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诚法师：人生的究竟意义
一、人生苦短业主宰，身家如寄终无常
人的一生很快就会过去，尤其是老年人，对于这一点的体会最明显，总会觉得时光迅速，过去的几十年如同昨日。我们一生数十年光阴，对整个地球、宇宙来讲，非常短促，微不足道。人生不但短暂，而且痛苦。人生苦短，短说明人生无常，不知道死亡何时降临。如《法句譬喻经》说：“命如花果熟，常恐会零落，已生皆有苦，孰能致不死。从初乐爱欲，可淫入胞影，受形命如电，昼夜流难止。”（卷第四）苦，是因为生命中有太多不如意事，老病死衰种种痛苦固然是苦，这叫苦苦；我们在世间追求的种种快乐，最终都会消失，这叫坏苦；我们的生命在念念之中流转，一切都是无常的，无法自主，这叫行苦。如《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说：“三苦性者，一苦苦性，二坏苦性，三行苦性。”“复次苦苦性云何？答：诸身所有由苦苦故苦。所以者何？依身生起老病死等种种苦故。坏苦性云何？答：如世尊说，可意朋友、可意眷属、可意境界，若变坏时，若遭毁谤陵蔑等时，发生愁叹忧苦悲恼，彼于尔时由坏苦故苦。行苦性云何？答：除苦苦性及坏苦性，诸余有漏行由行苦故苦。”（卷第五）
我们无法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也就是说我们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什么力量主宰人的命运呢？就是业力。佛教讲命运是由业决定的：前世造了做人的业，今生才能成为人。虽然大家都是人类当中的一员，但每个人的身体条件、心理状况、人生境遇乃至面貌特征都是各不相同的，娑婆世界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为何会不同？是因为各人的别业不同。如果过去善业造得比较多，这一生果报就比较好——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相貌庄严、健康长寿等；如果过去恶业多，今生果报就比较差——社会地位低、相貌丑陋、多病短寿等等，所有这些果报，都同我们的业力有关系。如《大乘义章》说：“知如是因受如是果，知如是果酬如是因。”（卷第二十）
如何看待人生，古今中外的人各有不同的认识。现在社会上面流传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观点，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提倡及时行乐，缺乏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心、道德感，更没有崇高的人生目标和精神追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生态度呢？一般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私自利等烦恼会越来越重，而人性中为公利他、无私奉献的心就会被障蔽。尤其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为了获得生存的物质条件而引发的竞争，使人的自私心理得到极大的张扬，人的能力都被这种动机所扭曲，生活在畸形的心灵空间里，变得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另外也跟人生经验有关，人到中年，经历过风风雨雨，会有一些深刻的感触，体会到诸如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等种种痛苦，很多人的心早已伤痕累累，变得极为脆弱和敏感。“心”其实不过是“受、想、行、识”的蕴积，单纯“受”里边就蕴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痛苦，充满了忧郁和苦闷，外相上就会显得老成持重，实际上内心竖起了厚重的城墙，丧失了生命活力。年轻时曾经有过的种种梦想，因为福德因缘的不具、智慧能力的不足而不能实现。种种挫折带来的是对人生的失望、自信的丧失、努力的放弃，而这些负面情绪如果无法得到及时疏导和化解，就会消极遁世、借酒浇愁，消遣人生，以为宣泄。这种人生态度看似能够得到一定的自在和快乐，其实烦恼和痛苦有增无减，就像一首诗里所说的：“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
中国传统文化怎样看待人生呢？庄子说：“人生如寄，”就像我们出门旅游住旅馆，住几天就走了，目的是旅游观光，或是放松身心、调节心情，不是长久居住。人生也是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上，如同匆匆过客，只是暂时借住。
从依报来讲，人都有一个家，这个家只是临时居住，总有一天会分离。现在社会节奏快，家庭分离的情况日益增多。有的人因死亡而分离，有的人因工作而分离，有的人因财产矛盾而分家，有的人出国留学，有的人漂流在外，有的人因感情不和而分手……，一家人整年共住并不常见。一个人如果读大学，十几岁离开家人，长年在外读书，毕业后到大城市找工作，跑得更远，再结婚生子，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是很少的。
事实上，即使在家里也不见得有多少快乐，常有诸多不满。何以见得？俗话说“人人有本难念的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庭里的困难、痛苦和问题，讲不完道不尽，说不清道不明，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都是些琐琐碎碎、烦烦恼恼的事情，家实在不是给我们带来真实安乐的地方。如《佛说菩萨本行经》说：“居家恩爱犹如牢狱之中，一切所有皆悉非常，三界尊贵犹如幻化，五道生死转贸身形无有吾我。”（卷上）
一、人生苦短业主宰，身家如寄终无常
人的一生很快就会过去，尤其是老年人，对于这一点的体会最明显，总会觉得时光迅速，过去的几十年如同昨日。我们一生数十年光阴，对整个地球、宇宙来讲，非常短促，微不足道。人生不但短暂，而且痛苦。人生苦短，短说明人生无常，不知道死亡何时降临。如《法句譬喻经》说：“命如花果熟，常恐会零落，已生皆有苦，孰能致不死。从初乐爱欲，可淫入胞影，受形命如电，昼夜流难止。”（卷第四）苦，是因为生命中有太多不如意事，老病死衰种种痛苦固然是苦，这叫苦苦；我们在世间追求的种种快乐，最终都会消失，这叫坏苦；我们的生命在念念之中流转，一切都是无常的，无法自主，这叫行苦。如《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说：“三苦性者，一苦苦性，二坏苦性，三行苦性。”“复次苦苦性云何？答：诸身所有由苦苦故苦。所以者何？依身生起老病死等种种苦故。坏苦性云何？答：如世尊说，可意朋友、可意眷属、可意境界，若变坏时，若遭毁谤陵蔑等时，发生愁叹忧苦悲恼，彼于尔时由坏苦故苦。行苦性云何？答：除苦苦性及坏苦性，诸余有漏行由行苦故苦。”（卷第五）
我们无法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也就是说我们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什么力量主宰人的命运呢？就是业力。佛教讲命运是由业决定的：前世造了做人的业，今生才能成为人。虽然大家都是人类当中的一员，但每个人的身体条件、心理状况、人生境遇乃至面貌特征都是各不相同的，娑婆世界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为何会不同？是因为各人的别业不同。如果过去善业造得比较多，这一生果报就比较好——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相貌庄严、健康长寿等；如果过去恶业多，今生果报就比较差——社会地位低、相貌丑陋、多病短寿等等，所有这些果报，都同我们的业力有关系。如《大乘义章》说：“知如是因受如是果，知如是果酬如是因。”（卷第二十）
如何看待人生，古今中外的人各有不同的认识。现在社会上面流传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观点，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提倡及时行乐，缺乏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心、道德感，更没有崇高的人生目标和精神追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生态度呢？一般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私自利等烦恼会越来越重，而人性中为公利他、无私奉献的心就会被障蔽。尤其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为了获得生存的物质条件而引发的竞争，使人的自私心理得到极大的张扬，人的能力都被这种动机所扭曲，生活在畸形的心灵空间里，变得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另外也跟人生经验有关，人到中年，经历过风风雨雨，会有一些深刻的感触，体会到诸如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等种种痛苦，很多人的心早已伤痕累累，变得极为脆弱和敏感。“心”其实不过是“受、想、行、识”的蕴积，单纯“受”里边就蕴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痛苦，充满了忧郁和苦闷，外相上就会显得老成持重，实际上内心竖起了厚重的城墙，丧失了生命活力。年轻时曾经有过的种种梦想，因为福德因缘的不具、智慧能力的不足而不能实现。种种挫折带来的是对人生的失望、自信的丧失、努力的放弃，而这些负面情绪如果无法得到及时疏导和化解，就会消极遁世、借酒浇愁，消遣人生，以为宣泄。这种人生态度看似能够得到一定的自在和快乐，其实烦恼和痛苦有增无减，就像一首诗里所说的：“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
中国传统文化怎样看待人生呢？庄子说：“人生如寄，”就像我们出门旅游住旅馆，住几天就走了，目的是旅游观光，或是放松身心、调节心情，不是长久居住。人生也是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上，如同匆匆过客，只是暂时借住。
从依报来讲，人都有一个家，这个家只是临时居住，总有一天会分离。现在社会节奏快，家庭分离的情况日益增多。有的人因死亡而分离，有的人因工作而分离，有的人因财产矛盾而分家，有的人出国留学，有的人漂流在外，有的人因感情不和而分手……，一家人整年共住并不常见。一个人如果读大学，十几岁离开家人，长年在外读书，毕业后到大城市找工作，跑得更远，再结婚生子，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是很少的。
事实上，即使在家里也不见得有多少快乐，常有诸多不满。何以见得？俗话说“人人有本难念的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庭里的困难、痛苦和问题，讲不完道不尽，说不清道不明，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都是些琐琐碎碎、烦烦恼恼的事情，家实在不是给我们带来真实安乐的地方。如《佛说菩萨本行经》说：“居家恩爱犹如牢狱之中，一切所有皆悉非常，三界尊贵犹如幻化，五道生死转贸身形无有吾我。”（卷上）
《越览：年会专辑》，周音莹编
春节前的最后一天收到了周音莹所寄此书，由此而看出她对该刊的编辑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周音莹组织了第十五届民间读书年会，为了联络上的方便，她特意组织了一个微信群。我在该群中时常看到她催促参加过会议的师友尽快缴上为本会所写之文，那一遍遍的催促远远超过一些出版社的专业编辑。这要有怎样的热忱才能做出如此无功利的一件事。
对于她所主持的这场年会，周音莹看得颇为重要。她在后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描述之语：“丁酉诸暨年会，又一场书友欢聚，留下珍贵的集体记忆，而它于我的一生，必是诸多聚会中最值得回味的。从二〇一四年十月到二〇一七年十月，从初涉读书年会，到成功举办年会，四年，如同四档阶梯，层层向上，这样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记忆如同一粒火种，纳入书友们的集体情怀，显现它的特殊意义。这样的四年，也算没有虚度。”
虽然这场会议早已结束，但周音莹称会议结束后的两个月，她的神经依然紧绷。这原因之一乃是关于年会文集的编纂，周音莹说本次参会者最年长的武德运先生乃是交稿最早者，因为武先生在前来参加年会之时就已经写好了这篇文章。故而，此文排在了本专辑的最前面，细读武先生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已经参加了七次这样的年会，为此对一些问题有了深度地思索。为什么这样无功利的年会能够一届一届地长期办了下来？武德运认为：“我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年会的风气正。它既没有繁文缛节的条条框框的限制，也没有头头脑脑的选举，既无名可争，也无利可图。看到的是以文会友，以书会友，无名利之争，无得失之虑，大家相处和谐、友善，正应了‘君子之交淡如水’那句老话。操办年会的一些热心人士，各展所能，为大家服务，使一次一次年会都办得成功、圆满。”
其实读书年会最初只是民办读书报刊研讨会，而参会者主要是民刊的编纂者。而后与会的内容逐渐丰富了起来，但对于民刊的存在价值以及民刊对书香文化所传播的正能量，武先生在文中不吝夸之词：“说到民刊，自然想到编刊的幕后英雄。在这物欲横流，唯利是图，普遍浮躁的当今社会，还有一些人，为营造阅读氛围，给热爱读书不甘寂寞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展示良心的平台，而默默奉献，让人肃然起敬。先不说他们为筹措经费、编印刊物付出的辛劳，仅就成百上千份刊物每期都要包封邮寄，看似简单，集中在一起，就是大量的繁琐事务，工作量是相当可观的让人感动不已。”
我是第二次参加这样的年会，为此写了篇与会之文，周音莹将此文收录专辑之中，其将此文的名称改为“第十五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之旅”。其实我的所定主要是与会的流水帐，而周音莹则在后记中夸赞说，我的这篇小文：“记录的文字亦是最细致的了，点滴不漏。”当然这是夸之语，毕竟我的视角不可能涵盖本会的方方面面，而我在读本专辑之时，也了解到许多未曾留意的细节。
温州图书馆的何泽女史乃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年会，她的所记显然没有多次参会者的思维定式，故而读何泽的文章，能够让我体味到旁观者的视角。
童银舫先生所写《诸暨年会琐记》则是以日记方式逐日记录下来每天的活动，但他的所记也有选择，比如他在写到十月二十九日早上七点半，他把一箱书交给韵达快递寄走的事情。其实在那个现场，我也有书一同寄回，但因为快递公司不收现金只用手机支付，而我的手机没有支付功能，故我的快递费也是由童银舫的好友励双杰先生一并付之。这件好人好事童银舫却代朋友一并“谦虚”了。
童银舫在文中还提到了古琴文献研究专家严晓星先生，在此前我跟严先生仅有短信交往，因为阴错阳差的原因他两次来京却未能谋面，而本次却在诸暨会上与之相见。童银舫在文中透露说，严晓星正在主编一套十册本的《上海图书馆藏古琴文献珍萃·稿钞校本》。这样的深挖掘的确令人佩服，但童银舫对严晓星的形容却称得上是先得我心。他认为严晓星能够如此熟识古琴掌故，显然应该是一位馆学之士。然而他见到严先生时：“似乎与他这张充满青春朝气的脸对不上号。”
同样，夏春锦先生所写《诸暨行脚》也是日记体，他的所记言简意赅，他同时在文中也谈到了自己上台讲话时所提出的观念：“读民刊的审美价值应包括内在美和外在美。内在美首先体现在选题美，好的选题是刊物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成功与否的关键。《梧桐影》反响最大的就是做成专辑的几期。其次是文章美，没有可读性的文章，受众受影响。外在美体现在装帧设计、用纸、排版之上，要有书卷气和艺术气质，外观令人爱不释手，心生怜爱。”
夏春锦与周音莹共同编了一部《蠹鱼文丛》，为此本年会特意举办了相应的座谈会。参会人士大多夸赞此书各方面之好，而出版《蠹鱼文丛》的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寿泽勤先生则希望大家多提一些不足的意见，以便该文丛在之后的编辑中能得到更多的改善。为此，陈子善先生谈到了裸脊装容易产生的问题，而我却觉得蠹鱼二字已经被书界默认为乃是书话之文的代名词。可是在本会上得到的该文丛所谈内容却大多非书话体，于是我也很认实地讲出了自己的观念：本文丛所收文章，按照编纂者夏春锦先生的所言均为浙江人所写或者是写浙江人之文，这似乎叫浙江文丛之类的名称更为恰当，而不应当起名为《蠹鱼文丛》。为此夏春锦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在本文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韦力感觉“蠹鱼”二字和书的内容之间有些文题不符，他认为既然叫“蠹鱼”就应该和藏书有关。其实这是他的误解，我们之所以以“蠹鱼”为文丛之名，是立足于要做读书人、爱书人喜欢的书，仅此而已。
正如其所言，其实名称并不重要，更为重要者则是书稿的质量，我的所言确实有些太过较真。
本专辑所收还有叶瑜荪先生所写《诸暨文缘》、黄岳年先生所写《诸暨诗文》、杜鱼先生所作《浙江纪行十首》，以及刘涛先生所作《诸暨年会散记》。刘涛先生此文颇有小说家笔法，他在文中提及原本想去参加本届年会，但因年会的时间与其工作安排有冲突，他只能给主办者周音莹发微信请假：“周女士接到我的微信，什么也没有说，就发了一个表情图标，似嗔似怨，似憾似叹，似无奈似理解，似有种种情绪尽在不言中。这个表情图标深深地萦绕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西施故乡的美女不仅美丽而且富有智慧，回复我一个表情图标，起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交流效果。”
这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周音莹所回微信仅发了个表情符号而没有任何的文字，这让刘涛大感不安：“直到会议报到的前一天，检查村里扶贫工作有些松动，正好会议又是周六日，周女士发的那个小图标时时在我的脑际萦绕。于是决定前往参会，便定了第二天的飞机，并立即给周女士发了微信说：‘我定了机票，咱们的会太有诱惑，我从村里偷偷跑出来了。’周女士又回复了一个掩嘴而笑的小图标，什么也没有说，那图标笑得特别灿烂开心。周女士，真有你的！”
仅凭这两段描写，我就觉得刘涛先生有成为小说家的潜质，而他在文中还提到了对我的观察，其观察之后颇有夸赞之语。而我们在聊天时，他又得知我曾经在太原住过一年，而我所住之处竟然离他的单位很近，这也正是冥冥中的因缘吧。
本专辑所收最后一篇文章乃是马国兴所写《追寻》，关于马先生的情况，我在其所赠之书中已经谈及，于此不同赘述。
春节前的最后一天收到了周音莹所寄此书，由此而看出她对该刊的编辑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周音莹组织了第十五届民间读书年会，为了联络上的方便，她特意组织了一个微信群。我在该群中时常看到她催促参加过会议的师友尽快缴上为本会所写之文，那一遍遍的催促远远超过一些出版社的专业编辑。这要有怎样的热忱才能做出如此无功利的一件事。
对于她所主持的这场年会，周音莹看得颇为重要。她在后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描述之语：“丁酉诸暨年会，又一场书友欢聚，留下珍贵的集体记忆，而它于我的一生，必是诸多聚会中最值得回味的。从二〇一四年十月到二〇一七年十月，从初涉读书年会，到成功举办年会，四年，如同四档阶梯，层层向上，这样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记忆如同一粒火种，纳入书友们的集体情怀，显现它的特殊意义。这样的四年，也算没有虚度。”
虽然这场会议早已结束，但周音莹称会议结束后的两个月，她的神经依然紧绷。这原因之一乃是关于年会文集的编纂，周音莹说本次参会者最年长的武德运先生乃是交稿最早者，因为武先生在前来参加年会之时就已经写好了这篇文章。故而，此文排在了本专辑的最前面，细读武先生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已经参加了七次这样的年会，为此对一些问题有了深度地思索。为什么这样无功利的年会能够一届一届地长期办了下来？武德运认为：“我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年会的风气正。它既没有繁文缛节的条条框框的限制，也没有头头脑脑的选举，既无名可争，也无利可图。看到的是以文会友，以书会友，无名利之争，无得失之虑，大家相处和谐、友善，正应了‘君子之交淡如水’那句老话。操办年会的一些热心人士，各展所能，为大家服务，使一次一次年会都办得成功、圆满。”
其实读书年会最初只是民办读书报刊研讨会，而参会者主要是民刊的编纂者。而后与会的内容逐渐丰富了起来，但对于民刊的存在价值以及民刊对书香文化所传播的正能量，武先生在文中不吝夸之词：“说到民刊，自然想到编刊的幕后英雄。在这物欲横流，唯利是图，普遍浮躁的当今社会，还有一些人，为营造阅读氛围，给热爱读书不甘寂寞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展示良心的平台，而默默奉献，让人肃然起敬。先不说他们为筹措经费、编印刊物付出的辛劳，仅就成百上千份刊物每期都要包封邮寄，看似简单，集中在一起，就是大量的繁琐事务，工作量是相当可观的让人感动不已。”
我是第二次参加这样的年会，为此写了篇与会之文，周音莹将此文收录专辑之中，其将此文的名称改为“第十五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之旅”。其实我的所定主要是与会的流水帐，而周音莹则在后记中夸赞说，我的这篇小文：“记录的文字亦是最细致的了，点滴不漏。”当然这是夸之语，毕竟我的视角不可能涵盖本会的方方面面，而我在读本专辑之时，也了解到许多未曾留意的细节。
温州图书馆的何泽女史乃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年会，她的所记显然没有多次参会者的思维定式，故而读何泽的文章，能够让我体味到旁观者的视角。
童银舫先生所写《诸暨年会琐记》则是以日记方式逐日记录下来每天的活动，但他的所记也有选择，比如他在写到十月二十九日早上七点半，他把一箱书交给韵达快递寄走的事情。其实在那个现场，我也有书一同寄回，但因为快递公司不收现金只用手机支付，而我的手机没有支付功能，故我的快递费也是由童银舫的好友励双杰先生一并付之。这件好人好事童银舫却代朋友一并“谦虚”了。
童银舫在文中还提到了古琴文献研究专家严晓星先生，在此前我跟严先生仅有短信交往，因为阴错阳差的原因他两次来京却未能谋面，而本次却在诸暨会上与之相见。童银舫在文中透露说，严晓星正在主编一套十册本的《上海图书馆藏古琴文献珍萃·稿钞校本》。这样的深挖掘的确令人佩服，但童银舫对严晓星的形容却称得上是先得我心。他认为严晓星能够如此熟识古琴掌故，显然应该是一位馆学之士。然而他见到严先生时：“似乎与他这张充满青春朝气的脸对不上号。”
同样，夏春锦先生所写《诸暨行脚》也是日记体，他的所记言简意赅，他同时在文中也谈到了自己上台讲话时所提出的观念：“读民刊的审美价值应包括内在美和外在美。内在美首先体现在选题美，好的选题是刊物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成功与否的关键。《梧桐影》反响最大的就是做成专辑的几期。其次是文章美，没有可读性的文章，受众受影响。外在美体现在装帧设计、用纸、排版之上，要有书卷气和艺术气质，外观令人爱不释手，心生怜爱。”
夏春锦与周音莹共同编了一部《蠹鱼文丛》，为此本年会特意举办了相应的座谈会。参会人士大多夸赞此书各方面之好，而出版《蠹鱼文丛》的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寿泽勤先生则希望大家多提一些不足的意见，以便该文丛在之后的编辑中能得到更多的改善。为此，陈子善先生谈到了裸脊装容易产生的问题，而我却觉得蠹鱼二字已经被书界默认为乃是书话之文的代名词。可是在本会上得到的该文丛所谈内容却大多非书话体，于是我也很认实地讲出了自己的观念：本文丛所收文章，按照编纂者夏春锦先生的所言均为浙江人所写或者是写浙江人之文，这似乎叫浙江文丛之类的名称更为恰当，而不应当起名为《蠹鱼文丛》。为此夏春锦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在本文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韦力感觉“蠹鱼”二字和书的内容之间有些文题不符，他认为既然叫“蠹鱼”就应该和藏书有关。其实这是他的误解，我们之所以以“蠹鱼”为文丛之名，是立足于要做读书人、爱书人喜欢的书，仅此而已。
正如其所言，其实名称并不重要，更为重要者则是书稿的质量，我的所言确实有些太过较真。
本专辑所收还有叶瑜荪先生所写《诸暨文缘》、黄岳年先生所写《诸暨诗文》、杜鱼先生所作《浙江纪行十首》，以及刘涛先生所作《诸暨年会散记》。刘涛先生此文颇有小说家笔法，他在文中提及原本想去参加本届年会，但因年会的时间与其工作安排有冲突，他只能给主办者周音莹发微信请假：“周女士接到我的微信，什么也没有说，就发了一个表情图标，似嗔似怨，似憾似叹，似无奈似理解，似有种种情绪尽在不言中。这个表情图标深深地萦绕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西施故乡的美女不仅美丽而且富有智慧，回复我一个表情图标，起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交流效果。”
这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周音莹所回微信仅发了个表情符号而没有任何的文字，这让刘涛大感不安：“直到会议报到的前一天，检查村里扶贫工作有些松动，正好会议又是周六日，周女士发的那个小图标时时在我的脑际萦绕。于是决定前往参会，便定了第二天的飞机，并立即给周女士发了微信说：‘我定了机票，咱们的会太有诱惑，我从村里偷偷跑出来了。’周女士又回复了一个掩嘴而笑的小图标，什么也没有说，那图标笑得特别灿烂开心。周女士，真有你的！”
仅凭这两段描写，我就觉得刘涛先生有成为小说家的潜质，而他在文中还提到了对我的观察，其观察之后颇有夸赞之语。而我们在聊天时，他又得知我曾经在太原住过一年，而我所住之处竟然离他的单位很近，这也正是冥冥中的因缘吧。
本专辑所收最后一篇文章乃是马国兴所写《追寻》，关于马先生的情况，我在其所赠之书中已经谈及，于此不同赘述。
冯骥才：抢救敦煌文化 是我国学者历史上第一次自我文化觉醒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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