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而不休的自强心志（续一）
高来同学之所以研究其先祖白居易及其诗作，并非临时动议，更非心血来潮，而是由其特定的出生环境，与白居易之间的血缘关系和个人爱好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
白高来的家乡洛阳市洛龙区李楼乡东白碛村，乃白居易后裔的聚居地。作为白居易第53代孙的他，从小就耳濡目染白居易的诗歌和趣闻轶事等。上小学读了白居易写的“离离原上草”等诗后，便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大诗人先祖而产生自豪感，并随之萌发了想多读读这位先祖的诗歌，多了解其生平事迹的打算。
在求学期间，由于学业繁重，升级、升学考试接连不断，所以他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阅读白居易的诗歌。大学毕业以后，在当时的氛围下加上工作缠身等仍未能如愿。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有个同事对他说你既然是白居易的后裔，生在与白居易晚年的定居地履道里关系密切的白碛村，就该了解令祖晚年在洛阳生活的情况，写点东西。这个建议促使他萌生了写自己先祖的打算。后来又有一位转业到《洛阳日报》当编辑的战友对他说，你可以先写点白居易的故事，等对白居易有了深入研究，再写系列文章。同事和战友的提醒和建议，坚定了他的打算。但他自知对其先祖的生平和著作还缺乏了解，便决定一边研读一边从写故事尝试。于是托人先后买了多个版本的白居易诗集及《白居易年谱》等。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读，他在1982年12月《洛阳日报》的《洛浦》副刊上首次发表了600多字的《白居易笔下的“天津晓月”》；随后，又先后发表了《唐东都名胜—魏王堤》、《于平淡处见功力》、《用常得奇的佳作》、《白居易的年谱知多少》等几篇小文章。这些文章虽然被人们戏称为“豆腐块”，但正是这些“豆腐块”使其体验到了尝试成功后的喜悦，从而坚定了其继续研究和写作与先祖有关作品的志向。
真正使其有时间和精力专门投入对其先祖生平和著作研究和著述，则是在其退居二线尤其是在其退休之后。1991年2月洛阳白居易研究会成立，他被推选为副秘书长。1992年3月，洛阳白居易研究会主持召开了首届国际白居易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发表了数十篇白居易研究的论文。然而，作为主办方的洛阳白居易研究会，所发表的文章不仅少，而且学术性不高。这两个因素让已到“天命之年”且担任副秘书长的他深感内疚，从而激发、促使他下决心深入研究白居易的生平及其著作。之后，他利用业余时间，把《白居易集》中的诗歌和部分文章反复读了两、三遍，并分门别类地摘抄了五、六万字的诗文；往后再围绕一个个专题深入研究，写出或长或短的提纲或文章。如关于白居易的故居，他写了《白居易早年洛阳故居—毓财里》；关于白居易的交友，他写了《“元白”和“刘白”—白居易和他的洛阳两诗友》；关于白居易在洛阳的游踪，他写了《白居易与洛阳旅游》；关于白居易的情趣爱好，他写了《白居易家酒》和《白居易的洛阳情结》等。
2002年退休之后，他没有像一般退休人员那样醉心于休闲娱乐或漫游列国，而是集中精力和时间开始就“白居易与洛阳”这一课题进行研究，殚精竭虑，反复琢磨，独辟蹊径，力求创新。其退而不休的自强心志，正是首先表现在这方面。
他将该课题分为先祖、故居、交友、游踪、情趣、事佛、功德、遗迹，后裔、诗词赏析等十个部分，在其前些年读写成果的基础上，借鉴、汲取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于2006年8月完成《白居易与洛阳》一书并出版。为该书作序的叶鹏教授指出：《白居易与洛阳》一书“体例创新……分门别类有利于学术视野的开拓；专题论述有助于课题研讨的精深。”还有学者认定该书填补了白居易与洛阳这一课题研究的空白。
当我看到高来寄给我的《白居易与洛阳》一书后，我对他从行政工作岗位退休后，能如此潜心于白居易及其著作的研究，并取得硕果，很是敬佩！这通过下面我写给他的邮件可以看出来——
高来你好！
你在从党政工作岗位退下之后，“退而不休”，自砺自强，潜心于学术，并专门研究、著述与令祖白居易有关的著作，既体现出你对自己先祖的崇敬和承袭，又体现出作为北大学子所受文化氛围的良好熏陶，甘愿就自己愿做该做的事，尽自己所能，发挥余热，实在难能可贵！
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就是著书立说，虽然被列为末端，但我想，我等要是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即使谈不上什么声名显赫，也不枉来人世一遭了！
……遥想当年，我们奋发图强、踌躇满志地考上北大哲学系，却遭遇突如其来的厄运……当我们回首亲历的一切而渐行渐悟渐醒之后，能够在学术文化领域找到落脚点和归宿，可谓此生之大幸！
当众人争名于朝、夺利于市，仅仅满足于丰衣足食、皮肉之欢而不再思进取之时，而你我却置功名利禄于度外，能在自己所钟爱的文化园地默默耕耘，让余生活得有价值些，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尽一点点儿绵薄之力，我觉得值！
张岱年先生曾亲自对我说：做学问嘛，不要急躁，只要就自己感兴趣的某个方面，某个问题，某个人等等，坚持不懈地研究下去，终会水到渠成，取得成果！
我深信良师的教诲！也希望并相信你能领会此教诲并照做！
当然，我们毕竟已不再年轻，不管做什么，当以不损害健康为前提！
我们要首先作养生家，其次才作学问家！
期盼早日拜读你的新作！
书不尽言。
谨祝你和尊夫人及全家健康快乐！
宋定国 2009年1月31日于北京
（接续二）
高来同学之所以研究其先祖白居易及其诗作，并非临时动议，更非心血来潮，而是由其特定的出生环境，与白居易之间的血缘关系和个人爱好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
白高来的家乡洛阳市洛龙区李楼乡东白碛村，乃白居易后裔的聚居地。作为白居易第53代孙的他，从小就耳濡目染白居易的诗歌和趣闻轶事等。上小学读了白居易写的“离离原上草”等诗后，便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大诗人先祖而产生自豪感，并随之萌发了想多读读这位先祖的诗歌，多了解其生平事迹的打算。
在求学期间，由于学业繁重，升级、升学考试接连不断，所以他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阅读白居易的诗歌。大学毕业以后，在当时的氛围下加上工作缠身等仍未能如愿。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有个同事对他说你既然是白居易的后裔，生在与白居易晚年的定居地履道里关系密切的白碛村，就该了解令祖晚年在洛阳生活的情况，写点东西。这个建议促使他萌生了写自己先祖的打算。后来又有一位转业到《洛阳日报》当编辑的战友对他说，你可以先写点白居易的故事，等对白居易有了深入研究，再写系列文章。同事和战友的提醒和建议，坚定了他的打算。但他自知对其先祖的生平和著作还缺乏了解，便决定一边研读一边从写故事尝试。于是托人先后买了多个版本的白居易诗集及《白居易年谱》等。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读，他在1982年12月《洛阳日报》的《洛浦》副刊上首次发表了600多字的《白居易笔下的“天津晓月”》；随后，又先后发表了《唐东都名胜—魏王堤》、《于平淡处见功力》、《用常得奇的佳作》、《白居易的年谱知多少》等几篇小文章。这些文章虽然被人们戏称为“豆腐块”，但正是这些“豆腐块”使其体验到了尝试成功后的喜悦，从而坚定了其继续研究和写作与先祖有关作品的志向。
真正使其有时间和精力专门投入对其先祖生平和著作研究和著述，则是在其退居二线尤其是在其退休之后。1991年2月洛阳白居易研究会成立，他被推选为副秘书长。1992年3月，洛阳白居易研究会主持召开了首届国际白居易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发表了数十篇白居易研究的论文。然而，作为主办方的洛阳白居易研究会，所发表的文章不仅少，而且学术性不高。这两个因素让已到“天命之年”且担任副秘书长的他深感内疚，从而激发、促使他下决心深入研究白居易的生平及其著作。之后，他利用业余时间，把《白居易集》中的诗歌和部分文章反复读了两、三遍，并分门别类地摘抄了五、六万字的诗文；往后再围绕一个个专题深入研究，写出或长或短的提纲或文章。如关于白居易的故居，他写了《白居易早年洛阳故居—毓财里》；关于白居易的交友，他写了《“元白”和“刘白”—白居易和他的洛阳两诗友》；关于白居易在洛阳的游踪，他写了《白居易与洛阳旅游》；关于白居易的情趣爱好，他写了《白居易家酒》和《白居易的洛阳情结》等。
2002年退休之后，他没有像一般退休人员那样醉心于休闲娱乐或漫游列国，而是集中精力和时间开始就“白居易与洛阳”这一课题进行研究，殚精竭虑，反复琢磨，独辟蹊径，力求创新。其退而不休的自强心志，正是首先表现在这方面。
他将该课题分为先祖、故居、交友、游踪、情趣、事佛、功德、遗迹，后裔、诗词赏析等十个部分，在其前些年读写成果的基础上，借鉴、汲取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于2006年8月完成《白居易与洛阳》一书并出版。为该书作序的叶鹏教授指出：《白居易与洛阳》一书“体例创新……分门别类有利于学术视野的开拓；专题论述有助于课题研讨的精深。”还有学者认定该书填补了白居易与洛阳这一课题研究的空白。
当我看到高来寄给我的《白居易与洛阳》一书后，我对他从行政工作岗位退休后，能如此潜心于白居易及其著作的研究，并取得硕果，很是敬佩！这通过下面我写给他的邮件可以看出来——
高来你好！
你在从党政工作岗位退下之后，“退而不休”，自砺自强，潜心于学术，并专门研究、著述与令祖白居易有关的著作，既体现出你对自己先祖的崇敬和承袭，又体现出作为北大学子所受文化氛围的良好熏陶，甘愿就自己愿做该做的事，尽自己所能，发挥余热，实在难能可贵！
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就是著书立说，虽然被列为末端，但我想，我等要是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即使谈不上什么声名显赫，也不枉来人世一遭了！
……遥想当年，我们奋发图强、踌躇满志地考上北大哲学系，却遭遇突如其来的厄运……当我们回首亲历的一切而渐行渐悟渐醒之后，能够在学术文化领域找到落脚点和归宿，可谓此生之大幸！
当众人争名于朝、夺利于市，仅仅满足于丰衣足食、皮肉之欢而不再思进取之时，而你我却置功名利禄于度外，能在自己所钟爱的文化园地默默耕耘，让余生活得有价值些，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尽一点点儿绵薄之力，我觉得值！
张岱年先生曾亲自对我说：做学问嘛，不要急躁，只要就自己感兴趣的某个方面，某个问题，某个人等等，坚持不懈地研究下去，终会水到渠成，取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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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毕竟已不再年轻，不管做什么，当以不损害健康为前提！
我们要首先作养生家，其次才作学问家！
期盼早日拜读你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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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定国 2009年1月31日于北京
（接续二）
著名收藏家、版本目录学家潘景郑捐赠的日记被收录之《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
日记丛刊》简介
《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全八十六册）编著者周德明，主编黄显功，出版时间为2017-04，所属分类：名人日记信札。本书就收録了多部来自潘景郑先生捐赠的日记，如其祖上《潘曾绶日记》《潘祖荫日记》（应为：潘文勤日记（清光绪十四年）（清）潘祖荫撰稿本、小鸥波馆日记（清道光十九至光绪四年）（清）何兆瀛撰稿本）等。
本书收录上海图书馆藏稿抄本日记，涉及范其骏、潘祖荫等49人的65种日记，所选日记兼顾作者的不同身份和日记的多种类型，其中人物有朝廷高官如潘祖荫、王际华等，文化名流如何绍基等，日记有工作日记、读书日记、出使日记、养病日记，以及综合的记事日记等，且大多数为孤本存世，价值重大。
本书为《珍稀日记手札文献丛刊》之一种，已陆续收录整理了《绍英日记》《师伏堂日记》《邓之诚日记》《余绍宋日记》《缘督庐日记钞》《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王伯祥日记》《徐乃昌日记》《顾森书日记》《朱峙三日记》《周太玄日记》《江瀚日记》《求恕斋日记》《国家图书馆藏稿本日记选编》等四十余部名人日记手札。
以上内容详见“黄显功：《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前言（附目录） ”
（https://t.cn/A6Ji40ow）
~ 目录 ~
南斋日记（清康熙四十三年）（清）查慎行撰 稿本
匏庐公日记九卷摘録匏庐公日记一卷附石仓诗选总目（清）陈邦彦撰 稿本
王际华日记（清乾隆三十七年）（清）王际华撰 稿本
理堂日记（清嘉庆元年七至十二月）（清）焦循撰钞本
清仪阁日记（清嘉庆十年）（清）张廷济撰稿本
张叔未日记（清嘉庆三至七年）（清）张廷济撰稿本
张叔未日记杂稿（清嘉庆十五至二十年）（清）张廷济撰 稿本
海沤日记（清嘉庆十九年）（清）倪稻孙撰 稿本
梁章巨日记不分卷（清）梁章巨撰 钞本
何汝霖日记（清道光二十七至二十九年）（清）何汝霖撰稿本
何道州日记（清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元年）（清）何绍基撰稿本
蝯翁日记（清道光十五年六至十一月）（清）何绍基撰稿本
何蝯叟日记（清道光十五年、道光二十一至二十五年、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八年）（清）何绍基撰钞本
小鸥波馆日记（清道光十九至光绪四年）（清）何兆瀛撰稿本
何兆瀛日记附淛闱纪言（清同治三至四年、光绪元年、光绪三至六年、光绪八至十六年）（清）何兆瀛撰稿本
陔兰书屋日记（清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元年）（清）潘曾绶撰稿本
绂庭日记（清咸丰十至十一年）（清）潘曾绶撰稿本
郘亭日记（清咸丰十一年）（清）莫友芝撰钞本
寄鹤馆日记（清光绪七至九年）（清）任道镕撰稿本
逊敏斋日记（清同治二至四年）（清）杨泰亨撰稿本
春明日记（清道光五至七年、道光十年）（清）许庚身撰稿本
陈培之先生日记（清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清）陈倬撰稿本
隐蛛盦日记（清光绪六至七年）（清）陈倬撰
祁子和先生日记（清光绪七至十年）（清）祁世长撰稿本
忍默恕退之斋日记附沪行日记（清咸丰五至六年、同治四年）（清）沈宝禾撰稿本
蘅花馆日记悔余山漫録（清咸丰八年至十年）（清）王韬撰稿本
魏稼孙日记残稿（清同治六年、同治八年）（清）魏锡曾撰稿本
日损斋日记（清同治七至九年）（清）徐敦仁撰稿本
缦雅堂日记（清同治十一至十二年、光绪元年至四年）（清）王诒寿撰稿本
安宜日记（清光绪十年、十二年）（清）方浚师撰稿本
潘文勤日记（清光绪十四年）（清）潘祖荫撰稿本
苏邻日记（清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清）李鸿裔撰稿本
靠苍阁日记（清光绪六至八年）（清）李鸿裔撰稿本
白下从戎日记（清同治二至三年）（清）赵烈文撰钞本
敬浮日记（清咸丰十年至光绪二十七年、光绪二十九至三十年）（清）萧穆撰稿本
辛酉日记（清咸丰十一年）（清）吴大澄撰稿本
北征日记（清光绪八至九年）（清）吴大澄撰稿本
钱国祥日记（清咸丰三至四年、咸丰七年、清咸丰十至十一年、光绪十五年、光绪二十二至二十三年）（清）钱国祥撰稿本
适秦日记（清同治九年）（清）钱国祥撰稿本
闽游日记（清光绪八至十年）（清）钱国祥撰稿本
东游日记（清光绪十一至十二年）（清）钱国祥撰稿本
后东游日记（清光绪十一至十四年）（清）钱国祥撰稿本
郋亭日记（清同治十年）（清）汪鸣銮撰稿本
抑抑斋日记（清光绪二十四至二十七年）（清）廖寿恒撰稿本
邵友濂日记（清光绪四至七年）（清）邵友濂撰钞本
粟香室日记（清同治元年、同治三年至民国八年）（清）金武祥撰稿本
吉林日记（清光绪六至十一年）（清）顾肇熙撰稿本
伯絅己卯北行日记（清光绪五年）（清）庞鸿文撰稿本
桂轺日记（清光绪八年）（清）庞鸿文撰稿本
鄂轺日记（清光绪二十年、光绪二十三年）（清）庞鸿文撰稿本
稷山读书楼日记（清同治十二至十三年）（清）陶浚宣撰稿本
稷山日记（清光绪元年）（清）陶浚宣撰稿本
省盦养疴日记（清光绪六年）（清）陶浚宣撰
梦海华馆日记（清光绪三至十六年）（清）孙点撰稿本
俞鸿筹日记（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五年）（清）俞鸿筹撰稿本
揽洲日记（清嘉庆二年）（清）陈佐尧撰稿本
介夫日记（清咸丰九至十一年、同治七年至光绪十七年）（清）何承禧撰稿本
王海客日记（清咸丰九至十年、同治元年至二年）（清）王海客撰稿本
庚申褉湖被难日记（清咸丰十年）（清）范其骏撰稿本
杏花春雨馆日记（清同治九至光绪十九年）（清）费德麐撰稿本
鉏月馆日记（清光绪三年、光绪五至十七年、光绪二十三至三十四年、宣统二年至民国元年）（清）何荫柟撰稿本
姚之烜日记（清光绪六至八年）（清）姚之烜撰稿本
百研斋日记（清光绪二十三至二十四年）（清）沈曾桐撰稿本
祥麟日记（清光绪二十四年）（清）祥麟撰 稿本
日记丛刊》简介
《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全八十六册）编著者周德明，主编黄显功，出版时间为2017-04，所属分类：名人日记信札。本书就收録了多部来自潘景郑先生捐赠的日记，如其祖上《潘曾绶日记》《潘祖荫日记》（应为：潘文勤日记（清光绪十四年）（清）潘祖荫撰稿本、小鸥波馆日记（清道光十九至光绪四年）（清）何兆瀛撰稿本）等。
本书收录上海图书馆藏稿抄本日记，涉及范其骏、潘祖荫等49人的65种日记，所选日记兼顾作者的不同身份和日记的多种类型，其中人物有朝廷高官如潘祖荫、王际华等，文化名流如何绍基等，日记有工作日记、读书日记、出使日记、养病日记，以及综合的记事日记等，且大多数为孤本存世，价值重大。
本书为《珍稀日记手札文献丛刊》之一种，已陆续收录整理了《绍英日记》《师伏堂日记》《邓之诚日记》《余绍宋日记》《缘督庐日记钞》《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王伯祥日记》《徐乃昌日记》《顾森书日记》《朱峙三日记》《周太玄日记》《江瀚日记》《求恕斋日记》《国家图书馆藏稿本日记选编》等四十余部名人日记手札。
以上内容详见“黄显功：《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前言（附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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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斋日记（清康熙四十三年）（清）查慎行撰 稿本
匏庐公日记九卷摘録匏庐公日记一卷附石仓诗选总目（清）陈邦彦撰 稿本
王际华日记（清乾隆三十七年）（清）王际华撰 稿本
理堂日记（清嘉庆元年七至十二月）（清）焦循撰钞本
清仪阁日记（清嘉庆十年）（清）张廷济撰稿本
张叔未日记（清嘉庆三至七年）（清）张廷济撰稿本
张叔未日记杂稿（清嘉庆十五至二十年）（清）张廷济撰 稿本
海沤日记（清嘉庆十九年）（清）倪稻孙撰 稿本
梁章巨日记不分卷（清）梁章巨撰 钞本
何汝霖日记（清道光二十七至二十九年）（清）何汝霖撰稿本
何道州日记（清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元年）（清）何绍基撰稿本
蝯翁日记（清道光十五年六至十一月）（清）何绍基撰稿本
何蝯叟日记（清道光十五年、道光二十一至二十五年、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八年）（清）何绍基撰钞本
小鸥波馆日记（清道光十九至光绪四年）（清）何兆瀛撰稿本
何兆瀛日记附淛闱纪言（清同治三至四年、光绪元年、光绪三至六年、光绪八至十六年）（清）何兆瀛撰稿本
陔兰书屋日记（清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元年）（清）潘曾绶撰稿本
绂庭日记（清咸丰十至十一年）（清）潘曾绶撰稿本
郘亭日记（清咸丰十一年）（清）莫友芝撰钞本
寄鹤馆日记（清光绪七至九年）（清）任道镕撰稿本
逊敏斋日记（清同治二至四年）（清）杨泰亨撰稿本
春明日记（清道光五至七年、道光十年）（清）许庚身撰稿本
陈培之先生日记（清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清）陈倬撰稿本
隐蛛盦日记（清光绪六至七年）（清）陈倬撰
祁子和先生日记（清光绪七至十年）（清）祁世长撰稿本
忍默恕退之斋日记附沪行日记（清咸丰五至六年、同治四年）（清）沈宝禾撰稿本
蘅花馆日记悔余山漫録（清咸丰八年至十年）（清）王韬撰稿本
魏稼孙日记残稿（清同治六年、同治八年）（清）魏锡曾撰稿本
日损斋日记（清同治七至九年）（清）徐敦仁撰稿本
缦雅堂日记（清同治十一至十二年、光绪元年至四年）（清）王诒寿撰稿本
安宜日记（清光绪十年、十二年）（清）方浚师撰稿本
潘文勤日记（清光绪十四年）（清）潘祖荫撰稿本
苏邻日记（清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清）李鸿裔撰稿本
靠苍阁日记（清光绪六至八年）（清）李鸿裔撰稿本
白下从戎日记（清同治二至三年）（清）赵烈文撰钞本
敬浮日记（清咸丰十年至光绪二十七年、光绪二十九至三十年）（清）萧穆撰稿本
辛酉日记（清咸丰十一年）（清）吴大澄撰稿本
北征日记（清光绪八至九年）（清）吴大澄撰稿本
钱国祥日记（清咸丰三至四年、咸丰七年、清咸丰十至十一年、光绪十五年、光绪二十二至二十三年）（清）钱国祥撰稿本
适秦日记（清同治九年）（清）钱国祥撰稿本
闽游日记（清光绪八至十年）（清）钱国祥撰稿本
东游日记（清光绪十一至十二年）（清）钱国祥撰稿本
后东游日记（清光绪十一至十四年）（清）钱国祥撰稿本
郋亭日记（清同治十年）（清）汪鸣銮撰稿本
抑抑斋日记（清光绪二十四至二十七年）（清）廖寿恒撰稿本
邵友濂日记（清光绪四至七年）（清）邵友濂撰钞本
粟香室日记（清同治元年、同治三年至民国八年）（清）金武祥撰稿本
吉林日记（清光绪六至十一年）（清）顾肇熙撰稿本
伯絅己卯北行日记（清光绪五年）（清）庞鸿文撰稿本
桂轺日记（清光绪八年）（清）庞鸿文撰稿本
鄂轺日记（清光绪二十年、光绪二十三年）（清）庞鸿文撰稿本
稷山读书楼日记（清同治十二至十三年）（清）陶浚宣撰稿本
稷山日记（清光绪元年）（清）陶浚宣撰稿本
省盦养疴日记（清光绪六年）（清）陶浚宣撰
梦海华馆日记（清光绪三至十六年）（清）孙点撰稿本
俞鸿筹日记（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五年）（清）俞鸿筹撰稿本
揽洲日记（清嘉庆二年）（清）陈佐尧撰稿本
介夫日记（清咸丰九至十一年、同治七年至光绪十七年）（清）何承禧撰稿本
王海客日记（清咸丰九至十年、同治元年至二年）（清）王海客撰稿本
庚申褉湖被难日记（清咸丰十年）（清）范其骏撰稿本
杏花春雨馆日记（清同治九至光绪十九年）（清）费德麐撰稿本
鉏月馆日记（清光绪三年、光绪五至十七年、光绪二十三至三十四年、宣统二年至民国元年）（清）何荫柟撰稿本
姚之烜日记（清光绪六至八年）（清）姚之烜撰稿本
百研斋日记（清光绪二十三至二十四年）（清）沈曾桐撰稿本
祥麟日记（清光绪二十四年）（清）祥麟撰 稿本
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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