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国潮东方美##古代中国#
【高奴铜石权】
权，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衡器，有铜质、铁质和石质之分。此权呈半球形，平底、桥形纽，体量较大，是陕西出土的秦权中体积最大、文字最多的一件。
“石”为秦代衡制的计量单位，120斤为一“石”。权相当于砝码，此权重30.75公斤，折合计算，可知秦制一斤重约合256.25克。
背面的两段铭文，前者为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时所刻，诏文为统一格式的文字，与一般传世和新发现的秦权并无二致。秦二世元年又收回重刻一篇诏文附于二十六年诏文之后，颂扬始皇功德。所以传世和新发现的秦权中，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的，有二世元年诏的，也有如高奴石权这样同时有秦始皇和二世两诏的。
【高奴铜石权】
权，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衡器，有铜质、铁质和石质之分。此权呈半球形，平底、桥形纽，体量较大，是陕西出土的秦权中体积最大、文字最多的一件。
“石”为秦代衡制的计量单位，120斤为一“石”。权相当于砝码，此权重30.75公斤，折合计算，可知秦制一斤重约合256.25克。
背面的两段铭文，前者为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时所刻，诏文为统一格式的文字，与一般传世和新发现的秦权并无二致。秦二世元年又收回重刻一篇诏文附于二十六年诏文之后，颂扬始皇功德。所以传世和新发现的秦权中，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的，有二世元年诏的，也有如高奴石权这样同时有秦始皇和二世两诏的。
#故意用错的沙盘误导消费者？业主状告中海地产：并非个案，有胜诉希望#
地产市场被严控，加之疫情影响，期房业主和开发商之间因为延期交房、产品质量等问题产生的矛盾愈显。
近期，昌平中海丽春湖墅袁丽（化名）告诉时间财经，她已经将开发商起诉了，一审虽然败诉，但正在准备上诉。她查到，此前瀛海府因未提示房屋厨房窗户有遮挡的情况，实际收房发现厨房窗户被近距离严重遮挡，而被判赔偿业主，她相信自己二审有胜诉的希望。
“我400多万的房子，客厅大好的窗户，一瞧出去，视野竟然被墙头挡了，临到预交房了我才知道，后来发现开发商不仅没有提示还有意遮掩，我真是气不过。”袁丽对时间财经说。
中海丽春湖墅开发商是北京中海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中海宏业”），位于沙河地铁站附近，项目共分两期，纠纷较多的第二期约于2018年7月开工，2020年11月完工。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中海地产首次更改沙盘。据报道，北京亦庄开发区的中海京叁號院项目也存在沙盘改动的情况。据业主表示，买房时看到的沙盘，水景和地上景观构筑物丰富，而新沙盘上的水景和地上景观构筑物“消失的消失”“缩水的缩水”。
中海宏业一位工作人员回应时间财经称：“目前公司是面临两方面的上诉：一个是延期交房，一个是门头遮挡。目前法院一审认定我们公司是没有责任的，我们销售的时候有将相关情况有告知业主，合同里面有相应的说明、提示，法院也认为我们该让业主注意的提示义务已经尽到了，业主说的这些情况都不存在。”
北京京安律师事务所张越律师对时间财经表示，针对目前多房企延期交房产生的诉讼，如果疫情导致工地停工，可以主张不可抗力。但如果以疫情影响资金运转等非客观原因，一般不予支持。
窗户被遮挡
2019年，袁丽在中海丽春湖墅购买了一套建筑面积91平米的商品房，合同金额近450万元。
通常而言，选购房子时，位于一二楼的房子可能存在被树木遮挡、影响采光的情况。但袁丽没想到的是，留意了树木遮挡情况，却被单元门入户门头挡了个结实。
“预收的时候，我第一次进到屋里才发现，入户门头女儿墙严重遮挡客厅窗户近一米的高度，购房时销售人员从未提醒过，且在购买时承诺二楼没有任何瑕疵。”袁丽表示，购房时开发商沙盘也显示入户大门高度未过二楼窗户下沿。更令其生气的是，后来开发商改过沙盘，估计卖得差不多了，把新的沙盘改成显示有遮挡。
“开发商一直称自己符合规划，所以应该是在销售沙盘之前，规划设计图已经定了，开发商是故意用错的沙盘销售，来误导消费者的。”袁丽表示，自己就像交了400多万送上门被算计，想想都不舒服，而且遮挡也会带来脏乱差、卫生死角、阴暗潮湿、滋生细菌等问题。
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也有一位方姓的业主留言称，该房屋二层的北向房间窗户高度为1.4米，但被遮挡的高度就大约有1.2米，严重影响采光通风视线，目前问题依然没解决！“家人因为这个房屋缺陷的问题，导致重度抑郁症，有轻生的倾向，本人无奈在此求助，恳求相关部门介入予以帮助解决房屋窗户被遮挡问题！”该业主无奈求助。
单元门入户门头对2楼的业主来说是遮挡，但开发商并不这么认为。一审时，中海宏业称，客厅与单元门头之间是阳台，而非客厅。开发商方面认为，室内客厅的人要去看户外的风景及小区的景色，必须要到阳台上观看风景。“即便存在单元门头，也不影响人站在阳台上的观看视线及采光，通过实地勘验，即便业主取消阳台，我们也不认为影响采光和视线。”
对于沙盘显示和销售人员未对此予以显示和告知，开发商方面表示，沙盘、样板、楼书及销售人员的介绍等不作为合同的构成部分，也不构成要约，预售合同才有效。而在双方预售合同中，该户型图中有显示南边入户部分的单元门头，袁丽交付的房屋与该户型图一致，并没有更改任何合同约定及规划设计。
昌平区人民法院也认定，销售现场放置的沙盘仅为示意项目内楼栋的分布使用，限于比例尺寸的制约，沙盘可能未全部覆盖本项目内所有的建筑物、构筑物，沙盘所示的楼栋位置关系、外立面等可能与规划设计存在差异，沙盘所示的单户外窗、阳台、露台、设施设备等可能与实际规划存在差异。
对此，袁丽表示，明明有那么直观的沙盘和销售承诺，业主没法从合同这句提醒来判断是有遮挡，而且合同没有标注遮挡，和具体高度，属于格式合同，开发商的上述说法，她不认可。
尤其是看到其他遇到类似问题的业主赢得了官司。同样在北京，瀛海府小区售楼处公示的不利因素一览表、瀛海府的宣传图册等在售房时并未提示房屋厨房窗户有遮挡的情况，而实际收房发现厨房窗户被近距离严重遮挡。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遮挡瑕疵不应存在于常理意义上的符合正常使用标准的房屋，厨房窗户被遮挡对业主吕永会的实际使用产生影响，亦使房屋价值产生了一定贬损，海盈公司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结合受影响的面积大小及影响程度，酌情确定海盈公司赔偿业主吕永会3万元。
袁丽介绍，此前业主和开发商也进行了多次协商，中海宏业曾答应给两年物业费，车位，五年物业费等不同的阶段和解建议，都没有达成协定。最开始被遮挡的业主要求去除遮挡，中海方面也给了改造方案，但是说需要业主大部分同意才给改，“因为挡着二楼的是单元门头，从外观看，入户大门很漂亮，其他不受影响的邻居，肯定不愿意改。”该方案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无奈，袁丽请求开发商因单元门入户门头对房屋客厅遮挡造成房产贬值损失20万。但中海宏业认为这没有影响，而且如何核定损失是20万元并无依据。
昌平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称，双方签订的《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附件十一中有提示：本项目平面间距、视线等方面有如下提示，(1)1-1#-1-3#洋房单元入口及入户大堂位置均为南入口，1-4#-1-10#洋房单元入口及入户大堂位置均为北入口，单元入口位置、立面形式和大堂面积各不相同。(2)本项目住宅设置首层大堂门口等构筑物，在部分楼层间设置装饰线条，可能会与户型图、样板间不符，具体详见合同附图。
北京住建委也曾回应：经查，市民反映问题，我委工作人员曾去现场查看，现场样板间有提示性文字即以实际交付为准，市民所签购房合同附图中对门头有标注。且门头所谓遮挡是在室外，样板间为室内结构及装修示意，不能认定与宣传不符。
据袁丽透露，南入户业主客厅被遮挡的一共12户，被虚假销售的有9户，现在3户诉讼了，其他的都在正常投诉中。
要求赔偿逾期交房违约金被驳回
此外，袁丽认为中海宏业的交付条件仍未达到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请求法院判令中海宏业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22.9万元。
对此，中海宏业方辩称，公司已于2021年4月25日通过 EMS 方式向袁丽送达了《交付通知书》，因期间业主未在期限内办理相关手续，中海宏业认定，依据该约定，案涉商品房已经于2021年5月1日完成交付。
虽然晚于预售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但中海宏业公司依法、依约均具备充分的免责事由，不构成违约：受天气、大型会议、国庆假期等非疫情因素的影响，交付期限依约应当顺延99天。受新冠肺炎疫情及防控措施的影响，项目交付期限应当总计至少顺延130天。
实际上，关于延期交房，业主李庆、由雪莲也因此将中海宏业告上法庭，该业主要求中海宏业因逾期交房导致的违约赔偿共计6.99万元，因房屋质量不合格进行维修导致逾期交房的违约共计3.26万元，两者共计约10万元。
中海宏业方主张，案涉商品房在通知原告收房时已经具备了交付条件。李庆、由雪莲依法依约均无权拒绝在《交付通知书》载明的日期接收商品房。李庆、由雪莲在本案中所提出的各项与房屋质量相关的事项，也不属于房屋地基基础或主体结构不合格的问题，亦不属于严重影响业主居住使用的功能性质量问题。
所以最终李庆、由雪莲的诉讼请求被驳回。
袁丽此次要求逾期交房的诉求也被驳回，法院认为中海宏业提交的《联合验收意见通知书》、《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等文件，已经能证明涉案房屋符合交付条件。新冠疫情对中海宏业履行房屋交付义务造成了实质性的阻碍，且中海宏业公司主张的受阻时间在合理范围内。#房地产#
地产市场被严控，加之疫情影响，期房业主和开发商之间因为延期交房、产品质量等问题产生的矛盾愈显。
近期，昌平中海丽春湖墅袁丽（化名）告诉时间财经，她已经将开发商起诉了，一审虽然败诉，但正在准备上诉。她查到，此前瀛海府因未提示房屋厨房窗户有遮挡的情况，实际收房发现厨房窗户被近距离严重遮挡，而被判赔偿业主，她相信自己二审有胜诉的希望。
“我400多万的房子，客厅大好的窗户，一瞧出去，视野竟然被墙头挡了，临到预交房了我才知道，后来发现开发商不仅没有提示还有意遮掩，我真是气不过。”袁丽对时间财经说。
中海丽春湖墅开发商是北京中海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中海宏业”），位于沙河地铁站附近，项目共分两期，纠纷较多的第二期约于2018年7月开工，2020年11月完工。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中海地产首次更改沙盘。据报道，北京亦庄开发区的中海京叁號院项目也存在沙盘改动的情况。据业主表示，买房时看到的沙盘，水景和地上景观构筑物丰富，而新沙盘上的水景和地上景观构筑物“消失的消失”“缩水的缩水”。
中海宏业一位工作人员回应时间财经称：“目前公司是面临两方面的上诉：一个是延期交房，一个是门头遮挡。目前法院一审认定我们公司是没有责任的，我们销售的时候有将相关情况有告知业主，合同里面有相应的说明、提示，法院也认为我们该让业主注意的提示义务已经尽到了，业主说的这些情况都不存在。”
北京京安律师事务所张越律师对时间财经表示，针对目前多房企延期交房产生的诉讼，如果疫情导致工地停工，可以主张不可抗力。但如果以疫情影响资金运转等非客观原因，一般不予支持。
窗户被遮挡
2019年，袁丽在中海丽春湖墅购买了一套建筑面积91平米的商品房，合同金额近450万元。
通常而言，选购房子时，位于一二楼的房子可能存在被树木遮挡、影响采光的情况。但袁丽没想到的是，留意了树木遮挡情况，却被单元门入户门头挡了个结实。
“预收的时候，我第一次进到屋里才发现，入户门头女儿墙严重遮挡客厅窗户近一米的高度，购房时销售人员从未提醒过，且在购买时承诺二楼没有任何瑕疵。”袁丽表示，购房时开发商沙盘也显示入户大门高度未过二楼窗户下沿。更令其生气的是，后来开发商改过沙盘，估计卖得差不多了，把新的沙盘改成显示有遮挡。
“开发商一直称自己符合规划，所以应该是在销售沙盘之前，规划设计图已经定了，开发商是故意用错的沙盘销售，来误导消费者的。”袁丽表示，自己就像交了400多万送上门被算计，想想都不舒服，而且遮挡也会带来脏乱差、卫生死角、阴暗潮湿、滋生细菌等问题。
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也有一位方姓的业主留言称，该房屋二层的北向房间窗户高度为1.4米，但被遮挡的高度就大约有1.2米，严重影响采光通风视线，目前问题依然没解决！“家人因为这个房屋缺陷的问题，导致重度抑郁症，有轻生的倾向，本人无奈在此求助，恳求相关部门介入予以帮助解决房屋窗户被遮挡问题！”该业主无奈求助。
单元门入户门头对2楼的业主来说是遮挡，但开发商并不这么认为。一审时，中海宏业称，客厅与单元门头之间是阳台，而非客厅。开发商方面认为，室内客厅的人要去看户外的风景及小区的景色，必须要到阳台上观看风景。“即便存在单元门头，也不影响人站在阳台上的观看视线及采光，通过实地勘验，即便业主取消阳台，我们也不认为影响采光和视线。”
对于沙盘显示和销售人员未对此予以显示和告知，开发商方面表示，沙盘、样板、楼书及销售人员的介绍等不作为合同的构成部分，也不构成要约，预售合同才有效。而在双方预售合同中，该户型图中有显示南边入户部分的单元门头，袁丽交付的房屋与该户型图一致，并没有更改任何合同约定及规划设计。
昌平区人民法院也认定，销售现场放置的沙盘仅为示意项目内楼栋的分布使用，限于比例尺寸的制约，沙盘可能未全部覆盖本项目内所有的建筑物、构筑物，沙盘所示的楼栋位置关系、外立面等可能与规划设计存在差异，沙盘所示的单户外窗、阳台、露台、设施设备等可能与实际规划存在差异。
对此，袁丽表示，明明有那么直观的沙盘和销售承诺，业主没法从合同这句提醒来判断是有遮挡，而且合同没有标注遮挡，和具体高度，属于格式合同，开发商的上述说法，她不认可。
尤其是看到其他遇到类似问题的业主赢得了官司。同样在北京，瀛海府小区售楼处公示的不利因素一览表、瀛海府的宣传图册等在售房时并未提示房屋厨房窗户有遮挡的情况，而实际收房发现厨房窗户被近距离严重遮挡。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遮挡瑕疵不应存在于常理意义上的符合正常使用标准的房屋，厨房窗户被遮挡对业主吕永会的实际使用产生影响，亦使房屋价值产生了一定贬损，海盈公司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结合受影响的面积大小及影响程度，酌情确定海盈公司赔偿业主吕永会3万元。
袁丽介绍，此前业主和开发商也进行了多次协商，中海宏业曾答应给两年物业费，车位，五年物业费等不同的阶段和解建议，都没有达成协定。最开始被遮挡的业主要求去除遮挡，中海方面也给了改造方案，但是说需要业主大部分同意才给改，“因为挡着二楼的是单元门头，从外观看，入户大门很漂亮，其他不受影响的邻居，肯定不愿意改。”该方案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无奈，袁丽请求开发商因单元门入户门头对房屋客厅遮挡造成房产贬值损失20万。但中海宏业认为这没有影响，而且如何核定损失是20万元并无依据。
昌平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称，双方签订的《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附件十一中有提示：本项目平面间距、视线等方面有如下提示，(1)1-1#-1-3#洋房单元入口及入户大堂位置均为南入口，1-4#-1-10#洋房单元入口及入户大堂位置均为北入口，单元入口位置、立面形式和大堂面积各不相同。(2)本项目住宅设置首层大堂门口等构筑物，在部分楼层间设置装饰线条，可能会与户型图、样板间不符，具体详见合同附图。
北京住建委也曾回应：经查，市民反映问题，我委工作人员曾去现场查看，现场样板间有提示性文字即以实际交付为准，市民所签购房合同附图中对门头有标注。且门头所谓遮挡是在室外，样板间为室内结构及装修示意，不能认定与宣传不符。
据袁丽透露，南入户业主客厅被遮挡的一共12户，被虚假销售的有9户，现在3户诉讼了，其他的都在正常投诉中。
要求赔偿逾期交房违约金被驳回
此外，袁丽认为中海宏业的交付条件仍未达到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请求法院判令中海宏业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22.9万元。
对此，中海宏业方辩称，公司已于2021年4月25日通过 EMS 方式向袁丽送达了《交付通知书》，因期间业主未在期限内办理相关手续，中海宏业认定，依据该约定，案涉商品房已经于2021年5月1日完成交付。
虽然晚于预售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但中海宏业公司依法、依约均具备充分的免责事由，不构成违约：受天气、大型会议、国庆假期等非疫情因素的影响，交付期限依约应当顺延99天。受新冠肺炎疫情及防控措施的影响，项目交付期限应当总计至少顺延130天。
实际上，关于延期交房，业主李庆、由雪莲也因此将中海宏业告上法庭，该业主要求中海宏业因逾期交房导致的违约赔偿共计6.99万元，因房屋质量不合格进行维修导致逾期交房的违约共计3.26万元，两者共计约10万元。
中海宏业方主张，案涉商品房在通知原告收房时已经具备了交付条件。李庆、由雪莲依法依约均无权拒绝在《交付通知书》载明的日期接收商品房。李庆、由雪莲在本案中所提出的各项与房屋质量相关的事项，也不属于房屋地基基础或主体结构不合格的问题，亦不属于严重影响业主居住使用的功能性质量问题。
所以最终李庆、由雪莲的诉讼请求被驳回。
袁丽此次要求逾期交房的诉求也被驳回，法院认为中海宏业提交的《联合验收意见通知书》、《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等文件，已经能证明涉案房屋符合交付条件。新冠疫情对中海宏业履行房屋交付义务造成了实质性的阻碍，且中海宏业公司主张的受阻时间在合理范围内。#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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