处理这些细小琐碎的事情中。
想想看，有多少警力是耗费在那些“细事”乃至于非警务活动上？还有，急剧扩张的城管部门，主要的目的之一可以说是为了和小贩玩“猫鼠游戏”。
觉得夸张了？嗯，在岛叔调研过的某东部乡镇的安监所，总共才3人，2018年一年却收到了上级68份正儿八经的布置工作任务的文件——如果每件事都要落实，工作人员玩命地24小时工作也不可能完成。
按照我们这个社会的变迁速度，以及剩余事务的生产速度，治理事务增加与治理资源有限的矛盾，只会越来越严重。因此，要解决困境，实在是不能指望通过增加治理资源来解决问题。
面向“拥挤社会”，唯一的应对之策是，全社会都要成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从不闯红灯、不插队、少吵架、多担待等小事做起。
你做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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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上海仁济医院胸外科主任赵医生因拒绝患者“插队”、被警察用手铐带走的新闻，引发了网友热议。
纠纷虽高热难下，但今天涉事医生和警察通过媒体发声，表明对对方工作的理解、对自身工作的不足，都挺值得赞赏。
放大来看，当前，我们可谓是在遭遇一个“拥挤社会”——社会已经多元化、有多重诉求，但公共资源又很有限，导致各种社会冲突急剧增加。
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相互“担待”。
医、警
在过去的一些年里，医生和警察恐怕是为社会秩序付出最多，却遭遇最多舆论质疑的两个群体；而二者因职业特性，对公序良俗最为敏感，因而他们针对这次事件发出的声音，很是能够反映当前大众对社会秩序的认知情况。
幸好，这一次，医、警能够相互理解。
而此番幸运，恐怕也与他们的相似经历不无关系——哪怕是遇到再多的不公，他们也未曾抛弃职业操守。
这“不打不相识”真不在别处，而是，恰恰因医、警在多年的压力下，建立并坚守了各自的专业精神。
对于医生而言，医者仁心始终是首要的专业精神。赵医生就是如是“专业性”的身体力行者。
本来已经没有了号，结果考虑到患者远道而来，赵医生就动了恻隐之心给患者加号；为了把患者看完，中午休息时分也在加班坐诊；甚至于，当警察要采取传唤和强制带离的措施时，赵医生也是本着为患者服务的想法，提出下班以后再去派出所——这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医生的职业操守。
对于警察而言，严格执法则是第一要务。
客观上，按照执法流程，两位警察的处警措施并没有错。并且，他们之所以要及时带离赵医生，恰恰是出于顾及患者感受、公平公正处理案情的考量。
既然如此，那么令人纳闷的就是，一个好医生碰到一个好警察，为何会出现冲突？
差异
这首先是专业价值差异所致。
无论是医生还是警察，专业价值都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天职”，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警察的天职；第二个层面是专业规范，过去一些年，医生和警察的职业化已经得到了极大推进，在专业化的意义上，二者极为相似——他们都要求，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应该保持理性，不应因“恻隐之心”而违背规范。
麻烦则在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景中，对专业价值的选择会有差异。
在本次事件中，赵医生显然没有接受“自我保护”意义上的专业规训，反而还是以“天职”要求自己，他看到的是还有很多患者需要救治；而警察却选择了规范化的执法流程，他们看到了事件需要及时和公平处理。从各自的专业价值选择看，二者其实都没错。
然而，事情也要分两说。
从社会价值看，专业精神还是有次序的。就这个事件而言，或许警察要负的责任大一些。毕竟，在“救死扶伤”的价值面前，“社会公平”或应退居其次。哪怕是因延误了时间而让医患纠纷的另一方患者感到不公，也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警察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本身也有更多的调节方法，比如向患者做出解释，或者请院方代为处理等。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毕竟是一个拥有现场裁决能力的机关，需要在执法过程中注意引导社会建设。在面对各种因职务活动而产生的冲突时，尤其需要考虑到公序良俗的形成。
比如，医患矛盾是在医生履行医生职责的过程中产生的，不可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矛盾纠纷。某种意义上，医生本人就是医疗秩序的维护者，警察执法最好考虑到维护医生在医疗场所的权威性——否则，如果每一个公共场所都需要警察力量来介入，社会治理成本将急剧加大。
如同当事警察在反思这次事件时说的，当时如果能同医院管理者来进行现场协调，再决定下一步的处置措施，或许就不至于出现这种状况。
岛叔觉得，不能苛求每个在现场处置的警察都考虑那么周到；但公安机关应以这次事件为起点，制定有关职务行为引起冲突时的执法操作流程，以免制造更多的误解。
拥挤
不妨再推远一步：在一个“拥挤”的社会里，社会秩序会有哪些新变化？又当如何维护？
变化不难体察，比如以医院为例，到大医院看病就像是逛农贸市场，医生忙、患者急，拥挤不堪，稍有不慎就易引起冲突。
那原因呢？这一切的背后无外乎是一个“变化过快的社会”——快到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拥挤的社会比传统的熟人社会更需要稳定的公序良俗。
一方面，拥挤社会意味着社会事务更加复杂。人们的身份多样，诉求自然各不相同。比如，和医生、警察直接相关的是，他们是健康和安全这两个公共品的供给者。但这些社会资源如何分配，却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且不同的供给原则会潜在地影响人们的秩序观。
在医疗市场化的原则下，医疗很容易被当作“商品”买卖——患者很容易把自己当作“消费者”，要求得到良好的服务；医生也很容易把自己当作一个服务者，得到与劳动付出相等的尊重。问题在于，市场原则根本就贯彻不了，这也就难免出现医疗秩序中的各种乱象。
而在专业化导向下，公安机关也持续加强了自身建设，一度在规范化建设与“四有四必”间疲于奔命，自己累了，群众却不见得满意。
社会之复杂使得供、求中难免有裂隙，长此以往，重要必需品的供给者成了最容易受到抨击的群体。平心而论，我们没有理由不给医、警以更好的工作环境；而最好的支持，便是支持理解他们的工作，遵守其职业规则。
另一方面，拥挤社会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治理资源。这一社会状态意味着其会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事务”：那些细小琐碎、难以定性，却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在一个拥挤社会里，“先来后到”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基本条件。但是，在缺乏规范和自律的情况下，“插队”也很容易演变为剩余事务。
问题恰恰在于，要有效规制这些“小事”，还非得耗费极多的治理资源。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的绝大多数治理资源，并没有用在那些大事、要事，恰恰是花在了处理这些细小琐碎的事情中。
想想看，有多少警力是耗费在那些“细事”乃至于非警务活动上？还有，急剧扩张的城管部门，主要的目的之一可以说是为了和小贩玩“猫鼠游戏”。
觉得夸张了？嗯，在岛叔调研过的某东部乡镇的安监所，总共才3人，2018年一年却收到了上级68份正儿八经的布置工作任务的文件——如果每件事都要落实，工作人员玩命地24小时工作也不可能完成。
按照我们这个社会的变迁速度，以及剩余事务的生产速度，治理事务增加与治理资源有限的矛盾，只会越来越严重。因此，要解决困境，实在是不能指望通过增加治理资源来解决问题。
面向“拥挤社会”，唯一的应对之策是，全社会都要成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从不闯红灯、不插队、少吵架、多担待等小事做起。
你做得到吗？
大约在半年前，看过一部电影叫《海街日记》，非常喜欢，细腻、平淡、温馨，直到最近才知道，它出自导演是枝裕和之手，又接连看了他的其他几部作品。
《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很惊叹导演的水平，平淡却有深度，琐碎而不无趣，生活不易但总得乐观前行。
《无人知晓》又是另一种感触，是属于好看但不敢捋第二遍的电影，看着四个被母亲遗弃的没有身份的孩子自生自灭，相信没几个人能承受得了那份压抑和痛惜
《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很惊叹导演的水平，平淡却有深度，琐碎而不无趣，生活不易但总得乐观前行。
《无人知晓》又是另一种感触，是属于好看但不敢捋第二遍的电影，看着四个被母亲遗弃的没有身份的孩子自生自灭，相信没几个人能承受得了那份压抑和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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