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什么是真正的财富自由？
我们常说的财务自由是引自西方投资理财中“financial freedom”的一个概念。财务自由是指你无需为生活开销而努力为钱工作的状态。简单地说，你的资产产生的被动收入要超过或等于你的日常开支，这是我们大多数人最渴望达到的状态，如果进入这种状态，我们就可以称之为退休或其他各种名称。
财务自由跟你是否年轻或有多少钱无关。
如果你能从本职工作以外的途径赚到足够你日常开销的钱，你就已经财务自由了。
我们之所以提出“财务自由”是把它作为投资理财的一个终极目标。
一个人投资理财为的是什么？在商业社会里，财务条件是对人身自由的最大约束条件，这种约束就像地球引力，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引力。追求财务自由的目标就是将这种财务的“约束力”降到最低，寻求个人身心的最大自由。
一个人要做巴菲特几乎不可能，但达至财务自由还是可能的。我们对财务自由的标准其实并不高，概括有几条：
1.不必为钱而工作
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为了“讨生活——make living”，即为个人或家庭，为供房供车，为维持一个体面的“成功人士”的生活而工作。工作一旦停止，则“体面生活”会变得“不体面”。所以大多数人都在为“钱”而工作，尽管有时老板脸色难看也只能忍气吞声。
如果，你可以不必为钱而工作，而是为兴趣而工作，那你有幸在通往“财务自由”的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认为“为兴趣而工作（work for fun)”是迈向财务自由的第一步。很多通过创业而成功的企业家，最初就是从“做感兴趣的事”开始的。比尔.盖茨，杨致远当初的创业都是从兴趣开始的。最初他们也不知道会获得这么大的一笔财富，金钱和财富只是他们为兴趣工作的一个意外收获。
即使专业作投资的巴菲特也不是直接冲着“钱”去的，他的兴趣在“价值发现”。正因为巴菲特的兴趣专注于“发现好的公司，并买下”，所以他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阅读枯燥的数字和报表，而很少关注股价。
我们很多人投资就是直接冲着“钱”去的，什么商业模式和价值分析并不是兴趣所在，他们兴趣的焦点在“股价=钱”，一个涨停板让他们High，一个跌停板又让他们down。他们完全被哪个代表“钱”的价格曲线所控制，即使作投资他们也是“为了钱而工作(work for money)”。但最终的结果你会发现他们离“钱”越来越远。
2.保持财产性收入的净现金流入
除了工资收入外，财产性收入是达至财务自由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即保证不工作的时候也有净现金流入。
财产性收入可以来自：房租；股票红利；债券利息。财产性收入中一个重要概念是：净现金流入。
有的人可能拥有不少物业，但每个月下来收入的租金还不够覆盖银行的按揭供款，现金流是负数。像这样的资产在财务负债表上是一个“债务"，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资产"。作为一个企业的股东也是一样，如果每年从这个企业分不到红利，而只是不断地追加投资，那这份股权也很可能是一个“债务”。
很多民营企业家正是将“企业和家”，“资产和负债”混为一谈，把公司的财务和家庭的财务理到一块，误把“债务”当“资产”。如果公司财务一旦出问题，个人和家庭也都被一锅端了。保持财产性收入的净现金流入，其实是投资理财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当一项资产不能给你带来“净现金流”的时候，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债务”。这是一个知易行难的理财命题。
3.保有一定量的净资产
如果要给“财务自由”一个定量的概念，即净资产（net wealth)。如大家经常提到的一个资产管理人常用的概念：高净资产投资者（High Net Wealth Investors/HNWIs)，即：总资产-总负债≥100万美金。这是现在的水平，如果你的目标是定在20年后，考虑到通胀的因素（年均2%），这一定量标准应该是：一线城市446万；二三线297万；小城镇149万。
4.保有一个平常和自由的心
一个人要有多少资产，才能达至心灵的自由？这实在是个因人而异的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一个真正的“财务自由人”应该是，一个既有钱，又有闲，和保持了一个平常自由心的人。钱不一定能使人自由；但没钱，一定不自由。若要达至财务自由，既要身往之；还要心往之。
财务自由的最高造化：
你不必为衣食的节俭而感到羞愧，因为你不需要用大腹便便来证明你的富有；你不必炫耀你的财富而得到尊重，因为你的人格已竟显光辉；你的财富只为：让你所爱的人和爱你的人过上舒适（不是奢华）和有尊严的生活。
这样，财富才能使你达至真正的心灵自由。这也许才是财务自由的真谛。
#财经##千禧王国[超话]#
我们常说的财务自由是引自西方投资理财中“financial freedom”的一个概念。财务自由是指你无需为生活开销而努力为钱工作的状态。简单地说，你的资产产生的被动收入要超过或等于你的日常开支，这是我们大多数人最渴望达到的状态，如果进入这种状态，我们就可以称之为退休或其他各种名称。
财务自由跟你是否年轻或有多少钱无关。
如果你能从本职工作以外的途径赚到足够你日常开销的钱，你就已经财务自由了。
我们之所以提出“财务自由”是把它作为投资理财的一个终极目标。
一个人投资理财为的是什么？在商业社会里，财务条件是对人身自由的最大约束条件，这种约束就像地球引力，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引力。追求财务自由的目标就是将这种财务的“约束力”降到最低，寻求个人身心的最大自由。
一个人要做巴菲特几乎不可能，但达至财务自由还是可能的。我们对财务自由的标准其实并不高，概括有几条：
1.不必为钱而工作
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为了“讨生活——make living”，即为个人或家庭，为供房供车，为维持一个体面的“成功人士”的生活而工作。工作一旦停止，则“体面生活”会变得“不体面”。所以大多数人都在为“钱”而工作，尽管有时老板脸色难看也只能忍气吞声。
如果，你可以不必为钱而工作，而是为兴趣而工作，那你有幸在通往“财务自由”的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认为“为兴趣而工作（work for fun)”是迈向财务自由的第一步。很多通过创业而成功的企业家，最初就是从“做感兴趣的事”开始的。比尔.盖茨，杨致远当初的创业都是从兴趣开始的。最初他们也不知道会获得这么大的一笔财富，金钱和财富只是他们为兴趣工作的一个意外收获。
即使专业作投资的巴菲特也不是直接冲着“钱”去的，他的兴趣在“价值发现”。正因为巴菲特的兴趣专注于“发现好的公司，并买下”，所以他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阅读枯燥的数字和报表，而很少关注股价。
我们很多人投资就是直接冲着“钱”去的，什么商业模式和价值分析并不是兴趣所在，他们兴趣的焦点在“股价=钱”，一个涨停板让他们High，一个跌停板又让他们down。他们完全被哪个代表“钱”的价格曲线所控制，即使作投资他们也是“为了钱而工作(work for money)”。但最终的结果你会发现他们离“钱”越来越远。
2.保持财产性收入的净现金流入
除了工资收入外，财产性收入是达至财务自由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即保证不工作的时候也有净现金流入。
财产性收入可以来自：房租；股票红利；债券利息。财产性收入中一个重要概念是：净现金流入。
有的人可能拥有不少物业，但每个月下来收入的租金还不够覆盖银行的按揭供款，现金流是负数。像这样的资产在财务负债表上是一个“债务"，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资产"。作为一个企业的股东也是一样，如果每年从这个企业分不到红利，而只是不断地追加投资，那这份股权也很可能是一个“债务”。
很多民营企业家正是将“企业和家”，“资产和负债”混为一谈，把公司的财务和家庭的财务理到一块，误把“债务”当“资产”。如果公司财务一旦出问题，个人和家庭也都被一锅端了。保持财产性收入的净现金流入，其实是投资理财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当一项资产不能给你带来“净现金流”的时候，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债务”。这是一个知易行难的理财命题。
3.保有一定量的净资产
如果要给“财务自由”一个定量的概念，即净资产（net wealth)。如大家经常提到的一个资产管理人常用的概念：高净资产投资者（High Net Wealth Investors/HNWIs)，即：总资产-总负债≥100万美金。这是现在的水平，如果你的目标是定在20年后，考虑到通胀的因素（年均2%），这一定量标准应该是：一线城市446万；二三线297万；小城镇149万。
4.保有一个平常和自由的心
一个人要有多少资产，才能达至心灵的自由？这实在是个因人而异的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一个真正的“财务自由人”应该是，一个既有钱，又有闲，和保持了一个平常自由心的人。钱不一定能使人自由；但没钱，一定不自由。若要达至财务自由，既要身往之；还要心往之。
财务自由的最高造化：
你不必为衣食的节俭而感到羞愧，因为你不需要用大腹便便来证明你的富有；你不必炫耀你的财富而得到尊重，因为你的人格已竟显光辉；你的财富只为：让你所爱的人和爱你的人过上舒适（不是奢华）和有尊严的生活。
这样，财富才能使你达至真正的心灵自由。这也许才是财务自由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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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像真理一样，最朴实，也最有光辉。
可以说，美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生活中，美无处不在。我们与美术邂逅、与艺术交流、与科学沟通、与自然对话、与朋友交流，皆是以美为媒。
因为，“美的事物是永恒的喜悦”。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美是人的天性，追求美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内容，创造美是一个人精神境界的直接体现。
我们欣赏一幅美术作品，会感受其神韵之美；阅读一首诗歌，会感染其意境之美；
游览一处美景，会发现其生机之美；与道德高尚之人相处，会感动其品行之美……
美始终是生活的媒介、交往的桥梁、文化的硕果。从古至今，美是不变的旋律，最是大美能致远。
有诗云：“百年一吴生，万载留其名。画笔得正传，画史玉树青。”
这首诗赞美的就是被后辈奉为祖师、尊为画圣的吴道子。
他辉煌的一生，以美为媒，为我们阐释了画中的精彩绝伦。
有一段时间，吴道子一直在巴山蜀水间畅游，专注于创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开创了水墨山水画派。
落笔雄浑、线条曲折，于焦黑墨痕中略施微染，色彩简单而淡雅，这是吴道子所独有的。张彦说他：“吴生作画，下笔有神。”
苏东坡说他：“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
他的作品，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绝妙的一笔。
艺术美总是伴随着人格美。颜真卿不仅是文坛大咖，更是气节名臣。
楷书四大家“颜欧柳赵”中，颜真卿的字被公认为最能体现盛唐之气，从而成为后世学者临摹的经典。
颜真卿的书法之美，源自于他的人品之美，就像忠臣烈士、道德君子，“不袭前迹，挺然奇伟”。
清代藏书大家郑元庆评价他：“公忠义之节，明若日月、坚如金石，自可以光后世、传无穷，不待其书然后不朽。”
大美之美在自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自然美、生态美是一切美学的源泉。
古人说，“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告诉我们自然之美能激发情感之美、艺术之美。
现在有一些人甘愿做手机的“奴隶”，总是盯着手机这一方寸屏幕，不愿深入广阔天地，不愿游历名山大川，就无法涵养天地之气，自然也难有大格局、大气魄、大人生。
大美之美在艺术。生活需要理性，也需要感性；需要科学，也需要人文。
书画、音乐、电影、戏曲等，表现为一种艺术之美，它总能在潜移默化中熏陶人，进而感染人、重构人、转化人。
在艺术之美中，我们总能很好地体悟生命、体验人生，升华感情、洗涤灵魂，从而达到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境。
大美之美在人格。“美都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心灵美、人格美、道德美是一切美的归宿。
以美为媒、品味美好，重在塑造人格，增强文化自信，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孟德斯鸠有句名言：“美必须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在形象上如此，在内心中更是如此。”
真正美好的东西必须一方面跟自然一致，另一方面跟理想一致。
美是生活，也是大道。我们要传播美，先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要给予美，先要有一颗有修养的心灵。
每一个人都应该接受美育锻造，增加美学修养，提升审美水平，锻造完美品格，进而以美为媒，展示个人魅力，助力大美中国建设。
可以说，美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生活中，美无处不在。我们与美术邂逅、与艺术交流、与科学沟通、与自然对话、与朋友交流，皆是以美为媒。
因为，“美的事物是永恒的喜悦”。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美是人的天性，追求美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内容，创造美是一个人精神境界的直接体现。
我们欣赏一幅美术作品，会感受其神韵之美；阅读一首诗歌，会感染其意境之美；
游览一处美景，会发现其生机之美；与道德高尚之人相处，会感动其品行之美……
美始终是生活的媒介、交往的桥梁、文化的硕果。从古至今，美是不变的旋律，最是大美能致远。
有诗云：“百年一吴生，万载留其名。画笔得正传，画史玉树青。”
这首诗赞美的就是被后辈奉为祖师、尊为画圣的吴道子。
他辉煌的一生，以美为媒，为我们阐释了画中的精彩绝伦。
有一段时间，吴道子一直在巴山蜀水间畅游，专注于创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开创了水墨山水画派。
落笔雄浑、线条曲折，于焦黑墨痕中略施微染，色彩简单而淡雅，这是吴道子所独有的。张彦说他：“吴生作画，下笔有神。”
苏东坡说他：“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
他的作品，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绝妙的一笔。
艺术美总是伴随着人格美。颜真卿不仅是文坛大咖，更是气节名臣。
楷书四大家“颜欧柳赵”中，颜真卿的字被公认为最能体现盛唐之气，从而成为后世学者临摹的经典。
颜真卿的书法之美，源自于他的人品之美，就像忠臣烈士、道德君子，“不袭前迹，挺然奇伟”。
清代藏书大家郑元庆评价他：“公忠义之节，明若日月、坚如金石，自可以光后世、传无穷，不待其书然后不朽。”
大美之美在自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自然美、生态美是一切美学的源泉。
古人说，“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告诉我们自然之美能激发情感之美、艺术之美。
现在有一些人甘愿做手机的“奴隶”，总是盯着手机这一方寸屏幕，不愿深入广阔天地，不愿游历名山大川，就无法涵养天地之气，自然也难有大格局、大气魄、大人生。
大美之美在艺术。生活需要理性，也需要感性；需要科学，也需要人文。
书画、音乐、电影、戏曲等，表现为一种艺术之美，它总能在潜移默化中熏陶人，进而感染人、重构人、转化人。
在艺术之美中，我们总能很好地体悟生命、体验人生，升华感情、洗涤灵魂，从而达到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境。
大美之美在人格。“美都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心灵美、人格美、道德美是一切美的归宿。
以美为媒、品味美好，重在塑造人格，增强文化自信，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孟德斯鸠有句名言：“美必须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在形象上如此，在内心中更是如此。”
真正美好的东西必须一方面跟自然一致，另一方面跟理想一致。
美是生活，也是大道。我们要传播美，先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要给予美，先要有一颗有修养的心灵。
每一个人都应该接受美育锻造，增加美学修养，提升审美水平，锻造完美品格，进而以美为媒，展示个人魅力，助力大美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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