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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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有害》
张小舒抽烟，侯大利也抽，今后张侯成双对，对孕儿不好呀，该要劝劝了， 急死我了！
什么时候抽过第一支烟，已经忘了，模糊的记忆中，应该是高三吧。
但肯定是郑三哥带着我们四班同学偷偷抽的，当时，他在学校里是超前的，最早和社会青年有联系，老师最感冒，学校也头大，但同学们都很敬仰，争风很风学他，刁烟，酷样。
世人都知吸烟危害健康，那为什么政府，宣而不禁呢？
这个蛋，太滑了，水太深，浪急了，扯不动。
烟草需求大，税收也大，大到不能动的地步，国家都成立了烟草专卖。
这烟草公司，好似事业单位，又好像企业单位，员工也特别牛，收入高，找对相很有优势，丈母娘首选之一。
就那个烟草专卖的授权证书，就是商业中的招财金牌，一年大几万的利润，让各小卖部老板媚笑连连，笑逐颜开。
预告个番外篇《一定有明天》
那一年，盛元混在湖北荆沙地区讨生活。
某一天，有一个倒批发朋友，张水平的朋友，从公安县私运了一车香烟到当阳卖，就那么不巧，路过十里铺，被沙市烟草专卖局查扣了。
这一下子算是犯了法了，人车被带走，往大了扯，按律当倾家荡产，而且要拘。
当时张水平家人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找来找去，短时间内，荆沙市无人使得上劲。
百般无奈，他家人求到盛元这里。
盛元也是没关系，但七扯八扯之间，盛元想到一个人，荆州广播电视局一个名主持人黄庆。当地算是有头有脸的知名人士。
之后大家就死马当活马医。一路盲人骑瞎马，乱撞乱闯，虾扯还搭上了线。名人黄庆，还真有点能量。
居然把这大事办成了小事，小事办成了无事，补了些手续，张水平竟然没损失，折腾之下，这这那那烧香拜佛的费用扯平了，还有点盈余。
该谢的都谢完。
之后，大家就展开联想，觉得盛元有俩把刷子，一群人越吹越离谙，盛元就神话起来了。
张水平一家人，感激涕零，三日一宴，五日一请，到处乱吹，把盛元吹成了荆州通天人物，吹成朋友圈里顶层
盛元顺水推舟，在当阳，荆门做了不少业务.......一时间，风声水起，财源广进。
今天暂时扯到这，有机会再续扯《一定有明天》。
抽烟不好，戒烟很难，当然最好是不要上瘾。
我抛块砖，引大伙的玉吧。
我的经验，如果一定要抽，那就不要抽一种牌子的烟，这样容易上瘾，尽量抽多种牌子，有的牌子的香味，香精很怪，很不舒服，让人提不起抽烟的快乐。
这样，也许能少抽点。
我就用这办法，成了可抽可不抽。不主动抽了。
张小舒抽烟，侯大利也抽，今后张侯成双对，对孕儿不好呀，该要劝劝了， 急死我了！
什么时候抽过第一支烟，已经忘了，模糊的记忆中，应该是高三吧。
但肯定是郑三哥带着我们四班同学偷偷抽的，当时，他在学校里是超前的，最早和社会青年有联系，老师最感冒，学校也头大，但同学们都很敬仰，争风很风学他，刁烟，酷样。
世人都知吸烟危害健康，那为什么政府，宣而不禁呢？
这个蛋，太滑了，水太深，浪急了，扯不动。
烟草需求大，税收也大，大到不能动的地步，国家都成立了烟草专卖。
这烟草公司，好似事业单位，又好像企业单位，员工也特别牛，收入高，找对相很有优势，丈母娘首选之一。
就那个烟草专卖的授权证书，就是商业中的招财金牌，一年大几万的利润，让各小卖部老板媚笑连连，笑逐颜开。
预告个番外篇《一定有明天》
那一年，盛元混在湖北荆沙地区讨生活。
某一天，有一个倒批发朋友，张水平的朋友，从公安县私运了一车香烟到当阳卖，就那么不巧，路过十里铺，被沙市烟草专卖局查扣了。
这一下子算是犯了法了，人车被带走，往大了扯，按律当倾家荡产，而且要拘。
当时张水平家人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找来找去，短时间内，荆沙市无人使得上劲。
百般无奈，他家人求到盛元这里。
盛元也是没关系，但七扯八扯之间，盛元想到一个人，荆州广播电视局一个名主持人黄庆。当地算是有头有脸的知名人士。
之后大家就死马当活马医。一路盲人骑瞎马，乱撞乱闯，虾扯还搭上了线。名人黄庆，还真有点能量。
居然把这大事办成了小事，小事办成了无事，补了些手续，张水平竟然没损失，折腾之下，这这那那烧香拜佛的费用扯平了，还有点盈余。
该谢的都谢完。
之后，大家就展开联想，觉得盛元有俩把刷子，一群人越吹越离谙，盛元就神话起来了。
张水平一家人，感激涕零，三日一宴，五日一请，到处乱吹，把盛元吹成了荆州通天人物，吹成朋友圈里顶层
盛元顺水推舟，在当阳，荆门做了不少业务.......一时间，风声水起，财源广进。
今天暂时扯到这，有机会再续扯《一定有明天》。
抽烟不好，戒烟很难，当然最好是不要上瘾。
我抛块砖，引大伙的玉吧。
我的经验，如果一定要抽，那就不要抽一种牌子的烟，这样容易上瘾，尽量抽多种牌子，有的牌子的香味，香精很怪，很不舒服，让人提不起抽烟的快乐。
这样，也许能少抽点。
我就用这办法，成了可抽可不抽。不主动抽了。
强化部门联动 共商水保大计—我院组织召开打击“水土保持违法行为”专项行动联席会
为深入开展“打击水土保持违法行为 保护黄河中游生态环境”专项行动，在前期摸底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解决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中存在的部门之间衔接机制不畅、职责范围不清、宣传告知不到位等问题，我院于4月2日，组织召开由县水利局、县审批局、县住建局、县林业局、县文旅局、县教育局等部门参加的“打击水土保持违法行为”专项联席会议。会议由我院检委会专职委员陈健主持。
会上，水利局张建平副局长介绍了近年来水利局在查处涉及水土保持违法案件、催缴水土保持费等方面工作的主要做法及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审批局韩立军副局长介绍了建设项目审批中关于项目立项、水土保持环节等相关流程。聚焦水利部门与审批部门在项目审批环节是否需要编报水保手续的争议，第三检察部主任王英向两个部门进行了详细提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政府投资条例》、《水利部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左权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三定”方案》等相关规定，阐明了审批部门与监管部门在审批告知、信息推送、文件抄送、事后监管等环节的职责依据，进一步厘清了县审批局事前立项审批监管、水利局事中检查事后监督、项目主管部门自觉参与的职责。
县审批局和水利局达成一致意见后表示，今后要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从源头把控，加强信息共享，加大执法监督，将我县水土保持工作做实做深做细。住建局、林业局、文旅局、教育局部门等作为项目主管单位进行了表态。
陈健专委最后就落实会议内容、加强部门联动、加快推进水土保持方案的编报工作和补偿费征缴等工作，向与会单位提出具体要求。
此次联席会议的召开，一方面给行政审批、执法机关、建设单位提供了交流互动、解决争议的平台，通过对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全环节的研讨，促使检察、审批、执法及行业主管部门形成了工作合力，有效增强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自觉性；另一方面彰显了检察机关作为公益守护人，在有效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方面，实施精准监督、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能作用，为促进我县水土保持领域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贡献了检察力量。
为深入开展“打击水土保持违法行为 保护黄河中游生态环境”专项行动，在前期摸底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解决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中存在的部门之间衔接机制不畅、职责范围不清、宣传告知不到位等问题，我院于4月2日，组织召开由县水利局、县审批局、县住建局、县林业局、县文旅局、县教育局等部门参加的“打击水土保持违法行为”专项联席会议。会议由我院检委会专职委员陈健主持。
会上，水利局张建平副局长介绍了近年来水利局在查处涉及水土保持违法案件、催缴水土保持费等方面工作的主要做法及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审批局韩立军副局长介绍了建设项目审批中关于项目立项、水土保持环节等相关流程。聚焦水利部门与审批部门在项目审批环节是否需要编报水保手续的争议，第三检察部主任王英向两个部门进行了详细提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政府投资条例》、《水利部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左权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三定”方案》等相关规定，阐明了审批部门与监管部门在审批告知、信息推送、文件抄送、事后监管等环节的职责依据，进一步厘清了县审批局事前立项审批监管、水利局事中检查事后监督、项目主管部门自觉参与的职责。
县审批局和水利局达成一致意见后表示，今后要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从源头把控，加强信息共享，加大执法监督，将我县水土保持工作做实做深做细。住建局、林业局、文旅局、教育局部门等作为项目主管单位进行了表态。
陈健专委最后就落实会议内容、加强部门联动、加快推进水土保持方案的编报工作和补偿费征缴等工作，向与会单位提出具体要求。
此次联席会议的召开，一方面给行政审批、执法机关、建设单位提供了交流互动、解决争议的平台，通过对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全环节的研讨，促使检察、审批、执法及行业主管部门形成了工作合力，有效增强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自觉性；另一方面彰显了检察机关作为公益守护人，在有效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方面，实施精准监督、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能作用，为促进我县水土保持领域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贡献了检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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