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治疗# “狂人”的诞生
思考一个问题：一个正常人，在疯人院里，如何证明自己没疯？
答案是不可能。
疯人院里，疯癫才是常态，这个正常人会被当做真正的疯子来对待。
《狂人日记》的深刻不仅在于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还在于传达出最先觉醒的启蒙者在当时被当成“疯子”的处境。
鲁迅不止一次这样描写过。在《药》中有一个细节，革命者夏瑜在牢里大呼“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茶馆里的人说起这件事时，纷纷说道“发了疯了”。敢跟皇帝对着干，可不是疯了嘛？正常人哪能这么不知轻重？
要理解这一点，需要从《狂人日记》的结构切入文本。
《狂人日记》有两套话语体系，一个是狂人的日记内容，是用白话文写的。另一个是故事的叙述者写的序，用文言文写的。见下图。
注意这个设定：讲白话的是“狂人”，讲文言的是正常人。正常人看来，狂人有被迫害妄想症，总怀疑别人要吃他，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好在后来病好了，还去别地候补了，皆大欢喜。
尽管在旁人看来荒诞不经，需要治疗。但对于狂人，这是他的真实感受。那么问题出现了，谁来定义真实和虚假？
双方都活在自己立场的真实里，认为对方是荒诞的。如果实力均等，则话语权重不相上下。但事实是，狂人是孤立无援的，正常人则有庞大的群体支持，话语权攥在正常人手中。那么事情便有了结论：你病了，需要救治。
狂人发狂的主要表现，是疑神疑鬼，总觉得所有人都暗地里计划吃他，并由此想到历史上写的仁义道德满是“吃人”，又想到自己的妹妹应该也是被吃了，或许自己也吃过妹妹的肉。他想要摆脱吃人者的身份，却无法摆脱，最后只能发出“救救孩子……”的希冀。
现在我们转换视角，以狂人的立场看看结局如何。
不知怎么地，狂人最后恢复了正常，不再担心自己被吃了，也不写白话文日记了。这里暗含的深意是：狂人被“吃”了，他的灵魂被封建礼教同化，接受了大多数人的规训，放弃了使用白话文。自己被吃后，也加入了吃人的阵营，同化为吃人者的一员。或许会在将来对着其他狂人露出白厉厉的尖牙，说别人生病了。
总之，狂人的抗争，失败了。
故事里，“疯子”的抗争失败了，并经过治疗变回了“正常人”。“正常人”取得了胜利，世界重新回到了文言文的轨道里。但在故事之外，鲁迅却在试图为疯子们找寻出路和明天。
文言的序，和白话的正文，形成了相互的嘲讽和消解。鲁迅是个悲观消极的人，不愿不负责任地许诺给读者美好未来，于是给出的结局是狂人失败了。但这是真的吗？
当文言部分对白话形成消解力量时，作品外的读者共鸣会再次对文言部分形成消解。作品里的狂人失败了，作品外的狂人却觉醒了。
于是，文本内外之间，何为真实？何为虚幻？何为疯癫？何为理智？你要站在哪一边？一切留给读者自己寻找。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揭示：“疯癫”成为一种病症，是另一种疯癫——理性（文明）对其进行定义和排挤的结果。当主流话语可以定义何为“疯癫”时，新旧两股力量将变成文明与疯癫的战斗，“文明”占据了制高点，一切迫害与打压，都具有了合理、合法性。
“文明”力量只需说一句：你病了，得治。
思考一个问题：一个正常人，在疯人院里，如何证明自己没疯？
答案是不可能。
疯人院里，疯癫才是常态，这个正常人会被当做真正的疯子来对待。
《狂人日记》的深刻不仅在于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还在于传达出最先觉醒的启蒙者在当时被当成“疯子”的处境。
鲁迅不止一次这样描写过。在《药》中有一个细节，革命者夏瑜在牢里大呼“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茶馆里的人说起这件事时，纷纷说道“发了疯了”。敢跟皇帝对着干，可不是疯了嘛？正常人哪能这么不知轻重？
要理解这一点，需要从《狂人日记》的结构切入文本。
《狂人日记》有两套话语体系，一个是狂人的日记内容，是用白话文写的。另一个是故事的叙述者写的序，用文言文写的。见下图。
注意这个设定：讲白话的是“狂人”，讲文言的是正常人。正常人看来，狂人有被迫害妄想症，总怀疑别人要吃他，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好在后来病好了，还去别地候补了，皆大欢喜。
尽管在旁人看来荒诞不经，需要治疗。但对于狂人，这是他的真实感受。那么问题出现了，谁来定义真实和虚假？
双方都活在自己立场的真实里，认为对方是荒诞的。如果实力均等，则话语权重不相上下。但事实是，狂人是孤立无援的，正常人则有庞大的群体支持，话语权攥在正常人手中。那么事情便有了结论：你病了，需要救治。
狂人发狂的主要表现，是疑神疑鬼，总觉得所有人都暗地里计划吃他，并由此想到历史上写的仁义道德满是“吃人”，又想到自己的妹妹应该也是被吃了，或许自己也吃过妹妹的肉。他想要摆脱吃人者的身份，却无法摆脱，最后只能发出“救救孩子……”的希冀。
现在我们转换视角，以狂人的立场看看结局如何。
不知怎么地，狂人最后恢复了正常，不再担心自己被吃了，也不写白话文日记了。这里暗含的深意是：狂人被“吃”了，他的灵魂被封建礼教同化，接受了大多数人的规训，放弃了使用白话文。自己被吃后，也加入了吃人的阵营，同化为吃人者的一员。或许会在将来对着其他狂人露出白厉厉的尖牙，说别人生病了。
总之，狂人的抗争，失败了。
故事里，“疯子”的抗争失败了，并经过治疗变回了“正常人”。“正常人”取得了胜利，世界重新回到了文言文的轨道里。但在故事之外，鲁迅却在试图为疯子们找寻出路和明天。
文言的序，和白话的正文，形成了相互的嘲讽和消解。鲁迅是个悲观消极的人，不愿不负责任地许诺给读者美好未来，于是给出的结局是狂人失败了。但这是真的吗？
当文言部分对白话形成消解力量时，作品外的读者共鸣会再次对文言部分形成消解。作品里的狂人失败了，作品外的狂人却觉醒了。
于是，文本内外之间，何为真实？何为虚幻？何为疯癫？何为理智？你要站在哪一边？一切留给读者自己寻找。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揭示：“疯癫”成为一种病症，是另一种疯癫——理性（文明）对其进行定义和排挤的结果。当主流话语可以定义何为“疯癫”时，新旧两股力量将变成文明与疯癫的战斗，“文明”占据了制高点，一切迫害与打压，都具有了合理、合法性。
“文明”力量只需说一句：你病了，得治。
冯骥才：抢救敦煌文化 是我国学者历史上第一次自我文化觉醒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来自生命的真相！（读完即醒悟生命的真谛）
三、悟道
悟有两种：一个叫解悟，一个叫证悟。解悟，就是我们对宇宙人生真相了解了、认识了，不再迷茫，是相当明了、非常清楚了，一点都不含糊。证悟，就是亲证，用身体、用心灵融入宇宙去实悟，就像至尊圣人、佛菩萨。
这一点我们目前是做不到的！所以当下悟道重点在解悟，其实这也是在往证的功夫上走，最先寻求的是一种悟道的境界。
1、悟道的最大障碍是“我执”。人生中最大的悲哀是看不清自己，以自我为中心，过于执着，迷失于自我偏见！一切都是围绕着一个“我”字，这是最要命的一点。
因为人是自私的，有诸多的放不下。放不下亲情，放不下钱财名利，放不下所执着的一切。如果没有随缘的心态，要求事事都随己愿，那么任何环境都不可能满足你。
只有放下“我执”端正身心，用智慧化解掉心里的障碍，去除执着偏见、分别和妄想，所有的烦恼才会云开雾散。否则，有我就不可能平等，有我就不可能清净，有我就是在执着个性，有我就失去了整体性，那么，你就永远不可能进入道。
2、悟道的意思就是达到境开的地步，达到和宇宙万物相生相容而相通的来往境界，与自然的感观与心灵的境界相辅相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放下人心的贪嗔痴，放下自私的欲望和贪念。
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与宇宙的磁场和自然的能量相合，得到能量的补充和磁场的给予。从而通达于万物阴阳和天地阴阳，真正融入与磁场的交流和万物信息的沟通，这才是获取宇宙能量、进入开悟的境界。
3、悟道就是明心见性，达到一悟百悟，一了百了。道清静无为，如如不动。万事万物虽然都是它的显现，但它却无念。这一切显现都是自然的缘聚缘散。真正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人，“与众物而同光，为万有之根本”，心物一元，物理有形的光，与自性无相的光配合。
到达这个境界，才可以说明心见性谓悟道！“如日普照”，是太阳普照，如同太阳出来一样，整个大地普放光明，是同时的。订阅号，军师府。如果你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那还差远了！你不但见到那个本体，你本身也变成那个本体的功能之一了，方为万有之根本。
4、悟道在于“道法自然”。“大道”尊重每一个众生的自由意志，众生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力，无论谁都无权干涉。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走，没有理由抱怨。有些人穷其一生，苦苦追寻大道，殊不知这道便在脚下。
其实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道，虽然不尽然合天地至理，但这都是自然之道。《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是自然界的一份子，融于自然才能合于道。要期待，不要假想，顺其自然，如果注定，就一定会发生。不乱于心，不困于情，如此、安好，人生没有那么多莺莺燕燕!人生百年，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费多大力气拿起的，就要费多大力气放下。冥冥中一切皆有定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以善心处于顺境，以静心安于逆境。只有，真正参悟了宇宙人生真相，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小宇宙，才能融入天地人合一的自然之道。
5、悟道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始终贯串宇宙人生。古语有云：大道三千。谁又能真正的明白其中道理呢？人的一生就是悟道的一生，当我们真正的悟透了，才能融入道中。所谓人生就是修行，真正的修行是要悟道天地人三界之间的关系和宇宙万物的阴阳之理。因为我们是人的修行，所以必须要在三界之内悟道，才能超越灵感和三维空间的心灵感应。
宇宙人生真相告诉我们：大千世界阴阳主宰天地人三界，天为阳，地为阴，人为中枢。《灵宝毕法》云：“道生万物，天地乃物中之大者，人为物中之灵者，别求人道，人同天地。”所以我们人类的修行是不可能脱离三界的，此为宇宙人生真理。而宇宙间阴阳的相合是一种天地的能量，互相贯通与宇宙之中。
人体的自然磁场和阴阳贯通的能量融入宇宙，使人体产生自然的阴阳能量和心灵的潜能，从而贯通与天地人三气合一的自然宇宙能量中，以达到悟道的至高境界。
大道至简。“道”本来就是现成的，只是我们自己一直都在玩头脑游戏，总在向外求，向知识里面找，被自己所知道的那点可怜的知识，一直障碍在门外了。古大德云：悟道不难，唯嫌捡择。“捡择”就是分别和取舍，有了分别心，才会去捡择，“道”是平等无分别的。心里有二、三，才会去捡择，回到“一”就不会再有什么分别和捡择了，因为“一”已经接近了“道”、“悟道得道”本性没有自我，一切都是恒顺众生。
有我就不可能平等，有我就不可能清净，有我就是在执着个性，有我就失去了整体性，有我你就永远不可能从物质信仰的圈圈走进精神信仰的圈圈，那么，你就永远不可能进入“道”。
对于宇宙人生，大多数人浑然不知，谁能让不明白宇宙大道的人，逐渐明白了悟？谁能让这污染的世风、人心，由浊而清？谁能让贪图安逸的众生，逐渐觉醒、流动起来，活出生命的意义？
在探索宇宙真理的道上，我们一次次将世界观打破重组，即是我们对人类生命意识觉醒的重新认知。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人类期待共同觉醒。
我们从知道、信道、悟道三个方面了解了大道的真相，只是这样了解了还是远远不够的，而是，重在“行道”然后才能“得道”。古人云：“学道容易奉道难，奉道容易行道难，行道容易得道难。”
下面我们从行道与得道两个方面进一步探讨宇宙人生的真谛。
三、悟道
悟有两种：一个叫解悟，一个叫证悟。解悟，就是我们对宇宙人生真相了解了、认识了，不再迷茫，是相当明了、非常清楚了，一点都不含糊。证悟，就是亲证，用身体、用心灵融入宇宙去实悟，就像至尊圣人、佛菩萨。
这一点我们目前是做不到的！所以当下悟道重点在解悟，其实这也是在往证的功夫上走，最先寻求的是一种悟道的境界。
1、悟道的最大障碍是“我执”。人生中最大的悲哀是看不清自己，以自我为中心，过于执着，迷失于自我偏见！一切都是围绕着一个“我”字，这是最要命的一点。
因为人是自私的，有诸多的放不下。放不下亲情，放不下钱财名利，放不下所执着的一切。如果没有随缘的心态，要求事事都随己愿，那么任何环境都不可能满足你。
只有放下“我执”端正身心，用智慧化解掉心里的障碍，去除执着偏见、分别和妄想，所有的烦恼才会云开雾散。否则，有我就不可能平等，有我就不可能清净，有我就是在执着个性，有我就失去了整体性，那么，你就永远不可能进入道。
2、悟道的意思就是达到境开的地步，达到和宇宙万物相生相容而相通的来往境界，与自然的感观与心灵的境界相辅相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放下人心的贪嗔痴，放下自私的欲望和贪念。
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与宇宙的磁场和自然的能量相合，得到能量的补充和磁场的给予。从而通达于万物阴阳和天地阴阳，真正融入与磁场的交流和万物信息的沟通，这才是获取宇宙能量、进入开悟的境界。
3、悟道就是明心见性，达到一悟百悟，一了百了。道清静无为，如如不动。万事万物虽然都是它的显现，但它却无念。这一切显现都是自然的缘聚缘散。真正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人，“与众物而同光，为万有之根本”，心物一元，物理有形的光，与自性无相的光配合。
到达这个境界，才可以说明心见性谓悟道！“如日普照”，是太阳普照，如同太阳出来一样，整个大地普放光明，是同时的。订阅号，军师府。如果你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那还差远了！你不但见到那个本体，你本身也变成那个本体的功能之一了，方为万有之根本。
4、悟道在于“道法自然”。“大道”尊重每一个众生的自由意志，众生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力，无论谁都无权干涉。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走，没有理由抱怨。有些人穷其一生，苦苦追寻大道，殊不知这道便在脚下。
其实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道，虽然不尽然合天地至理，但这都是自然之道。《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是自然界的一份子，融于自然才能合于道。要期待，不要假想，顺其自然，如果注定，就一定会发生。不乱于心，不困于情，如此、安好，人生没有那么多莺莺燕燕!人生百年，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费多大力气拿起的，就要费多大力气放下。冥冥中一切皆有定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以善心处于顺境，以静心安于逆境。只有，真正参悟了宇宙人生真相，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小宇宙，才能融入天地人合一的自然之道。
5、悟道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始终贯串宇宙人生。古语有云：大道三千。谁又能真正的明白其中道理呢？人的一生就是悟道的一生，当我们真正的悟透了，才能融入道中。所谓人生就是修行，真正的修行是要悟道天地人三界之间的关系和宇宙万物的阴阳之理。因为我们是人的修行，所以必须要在三界之内悟道，才能超越灵感和三维空间的心灵感应。
宇宙人生真相告诉我们：大千世界阴阳主宰天地人三界，天为阳，地为阴，人为中枢。《灵宝毕法》云：“道生万物，天地乃物中之大者，人为物中之灵者，别求人道，人同天地。”所以我们人类的修行是不可能脱离三界的，此为宇宙人生真理。而宇宙间阴阳的相合是一种天地的能量，互相贯通与宇宙之中。
人体的自然磁场和阴阳贯通的能量融入宇宙，使人体产生自然的阴阳能量和心灵的潜能，从而贯通与天地人三气合一的自然宇宙能量中，以达到悟道的至高境界。
大道至简。“道”本来就是现成的，只是我们自己一直都在玩头脑游戏，总在向外求，向知识里面找，被自己所知道的那点可怜的知识，一直障碍在门外了。古大德云：悟道不难，唯嫌捡择。“捡择”就是分别和取舍，有了分别心，才会去捡择，“道”是平等无分别的。心里有二、三，才会去捡择，回到“一”就不会再有什么分别和捡择了，因为“一”已经接近了“道”、“悟道得道”本性没有自我，一切都是恒顺众生。
有我就不可能平等，有我就不可能清净，有我就是在执着个性，有我就失去了整体性，有我你就永远不可能从物质信仰的圈圈走进精神信仰的圈圈，那么，你就永远不可能进入“道”。
对于宇宙人生，大多数人浑然不知，谁能让不明白宇宙大道的人，逐渐明白了悟？谁能让这污染的世风、人心，由浊而清？谁能让贪图安逸的众生，逐渐觉醒、流动起来，活出生命的意义？
在探索宇宙真理的道上，我们一次次将世界观打破重组，即是我们对人类生命意识觉醒的重新认知。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人类期待共同觉醒。
我们从知道、信道、悟道三个方面了解了大道的真相，只是这样了解了还是远远不够的，而是，重在“行道”然后才能“得道”。古人云：“学道容易奉道难，奉道容易行道难，行道容易得道难。”
下面我们从行道与得道两个方面进一步探讨宇宙人生的真谛。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