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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当下，外卖、快递随时会变得不再可靠，「家里有粮，心中不慌」的朴素哲理更具现实意义。肉食米面等大部分食物都有较长保质期，鲜蔬却难以保存，脱水蔬菜或许是食鲜与存储之间的一种平衡之法。
目前主流两种蔬菜脱水法，一种是热风干燥技术，通过干燥热风将蔬菜表面的水分汽化扩散到空气中，提高蔬菜表层内容物的浓度，形成相连的内层细胞的渗透压差，使内层的水分向外层扩散流动，让水分不断汽化。可以保留蔬菜中的大部分营养物质，缺点是味道不佳。另一种是冻干技术，将沥干后的物料进行快速冻结处理，让物料中剩余的水分转化成冰，然后在真空条件下，使水分子由固态直接升华为气态，从而完成脱水，能最大限度地保留蔬菜原有的营养成分、色泽和风味。
#FoodWine吃好喝好#
疫情当下，外卖、快递随时会变得不再可靠，「家里有粮，心中不慌」的朴素哲理更具现实意义。肉食米面等大部分食物都有较长保质期，鲜蔬却难以保存，脱水蔬菜或许是食鲜与存储之间的一种平衡之法。
目前主流两种蔬菜脱水法，一种是热风干燥技术，通过干燥热风将蔬菜表面的水分汽化扩散到空气中，提高蔬菜表层内容物的浓度，形成相连的内层细胞的渗透压差，使内层的水分向外层扩散流动，让水分不断汽化。可以保留蔬菜中的大部分营养物质，缺点是味道不佳。另一种是冻干技术，将沥干后的物料进行快速冻结处理，让物料中剩余的水分转化成冰，然后在真空条件下，使水分子由固态直接升华为气态，从而完成脱水，能最大限度地保留蔬菜原有的营养成分、色泽和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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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2600余件文物！#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入选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3月18日，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出土的2600余件套文物再一次为世人揭开了“越文化”的神秘面纱。国字山战国墓葬能否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提供新思路？又何以刷新中外对“越文化”的认识？东周时期的“吴头楚尾”曾上演怎样纵横捭阖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江西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2019年度、2020年度发掘领队徐良高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王意乐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从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对重新认识越文化的意义、国字山墓葬出土文物中的多元文化因素等角度，讲述了“越文化”一个新的历史面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能否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提供新思路？
徐良高：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当然可以为国外学者及学术界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提供新的材料和思路。过去中外学者对中国北方历史认识较多，尤其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历史与文化了解较多。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古代是蛮荒之地，这些地方没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并结合过去对江西这一带吴城文化的发现，可以证明中国古代的东南地区，实际上很早就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而且也与中原文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正因为江西有这样一个发达的文化基础和与中原文化悠久的联系，所以到秦汉以后才会成为华夏文化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成了秦汉以后的“豫章郡”，这都是早期已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给中外学者认识东南地区早期文化面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对于先秦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江西地区的记载是很不充分的。在《左传》和《战国策》等书中只有只言片语，《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记载吴越历史的也没有多少内容，且成书较晚。因此，对以江西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地区先秦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材料来源主要是不断的考古发现。比如湖北随州曾国墓地，它的考古发掘几乎还原了一个历史上没有记载的曾国历史。国字山墓葬的发掘也提供了深入认识南中国这一段历史很好的材料。
国字山墓葬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墓，它与筑卫城关系密切。筑卫城聚落群是由筑卫城城址、六七座小型城址、五座以上大型墓葬及六十多个同时期小型聚落组成。若将国字山墓葬本身及出土文物，与江浙、湖南湖北、两广的类似材料做类比，会发现有特别多联系。一些器物的来源、制作工艺和原材料，如出土的一些琉璃制品和香料，甚至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这些都给理解东周时期江西和中国南方地区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中新社记者：国字山墓葬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的文物有何特点？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因素？是否会刷新中外对于“越文化”的认识？
徐良高：首先，国字山墓葬出土的文物等级很高。包括漆器、青铜器、原始瓷等非常精美的文物，体现了当时很高的工艺制作水平，也反映了江西樟树这一带当时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再者，这些文物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以越文化为主，也包括楚文化、中原文化及江淮地区群舒文化的一些因素，这跟该区域处于一个多元文化交汇地有关；另外，可以看到该墓葬主人是当地地位非常高的一位统治者，他跟当时周边很多地区有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这种多元文化的特点，体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工艺水平、政治关系、文化交流等。
在可以看到的多元文化里，越文化因素是该墓葬多元文化中的主流因素，这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个地域应该是传统意义东南地区，属于百越文化区域。国字山墓葬并结合筑卫城城址可以发现，当时这个地方是越文化西部地区的一个区域政治中心，并且等级地位非常高。所以该墓葬的发掘对我们认识越文化的范围、楚越关系、越文化如何控制它的西部区域、如何面对楚文化，以及越文化如何往南经营，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早期虽被严重盗扰，但仍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器物特点一是“全”。材质全，包含金属、玉石、陶瓷、漆木等；器类全，礼器、乐器、兵器、日常用品、装饰物等基本都有。二是规格高。该墓葬是带兆沟的中字形多室墓，墓室面积230平方米，不管是放在吴越贵族墓还是同时期楚墓里都首屈一指。随葬品数量多，体量大，制作工艺复杂，体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三是文化因素多样，越文化、楚文化、江淮一带的群舒文化、本地文化甚至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因素在同一座墓葬里共存。但主要还是越文化因素，墓葬形制和结构有很多越国贵族墓特征。大部分青铜器如跪坐人镦、铜镇、铜盘，原始瓷盂、瓷杯，玉器等都是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器物。
江西自古就是百越之地，对于“百越”的理解也是多样。这次在樟树这个远离越国中心的地区发现国字山这样一个与越国王室有密切关系的越文化贵族墓，对于研究越国的政治结构、统治方式、历史演变都是很好的资料。而且樟树所在清江盆地在江西中部、赣江中游，正是沟通江浙和两广、湖南等百越地区的要道，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可以将整个百越地区串联起来研究，所以说它对于越文化和百越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新社记者：东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关键时期，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将为探索江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提供怎样的证据？国字山墓葬何以形成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格局？
徐良高：东周时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关键时期。秦帝国大一统的出现有历史基础，是东周时期各区域国家之间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交流互动的结果，这种交流互动奠定了秦大一统帝国的基础。东周时期的各地域文化中就包括了东南地区的吴越文化，如“吴越争霸”，以及吴越与中原诸国之间密切的互动交往。正因为“吴越”这个阶段，东南吴越文化与周边楚、中原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才将东南文化彻底融入华夏文化之中，成为华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文化、历史阶段奠定了后来作为秦汉帝国的“豫章郡”的历史基础。所以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提供了这段历史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和考古学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存的发现。
为什么国字山墓葬中会出现多元文化融合的格局?这跟它特定的环境有关。因为樟树所在的清江盆地东边是越文化核心区，西边是到春秋以后形成的楚文化区，北边是中原文化区和江淮群舒文化区，南边是广东、广西、福建一带的百越文化区，清江盆地处于这几大文化区的交汇地带。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和地理位置，它自然就形成国字山墓葬多元文化因素交融共存、兼容并蓄的局面。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的时代是战国中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前期。“统一”在这个时期已是大势所趋，各诸侯国为占得先机，都采取不同措施。像秦国商鞅变法、赵国胡服骑射、楚国任用吴起等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人员物资的流动和思想的交流在这个时期特别频繁，哪个诸侯国文化包容性强，哪个诸侯国就会有更大优势，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也为文化融合提供了条件。
国字山墓葬所在的清江盆地是楚越分界区，筑卫城是本区域越文化的中心城市，周边考古发现了大量越、楚、徐等文化的分布，这些文化因素必然在筑卫城遗址及其统治者的墓葬中体现。国字山墓葬之后，楚越兼并战争就爆发。随着秦汉建立，江西地区从一个具有独特考古学文化地域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豫章郡”。国字山墓葬的时代正处于这一过程的关键节点，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最好实证。
中新社记者：在称为“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发现了国字山战国墓葬，将为探索“吴头楚尾”的文化变迁提供怎样的全新视角？
徐良高：所谓“吴头楚尾”，就是吴越文化区与楚文化区的交汇地带。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越文化、越统治的一个区域范围，还可以看到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到，越文化或越的统治者是如何面对楚文化和楚国的，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加强自己的区域控制，如何对“吴头楚尾”这个区域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国字山墓葬的发现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这个资料是过去在文献里完全没有记载的。
过去我们所有对越文化的研究，对于越文化的文献记载，从文献角度看，主要都是从北方地区、淮河流域等看楚、越之间的来往，看越文化跟北方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在南方地区，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国字山墓葬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视角，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越楚关系。
王意乐：从历史文献记载可知，“吴头楚尾”是概括先秦时期江西历史状况的标志性称呼，但人们对“吴头楚尾”的认知有限，其时空背景和变化过程不是很清楚，甚至有错误。实际上，江西很早就有吴越青铜器出土，发现的楚文化遗址和墓葬也有不少。以往，对这些考古发现都是孤立的观察，没有深入探讨其中的历史背景。
现在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现，让我们知道，继吴楚之后，越楚成为东周时期江西地区的主要势力，筑卫城是越楚对峙的前沿，越国为加强这一带的控制，派出了重量级人物在此处。同时从国字山墓葬出发，将以往考古发现联系起来，可以考察吴楚越等各方势力进入江西各地的时间及其消长过程，动态地还原“吴头楚尾”这一概念的形成。（中新社，图为国字山战国墓葬以及受访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江西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2019年度、2020年度发掘领队徐良高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王意乐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从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对重新认识越文化的意义、国字山墓葬出土文物中的多元文化因素等角度，讲述了“越文化”一个新的历史面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能否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提供新思路？
徐良高：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当然可以为国外学者及学术界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提供新的材料和思路。过去中外学者对中国北方历史认识较多，尤其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历史与文化了解较多。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古代是蛮荒之地，这些地方没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并结合过去对江西这一带吴城文化的发现，可以证明中国古代的东南地区，实际上很早就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而且也与中原文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正因为江西有这样一个发达的文化基础和与中原文化悠久的联系，所以到秦汉以后才会成为华夏文化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成了秦汉以后的“豫章郡”，这都是早期已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给中外学者认识东南地区早期文化面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对于先秦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江西地区的记载是很不充分的。在《左传》和《战国策》等书中只有只言片语，《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记载吴越历史的也没有多少内容，且成书较晚。因此，对以江西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地区先秦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材料来源主要是不断的考古发现。比如湖北随州曾国墓地，它的考古发掘几乎还原了一个历史上没有记载的曾国历史。国字山墓葬的发掘也提供了深入认识南中国这一段历史很好的材料。
国字山墓葬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墓，它与筑卫城关系密切。筑卫城聚落群是由筑卫城城址、六七座小型城址、五座以上大型墓葬及六十多个同时期小型聚落组成。若将国字山墓葬本身及出土文物，与江浙、湖南湖北、两广的类似材料做类比，会发现有特别多联系。一些器物的来源、制作工艺和原材料，如出土的一些琉璃制品和香料，甚至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这些都给理解东周时期江西和中国南方地区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中新社记者：国字山墓葬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的文物有何特点？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因素？是否会刷新中外对于“越文化”的认识？
徐良高：首先，国字山墓葬出土的文物等级很高。包括漆器、青铜器、原始瓷等非常精美的文物，体现了当时很高的工艺制作水平，也反映了江西樟树这一带当时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再者，这些文物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以越文化为主，也包括楚文化、中原文化及江淮地区群舒文化的一些因素，这跟该区域处于一个多元文化交汇地有关；另外，可以看到该墓葬主人是当地地位非常高的一位统治者，他跟当时周边很多地区有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这种多元文化的特点，体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工艺水平、政治关系、文化交流等。
在可以看到的多元文化里，越文化因素是该墓葬多元文化中的主流因素，这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个地域应该是传统意义东南地区，属于百越文化区域。国字山墓葬并结合筑卫城城址可以发现，当时这个地方是越文化西部地区的一个区域政治中心，并且等级地位非常高。所以该墓葬的发掘对我们认识越文化的范围、楚越关系、越文化如何控制它的西部区域、如何面对楚文化，以及越文化如何往南经营，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早期虽被严重盗扰，但仍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器物特点一是“全”。材质全，包含金属、玉石、陶瓷、漆木等；器类全，礼器、乐器、兵器、日常用品、装饰物等基本都有。二是规格高。该墓葬是带兆沟的中字形多室墓，墓室面积230平方米，不管是放在吴越贵族墓还是同时期楚墓里都首屈一指。随葬品数量多，体量大，制作工艺复杂，体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三是文化因素多样，越文化、楚文化、江淮一带的群舒文化、本地文化甚至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因素在同一座墓葬里共存。但主要还是越文化因素，墓葬形制和结构有很多越国贵族墓特征。大部分青铜器如跪坐人镦、铜镇、铜盘，原始瓷盂、瓷杯，玉器等都是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器物。
江西自古就是百越之地，对于“百越”的理解也是多样。这次在樟树这个远离越国中心的地区发现国字山这样一个与越国王室有密切关系的越文化贵族墓，对于研究越国的政治结构、统治方式、历史演变都是很好的资料。而且樟树所在清江盆地在江西中部、赣江中游，正是沟通江浙和两广、湖南等百越地区的要道，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可以将整个百越地区串联起来研究，所以说它对于越文化和百越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新社记者：东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关键时期，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将为探索江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提供怎样的证据？国字山墓葬何以形成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格局？
徐良高：东周时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关键时期。秦帝国大一统的出现有历史基础，是东周时期各区域国家之间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交流互动的结果，这种交流互动奠定了秦大一统帝国的基础。东周时期的各地域文化中就包括了东南地区的吴越文化，如“吴越争霸”，以及吴越与中原诸国之间密切的互动交往。正因为“吴越”这个阶段，东南吴越文化与周边楚、中原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才将东南文化彻底融入华夏文化之中，成为华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文化、历史阶段奠定了后来作为秦汉帝国的“豫章郡”的历史基础。所以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提供了这段历史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和考古学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存的发现。
为什么国字山墓葬中会出现多元文化融合的格局?这跟它特定的环境有关。因为樟树所在的清江盆地东边是越文化核心区，西边是到春秋以后形成的楚文化区，北边是中原文化区和江淮群舒文化区，南边是广东、广西、福建一带的百越文化区，清江盆地处于这几大文化区的交汇地带。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和地理位置，它自然就形成国字山墓葬多元文化因素交融共存、兼容并蓄的局面。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的时代是战国中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前期。“统一”在这个时期已是大势所趋，各诸侯国为占得先机，都采取不同措施。像秦国商鞅变法、赵国胡服骑射、楚国任用吴起等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人员物资的流动和思想的交流在这个时期特别频繁，哪个诸侯国文化包容性强，哪个诸侯国就会有更大优势，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也为文化融合提供了条件。
国字山墓葬所在的清江盆地是楚越分界区，筑卫城是本区域越文化的中心城市，周边考古发现了大量越、楚、徐等文化的分布，这些文化因素必然在筑卫城遗址及其统治者的墓葬中体现。国字山墓葬之后，楚越兼并战争就爆发。随着秦汉建立，江西地区从一个具有独特考古学文化地域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豫章郡”。国字山墓葬的时代正处于这一过程的关键节点，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最好实证。
中新社记者：在称为“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发现了国字山战国墓葬，将为探索“吴头楚尾”的文化变迁提供怎样的全新视角？
徐良高：所谓“吴头楚尾”，就是吴越文化区与楚文化区的交汇地带。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越文化、越统治的一个区域范围，还可以看到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到，越文化或越的统治者是如何面对楚文化和楚国的，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加强自己的区域控制，如何对“吴头楚尾”这个区域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国字山墓葬的发现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这个资料是过去在文献里完全没有记载的。
过去我们所有对越文化的研究，对于越文化的文献记载，从文献角度看，主要都是从北方地区、淮河流域等看楚、越之间的来往，看越文化跟北方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在南方地区，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国字山墓葬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视角，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越楚关系。
王意乐：从历史文献记载可知，“吴头楚尾”是概括先秦时期江西历史状况的标志性称呼，但人们对“吴头楚尾”的认知有限，其时空背景和变化过程不是很清楚，甚至有错误。实际上，江西很早就有吴越青铜器出土，发现的楚文化遗址和墓葬也有不少。以往，对这些考古发现都是孤立的观察，没有深入探讨其中的历史背景。
现在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现，让我们知道，继吴楚之后，越楚成为东周时期江西地区的主要势力，筑卫城是越楚对峙的前沿，越国为加强这一带的控制，派出了重量级人物在此处。同时从国字山墓葬出发，将以往考古发现联系起来，可以考察吴楚越等各方势力进入江西各地的时间及其消长过程，动态地还原“吴头楚尾”这一概念的形成。（中新社，图为国字山战国墓葬以及受访者）
证券时报：防通胀控风险 更加重视消费增长
近期中央和各部委密集释放积极的政策信号，及时回应市场热点。稳定市场预期的系列举措引发市场关注。对于政策如何进一步稳增长、稳市场、提振信心，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宏观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就如何应对输入型通胀、提振消费、稳定平台企业预期、防范金融风险等市场颇为关心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宏观政策要为应对
全球通胀冲击做好准备
3月16日，金融委召开专题会议后，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银保监会等部门相继发声，并出台落地了积极的政策举措。多位专家学者认为，当前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依然充足，特别是面对全球通胀等外部因素冲击，财政政策还可以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也需进一步营造出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自年初以来，财税部门与人民银行通过多种政策工具，积极助力经济“开门红”。不过，近期国际局势动荡加深了全球经济金融的不确定性，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强调，我国宏观政策要为应对全球通胀冲击做好准备。他指出，2022年世界经济将走向滞胀，而中国是大宗商品进口国，当前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使得大宗商品价格、能源价格进一步提升，未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差距或将扩大。中国需要做好政策准备来妥善应对全球通胀冲击和危机。
经济发展若想行稳致远，迈出的每一步都要稳健扎实。关于宏观经济运行，金融委专题会议要求，切实振作一季度经济，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认为，目前，财政政策还存在较大扩张余地。1~2月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尚低于收入增速，可以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仍存在发力空间。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在今年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在供需互动的过程中，把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放在托升经济景气并使经济运行进入合理区间的具体目标上。而房地产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必然是中国的支柱产业，若要实现健康长效发展，未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投融资调整走向宽松。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对记者表示，虽然此前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已经有所下调，但长端利率仍然偏高，对于中长期融资特别是按揭贷款等不太友好。可以考虑适度调降中长端利率水平，让利率期限结构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
“从近期的数据可以看到，实体经济对于信贷的需求疲软是掣肘宽信用的核心问题。”曾刚认为，应该更多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下功夫，做好政府投资项目和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的衔接，政府资金撬动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提供相应的信贷支持，由此形成正向循环。
加力需求侧管理
提振消费能力和信心
1~2月份数据表明，国内消费市场仍在平稳复苏。不过以年度来看，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仍未恢复到疫情之前，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速也在放缓。3月以来，全国各地新冠肺炎疫情多发，疫情与消费表现具有强关联，预计将体现在后续公布的经济数据中。李扬表示，住户部门各类贷款增速均有不用程度下行，市场预期转弱。
必须看到，消费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也多强调当前阶段需要更加关注消费增长，特别是居民消费增长应该被放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
李扬认为，收入增长缓慢、债务负担重、疫情反复是拖累消费的三个主要原因。其中，收入增长缓慢与三次分配密切相关，初次分配中工资太低，如果体制性分配上不去，后面的分配不可能扭转大局。
“我国消费潜力巨大，但想要可持续地释放消费潜力，源头活水一定是有效投资提供就业和老百姓收入增长，才能形成货币购买力去实现消费行为。”贾康表示，有效投资带来的是以投资形成的就业机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是形成消费环境的大前提。在具备大前提后，还需要解除消费群体的后顾之忧。
“我仍然坚持这两年来的呼吁——给老百姓发现金促消费。”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说，比如从今年促进地方投资的3.65万亿元专项债中拿出三分之一来增加消费，平均分发给老百姓，以电子货币的形式让大家限期使用。通过消费乘数计算可知，可以带动4.5万亿元至6万亿元的消费，可以形成相当大的消费规模。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从跟踪北京、哈尔滨、香港等地发放消费券的撬动情况来看，发放消费券对于消费恢复确实作出了较大贡献。建议优先考虑发放数字人民币消费券。
加快完善法规
稳定平台企业预期
在曾刚看来，中央层面已经给出了平台经济规范与发展的明确方向，金融委专题会议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对于部分平台企业的整改已经形成了方案，并将按照方案稳妥推进整改，且有望尽快完成。有关部门也提出了各自的计划。总体来看，政策导向是非常正面积极的。下一步企业应该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要求，做好整改工作，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资金等优势，依法合规发展，为稳增长发挥更多作用。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数字财经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波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平台公司在完善公司治理、加强个人隐私保护、合规金融板块业务等方面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和成效。目前平台企业正持续积极对照监管要求，有序落实整改要求，进一步理顺业务板块的关系。
“不过，当前平台企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远不止反垄断。中概股中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是比较大的平台企业，这也给国内金融稳定带来压力。”陈波说，国内监管部门对于平台企业反垄断、数据安全方面的强监管告一段落，但真正实现规范和发展并行还需要一段时间。
对于下一步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制度体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表示，2021年以来出台的政策法规和进行的执法行动已经回应了平台经济治理中的部分热点问题。下一步建议围绕竞争、数据、算法等共性要素建立通用性监管规则体系，加快完善相关法律和配套规定，又要强化监管部门的人才队伍建设，建立监管部门对平台经济各细分领域的市场调查监测制度。此外，还需结合中国国情，从社会性和公共性等角度加强针对超大型平台的专门监管规则研究。
证券时报记者近日从接近监管部门人士处了解到，中美双方监管机构正在相向而行，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尽快实现有效、可持续的审计监管合作。同时，近期拟赴美上市企业震坤行拿到了中国监管部门出具的无异议回复。这表明监管部门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到境外上市，努力保持境外上市渠道畅通。此外，证监会4月2日就修订《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公开征求意见。这些举措都向市场释放了积极信号。
金融防风险重在房地产
化解工作需综合施策
去年下半年以来，房企融资端明显承压，销售端受市场持续下行影响，房企回款难度加大。从今年以来的房地产市场表现来看，仍有不少房企面临融资与回款的挑战。金融委专题会议要求，对房企要及时研究和提出有力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应对方案，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施。
曾刚指出，房地产金融风险是今年金融防风险一项重点任务，房地产行业所涉及上下游产业链较长，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不低，且不论是购房端还是卖房端都与金融体系高度关联。不能低估房地产行业持续下行可能导致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小微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其受疫情的冲击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整体经济运行、金融运行以及就业，因此支持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也是今年防风险的重要内容。
在曾刚看来，实现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机制需要综合施策，不仅在金融层面需要对房地产融资、购房按揭等适度放松优化，还要有序推进特定的相关企业风险化解工作，尽可能稳定市场预期，降低不确定性。
此外，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还提到了对两方面金融风险的担忧，一方面是由于融资平台和政府的高杠杆，部分地方面临区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则是近年来发放了较多贷款的中小银行所潜藏的金融风险。
近期中央和各部委密集释放积极的政策信号，及时回应市场热点。稳定市场预期的系列举措引发市场关注。对于政策如何进一步稳增长、稳市场、提振信心，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宏观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就如何应对输入型通胀、提振消费、稳定平台企业预期、防范金融风险等市场颇为关心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宏观政策要为应对
全球通胀冲击做好准备
3月16日，金融委召开专题会议后，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银保监会等部门相继发声，并出台落地了积极的政策举措。多位专家学者认为，当前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依然充足，特别是面对全球通胀等外部因素冲击，财政政策还可以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也需进一步营造出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自年初以来，财税部门与人民银行通过多种政策工具，积极助力经济“开门红”。不过，近期国际局势动荡加深了全球经济金融的不确定性，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强调，我国宏观政策要为应对全球通胀冲击做好准备。他指出，2022年世界经济将走向滞胀，而中国是大宗商品进口国，当前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使得大宗商品价格、能源价格进一步提升，未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差距或将扩大。中国需要做好政策准备来妥善应对全球通胀冲击和危机。
经济发展若想行稳致远，迈出的每一步都要稳健扎实。关于宏观经济运行，金融委专题会议要求，切实振作一季度经济，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认为，目前，财政政策还存在较大扩张余地。1~2月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尚低于收入增速，可以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仍存在发力空间。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在今年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在供需互动的过程中，把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放在托升经济景气并使经济运行进入合理区间的具体目标上。而房地产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必然是中国的支柱产业，若要实现健康长效发展，未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投融资调整走向宽松。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对记者表示，虽然此前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已经有所下调，但长端利率仍然偏高，对于中长期融资特别是按揭贷款等不太友好。可以考虑适度调降中长端利率水平，让利率期限结构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
“从近期的数据可以看到，实体经济对于信贷的需求疲软是掣肘宽信用的核心问题。”曾刚认为，应该更多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下功夫，做好政府投资项目和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的衔接，政府资金撬动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提供相应的信贷支持，由此形成正向循环。
加力需求侧管理
提振消费能力和信心
1~2月份数据表明，国内消费市场仍在平稳复苏。不过以年度来看，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仍未恢复到疫情之前，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速也在放缓。3月以来，全国各地新冠肺炎疫情多发，疫情与消费表现具有强关联，预计将体现在后续公布的经济数据中。李扬表示，住户部门各类贷款增速均有不用程度下行，市场预期转弱。
必须看到，消费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也多强调当前阶段需要更加关注消费增长，特别是居民消费增长应该被放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
李扬认为，收入增长缓慢、债务负担重、疫情反复是拖累消费的三个主要原因。其中，收入增长缓慢与三次分配密切相关，初次分配中工资太低，如果体制性分配上不去，后面的分配不可能扭转大局。
“我国消费潜力巨大，但想要可持续地释放消费潜力，源头活水一定是有效投资提供就业和老百姓收入增长，才能形成货币购买力去实现消费行为。”贾康表示，有效投资带来的是以投资形成的就业机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是形成消费环境的大前提。在具备大前提后，还需要解除消费群体的后顾之忧。
“我仍然坚持这两年来的呼吁——给老百姓发现金促消费。”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说，比如从今年促进地方投资的3.65万亿元专项债中拿出三分之一来增加消费，平均分发给老百姓，以电子货币的形式让大家限期使用。通过消费乘数计算可知，可以带动4.5万亿元至6万亿元的消费，可以形成相当大的消费规模。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从跟踪北京、哈尔滨、香港等地发放消费券的撬动情况来看，发放消费券对于消费恢复确实作出了较大贡献。建议优先考虑发放数字人民币消费券。
加快完善法规
稳定平台企业预期
在曾刚看来，中央层面已经给出了平台经济规范与发展的明确方向，金融委专题会议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对于部分平台企业的整改已经形成了方案，并将按照方案稳妥推进整改，且有望尽快完成。有关部门也提出了各自的计划。总体来看，政策导向是非常正面积极的。下一步企业应该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要求，做好整改工作，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资金等优势，依法合规发展，为稳增长发挥更多作用。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数字财经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波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平台公司在完善公司治理、加强个人隐私保护、合规金融板块业务等方面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和成效。目前平台企业正持续积极对照监管要求，有序落实整改要求，进一步理顺业务板块的关系。
“不过，当前平台企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远不止反垄断。中概股中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是比较大的平台企业，这也给国内金融稳定带来压力。”陈波说，国内监管部门对于平台企业反垄断、数据安全方面的强监管告一段落，但真正实现规范和发展并行还需要一段时间。
对于下一步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制度体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表示，2021年以来出台的政策法规和进行的执法行动已经回应了平台经济治理中的部分热点问题。下一步建议围绕竞争、数据、算法等共性要素建立通用性监管规则体系，加快完善相关法律和配套规定，又要强化监管部门的人才队伍建设，建立监管部门对平台经济各细分领域的市场调查监测制度。此外，还需结合中国国情，从社会性和公共性等角度加强针对超大型平台的专门监管规则研究。
证券时报记者近日从接近监管部门人士处了解到，中美双方监管机构正在相向而行，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尽快实现有效、可持续的审计监管合作。同时，近期拟赴美上市企业震坤行拿到了中国监管部门出具的无异议回复。这表明监管部门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到境外上市，努力保持境外上市渠道畅通。此外，证监会4月2日就修订《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公开征求意见。这些举措都向市场释放了积极信号。
金融防风险重在房地产
化解工作需综合施策
去年下半年以来，房企融资端明显承压，销售端受市场持续下行影响，房企回款难度加大。从今年以来的房地产市场表现来看，仍有不少房企面临融资与回款的挑战。金融委专题会议要求，对房企要及时研究和提出有力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应对方案，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施。
曾刚指出，房地产金融风险是今年金融防风险一项重点任务，房地产行业所涉及上下游产业链较长，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不低，且不论是购房端还是卖房端都与金融体系高度关联。不能低估房地产行业持续下行可能导致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小微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其受疫情的冲击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整体经济运行、金融运行以及就业，因此支持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也是今年防风险的重要内容。
在曾刚看来，实现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机制需要综合施策，不仅在金融层面需要对房地产融资、购房按揭等适度放松优化，还要有序推进特定的相关企业风险化解工作，尽可能稳定市场预期，降低不确定性。
此外，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还提到了对两方面金融风险的担忧，一方面是由于融资平台和政府的高杠杆，部分地方面临区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则是近年来发放了较多贷款的中小银行所潜藏的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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