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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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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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人改变原因，而顶级优秀的人改变模型。
每个人，都在以他的理解和经历，构建自己的思维模式，然后再用这个思维模式，理解这个世界。
因为思维模式的不同，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做，效果会截然不同。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
普通人改变结果，优秀的人改变原因，而顶级优秀的人改变模型。
顶级优秀的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就在于他们的思维模式，完全不同。
一、个体思维VS流程思维
小张开了一家兰州拉面馆，肉烂汤鲜、浓香扑鼻，生意旺季时还算红火。
小张为了提高拉面制作师傅的工作积极性，决定每卖一碗，给师傅8毛钱提成。
欣喜的是，面馆的销量有了明显提升。
焦急的是，鲜牛肉用量短时间内陡然增加。
拉面师傅为了多拿提成，为每碗牛肉面放了加量的牛肉，份量十足，客人们都吃的很爽，销量自然提升明显。
顾客口口相传，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生意看似又火了一些。
但是，小张月底一盘算，小馆子非但收入没有增加，反倒亏损了。
这哪是什么“薄利多销”，分明是“亏本多销”啊？
小张内心在滴血，咬咬牙，不能这么下去。
于是给拉面师傅改成了固定高薪工资，想要激发师傅的善意。
结果却发现，拉面馆的生意越来越差。
拉面师傅心想，反正是固定工资，也没有了念想，乐得清闲，做面全看心情，牛肉每份或多或少，面的口感品质也越来越不稳定。
客人感觉店的味道不对，抱怨四起，很快店就变得冷冷清清。
小张欲哭无泪。一家非常小的拉面馆，居然也有让人头疼的管理困境。
那怎么办呢？
可以先设定一个目标销售额，销售额之内拿工资，销售额之上，拿利润的50%作为奖金。
奖金发放的前提，是每月牛肉的耗损量，在正常值20%内波动。
这个分钱的方法，能把拉面师傅的利益，和拉面馆绑定起来。
另外，放牛肉是关键的花钱环节，牛肉让自己人来放，让关键资源、关键环节，掌握在关键的人手中。
最后确定最佳做法后，可以制定流程规范，面条的量，水的量，肉的量，下锅出水的时间等，具体都可以规定。
这样就把赚钱的核心能力，拉面的品质，从依赖拉面师傅，变成依赖流程。
同样的困境，不同的思维模式，得到的终局也迥然不同。
二、搬书思维VS还书思维
国外图书馆建了一栋漂亮的新楼，准备整体搬迁过去。
但你知道，书多重啊，还这么多，搬家是非常大的工作量。
有人估算，做这件事要花350万美元，好大一笔钱。
请问，如果你是馆长，怎样才能用尽量少的钱，把海量的书，搬到新馆去？
雇更便宜的人吗？
发动所有员工及其家属？
要求新馆建设者承担这个义务？
在“搬书”这个固有的思维模式下，可能很难找到更好的方案了。
那顶级优秀的人，会怎么办呢？
有位年轻人对馆长说：我来帮你搬，只要150万。
年轻人在报纸上登了一则消息：
从即日起，图书馆免费、无限量向市民借阅图书，条件是从老馆借出，还到新馆去……
年轻人从“搬书”的思维模式，转换为“还书”的思维模式。
结果花了不到一个零头就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自己也成为了百万富翁。
你看，同一件事，思维模式不同的人做，效果就会截然不同。
三、淘汰思维VS共赢思维
微软公司提供午餐和晚餐。
午餐吃饭的人数一般比晚餐要多，毕竟不是人人晚上都要加班，所以做午餐的供应商利润更高。
只不过有时候，午餐做的很糟糕……
怎么办？
派人和他说不要偷工减料，盯着他好好做？
隔一段时间换个大厨？
要求他们更新菜谱？
这些办法，微软都没用。
因为这些最终都将提升供应商的成本。他们不会愿意。
微软想出了一个制度：
1. 选2家供应商，一家提供午饭、另一家提供晚饭；
2. 每3个月做满意度调查，是喜欢午饭还是晚饭？
3. 如果喜欢晚饭的多，午饭、晚饭供应商交换；
4. 如果连续6个月，午餐都胜出的话，更换晚饭供应商。
自从这个制度开始实施，那些表示“自己已经做的很好了”、“换口味成本就要大幅提高”的供应商……很快就能提供比原来好得多的服务。
员工的满意度也大大提升。这就是顶级优秀的人想出来的办法。
面对这个问题。
普通人的思维模式，是要求供应商提高水平，不行我就换掉你，不行我就干掉你。
而顶级优秀的人，他们的思维模式是共赢竞争思维。
引入竞争机制，让竞争代替人工，去监督供应商，提供更好的服务。
4、举了这么多例子，那我们怎么才能成为，或者至少靠近顶级优秀的人呢？
怎么才能像他们一样，四两拨千斤地解决问题呢？
你需要转换自己的思维。
思维转换，就是改变你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如果我们只想发生较小的变化，那么专注于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就可以了，比如把杯子倒空。
但如果你想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那就需要“思维转换”，可能连杯子都要换掉。
怎么转换？我给你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多读书，多交友，多旅行。
每本书，都是一套“思维模式”。
读的书越多，就会理解越多不同的思维模式，越有助于打开“思维转换”的开关。
建议每年至少读20本书，并做笔记；有志气的人，可以考虑读50本以上。
每个人，也是一套“思维模式”。
认识的人越多，你会越理解自己“思维模式”的局限性。
建议：不要独自吃晚饭。
只要名单上还有人，一个人吃晚饭就是可耻的，你损失了理解别人思维模式的机会。
跟不同的人聊天，尤其是和各行各业的高手聊天，你会获得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和智慧。
每个人都需要平衡，而不是单一路径依赖。
成功的人、失败的人、努力的人、落魄的人，不同的人生场景、个体的迷惘，欲望和挣扎，积累出不同的经验。
越是厉害的人，水平越高的人，越谦逊。
想要打开“思维转换”的开关，你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要阅人无数。
第二个建议：把自己放进别人的鞋子里。
某所学校有一笔贫困助学金需要发放，通常情况之下，流程上通常需要学生先主动申请、评选、最后进行公示。
但是很多贫困生碍于面子、自卑、害羞、宁愿勤工俭学，也不愿主动公开申请。公开评审，又会伤害学生自尊心。
最后学校用大数据分析，把每月在食堂吃饭超过80次，月饭费不超过450元的学生，划为贫困生，不审核不公示，直接把补贴打入饭卡。
把自己放进别人的鞋子里，细细体会其中的微妙分寸，才能更好的做出适合的决策。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复杂和动荡的世界；没有一种商业模式是长存的；没有一种竞争力是永恒的；没有一种资产是稳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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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人改变原因，而顶级优秀的人改变模型。
每个人，都在以他的理解和经历，构建自己的思维模式，然后再用这个思维模式，理解这个世界。
因为思维模式的不同，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做，效果会截然不同。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
普通人改变结果，优秀的人改变原因，而顶级优秀的人改变模型。
顶级优秀的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就在于他们的思维模式，完全不同。
一、个体思维VS流程思维
小张开了一家兰州拉面馆，肉烂汤鲜、浓香扑鼻，生意旺季时还算红火。
小张为了提高拉面制作师傅的工作积极性，决定每卖一碗，给师傅8毛钱提成。
欣喜的是，面馆的销量有了明显提升。
焦急的是，鲜牛肉用量短时间内陡然增加。
拉面师傅为了多拿提成，为每碗牛肉面放了加量的牛肉，份量十足，客人们都吃的很爽，销量自然提升明显。
顾客口口相传，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生意看似又火了一些。
但是，小张月底一盘算，小馆子非但收入没有增加，反倒亏损了。
这哪是什么“薄利多销”，分明是“亏本多销”啊？
小张内心在滴血，咬咬牙，不能这么下去。
于是给拉面师傅改成了固定高薪工资，想要激发师傅的善意。
结果却发现，拉面馆的生意越来越差。
拉面师傅心想，反正是固定工资，也没有了念想，乐得清闲，做面全看心情，牛肉每份或多或少，面的口感品质也越来越不稳定。
客人感觉店的味道不对，抱怨四起，很快店就变得冷冷清清。
小张欲哭无泪。一家非常小的拉面馆，居然也有让人头疼的管理困境。
那怎么办呢？
可以先设定一个目标销售额，销售额之内拿工资，销售额之上，拿利润的50%作为奖金。
奖金发放的前提，是每月牛肉的耗损量，在正常值20%内波动。
这个分钱的方法，能把拉面师傅的利益，和拉面馆绑定起来。
另外，放牛肉是关键的花钱环节，牛肉让自己人来放，让关键资源、关键环节，掌握在关键的人手中。
最后确定最佳做法后，可以制定流程规范，面条的量，水的量，肉的量，下锅出水的时间等，具体都可以规定。
这样就把赚钱的核心能力，拉面的品质，从依赖拉面师傅，变成依赖流程。
同样的困境，不同的思维模式，得到的终局也迥然不同。
二、搬书思维VS还书思维
国外图书馆建了一栋漂亮的新楼，准备整体搬迁过去。
但你知道，书多重啊，还这么多，搬家是非常大的工作量。
有人估算，做这件事要花350万美元，好大一笔钱。
请问，如果你是馆长，怎样才能用尽量少的钱，把海量的书，搬到新馆去？
雇更便宜的人吗？
发动所有员工及其家属？
要求新馆建设者承担这个义务？
在“搬书”这个固有的思维模式下，可能很难找到更好的方案了。
那顶级优秀的人，会怎么办呢？
有位年轻人对馆长说：我来帮你搬，只要150万。
年轻人在报纸上登了一则消息：
从即日起，图书馆免费、无限量向市民借阅图书，条件是从老馆借出，还到新馆去……
年轻人从“搬书”的思维模式，转换为“还书”的思维模式。
结果花了不到一个零头就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自己也成为了百万富翁。
你看，同一件事，思维模式不同的人做，效果就会截然不同。
三、淘汰思维VS共赢思维
微软公司提供午餐和晚餐。
午餐吃饭的人数一般比晚餐要多，毕竟不是人人晚上都要加班，所以做午餐的供应商利润更高。
只不过有时候，午餐做的很糟糕……
怎么办？
派人和他说不要偷工减料，盯着他好好做？
隔一段时间换个大厨？
要求他们更新菜谱？
这些办法，微软都没用。
因为这些最终都将提升供应商的成本。他们不会愿意。
微软想出了一个制度：
1. 选2家供应商，一家提供午饭、另一家提供晚饭；
2. 每3个月做满意度调查，是喜欢午饭还是晚饭？
3. 如果喜欢晚饭的多，午饭、晚饭供应商交换；
4. 如果连续6个月，午餐都胜出的话，更换晚饭供应商。
自从这个制度开始实施，那些表示“自己已经做的很好了”、“换口味成本就要大幅提高”的供应商……很快就能提供比原来好得多的服务。
员工的满意度也大大提升。这就是顶级优秀的人想出来的办法。
面对这个问题。
普通人的思维模式，是要求供应商提高水平，不行我就换掉你，不行我就干掉你。
而顶级优秀的人，他们的思维模式是共赢竞争思维。
引入竞争机制，让竞争代替人工，去监督供应商，提供更好的服务。
4、举了这么多例子，那我们怎么才能成为，或者至少靠近顶级优秀的人呢？
怎么才能像他们一样，四两拨千斤地解决问题呢？
你需要转换自己的思维。
思维转换，就是改变你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如果我们只想发生较小的变化，那么专注于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就可以了，比如把杯子倒空。
但如果你想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那就需要“思维转换”，可能连杯子都要换掉。
怎么转换？我给你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多读书，多交友，多旅行。
每本书，都是一套“思维模式”。
读的书越多，就会理解越多不同的思维模式，越有助于打开“思维转换”的开关。
建议每年至少读20本书，并做笔记；有志气的人，可以考虑读50本以上。
每个人，也是一套“思维模式”。
认识的人越多，你会越理解自己“思维模式”的局限性。
建议：不要独自吃晚饭。
只要名单上还有人，一个人吃晚饭就是可耻的，你损失了理解别人思维模式的机会。
跟不同的人聊天，尤其是和各行各业的高手聊天，你会获得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和智慧。
每个人都需要平衡，而不是单一路径依赖。
成功的人、失败的人、努力的人、落魄的人，不同的人生场景、个体的迷惘，欲望和挣扎，积累出不同的经验。
越是厉害的人，水平越高的人，越谦逊。
想要打开“思维转换”的开关，你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要阅人无数。
第二个建议：把自己放进别人的鞋子里。
某所学校有一笔贫困助学金需要发放，通常情况之下，流程上通常需要学生先主动申请、评选、最后进行公示。
但是很多贫困生碍于面子、自卑、害羞、宁愿勤工俭学，也不愿主动公开申请。公开评审，又会伤害学生自尊心。
最后学校用大数据分析，把每月在食堂吃饭超过80次，月饭费不超过450元的学生，划为贫困生，不审核不公示，直接把补贴打入饭卡。
把自己放进别人的鞋子里，细细体会其中的微妙分寸，才能更好的做出适合的决策。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复杂和动荡的世界；没有一种商业模式是长存的；没有一种竞争力是永恒的；没有一种资产是稳固的。
#达·芬奇诞辰570周年#
莱奥纳多·达·芬奇无疑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代表。据说，他为了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来满足他那无休无止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创造了一种“多相睡眠法”，即每工作四小时睡15分钟，这样，一昼夜花在睡眠上的时间只有不到一个半小时。这种睡眠法亦被后人称为“达·芬奇睡眠法”。——“一日忙碌，可得一夜安眠，一生忙碌，可得死而无憾。”达·芬奇笔记里的一夜安眠，不过是普通人的打一个小盹儿而已。
多相睡眠法只是达·芬奇天赋异禀的一个小例子，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的，无非是人类对自己的所知是多么有限，我们的生理，乃至心理、智能都还拥有巨大的可供开发的潜能。而常人则难以模仿这种天才式的人物。
他经常在笔记本里写这样一句话：“告诉我，到底哪一样可算得上真正完工了呢！”上帝做了六天的创造性工作，到第七天就休息了。而人类在这个世界上，且不谈创造，单单是认识自己与这个世界，便是一场永无休止、永无宁日的旅程。在孩童时代，达·芬奇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代言人，他常常扯着叔叔弗朗切斯科的袖子，央求说：“告诉我。”
如果你嫌“画家、雕塑家、数学家、天文学家、预言家、科学家、发明家、医学家、生物学家、建筑工程师和军事工程师”这些标签太过庞杂，那么只需一枚标签即可以概括他马不停蹄的一生：“天才”。
——《达·芬奇笔记》
（图/《Monna Lisa》《Saint Jean Baptiste》《aux rochers》《La Belle Ferronnière》《Madonna and the Child (The Benois Madonna)》《The Madonna and Child (The Litta Madonna)》）
莱奥纳多·达·芬奇无疑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代表。据说，他为了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来满足他那无休无止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创造了一种“多相睡眠法”，即每工作四小时睡15分钟，这样，一昼夜花在睡眠上的时间只有不到一个半小时。这种睡眠法亦被后人称为“达·芬奇睡眠法”。——“一日忙碌，可得一夜安眠，一生忙碌，可得死而无憾。”达·芬奇笔记里的一夜安眠，不过是普通人的打一个小盹儿而已。
多相睡眠法只是达·芬奇天赋异禀的一个小例子，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的，无非是人类对自己的所知是多么有限，我们的生理，乃至心理、智能都还拥有巨大的可供开发的潜能。而常人则难以模仿这种天才式的人物。
他经常在笔记本里写这样一句话：“告诉我，到底哪一样可算得上真正完工了呢！”上帝做了六天的创造性工作，到第七天就休息了。而人类在这个世界上，且不谈创造，单单是认识自己与这个世界，便是一场永无休止、永无宁日的旅程。在孩童时代，达·芬奇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代言人，他常常扯着叔叔弗朗切斯科的袖子，央求说：“告诉我。”
如果你嫌“画家、雕塑家、数学家、天文学家、预言家、科学家、发明家、医学家、生物学家、建筑工程师和军事工程师”这些标签太过庞杂，那么只需一枚标签即可以概括他马不停蹄的一生：“天才”。
——《达·芬奇笔记》
（图/《Monna Lisa》《Saint Jean Baptiste》《aux rochers》《La Belle Ferronnière》《Madonna and the Child (The Benois Madonna)》《The Madonna and Child (The Litta Mado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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