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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文化古籍资源整理与利用研究
首先亦以明清时期广州府为界定标准，以清代最晚编撰、著述当时广州著述最为全面的清光绪《广州府志》之《艺文略》的书目部分和人物传所载著者著述情况为基础，并以明成化《广州府志》（残卷）、明嘉靖《广州志》、清康熙《广州府志》、乾隆《广州府志》及目前隶属广州的番禺、增城、从化和花都的旧志，包括清康熙《番禺县志》、乾隆《番禺县志》、同治《番禺县志》、民国《番禺县志》、明嘉靖《增城县志》、清康熙十二年《增城县志》、康熙二十五年《增城县志》、乾隆《增城县志》、嘉庆《增城县志》、民国《增城县志》、清康熙元年《从化县志》、康熙四十九年《从化县志》、雍正《从化县志》、清康熙《花县志》和民国《花县志》对光绪《广州府志》进行补勘[3]。补入著述主要包括光绪《广州府志》未著录的广州籍作者著述，也有寓居广州的非广州籍但描述广州为主要内容的著述，这类著述在数量上远远低于广州籍作者的著述。
仅据光绪《广州府志》的记载，截至清同治十三年甲戍（1874），当时广州典籍共有3507种。其中，经部计有358种，史部计有563种，子部计有553种，集部计有2033种。各纲目门类如表1。
表1 《广州府志》各纲目门类
据康熙《广州府志》对光绪《广州府志》补录227种，其中经部23种、子部48种、史部44种、集部112种，乾隆《广州府志》则补录106种，经部13种、子部14种、史部20种、集部59种。另据增城、番禺、从化和花都明清旧志补入624种。由是可知，明清广州旧志载广州著述共计4484种。[4]
如果依据今天广州市辖区来界定，光绪《广州府志》之《艺文略》所著录的广州古籍共计933种。其中，经部计有100种，史部计有150种，子部计有121种，集部计有562种。再依据番禺、增城、从化和花都明清旧志所载补录，今天广州市辖区的广州古籍共计有1557种。这个数字占明清广州籍的著述总数量的34.72%。
据现有文献，广州典籍书目的编撰，在明清之际业已存在，一方面是明清广州旧志在其《艺文志》中对广州典籍书目进行了著录，如康熙和光绪年间分别修纂的《广州府志》皆载有广州典籍书目，这个传统一直持续至民国；另一方面是官方和个人编撰的书目，此类书目多非广州典籍书目专书，而有著录又有广州典籍的，官方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收录了部分又广州典籍的，个人所修书目如清时冯龙官撰《艺文总录》和《广东诸家撰述书目》等皆属此类。
文集的整理与校勘最初是将多位著者著述编辑为总集的形式，如收录于《四库全书》的不知撰人的《广州四先生诗》四卷，即将明初广州黄哲、李徳、王佐、赵介4人之诗汇为一编，以惠后学。自此之后，将诸多学者诗文编成一集者蔚然成风，如黎遂球《岭南五先生诗选》、屈大均《广东文集》和《广东文选》、黄登《岭南五朝诗选》前后集和陈文藻《南园后五子诗集》等；亦出现了以某一家族之著述汇为一编者，如陈恭尹编《番禺黎氏存诗汇选》，是编所选即番禺黎氏家族之黎瞻、黎遂球等20人之诗。时至近世，广州著者总集的编撰选取范围更为广泛，所选文体包括了书、序、跋、题记、杂录等体，其中影响较大的如吴道镕编《广东文征》及许衍董编《广东文征续编》。进入21世纪，相关整理与研究向更深层面发展。2008年开始出版的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编《全粤诗》，由秦汉至明代，共收入粤籍诗人2500余人、诗作6万多首、1500余万字，被誉为“全国唯一的地方性诗歌总汇、迄今内容最全的粤诗总志”。[5]同时，对广州单一学者诗文集的整理出版也是重点工作之一，如由欧初、王贵忱主编出版的《屈大均全集》，收录了《翁山易外》《四书补注兼考》《皇明四朝成仁录》《广东新语》等及相关附录，共11种，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屈大均提供了很好的文献支持；另如由张其凡、孙志章整理出版的《宋丞相崔清献公全录》，以北京大学所藏明嘉靖十三年（1534）《宋丞相崔清献公全录》为底本，参校诸本，比勘《广东文征》《鹤林集》《后村集》等书[6]，是目前崔与之诗文集较好的本子。
另一趋向则是大型丛刻的出现，如广州十三行之怡和行伍崇曜与谭莹刊刻《岭南遗书》，凡59种343卷，又刊《粤十三家集》180卷，以及在清末影响最大的丛刻《粤雅堂丛书》，收书185种1347卷。另一文献大家徐信符经过努力搜访刊版，在精选底本的基础上，再经多次校勘，最终刊印了《广雅丛书》和《学海堂丛书》，亦为广东文献整理校勘一大功臣。值得一提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地方出版机构和相关研究机构策划出版了一批广东研究及文献整理的丛书，其中如“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岭南丛书”和“岭南文库”，非常有助于推动广州典籍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目前广州文化古籍整理规模最大的，莫过于由广州市委宣传部组织编纂的《广州大典》，是迄今为止收录广州历史文化史料著作最为全面的集成之作，收录了历代广州籍著者近2000位共3506种文献，以经、史、子、集、丛书类之，汇编为541余册，其中《经部》收录文献130种，分为56册；《史部》收录文献1009种，分为197册；《子部》收录文献50
首先亦以明清时期广州府为界定标准，以清代最晚编撰、著述当时广州著述最为全面的清光绪《广州府志》之《艺文略》的书目部分和人物传所载著者著述情况为基础，并以明成化《广州府志》（残卷）、明嘉靖《广州志》、清康熙《广州府志》、乾隆《广州府志》及目前隶属广州的番禺、增城、从化和花都的旧志，包括清康熙《番禺县志》、乾隆《番禺县志》、同治《番禺县志》、民国《番禺县志》、明嘉靖《增城县志》、清康熙十二年《增城县志》、康熙二十五年《增城县志》、乾隆《增城县志》、嘉庆《增城县志》、民国《增城县志》、清康熙元年《从化县志》、康熙四十九年《从化县志》、雍正《从化县志》、清康熙《花县志》和民国《花县志》对光绪《广州府志》进行补勘[3]。补入著述主要包括光绪《广州府志》未著录的广州籍作者著述，也有寓居广州的非广州籍但描述广州为主要内容的著述，这类著述在数量上远远低于广州籍作者的著述。
仅据光绪《广州府志》的记载，截至清同治十三年甲戍（1874），当时广州典籍共有3507种。其中，经部计有358种，史部计有563种，子部计有553种，集部计有2033种。各纲目门类如表1。
表1 《广州府志》各纲目门类
据康熙《广州府志》对光绪《广州府志》补录227种，其中经部23种、子部48种、史部44种、集部112种，乾隆《广州府志》则补录106种，经部13种、子部14种、史部20种、集部59种。另据增城、番禺、从化和花都明清旧志补入624种。由是可知，明清广州旧志载广州著述共计4484种。[4]
如果依据今天广州市辖区来界定，光绪《广州府志》之《艺文略》所著录的广州古籍共计933种。其中，经部计有100种，史部计有150种，子部计有121种，集部计有562种。再依据番禺、增城、从化和花都明清旧志所载补录，今天广州市辖区的广州古籍共计有1557种。这个数字占明清广州籍的著述总数量的34.72%。
据现有文献，广州典籍书目的编撰，在明清之际业已存在，一方面是明清广州旧志在其《艺文志》中对广州典籍书目进行了著录，如康熙和光绪年间分别修纂的《广州府志》皆载有广州典籍书目，这个传统一直持续至民国；另一方面是官方和个人编撰的书目，此类书目多非广州典籍书目专书，而有著录又有广州典籍的，官方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收录了部分又广州典籍的，个人所修书目如清时冯龙官撰《艺文总录》和《广东诸家撰述书目》等皆属此类。
文集的整理与校勘最初是将多位著者著述编辑为总集的形式，如收录于《四库全书》的不知撰人的《广州四先生诗》四卷，即将明初广州黄哲、李徳、王佐、赵介4人之诗汇为一编，以惠后学。自此之后，将诸多学者诗文编成一集者蔚然成风，如黎遂球《岭南五先生诗选》、屈大均《广东文集》和《广东文选》、黄登《岭南五朝诗选》前后集和陈文藻《南园后五子诗集》等；亦出现了以某一家族之著述汇为一编者，如陈恭尹编《番禺黎氏存诗汇选》，是编所选即番禺黎氏家族之黎瞻、黎遂球等20人之诗。时至近世，广州著者总集的编撰选取范围更为广泛，所选文体包括了书、序、跋、题记、杂录等体，其中影响较大的如吴道镕编《广东文征》及许衍董编《广东文征续编》。进入21世纪，相关整理与研究向更深层面发展。2008年开始出版的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编《全粤诗》，由秦汉至明代，共收入粤籍诗人2500余人、诗作6万多首、1500余万字，被誉为“全国唯一的地方性诗歌总汇、迄今内容最全的粤诗总志”。[5]同时，对广州单一学者诗文集的整理出版也是重点工作之一，如由欧初、王贵忱主编出版的《屈大均全集》，收录了《翁山易外》《四书补注兼考》《皇明四朝成仁录》《广东新语》等及相关附录，共11种，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屈大均提供了很好的文献支持；另如由张其凡、孙志章整理出版的《宋丞相崔清献公全录》，以北京大学所藏明嘉靖十三年（1534）《宋丞相崔清献公全录》为底本，参校诸本，比勘《广东文征》《鹤林集》《后村集》等书[6]，是目前崔与之诗文集较好的本子。
另一趋向则是大型丛刻的出现，如广州十三行之怡和行伍崇曜与谭莹刊刻《岭南遗书》，凡59种343卷，又刊《粤十三家集》180卷，以及在清末影响最大的丛刻《粤雅堂丛书》，收书185种1347卷。另一文献大家徐信符经过努力搜访刊版，在精选底本的基础上，再经多次校勘，最终刊印了《广雅丛书》和《学海堂丛书》，亦为广东文献整理校勘一大功臣。值得一提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地方出版机构和相关研究机构策划出版了一批广东研究及文献整理的丛书，其中如“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岭南丛书”和“岭南文库”，非常有助于推动广州典籍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目前广州文化古籍整理规模最大的，莫过于由广州市委宣传部组织编纂的《广州大典》，是迄今为止收录广州历史文化史料著作最为全面的集成之作，收录了历代广州籍著者近2000位共3506种文献，以经、史、子、集、丛书类之，汇编为541余册，其中《经部》收录文献130种，分为56册；《史部》收录文献1009种，分为197册；《子部》收录文献50
【环时深度：#俄乌信息战# ，#战争背后的战争# 】驻守黑海小岛（蛇岛）上的乌克兰士兵是全军覆没还是集体投降？乌克兰领导人是离开了首都基辅还是在继续坚守？某视频中与女儿挥泪而别的是乌克兰士兵还是乌东地区的亲俄人士？自2月24日俄罗斯与乌克兰开战以来，这样混乱的信息就层出不穷。而在这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都不愿看到的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信息战、情报战、心理战就逐渐升级。在美国总统和情报部门大胆预测“2月16日俄入侵乌克兰”一度“失准”后，俄外交部要求西方就散布虚假信息道歉，并称“此类西方的宣传行动是‘信息恐怖主义’”。就连美国的盟友也心里打鼓：美国为什么这样热衷于信息战？然而，瞬息万变的局势表明，在这场抢夺“控制叙事”主动权的战争中，不管是美国还是俄罗斯，甚至乌克兰，都在尽其所能地表现。就像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研究与传播学教授胡安·曼弗雷迪所说：“宣传也是一种战略资产，就像外交和威慑一样。”
“西方将饱受内部矛盾信息的折磨”
“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这句话据称1917年出自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之口。而乌克兰很显然是美国和俄罗斯信息大战的第一个受害者。乌克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媒体人26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对美国情报部门所说‘俄16日入侵乌克兰’，最开始我认为不会发生。尽管美媒传俄在乌俄边境地区有20万军队，但是两国边界长达2000公里，且我们的军人数量远远多于20万，因此俄不太可能发动军事行动。但当军事行动真的开始后，说明俄方正在进行一场豪赌。开战以来，俄乌双方的情报战更是让全世界看得眼花缭乱，但不管怎么样，乌克兰没有让俄罗斯赢得豪赌，因为曾有消息说‘俄方说48小时内结束战斗’，现在早就超过48小时，战斗仍在继续。”他还表示：“作为媒体人，我知道舆论战和信息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坦率地说，乌克兰从来不想要战争，美方的信息我们并没有完全相信，俄方的信息也一样。”
如果以2月16日的那次开战预判为时间点，美国情报预测的“准确性”只是晚了七八天而已。但从16日到24日这些天的俄媒报道看，俄罗斯认为自己是“赢家”。俄卫星通讯社16日援引俄政治学家阿列克谢·马丁诺夫的话说：“美扬言俄要对乌动武，甚至安排美国驻乌外交人员撤离，但俄方却宣布从俄乌边境撤军……不管今天西方的宣传说什么，所有对政治和国际关系感兴趣的、有思想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俄罗斯在这一轮信息战中取得胜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日刊文为拜登政府辩解说，美国不断扩大对俄信息战，使世界高度戒备俄或将对乌开战，而拜登政府此举是为了继续对俄方施压并保持同盟友的团结。文章分析说，这代表着美国采用最新的公关行动策略：利用提前泄露出来的情报使莫斯科无法再通过其擅长的“假信息手法”获得优势，只是效果可能并不可控。
乔治·比贝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副总裁兼研究主任，曾任中央情报局俄罗斯分析主管，著有《俄罗斯陷阱：我们与俄罗斯的影子战争如何演变成灾难》。近日，比贝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撰文，回忆起自己曾应邀与几位俄方嘉宾——都是俄最有见地的外交政策专家一起参与的政治脱口秀节目。节目中，俄方专家嘲讽美英不断放风俄罗斯会对乌动武的做法，形容这样的报道“只是西方与俄仍在进行的一场信息战中的胡乱射击”。俄方专家还质问比贝：“西方相信这些报告吗？”比贝只好回答说：“情报分析绝非易事，当然会出错，所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是最明显例证之一。但我确信美国政府这次有关对俄乌冲突的情报准确。”
在西方的分析人士看来，美国长达数周的密集告警带来的问题是：人们很难知道要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警戒能保持多久，反而加剧了欧洲对现状的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焦虑感。这导致在俄不发动军事行动的时间段内，北约成员国以及美乌两国政府之间可能会产生分歧。还有媒体翻出纽约大学研究俄罗斯安全的专家马克·加莱奥蒂2015年发表的言论，他当时建议西方对俄罗斯的信息战不要过于偏执，那样的话容易“让自己暴露在阴谋论和耸人听闻的胡言乱语中”，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西方将饱受内部矛盾信息的折磨。
“到目前为止，它是否阻止俄方采取军事行动？答案是‘没有’。”英国国防智库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副所长乔纳森·伊亚尔在谈到西方对俄发动的信息战时无奈地说。美国乔治敦大学欧亚、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安吉拉·斯坦特也表示：“我们正在与俄罗斯人进行一场信息战，而且我们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我认为俄罗斯人被吓了一跳。我认为这有可能产生影响，或许促使俄领导人重新考虑他可能要做的其他事情。”
俄罗斯信息战迎来转折点？
“白宫自去年年底以来一直在预告俄方随时入侵乌克兰，但详细程度和可靠性却让人想起美国当年如何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化学武器清单。当然，这也和多年来实际操控信息战的克里姆林宫如出一辙。”西班牙《阿贝赛报》评论人士赫苏斯·里略的这番话，说出很多普通民众心中的疑惑：到底该不该信任口碑不佳的美国情报部门？在这场信息大战中，俄罗斯是弱势一方还是同样是高手？
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一些欧洲媒体将此次俄乌冲突看成是“俄罗斯信息战的转折点”。《阿贝赛报》24日的文章称，俄罗斯近10年来苦心打造的庞大数字媒体和网络大军现在正面临决定性时刻。如今，这个由发言人、国家宣传部门、俄境内外附属媒体、专栏作家、智库组成的复杂网络正在全力运转，为俄罗斯的利益发声。俄国家网络“今日俄罗斯”（RT）最近也在西班牙发布视频，讲述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一方的错误。这些西班牙语的宣传重点是为克里姆林宫的论点辩护，即“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承诺北约不会向东扩张，然后食言，背叛了俄罗斯”。有西媒认为，俄方的这一战略至关重要，能吸引全球近6亿讲西班牙语的人关注。
哥伦比亚《旁观者报》文章认为，俄罗斯在应对与西方关系紧张和俄乌冲突升级时，把散布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当成首选武器。每次美国发出俄将动武的信息，克里姆林宫都会驳斥美方指控。欧洲一些媒体还以“克里姆林宫的信息战”为题，盘点亲官方的俄罗斯媒体今年初集中刊发数十篇报道，反驳“俄已动员士兵准备应对攻击乌克兰”的说法，同时发出“北约打算在乌克兰建立军事基地以入侵俄罗斯，甚至北约万名士兵已部署到位”“顿巴斯地区的亲俄民众处于危险之中”等警告。欧盟反虚假信息小组认为，在俄罗斯发布的信息中，“乌克兰正在准备战争的警告是一种常见叙述”，并将东欧紧张局势的升级归咎于西方。
外国网民18日嘲讽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和现国务卿布林肯都是如何发布虚假信息的。
还有专业人士说，制造混乱信息是俄罗斯军事信息战理论的实施方法之一，确保了以预防性方式创造叙事以填补“信息流空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目标不是传播一个想法或信息，而是用过多的信息来混淆视听，从而让人们对俄敌对一方的信息产生不信任。举例来说，一些俄媒试图将乌克兰描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国家，如去年12月曾在社交网络上播放乌边防警卫杀害从白俄罗斯入境的移民的视频，但乌政府已表示这些影像是伪造的。
2月23日，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前代理局长大卫·赛德等人在美国《国会山报》撰文称，俄正通过使用心理战和信息战，借助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歧视、枪支泛滥以及移民等问题来破坏美国人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加剧美国人之间的社会政治分歧。文章认为，克里姆林宫对信息战的重视使之成为一个心理战超级大国，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将信息战延伸到外交辞令。
“美国为何加大对俄信息战？”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马克斯·布特看来，美国政府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布特认为，国际舆论自然对美国情报的可信度持怀疑态度，因为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声名狼藉，但他同时强调，苏联在二战和冷战期间也是情报战的玩家，俄罗斯曾分别在2008年和2014年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冲突中散布大量虚假信息，包括使用“小绿人”（指穿戴绿色非现役服饰的武装人员）掩盖俄军行为。
马克斯·布特表示：“如今，美国信息战至少是将沙子扔进俄军事机器的齿轮中，迫使俄政府想知道西方情报机构从哪里获得开战信息，并有可能在本国的队伍中查找叛徒。这些报告还导致俄宣传丧失作用，并使美国能控制叙事权，而非将之拱手让给俄方。鉴于信息行动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这不是一项小成就。”
俄乌战争已蔓延至媒体之间。在情报大战中，相关各方媒体也开始从“互殴”变成互相封杀。比如，因关系紧张，2015年乌克兰就关闭了俄罗斯的网站，乌克兰人基本看不到直接来自俄方的信息。德国在俄乌开战前就宣布，将禁止播放“今日俄罗斯”的德语节目，理由是“缺乏相应的许可证，其内容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作为报复，俄决定关闭“德国之声”莫斯科分社并禁止其广播。26日，澳大利亚也对“今日俄罗斯”进行“封杀”。脸书、谷歌也宣称“禁止俄国家媒体在其服务中运营广告”。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国家电视台在一个名为《乌克兰冲突，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宣传战》的节目中称，俄罗斯的宣传几乎没有传到西方，但美国和欧盟的宣传却做到了。俄国际欧亚运动专家达里亚·普拉托诺娃说，西方正在通过信息战对俄施压，如英国外交部有一个打击“俄罗斯虚假信息”的部门，实际上这是一个负责攻击性信息和心理行动的部门。俄罗斯一家门户网站的主编也透露，英国每年在与俄罗斯的信息战上花费 8200万英镑。
据俄罗斯《观点报》16日报道，俄安全会议副秘书波波夫表示，自2014年以来，美国国防部每年主要用于“遏制俄在欧洲侵略”的反俄宣传计划——“欧洲震慑倡议”开支约为40亿到50亿美元。有俄罗斯网民称，相比，俄在欧洲用以对抗美国和西方信息战的投入太少。如果从越来越多西方国家民众对俄持负面看法这一事实评判，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信息战对抗中是失败的。
在俄军事专家维克多·利托夫金看来：“只要俄罗斯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存在，信息战就会一直打下去，并将持续很长时间。但只要我们的国家不低头，就不会受到伤害。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反击。”不过，美国记者和政治学家斯蒂芬·埃伯特认为：“俄罗斯试图传达自己的观点，但声音并没有传达给美国人。‘今日俄罗斯’也许是美国能听到的唯一声音，不过只是想听的人才会听，而想听的人又很少。因此，我认为这场信息战的未来对俄罗斯来说仍相当悲观。”（环球时报驻西班牙、美国特派、特约记者 丁晓航 丁惠 柳玉鹏 萧雅文）
“西方将饱受内部矛盾信息的折磨”
“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这句话据称1917年出自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之口。而乌克兰很显然是美国和俄罗斯信息大战的第一个受害者。乌克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媒体人26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对美国情报部门所说‘俄16日入侵乌克兰’，最开始我认为不会发生。尽管美媒传俄在乌俄边境地区有20万军队，但是两国边界长达2000公里，且我们的军人数量远远多于20万，因此俄不太可能发动军事行动。但当军事行动真的开始后，说明俄方正在进行一场豪赌。开战以来，俄乌双方的情报战更是让全世界看得眼花缭乱，但不管怎么样，乌克兰没有让俄罗斯赢得豪赌，因为曾有消息说‘俄方说48小时内结束战斗’，现在早就超过48小时，战斗仍在继续。”他还表示：“作为媒体人，我知道舆论战和信息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坦率地说，乌克兰从来不想要战争，美方的信息我们并没有完全相信，俄方的信息也一样。”
如果以2月16日的那次开战预判为时间点，美国情报预测的“准确性”只是晚了七八天而已。但从16日到24日这些天的俄媒报道看，俄罗斯认为自己是“赢家”。俄卫星通讯社16日援引俄政治学家阿列克谢·马丁诺夫的话说：“美扬言俄要对乌动武，甚至安排美国驻乌外交人员撤离，但俄方却宣布从俄乌边境撤军……不管今天西方的宣传说什么，所有对政治和国际关系感兴趣的、有思想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俄罗斯在这一轮信息战中取得胜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日刊文为拜登政府辩解说，美国不断扩大对俄信息战，使世界高度戒备俄或将对乌开战，而拜登政府此举是为了继续对俄方施压并保持同盟友的团结。文章分析说，这代表着美国采用最新的公关行动策略：利用提前泄露出来的情报使莫斯科无法再通过其擅长的“假信息手法”获得优势，只是效果可能并不可控。
乔治·比贝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副总裁兼研究主任，曾任中央情报局俄罗斯分析主管，著有《俄罗斯陷阱：我们与俄罗斯的影子战争如何演变成灾难》。近日，比贝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撰文，回忆起自己曾应邀与几位俄方嘉宾——都是俄最有见地的外交政策专家一起参与的政治脱口秀节目。节目中，俄方专家嘲讽美英不断放风俄罗斯会对乌动武的做法，形容这样的报道“只是西方与俄仍在进行的一场信息战中的胡乱射击”。俄方专家还质问比贝：“西方相信这些报告吗？”比贝只好回答说：“情报分析绝非易事，当然会出错，所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是最明显例证之一。但我确信美国政府这次有关对俄乌冲突的情报准确。”
在西方的分析人士看来，美国长达数周的密集告警带来的问题是：人们很难知道要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警戒能保持多久，反而加剧了欧洲对现状的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焦虑感。这导致在俄不发动军事行动的时间段内，北约成员国以及美乌两国政府之间可能会产生分歧。还有媒体翻出纽约大学研究俄罗斯安全的专家马克·加莱奥蒂2015年发表的言论，他当时建议西方对俄罗斯的信息战不要过于偏执，那样的话容易“让自己暴露在阴谋论和耸人听闻的胡言乱语中”，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西方将饱受内部矛盾信息的折磨。
“到目前为止，它是否阻止俄方采取军事行动？答案是‘没有’。”英国国防智库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副所长乔纳森·伊亚尔在谈到西方对俄发动的信息战时无奈地说。美国乔治敦大学欧亚、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安吉拉·斯坦特也表示：“我们正在与俄罗斯人进行一场信息战，而且我们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我认为俄罗斯人被吓了一跳。我认为这有可能产生影响，或许促使俄领导人重新考虑他可能要做的其他事情。”
俄罗斯信息战迎来转折点？
“白宫自去年年底以来一直在预告俄方随时入侵乌克兰，但详细程度和可靠性却让人想起美国当年如何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化学武器清单。当然，这也和多年来实际操控信息战的克里姆林宫如出一辙。”西班牙《阿贝赛报》评论人士赫苏斯·里略的这番话，说出很多普通民众心中的疑惑：到底该不该信任口碑不佳的美国情报部门？在这场信息大战中，俄罗斯是弱势一方还是同样是高手？
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一些欧洲媒体将此次俄乌冲突看成是“俄罗斯信息战的转折点”。《阿贝赛报》24日的文章称，俄罗斯近10年来苦心打造的庞大数字媒体和网络大军现在正面临决定性时刻。如今，这个由发言人、国家宣传部门、俄境内外附属媒体、专栏作家、智库组成的复杂网络正在全力运转，为俄罗斯的利益发声。俄国家网络“今日俄罗斯”（RT）最近也在西班牙发布视频，讲述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一方的错误。这些西班牙语的宣传重点是为克里姆林宫的论点辩护，即“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承诺北约不会向东扩张，然后食言，背叛了俄罗斯”。有西媒认为，俄方的这一战略至关重要，能吸引全球近6亿讲西班牙语的人关注。
哥伦比亚《旁观者报》文章认为，俄罗斯在应对与西方关系紧张和俄乌冲突升级时，把散布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当成首选武器。每次美国发出俄将动武的信息，克里姆林宫都会驳斥美方指控。欧洲一些媒体还以“克里姆林宫的信息战”为题，盘点亲官方的俄罗斯媒体今年初集中刊发数十篇报道，反驳“俄已动员士兵准备应对攻击乌克兰”的说法，同时发出“北约打算在乌克兰建立军事基地以入侵俄罗斯，甚至北约万名士兵已部署到位”“顿巴斯地区的亲俄民众处于危险之中”等警告。欧盟反虚假信息小组认为，在俄罗斯发布的信息中，“乌克兰正在准备战争的警告是一种常见叙述”，并将东欧紧张局势的升级归咎于西方。
外国网民18日嘲讽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和现国务卿布林肯都是如何发布虚假信息的。
还有专业人士说，制造混乱信息是俄罗斯军事信息战理论的实施方法之一，确保了以预防性方式创造叙事以填补“信息流空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目标不是传播一个想法或信息，而是用过多的信息来混淆视听，从而让人们对俄敌对一方的信息产生不信任。举例来说，一些俄媒试图将乌克兰描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国家，如去年12月曾在社交网络上播放乌边防警卫杀害从白俄罗斯入境的移民的视频，但乌政府已表示这些影像是伪造的。
2月23日，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前代理局长大卫·赛德等人在美国《国会山报》撰文称，俄正通过使用心理战和信息战，借助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歧视、枪支泛滥以及移民等问题来破坏美国人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加剧美国人之间的社会政治分歧。文章认为，克里姆林宫对信息战的重视使之成为一个心理战超级大国，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将信息战延伸到外交辞令。
“美国为何加大对俄信息战？”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马克斯·布特看来，美国政府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布特认为，国际舆论自然对美国情报的可信度持怀疑态度，因为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声名狼藉，但他同时强调，苏联在二战和冷战期间也是情报战的玩家，俄罗斯曾分别在2008年和2014年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冲突中散布大量虚假信息，包括使用“小绿人”（指穿戴绿色非现役服饰的武装人员）掩盖俄军行为。
马克斯·布特表示：“如今，美国信息战至少是将沙子扔进俄军事机器的齿轮中，迫使俄政府想知道西方情报机构从哪里获得开战信息，并有可能在本国的队伍中查找叛徒。这些报告还导致俄宣传丧失作用，并使美国能控制叙事权，而非将之拱手让给俄方。鉴于信息行动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这不是一项小成就。”
俄乌战争已蔓延至媒体之间。在情报大战中，相关各方媒体也开始从“互殴”变成互相封杀。比如，因关系紧张，2015年乌克兰就关闭了俄罗斯的网站，乌克兰人基本看不到直接来自俄方的信息。德国在俄乌开战前就宣布，将禁止播放“今日俄罗斯”的德语节目，理由是“缺乏相应的许可证，其内容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作为报复，俄决定关闭“德国之声”莫斯科分社并禁止其广播。26日，澳大利亚也对“今日俄罗斯”进行“封杀”。脸书、谷歌也宣称“禁止俄国家媒体在其服务中运营广告”。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国家电视台在一个名为《乌克兰冲突，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宣传战》的节目中称，俄罗斯的宣传几乎没有传到西方，但美国和欧盟的宣传却做到了。俄国际欧亚运动专家达里亚·普拉托诺娃说，西方正在通过信息战对俄施压，如英国外交部有一个打击“俄罗斯虚假信息”的部门，实际上这是一个负责攻击性信息和心理行动的部门。俄罗斯一家门户网站的主编也透露，英国每年在与俄罗斯的信息战上花费 8200万英镑。
据俄罗斯《观点报》16日报道，俄安全会议副秘书波波夫表示，自2014年以来，美国国防部每年主要用于“遏制俄在欧洲侵略”的反俄宣传计划——“欧洲震慑倡议”开支约为40亿到50亿美元。有俄罗斯网民称，相比，俄在欧洲用以对抗美国和西方信息战的投入太少。如果从越来越多西方国家民众对俄持负面看法这一事实评判，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信息战对抗中是失败的。
在俄军事专家维克多·利托夫金看来：“只要俄罗斯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存在，信息战就会一直打下去，并将持续很长时间。但只要我们的国家不低头，就不会受到伤害。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反击。”不过，美国记者和政治学家斯蒂芬·埃伯特认为：“俄罗斯试图传达自己的观点，但声音并没有传达给美国人。‘今日俄罗斯’也许是美国能听到的唯一声音，不过只是想听的人才会听，而想听的人又很少。因此，我认为这场信息战的未来对俄罗斯来说仍相当悲观。”（环球时报驻西班牙、美国特派、特约记者 丁晓航 丁惠 柳玉鹏 萧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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