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 jour où j'ai grandi 我长大的那一天
Illustrated by Lucille
一天早上,沃尔夫醒来,感觉自己是时候长大了。她走进森林,被这种她熟知的自然所包围,她想。她到底是谁,她想成为谁?她与家人有什么关系?
她想念她的家人和去世的父亲。在她最喜欢的树下,她写了三封信,在信中她写下想要告诉他们的事情,并写下了所有可能阻止她前进的念头。#绘本#
Illustrated by Lucille
一天早上,沃尔夫醒来,感觉自己是时候长大了。她走进森林,被这种她熟知的自然所包围,她想。她到底是谁,她想成为谁?她与家人有什么关系?
她想念她的家人和去世的父亲。在她最喜欢的树下,她写了三封信,在信中她写下想要告诉他们的事情,并写下了所有可能阻止她前进的念头。#绘本#
梁漱溟对北京大学儒释道课程设置的提议
《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一书中,有一封梁漱溟任教北京大学时写给系主任陈百年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前与胡适之先生论及本门科目详略不当,胡君谓可在教授会提议。今拟提议如下:
一本门第二、三学年必修科目之中国哲学现在分作道家哲学与宋明哲学二种,拟改为孔家哲学、道家哲学、佛家哲学三种。其时间平均之分配。
其理由因宋明学不能代表孔学而中国哲学中无不讲孔学之理。故改宋明学为孔家哲学。
又因中国哲学中不能不讲佛家学,而现在印度哲学一科但列为第三年级选修科目之一,非其所任。故应添佛家哲学一种于二三年必修科中。
以上提议之件请 开本门教授会议公决为望
此上 百年先生 制
漱冥 顿首
此信中涉及胡适、陈百年、教授会议,均对当时北大情况有所涉及。而主要内容与中国哲学门要开设哪些课有关。
当时的情况是:“本门第二、三学年必修科目之中国哲学现在分作道家哲学与宋明哲学二种”,这显然是很有局限的。自魏晋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便逐步形成儒释道三家并重的特点,所以梁漱溟的建议是:“拟改为孔学哲学、道家哲学、佛家哲学三种。其时间平均之分配。”
在儒学方面,以朱熹、王阳明为代表人物的宋明理学,在民国初期仍被视为儒学的主流。梁漱溟也颇受宋明理学影响,但他认为宋明理学不能代表儒学。讲儒学不仅必须讲孔子、孟子等人的思想,而且梁漱溟以孔学的说法代替儒学。
在道家方面。道家与儒家一样,是中国本土产生的重要学问,不仅为中国文化的一大主流,而且对中国的方方面面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最主流地位的是儒家。所以梁漱溟的建议中,道家哲学仍旧是必修课,与孔家哲学并列,但居于其后。
在佛学方面。佛学也成称之为“释学”,由释迦牟尼开创。佛学与儒学、道学不同,其源头不是中国本土,而是外来学问。这可能是原本没有开设佛学哲学课的原因所在。但佛学传到中国后,逐步中国化,而且与儒家、道家并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上层社会还是民间百姓,佛家之影响都是相当深远。老百姓遇到难以过去的坎时,常会默念观音菩萨保佑。这自然不是佛学,而是佛教对于民间的影响。然而,佛学与佛教往往相伴而行,三千大千世界,影响广阔而深远。因此,梁漱溟建议设立佛家哲学课,而且与前两种在时间上平均分配。

北京大学红楼旧址
北京大学的中国哲学门,原有印度哲学选修课,由梁漱溟讲解。将印度哲学放在中国哲学门中讲解,估计就是因为其中的佛家对中国影响巨大。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印度哲学中除了佛家外,还有其它很多,而那些对中国影响不大。不过,设置印度哲学课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反映出当时的一个特点。
胡适与北大的关系,是众人皆知的。他与梁漱溟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据说当年二人像打擂台一样,在不同的教室阐述自己的观点,各自招来很多听众,很是热闹。二人也有相通之处,比如在“本门科目详略不当”处,二人的基本看法是相同的。
陈百年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梁漱溟曾写过:“陈先生是昔年我在北大任讲席时的文科哲学系主任,很相熟。他当时主讲心理学。……离北大后仍时有把晤,地点似在重庆了。”
这封信中提到的“教授会议”,是蔡元培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蔡元培最早提出并实践“教授治校”的主张,开创了中国教育的新纪元。“教授会议公决”是“教授治校”的最重要体现。

“北京大学哲学门”成立于1914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哲学教学研究机构,1919年更名为哲学系。梁漱溟是在1917年12月到北京大学任教的,1918年开始讲佛教哲学。由此可以判断此信的撰写时间应为1918年,而非1920年。
《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一书中,有一封梁漱溟任教北京大学时写给系主任陈百年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前与胡适之先生论及本门科目详略不当,胡君谓可在教授会提议。今拟提议如下:
一本门第二、三学年必修科目之中国哲学现在分作道家哲学与宋明哲学二种,拟改为孔家哲学、道家哲学、佛家哲学三种。其时间平均之分配。
其理由因宋明学不能代表孔学而中国哲学中无不讲孔学之理。故改宋明学为孔家哲学。
又因中国哲学中不能不讲佛家学,而现在印度哲学一科但列为第三年级选修科目之一,非其所任。故应添佛家哲学一种于二三年必修科中。
以上提议之件请 开本门教授会议公决为望
此上 百年先生 制
漱冥 顿首
此信中涉及胡适、陈百年、教授会议,均对当时北大情况有所涉及。而主要内容与中国哲学门要开设哪些课有关。
当时的情况是:“本门第二、三学年必修科目之中国哲学现在分作道家哲学与宋明哲学二种”,这显然是很有局限的。自魏晋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便逐步形成儒释道三家并重的特点,所以梁漱溟的建议是:“拟改为孔学哲学、道家哲学、佛家哲学三种。其时间平均之分配。”
在儒学方面,以朱熹、王阳明为代表人物的宋明理学,在民国初期仍被视为儒学的主流。梁漱溟也颇受宋明理学影响,但他认为宋明理学不能代表儒学。讲儒学不仅必须讲孔子、孟子等人的思想,而且梁漱溟以孔学的说法代替儒学。
在道家方面。道家与儒家一样,是中国本土产生的重要学问,不仅为中国文化的一大主流,而且对中国的方方面面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最主流地位的是儒家。所以梁漱溟的建议中,道家哲学仍旧是必修课,与孔家哲学并列,但居于其后。
在佛学方面。佛学也成称之为“释学”,由释迦牟尼开创。佛学与儒学、道学不同,其源头不是中国本土,而是外来学问。这可能是原本没有开设佛学哲学课的原因所在。但佛学传到中国后,逐步中国化,而且与儒家、道家并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上层社会还是民间百姓,佛家之影响都是相当深远。老百姓遇到难以过去的坎时,常会默念观音菩萨保佑。这自然不是佛学,而是佛教对于民间的影响。然而,佛学与佛教往往相伴而行,三千大千世界,影响广阔而深远。因此,梁漱溟建议设立佛家哲学课,而且与前两种在时间上平均分配。

北京大学红楼旧址
北京大学的中国哲学门,原有印度哲学选修课,由梁漱溟讲解。将印度哲学放在中国哲学门中讲解,估计就是因为其中的佛家对中国影响巨大。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印度哲学中除了佛家外,还有其它很多,而那些对中国影响不大。不过,设置印度哲学课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反映出当时的一个特点。
胡适与北大的关系,是众人皆知的。他与梁漱溟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据说当年二人像打擂台一样,在不同的教室阐述自己的观点,各自招来很多听众,很是热闹。二人也有相通之处,比如在“本门科目详略不当”处,二人的基本看法是相同的。
陈百年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梁漱溟曾写过:“陈先生是昔年我在北大任讲席时的文科哲学系主任,很相熟。他当时主讲心理学。……离北大后仍时有把晤,地点似在重庆了。”
这封信中提到的“教授会议”,是蔡元培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蔡元培最早提出并实践“教授治校”的主张,开创了中国教育的新纪元。“教授会议公决”是“教授治校”的最重要体现。

“北京大学哲学门”成立于1914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哲学教学研究机构,1919年更名为哲学系。梁漱溟是在1917年12月到北京大学任教的,1918年开始讲佛教哲学。由此可以判断此信的撰写时间应为1918年,而非1920年。
看到信件的那个视频,忽然又被触动到,每一份爱意都有被他好好珍藏。从准备写信到邮寄信件需要花费时间,其实当时我就在想,他会收到很多信吧,有我没我都没差这样。但是我还是写了,有些话,我想写信告诉他。我没有留底稿,当时的心境已经往事不可追。或是逻辑混乱的絮语,或是略略的担心、不想增加负担的关怀,总是在我的笔下,慢慢地、慢慢地,写给他。 我尽量写的很家常,我去寄完信,又很不放心能不能按时送到,内心反复祈求信件能够平安送达。现在啊,它就呆在他准备的房间的某个小小的角落,也许它会被长久的尘封在那里,不管他看没看到,这上万封信中有我的一份,在他的世界里,占据薄薄的信封的一个位置,我就很快乐了。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