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既温柔又冷漠的人#
薛宝钗
宝钗的温柔的方面很多，比如做人大方，会在他人有需要的时刻伸出援手，物质上毫不吝啬，比如主动提供螃蟹让史湘云诗社做东，暗地里送邢岫烟衣物，赠与黛玉滋补的燕窝……大观园里的姑娘们，正值青春妙龄，各有一腔心事，心疼自己还疼不过来，哪有余力去疼爱别人呢。宝钗主动释放出“我懂你”“我为你好”的善意信号，帮助别人时的姿态诚恳而巧妙。世界上有很多孤独的人害怕先踏出第一步，而友谊的发生常是从一次热心的援手开始。她提议设螃蟹宴时，对史湘云说得诚恳，“我是一片真心为你的话，你千万别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咱们两个就白好了。”史湘云十分感服。
林黛玉行酒令时说了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钗按下不表，日后在无人处提点。她的剖白同样坦诚：“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林黛玉将心比心，觉得宝钗待人宽厚又光明磊落，也就打开心结，从此“孟光接了梁鸿案”。
薛蟠出远门带回了特产，宝钗给贾府众人送礼物，连没时运的赵姨娘也有一份。似乎宝钗总能考虑到一些“不重要”的边缘人，在大观园改革时也是她提出由承包园子的婆子拿出一点钱，分给其他婆子，使所有园中做事的人都得到些好处。同是王夫人那边的亲戚，王熙凤对赵姨娘动辄责骂，像是为姑妈出气，而薛宝钗却对赵姨娘和贾环客客气气。这是摆正了自己的客人身份，或许也有一份对世人的博爱。
从某种意义上说，宝钗是博爱的，但她的博爱与宝玉热爱一切美好事物的“情不情”有所不同，她更为理性与实际，待世人都是一种淡淡的好，这种好有着距离感，不在情感上过分卷入，倒也足够抚慰人心。“任是无情也动人”来形容她最合适不过，多少号称“有情”的不过是自我感动了一下，于局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如果说宝玉是用对美好女儿的爱来隔离现实，宝钗则是用日常琐事和对他人的关爱来隔离现实。顾城曾评价宝钗说：“她知道生活毫无意义，所以不会执留，也不会为失败而伤心；但是她又知道这就是全部的意义，所以做一点女红，或安慰母亲，照顾别人。她永远不会出家，死，或称为神秘主义者，那都是自怜自艾之人的道路。她会生活下去，成为生活本身。”
宝钗对生活有一种疏离感，她能跳出眼前的局面来打量和审视，有开阔的心胸。当哥哥薛蟠被柳湘莲痛打之后，薛宝钗劝解母亲说：“不过他们一处吃酒，酒后反脸常情……况且咱们家的无法无天，人所共知”，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倚着亲戚之势，欺压常人”。对于亲戚关系这个账户，宝钗是在用一点一点的善意存入，薛蟠则是用一桩桩祸事不断支取，任性妄为。对于哥哥出门做生意，宝钗极力赞同，哪怕生意赔了也是历练，总不可能一辈子守在母亲身边当“妈宝男”。这种认识和格局，非同凡响。
当尤三姐自刎，柳湘莲出家，与柳湘莲相厚的薛蟠情绪不好，宝钗提醒他注意犒赏伙计们——做东家的，要对底下人体恤，一趟生意结束，人人等着领赏分红请客，不能因为老板有情绪就都省了。虽然这反应看似过于冷酷，可倒有一种“不为打翻的牛奶哭泣”的理智。无论发生了什么不幸，生活总要继续，倘若沉溺在悲哀中自怜，就会失去人心。事实证明，薛蟠请客时心不在焉，伙计们觉得无趣，宴席不欢而散。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不可能要求别人对自己的痛苦感同身受。宝钗有管理者的格局，可惜身为女子，不能代替哥哥去管理家业，提点一两句已是极限。
脂砚斋曾经这要形容过薛宝钗：
历着炎凉，知著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谓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
待人接物不亲不疏，不远不近，可厌之人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形诸声色
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薛宝钗的花签是“任是无情也动人”，文中以雪为喻，展示出她心底冷的一面。金钏儿自尽，她安抚眼前的姨妈，不避忌讳赠衣装裹，却没有过多地垂怜逝者，只淡淡说她糊涂；柳湘莲妻亡出家，她也并不在意，只嘱咐哥哥记得酬谢一同行商的伙计。她的冷不止对旁人，也对自己，文中她直接的情感表露甚少，贾宝玉挨打后，她虽红了眼眶，却终未落泪；林黛玉语出讥讽，她“借扇机带双敲”之后也只是一笑收住。
薛宝钗处事守“中和”之道，若将此与无情的评价相观照，则她的行事作风全然因循于礼法世故。但对应道家的“形莫若就，心莫若和”之说，外在的无情顺势，未必指向内心对适世准则的认同。“故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抱德炀和，以顺天下”，“亲疏一观，抱守温和”和薛宝钗“不亲不疏”的行事相类，外在处世上，庄子提倡顺世应物。而薛宝钗的内心指向，书中也常透出端倪。
薛宝钗
宝钗的温柔的方面很多，比如做人大方，会在他人有需要的时刻伸出援手，物质上毫不吝啬，比如主动提供螃蟹让史湘云诗社做东，暗地里送邢岫烟衣物，赠与黛玉滋补的燕窝……大观园里的姑娘们，正值青春妙龄，各有一腔心事，心疼自己还疼不过来，哪有余力去疼爱别人呢。宝钗主动释放出“我懂你”“我为你好”的善意信号，帮助别人时的姿态诚恳而巧妙。世界上有很多孤独的人害怕先踏出第一步，而友谊的发生常是从一次热心的援手开始。她提议设螃蟹宴时，对史湘云说得诚恳，“我是一片真心为你的话，你千万别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咱们两个就白好了。”史湘云十分感服。
林黛玉行酒令时说了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钗按下不表，日后在无人处提点。她的剖白同样坦诚：“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林黛玉将心比心，觉得宝钗待人宽厚又光明磊落，也就打开心结，从此“孟光接了梁鸿案”。
薛蟠出远门带回了特产，宝钗给贾府众人送礼物，连没时运的赵姨娘也有一份。似乎宝钗总能考虑到一些“不重要”的边缘人，在大观园改革时也是她提出由承包园子的婆子拿出一点钱，分给其他婆子，使所有园中做事的人都得到些好处。同是王夫人那边的亲戚，王熙凤对赵姨娘动辄责骂，像是为姑妈出气，而薛宝钗却对赵姨娘和贾环客客气气。这是摆正了自己的客人身份，或许也有一份对世人的博爱。
从某种意义上说，宝钗是博爱的，但她的博爱与宝玉热爱一切美好事物的“情不情”有所不同，她更为理性与实际，待世人都是一种淡淡的好，这种好有着距离感，不在情感上过分卷入，倒也足够抚慰人心。“任是无情也动人”来形容她最合适不过，多少号称“有情”的不过是自我感动了一下，于局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如果说宝玉是用对美好女儿的爱来隔离现实，宝钗则是用日常琐事和对他人的关爱来隔离现实。顾城曾评价宝钗说：“她知道生活毫无意义，所以不会执留，也不会为失败而伤心；但是她又知道这就是全部的意义，所以做一点女红，或安慰母亲，照顾别人。她永远不会出家，死，或称为神秘主义者，那都是自怜自艾之人的道路。她会生活下去，成为生活本身。”
宝钗对生活有一种疏离感，她能跳出眼前的局面来打量和审视，有开阔的心胸。当哥哥薛蟠被柳湘莲痛打之后，薛宝钗劝解母亲说：“不过他们一处吃酒，酒后反脸常情……况且咱们家的无法无天，人所共知”，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倚着亲戚之势，欺压常人”。对于亲戚关系这个账户，宝钗是在用一点一点的善意存入，薛蟠则是用一桩桩祸事不断支取，任性妄为。对于哥哥出门做生意，宝钗极力赞同，哪怕生意赔了也是历练，总不可能一辈子守在母亲身边当“妈宝男”。这种认识和格局，非同凡响。
当尤三姐自刎，柳湘莲出家，与柳湘莲相厚的薛蟠情绪不好，宝钗提醒他注意犒赏伙计们——做东家的，要对底下人体恤，一趟生意结束，人人等着领赏分红请客，不能因为老板有情绪就都省了。虽然这反应看似过于冷酷，可倒有一种“不为打翻的牛奶哭泣”的理智。无论发生了什么不幸，生活总要继续，倘若沉溺在悲哀中自怜，就会失去人心。事实证明，薛蟠请客时心不在焉，伙计们觉得无趣，宴席不欢而散。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不可能要求别人对自己的痛苦感同身受。宝钗有管理者的格局，可惜身为女子，不能代替哥哥去管理家业，提点一两句已是极限。
脂砚斋曾经这要形容过薛宝钗：
历着炎凉，知著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谓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
待人接物不亲不疏，不远不近，可厌之人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形诸声色
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薛宝钗的花签是“任是无情也动人”，文中以雪为喻，展示出她心底冷的一面。金钏儿自尽，她安抚眼前的姨妈，不避忌讳赠衣装裹，却没有过多地垂怜逝者，只淡淡说她糊涂；柳湘莲妻亡出家，她也并不在意，只嘱咐哥哥记得酬谢一同行商的伙计。她的冷不止对旁人，也对自己，文中她直接的情感表露甚少，贾宝玉挨打后，她虽红了眼眶，却终未落泪；林黛玉语出讥讽，她“借扇机带双敲”之后也只是一笑收住。
薛宝钗处事守“中和”之道，若将此与无情的评价相观照，则她的行事作风全然因循于礼法世故。但对应道家的“形莫若就，心莫若和”之说，外在的无情顺势，未必指向内心对适世准则的认同。“故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抱德炀和，以顺天下”，“亲疏一观，抱守温和”和薛宝钗“不亲不疏”的行事相类，外在处世上，庄子提倡顺世应物。而薛宝钗的内心指向，书中也常透出端倪。
【义以为质，《论语》中的名利观】《论语》在重道、崇德、尚仁的主旨中，鲜明阐述了君子的名利观。作为一种主张积极入世的理论，儒家通常并不回避常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该遵从仁义道德。并且，儒家认为，名利富贵虽好，但世上还有比名利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仁义。不回避名利，但将仁义置于名利之上，构成了君子的名利观。#每天读国学#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雪儿妖精[超话]#
一、外貌决定有没有可能在一起，性格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物质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
二、爱你的人，生怕给你的不够；不爱你的人，就怕你要求得太多。
三、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样一个人。在这个人还没有出现之前，你学会要为了这个人，自己好好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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