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寅清明轩辕黄帝祭兼录黄帝故里新考第五说
相传农历三月三是轩辕黄帝的诞辰，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的说法。在魏晋以后“上巳节”改为“三月三（也就是进入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后代沿袭，遂成人们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节日。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是少典的儿子，姓公孙，名轩辕，居轩辕之丘。后世对黄帝十分推崇，修建黄帝陵、黄帝庙等，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书中已有关于朝拜黄帝的记载。
轩辕黄帝为“中华人文始祖”，与神农氏炎帝及东夷族群的蚩尤同为华夏人的共同祖先。炎黄二帝，开疆拓土，促进了华夏族人的大融合，开创了中华文明，创造了中华文化，繁衍了炎黄子孙。炎黄后裔称为“百姓”，蚩尤后裔称为“黎民”，通称为“黎民百姓”，是当今中华民族的主体形成之根本。
但是从有文献记载以来，关于轩辕黄帝的具体出生地点并没有统一的说法。今世著名书画家、甲骨文与上古文化研究学者杨牧青先生在历代先贤记述基础上，进行采风考察与玄思推证，提出了“轩辕黄帝故里第五说”之论见，可谓是发古人之未见，振今人之耳音也！
神人共识正道，华夏文化正脉；
世界文明同源，中华文明引领；
人类命运共同体——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点击链接详见>>杨牧青：末代轩辕黄帝行迹路线考略（修改稿）一文。
按，本质上讲，“黄帝陵”与“黄帝故里”不是一个事，陵与故里不同。譬如某人出生在陇山东南一带姬水，去逝后葬于桥山一带帝陵；再如某人出生于长沙一带，葬于京西八宝山……“陵随邑葬”这是几千年来不变的传统现象，也有叶落归根、魂归故里的意思。
关键问题是，把一个不属于某人出生地的道观庙宇残垣之地硬性的给弄成是某人的故里，这如同五千年后难道又要把某人的出生地故里说成是京西一带人吗？？
黄帝→玄嚣→蟜极→喾→尧/1、2、3、4、5代人；
黄帝→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舜/1、2、3、4、5、6、7、8、9代人；
黄帝→昌意→颛顼→鲧→禹/1、2、3、4代人。
按传统的尧、舜、禹说法，即5、9、4的序位排列，以普遍的黄帝约5千前年到禹开创夏（4070年）的说法，这约1千年里那这些人的年龄排序是不是就出问题了吧？（至于当今把黄帝生卒给精确、具体的定在某年某月某日，这是不可取的，是不科学的，黄帝非一人之人，实乃一人表一族群之人啊！）
禹的中间很少，只有三代，尧有四代，而舜多达7代人，是不是禹活得寿命要大于舜、尧了？难道禹中间那几代人都夭亡了吗？
其实不然，这是我们对史学文献记载的误解误读。西汉司马迁先生是以史学家的谨慎之态取其大框架，言其大旨，盖远古之事因久远不好详焉，仅凭记忆传闻以备录，故从《五帝本纪》之《黄帝本纪》开始，所以后来才有唐代司马贞补写《三皇本纪》。
又所以，《太史公自序》中说：“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以及《五帝本纪》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阅【风大猪也能飞：尧舜禹时代属中国的上古时代，尧姓伊祁，名放勋；舜姓姚，名重华；禹姓姒，名文命。三人虽不同姓，但三人却有血缘关系，是不折不扣的一家人，因为三人都是黄帝后代。】）
5000多年前轩辕氏黄帝在荊山采铜铸鼎，4000多年前大禹治水至荆山采铜，分天下为九州，收九州的铜铸造九鼎和3000多年前商王朝铸造“鼎”的意义非常重大，不是今人简单的理解和认知，其殊胜无比！
依“杨牧青古中国大昆仑文化史学观”去看，在中国古代，“鼎”是定极立向、火攻陶器、筑壇以祀的遗续与更新，是一个大族群建立王朝（国家）的重要标志，是象征至高无上的政权重器。
所以伟大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鼎之所在，国都定焉。”又说：“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路史•后纪•疏仡纪•黄帝》说：“采首山之铜，铸三鼎于荆山之阳”。与“鼎”低等级并伴随其左右的就是尊、鬲、簠、彝等，分为礼器、食器两大类，再分则有炊煮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工具及车马器等。
鼎是什么？鼎即天黿，天黿即玄武北斗北极垣，中取地宝，上承天象，下应人世。今人岂知，天鼋也是轩辕氏族号族徽的本源。（见本号内我的有关文稿）
名称：书法
规格：45cm x 68cm款识：华夏之源，轩辕氏黄帝是中华文明历史上重要节点和转折点。己亥春杨牧青书。
线上线下：杨牧青甲骨文与上古文化课程己开启，欢迎留言报名。追艺探古@艺术+文化+传承=使命一一华夏龙脉正兴，<杨牧青古中国大昆仑文化史学观>和<甲骨文非卜辞说>都是触动中华文化心房的命题，当以尽命是也！记于水墨京津冀、水墨巴蜀、水墨华山、水墨三晋·杨牧青书画文化行推进途程中。
相传农历三月三是轩辕黄帝的诞辰，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的说法。在魏晋以后“上巳节”改为“三月三（也就是进入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后代沿袭，遂成人们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节日。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是少典的儿子，姓公孙，名轩辕，居轩辕之丘。后世对黄帝十分推崇，修建黄帝陵、黄帝庙等，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书中已有关于朝拜黄帝的记载。
轩辕黄帝为“中华人文始祖”，与神农氏炎帝及东夷族群的蚩尤同为华夏人的共同祖先。炎黄二帝，开疆拓土，促进了华夏族人的大融合，开创了中华文明，创造了中华文化，繁衍了炎黄子孙。炎黄后裔称为“百姓”，蚩尤后裔称为“黎民”，通称为“黎民百姓”，是当今中华民族的主体形成之根本。
但是从有文献记载以来，关于轩辕黄帝的具体出生地点并没有统一的说法。今世著名书画家、甲骨文与上古文化研究学者杨牧青先生在历代先贤记述基础上，进行采风考察与玄思推证，提出了“轩辕黄帝故里第五说”之论见，可谓是发古人之未见，振今人之耳音也！
神人共识正道，华夏文化正脉；
世界文明同源，中华文明引领；
人类命运共同体——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点击链接详见>>杨牧青：末代轩辕黄帝行迹路线考略（修改稿）一文。
按，本质上讲，“黄帝陵”与“黄帝故里”不是一个事，陵与故里不同。譬如某人出生在陇山东南一带姬水，去逝后葬于桥山一带帝陵；再如某人出生于长沙一带，葬于京西八宝山……“陵随邑葬”这是几千年来不变的传统现象，也有叶落归根、魂归故里的意思。
关键问题是，把一个不属于某人出生地的道观庙宇残垣之地硬性的给弄成是某人的故里，这如同五千年后难道又要把某人的出生地故里说成是京西一带人吗？？
黄帝→玄嚣→蟜极→喾→尧/1、2、3、4、5代人；
黄帝→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舜/1、2、3、4、5、6、7、8、9代人；
黄帝→昌意→颛顼→鲧→禹/1、2、3、4代人。
按传统的尧、舜、禹说法，即5、9、4的序位排列，以普遍的黄帝约5千前年到禹开创夏（4070年）的说法，这约1千年里那这些人的年龄排序是不是就出问题了吧？（至于当今把黄帝生卒给精确、具体的定在某年某月某日，这是不可取的，是不科学的，黄帝非一人之人，实乃一人表一族群之人啊！）
禹的中间很少，只有三代，尧有四代，而舜多达7代人，是不是禹活得寿命要大于舜、尧了？难道禹中间那几代人都夭亡了吗？
其实不然，这是我们对史学文献记载的误解误读。西汉司马迁先生是以史学家的谨慎之态取其大框架，言其大旨，盖远古之事因久远不好详焉，仅凭记忆传闻以备录，故从《五帝本纪》之《黄帝本纪》开始，所以后来才有唐代司马贞补写《三皇本纪》。
又所以，《太史公自序》中说：“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以及《五帝本纪》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阅【风大猪也能飞：尧舜禹时代属中国的上古时代，尧姓伊祁，名放勋；舜姓姚，名重华；禹姓姒，名文命。三人虽不同姓，但三人却有血缘关系，是不折不扣的一家人，因为三人都是黄帝后代。】）
5000多年前轩辕氏黄帝在荊山采铜铸鼎，4000多年前大禹治水至荆山采铜，分天下为九州，收九州的铜铸造九鼎和3000多年前商王朝铸造“鼎”的意义非常重大，不是今人简单的理解和认知，其殊胜无比！
依“杨牧青古中国大昆仑文化史学观”去看，在中国古代，“鼎”是定极立向、火攻陶器、筑壇以祀的遗续与更新，是一个大族群建立王朝（国家）的重要标志，是象征至高无上的政权重器。
所以伟大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鼎之所在，国都定焉。”又说：“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路史•后纪•疏仡纪•黄帝》说：“采首山之铜，铸三鼎于荆山之阳”。与“鼎”低等级并伴随其左右的就是尊、鬲、簠、彝等，分为礼器、食器两大类，再分则有炊煮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工具及车马器等。
鼎是什么？鼎即天黿，天黿即玄武北斗北极垣，中取地宝，上承天象，下应人世。今人岂知，天鼋也是轩辕氏族号族徽的本源。（见本号内我的有关文稿）
名称：书法
规格：45cm x 68cm款识：华夏之源，轩辕氏黄帝是中华文明历史上重要节点和转折点。己亥春杨牧青书。
线上线下：杨牧青甲骨文与上古文化课程己开启，欢迎留言报名。追艺探古@艺术+文化+传承=使命一一华夏龙脉正兴，<杨牧青古中国大昆仑文化史学观>和<甲骨文非卜辞说>都是触动中华文化心房的命题，当以尽命是也！记于水墨京津冀、水墨巴蜀、水墨华山、水墨三晋·杨牧青书画文化行推进途程中。
贵州又一名酒“陨落”，曾领衔老八大名酒，如今却在超市受尽白眼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提起贵州，首先想到的是千姿百态的美景，其次，便是酒。
贵州作为四大酒都之一，白酒遍地，以名酒多，品质高，闻名遐迩，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白酒“一哥”茅台。
在白酒领域，茅台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大哥，无论从价格、销量、品牌，还是毛利率和净利率来看，茅台都担得起中国白酒领军人物的美誉。
贵州又一名酒“陨落”，曾领衔老八大名酒，如今却在超市受尽白眼
不过，除了茅台，贵州也有一些叫好又叫座的好酒，比如浓香鼻祖泸州老窖，“万年老二”五粮液，新老八大名酒董酒等等，真可谓天下好酒半出黔地。
只不过，相比“茅五泸”，曾经强势领衔老八大名酒的董酒，如今却混得有点惨，不但名气日落孙山，甚至连当地人也不买账，实在憋屈。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曾经风光无限的董酒，看看它是如何把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的？
搭上时代的快车，一炮而红
贵州又一名酒“陨落”，曾领衔老八大名酒，如今却在超市受尽白眼
董酒产于贵州省遵义董公寺一带，酿酒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正儿八经的贵州老酒。
1959年，董酒被评为“贵州名酒”，虽说在当地颇有名气，可放眼全国，董酒依旧属于名气一般的地方酒。
直到1963年，董酒参加了全国第二届评酒会评选，凭借“香艳露骚，味浓丰润”的极高称赞，强势入围了“老八大名酒”行列，这才在全国打开知名度。
接下来的第三届、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评酒会，董酒连续蝉联了中国名酒称号，名气更上一层楼。
有了官方的背书，董酒一下子打开了市场，1992年，董酒年产量首次突破了10000吨，甚至超过了茅台，可以说，这时期的董酒连茅台也要礼让三分。
不过，董酒的辉煌也仅仅止步于此，往后就开始走向下坡路。
一而再再而三走错路， 风光不再
董酒之所以没落，主要是因为下面3个原因。
1、药材受限制
贵州又一名酒“陨落”，曾领衔老八大名酒，如今却在超市受尽白眼
董酒以药入曲，酒曲中的中药足足有一百多种，因此，以董酒为代表的“董香型”白酒，又被叫做“药香型”。
可惜1993年，我国明确禁止珍稀动物制品贸易，其中就包含了董酒配方中诸如虎骨的珍贵药材，没办法，董酒只好删减配方。
不过，董酒这一无奈之举，消费者并不买账。
2、浓香白酒的冲击
贵州又一名酒“陨落”，曾领衔老八大名酒，如今却在超市受尽白眼
在白酒市场，浓香型一直是大众最喜欢的香型，市场份额一度占到70%以上。
而药香呢？别说市场份额了，即使在12大香型中，也属于比较小众的香型，因此，喝董酒的人自然很少。
随着四川浓香型白酒的崛起，董酒的市场份额受到冲击，曾经被圈粉的酒友也有一部分离它而去，给了董酒重重一击。
3、营销战略失策
贵州又一名酒“陨落”，曾领衔老八大名酒，如今却在超市受尽白眼
董酒跌下神坛的过程中，酒厂的营销才是罪魁祸首。
先是名声大噪后，为了用短线赚大钱，快速致富，继汾酒后，董酒开启了口碑一落千丈的贴牌之路，虽然自身的腰包被填满了，可也辛苦砸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金字招牌。
其次，浓香型白酒崛起，董酒开始慌不择路，盲目进军浓香白酒市场，欲分得一杯羹，瞎忙活半天后，才发现自家浓香型白酒没啥竞争力，白忙活一场。
贵州又一名酒“陨落”，曾领衔老八大名酒，如今却在超市受尽白眼
商场如战场，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更何况连错3步？自此，董酒名气日落孙山，市场份额一降再降，慢慢被洋河等品牌追上乃至赶超，成为诸多二三线品牌中的普通一员，实在令人惋惜。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远去了，如果酒企再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最终只能被市场所淘汰。不过，并不是所有酒企都明白这个道理，也有一些一根筋的酒企，一门心思只想做好酒，从不营销宣传，导致自己酒质虽好却走不出当地。
比如说下面这2款：
1、秉衡的故事
贵州又一名酒“陨落”，曾领衔老八大名酒，如今却在超市受尽白眼
来自贵州茅台镇，酒厂距离茅台酒厂一河之隔。
茅台前身三大烧坊之一的恒兴烧坊出品，地地道道的“茅风味”。
甄选红缨子糯高粱，以上乘坤沙工艺酿成，质量等级为优级。一年成酒，还会窖藏10年，开坛就有浓郁酒香。
酒液入杯，悬而不断，落而不散，溅起的酒水挂杯明显，且持久。
抿上一口，酒体醇厚，酱香浓郁，还夹杂淡淡粮食清香，花果香，咽下不辣喉，不冲，喝完胃里暖洋洋的，好似泡在热水中通透，喝完就俩字：痛快。
这么好的一款酒，可惜酒企不懂营销，走出黔地没几个人认识。
2、叙府酒
贵州又一名酒“陨落”，曾领衔老八大名酒，如今却在超市受尽白眼
来自四川宜宾，因和五粮液同处一地，被戏称为“宜宾的千年老二”。
酿酒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1986年正式更名为“国营宜宾市叙府酒厂”。
采用优质高粱为原料，辅以传承千年技艺纯粮酿成，整体风格属于“川派”，非常受当地人欢迎。
只可惜，五粮液如日中天，太难出头。
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你还知道哪些不为人所知的好酒，不妨留言告诉我们。关注我，下期精彩继续。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提起贵州，首先想到的是千姿百态的美景，其次，便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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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曾经风光无限的董酒，看看它是如何把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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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又一名酒“陨落”，曾领衔老八大名酒，如今却在超市受尽白眼
董酒产于贵州省遵义董公寺一带，酿酒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正儿八经的贵州老酒。
1959年，董酒被评为“贵州名酒”，虽说在当地颇有名气，可放眼全国，董酒依旧属于名气一般的地方酒。
直到1963年，董酒参加了全国第二届评酒会评选，凭借“香艳露骚，味浓丰润”的极高称赞，强势入围了“老八大名酒”行列，这才在全国打开知名度。
接下来的第三届、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评酒会，董酒连续蝉联了中国名酒称号，名气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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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药材受限制
贵州又一名酒“陨落”，曾领衔老八大名酒，如今却在超市受尽白眼
董酒以药入曲，酒曲中的中药足足有一百多种，因此，以董酒为代表的“董香型”白酒，又被叫做“药香型”。
可惜1993年，我国明确禁止珍稀动物制品贸易，其中就包含了董酒配方中诸如虎骨的珍贵药材，没办法，董酒只好删减配方。
不过，董酒这一无奈之举，消费者并不买账。
2、浓香白酒的冲击
贵州又一名酒“陨落”，曾领衔老八大名酒，如今却在超市受尽白眼
在白酒市场，浓香型一直是大众最喜欢的香型，市场份额一度占到70%以上。
而药香呢？别说市场份额了，即使在12大香型中，也属于比较小众的香型，因此，喝董酒的人自然很少。
随着四川浓香型白酒的崛起，董酒的市场份额受到冲击，曾经被圈粉的酒友也有一部分离它而去，给了董酒重重一击。
3、营销战略失策
贵州又一名酒“陨落”，曾领衔老八大名酒，如今却在超市受尽白眼
董酒跌下神坛的过程中，酒厂的营销才是罪魁祸首。
先是名声大噪后，为了用短线赚大钱，快速致富，继汾酒后，董酒开启了口碑一落千丈的贴牌之路，虽然自身的腰包被填满了，可也辛苦砸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金字招牌。
其次，浓香型白酒崛起，董酒开始慌不择路，盲目进军浓香白酒市场，欲分得一杯羹，瞎忙活半天后，才发现自家浓香型白酒没啥竞争力，白忙活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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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液入杯，悬而不断，落而不散，溅起的酒水挂杯明显，且持久。
抿上一口，酒体醇厚，酱香浓郁，还夹杂淡淡粮食清香，花果香，咽下不辣喉，不冲，喝完胃里暖洋洋的，好似泡在热水中通透，喝完就俩字：痛快。
这么好的一款酒，可惜酒企不懂营销，走出黔地没几个人认识。
2、叙府酒
贵州又一名酒“陨落”，曾领衔老八大名酒，如今却在超市受尽白眼
来自四川宜宾，因和五粮液同处一地，被戏称为“宜宾的千年老二”。
酿酒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1986年正式更名为“国营宜宾市叙府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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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魏晋南北朝这个大分裂时代，一直在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这段历史非常乱，但有一个大趋势是清晰的，即从大分裂走向大融合和大统一。
西晋虽然短暂统一，却止不住分裂的大趋势。所以，八王之乱后，继续分裂。那么，分裂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地方做大而中央无力、豪族做强而朝廷无奈。所以，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地方豪族问题。这里一定要加上地方。
因为隋唐也有豪族，但隋唐豪族并没有导致分裂。
最初的关陇贵族，就是左右隋唐两朝的军事贵族。这伙人跟朝廷是合一的。后来，关陇贵族和山东豪族逐渐发展成为两京阀阅，即央级豪族。豪族与朝廷还是合一的。
但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豪族，却都是从东汉发展过来的地方豪族。豪族不仅控制了地方上的土地和人口，而且在地方上就有强悍的影响力。
东汉的郡、县，基本控制在一个个的郡级、县级豪族手中。而推出州牧制度之后，这些县级和郡级豪族，又升格为州级豪族。黄巾起义之后，这些县级、郡级以及州级豪族，纷纷支持各自的军事代理人，搞起了兼并战争。
战争兼并的结果，就是大鱼吃小鱼，然后小鱼被吃掉、大鱼变鲨鱼。最后形成了三条大鲨鱼，也就是魏蜀吴三国。
而兼并战争一旦开启，就不是豪族能左右的了。因为三国一旦形成，豪族就控制不住曹操、刘备、孙权这些军事代理人了，而是反被这些军事代理人裹挟着继续兼并。
兼并的极限，就是三国归一。但三国归一，只是在军事上和道义上实现了归一。西晋司马家，控制了枪杆子，就是军队；卡住了位置，就是皇帝。但政治上和财政上呢？
政治上还是豪族说了算。司马家任用的官员，只能是豪族士大夫。任用寒门子弟就不行吗？曹操就是要用寒门子弟压制豪族士大夫。但曹操失败了。他也必须失败。汉武帝以后，地方豪族便已经向着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方向发展了。
官僚制要实现文书行政。文书行政必须依靠知识精英。知识精英融入官僚制便升级为政治精英。而知识精英是要花钱才能培养出来的。这时候，只有豪族才有财力培养出知识精英以及升格的政治精英。所以，豪族和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就是一伙人。皇帝和朝廷想用也得用，不想用也得用。这个趋势，在东汉以来，已经不可阻挡。
那春秋战国时代的游士呢？
最初的游士是没落的贵族。没落的贵族，既可以成为列国的政治精英，又可以成为民间的知识精英。但他们已经失去了土地，不是贵族，也不是豪族。后来，私学兴盛，无法跻身政治精英的没落贵族，又培养了一拨知识精英。比如孔子、孟子和荀子这些人，都是知识精英。但当官了吗？没有，没有就只能一直是知识精英，然后就去招弟子、传学问。这股风气一直延伸到西汉中期。所以，皇帝和朝廷还是有人可用的。
但是，不平等是历史常态。财富要集中、知识也要集中。因为这些都是稀缺资源。最后，一定会集中到一拨人身上。而这拨人就是豪族。
司马炎为什么要去州郡兵？为什么又要大封司马王？不这么干，朝廷肯定干不过豪族、朝廷也肯定干不过地方。然并卵，司马王比豪族还厉害，自己家里搞起了武装械斗。
于是，统一只是小趋势，分裂才是大趋势。但是，八王之乱为什么没有演变成另一个汉末乱世，军阀割据而后三分天下、再后三国归一呢？
因为胡人问题又爆发了。
胡人问题也要追溯到汉武帝。汉武帝一边打匈奴、一边纳匈奴。但是，匈奴的人口体量太小，汉朝的体量太大，所以流入多少就能融合多少。但，这个政策是一直延续的。后来，匈奴人要么被打到西域以西，要么被纳入大汉中原。这就是胡人内迁。
但是，草原这片土地，不会成为无主土地。匈奴人走了、鲜卑人来了。同时，西北的羌人也开始闹腾了。豪族是内部癌变，不断汲取资源，于是国家没钱了。而胡人就是外部感染，不断消耗资源，于是国家更没钱了。当时，主要是镇压西北羌乱的开支和雇佣鲜卑军队的军费。
所以，与豪族问题相伴相生的，就是胡人问题。强汉很猛，匈奴干掉、羌人干服、鲜卑人也不敢造次。但是，打败胡人却不能杀光胡人。于是，胡人打不过就投降，投降了就内迁。
在东汉的时候，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大汉各州郡的豪族和军阀太厉害，根本不给胡人造次的机会。到了西晋，天下重归一统。胡人问题就已经取代了豪族问题，成为国家必须关心的问题。
在平灭东吴之后，有大臣就像晋武帝司马炎建议，趁着军力尚强，直接把这帮胡人给收拾掉。但是，统一天下，已经让晋武帝司马炎志得意满了，所以他就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实际上，即便把胡人问题提上皇帝关注的程度，也没用。因为你不可能把胡人都杀光。
后来，又有了《徙戎论》，就是把胡人再给赶回草原。然而，这仍旧停留在建议的层面。对于胡人问题，从东汉到三国再到西晋，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
八王之乱的过程中，胡人问题正式爆发。而北方的豪族们已经完全扛不住胡人的进攻了。为什么扛不住了？因为豪族已经无法培植军事代理人了。军队都被司马王们拿去搞内斗了。所以，衣冠南渡、南北朝立，也就在所难免。
在南北朝之前，南方是东晋、北方是五胡十六国。那东晋在干什么？这家伙能不能力挽狂澜、收复山河？
就北方的一群胡人流寇来说，东晋还真有这个实力。一个祖逖带着自家兄弟、招揽北方百姓，就能把石勒这个胡人领袖挡在黄河过不来。所以，东晋如果能够做到知耻而后勇，然后集中资源、擎着王旗，那大概率能够扫平北方。
但，关键是这个集中资源，东晋心有余而力不足。祖逖北伐的时候，王氏豪族竟然造反了。造反的确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是王氏豪族心不齐，而是其他豪族不答应。这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问题。所以，东晋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旧是豪族问题。
八王之乱前，西晋要军队有军队、要道义有道义，还能勉强压住豪族。而八王之乱以后，东晋则是要军队没军队、要道义没道义，完全压制不住豪族了。
所以，以南扫北完全不可能。
五胡、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十六国、城头变幻大王旗。乱的确是乱，但也是在最乱、最残酷的战争方式中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豪族问题和胡人问题。
豪族问题基本上是东晋的问题，因为衣冠南渡了。后赵石勒也搞九品中正制，他也要承认豪族的政治经济地位。但豪族却难以成什么气候，因为北方的豪族已经跑得差不多了。所以，北方的问题主要是胡人问题，更确切地说是胡汉融合的问题。
前赵、后赵，搞胡人压迫汉人的政策，但冉闵一出、胡人遭戮。于是，这个政策破产了。
慕容鲜卑和氐人羌人，搞得是胡汉融合政策，但前秦崩溃了。于是，这个政策也破产了。
北魏立国之后，搞得是胡人汉化政策，但六镇起义了。于是，这个政策还破产了。
北朝走到了死胡同。胡人压迫汉人、胡人汉人融合、胡人归化汉人，全玩一遍但全都破产。这就没法玩了。
于是，北魏分裂成了东西两魏。然后，北朝，在底层趋势上，还要解决胡汉融合的问题；而在表层趋势上，则是两魏的东西争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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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非常乱，但有一个大趋势是清晰的，即从大分裂走向大融合和大统一。
西晋虽然短暂统一，却止不住分裂的大趋势。所以，八王之乱后，继续分裂。那么，分裂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地方做大而中央无力、豪族做强而朝廷无奈。所以，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地方豪族问题。这里一定要加上地方。
因为隋唐也有豪族，但隋唐豪族并没有导致分裂。
最初的关陇贵族，就是左右隋唐两朝的军事贵族。这伙人跟朝廷是合一的。后来，关陇贵族和山东豪族逐渐发展成为两京阀阅，即央级豪族。豪族与朝廷还是合一的。
但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豪族，却都是从东汉发展过来的地方豪族。豪族不仅控制了地方上的土地和人口，而且在地方上就有强悍的影响力。
东汉的郡、县，基本控制在一个个的郡级、县级豪族手中。而推出州牧制度之后，这些县级和郡级豪族，又升格为州级豪族。黄巾起义之后，这些县级、郡级以及州级豪族，纷纷支持各自的军事代理人，搞起了兼并战争。
战争兼并的结果，就是大鱼吃小鱼，然后小鱼被吃掉、大鱼变鲨鱼。最后形成了三条大鲨鱼，也就是魏蜀吴三国。
而兼并战争一旦开启，就不是豪族能左右的了。因为三国一旦形成，豪族就控制不住曹操、刘备、孙权这些军事代理人了，而是反被这些军事代理人裹挟着继续兼并。
兼并的极限，就是三国归一。但三国归一，只是在军事上和道义上实现了归一。西晋司马家，控制了枪杆子，就是军队；卡住了位置，就是皇帝。但政治上和财政上呢？
政治上还是豪族说了算。司马家任用的官员，只能是豪族士大夫。任用寒门子弟就不行吗？曹操就是要用寒门子弟压制豪族士大夫。但曹操失败了。他也必须失败。汉武帝以后，地方豪族便已经向着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方向发展了。
官僚制要实现文书行政。文书行政必须依靠知识精英。知识精英融入官僚制便升级为政治精英。而知识精英是要花钱才能培养出来的。这时候，只有豪族才有财力培养出知识精英以及升格的政治精英。所以，豪族和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就是一伙人。皇帝和朝廷想用也得用，不想用也得用。这个趋势，在东汉以来，已经不可阻挡。
那春秋战国时代的游士呢？
最初的游士是没落的贵族。没落的贵族，既可以成为列国的政治精英，又可以成为民间的知识精英。但他们已经失去了土地，不是贵族，也不是豪族。后来，私学兴盛，无法跻身政治精英的没落贵族，又培养了一拨知识精英。比如孔子、孟子和荀子这些人，都是知识精英。但当官了吗？没有，没有就只能一直是知识精英，然后就去招弟子、传学问。这股风气一直延伸到西汉中期。所以，皇帝和朝廷还是有人可用的。
但是，不平等是历史常态。财富要集中、知识也要集中。因为这些都是稀缺资源。最后，一定会集中到一拨人身上。而这拨人就是豪族。
司马炎为什么要去州郡兵？为什么又要大封司马王？不这么干，朝廷肯定干不过豪族、朝廷也肯定干不过地方。然并卵，司马王比豪族还厉害，自己家里搞起了武装械斗。
于是，统一只是小趋势，分裂才是大趋势。但是，八王之乱为什么没有演变成另一个汉末乱世，军阀割据而后三分天下、再后三国归一呢？
因为胡人问题又爆发了。
胡人问题也要追溯到汉武帝。汉武帝一边打匈奴、一边纳匈奴。但是，匈奴的人口体量太小，汉朝的体量太大，所以流入多少就能融合多少。但，这个政策是一直延续的。后来，匈奴人要么被打到西域以西，要么被纳入大汉中原。这就是胡人内迁。
但是，草原这片土地，不会成为无主土地。匈奴人走了、鲜卑人来了。同时，西北的羌人也开始闹腾了。豪族是内部癌变，不断汲取资源，于是国家没钱了。而胡人就是外部感染，不断消耗资源，于是国家更没钱了。当时，主要是镇压西北羌乱的开支和雇佣鲜卑军队的军费。
所以，与豪族问题相伴相生的，就是胡人问题。强汉很猛，匈奴干掉、羌人干服、鲜卑人也不敢造次。但是，打败胡人却不能杀光胡人。于是，胡人打不过就投降，投降了就内迁。
在东汉的时候，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大汉各州郡的豪族和军阀太厉害，根本不给胡人造次的机会。到了西晋，天下重归一统。胡人问题就已经取代了豪族问题，成为国家必须关心的问题。
在平灭东吴之后，有大臣就像晋武帝司马炎建议，趁着军力尚强，直接把这帮胡人给收拾掉。但是，统一天下，已经让晋武帝司马炎志得意满了，所以他就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实际上，即便把胡人问题提上皇帝关注的程度，也没用。因为你不可能把胡人都杀光。
后来，又有了《徙戎论》，就是把胡人再给赶回草原。然而，这仍旧停留在建议的层面。对于胡人问题，从东汉到三国再到西晋，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
八王之乱的过程中，胡人问题正式爆发。而北方的豪族们已经完全扛不住胡人的进攻了。为什么扛不住了？因为豪族已经无法培植军事代理人了。军队都被司马王们拿去搞内斗了。所以，衣冠南渡、南北朝立，也就在所难免。
在南北朝之前，南方是东晋、北方是五胡十六国。那东晋在干什么？这家伙能不能力挽狂澜、收复山河？
就北方的一群胡人流寇来说，东晋还真有这个实力。一个祖逖带着自家兄弟、招揽北方百姓，就能把石勒这个胡人领袖挡在黄河过不来。所以，东晋如果能够做到知耻而后勇，然后集中资源、擎着王旗，那大概率能够扫平北方。
但，关键是这个集中资源，东晋心有余而力不足。祖逖北伐的时候，王氏豪族竟然造反了。造反的确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是王氏豪族心不齐，而是其他豪族不答应。这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问题。所以，东晋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旧是豪族问题。
八王之乱前，西晋要军队有军队、要道义有道义，还能勉强压住豪族。而八王之乱以后，东晋则是要军队没军队、要道义没道义，完全压制不住豪族了。
所以，以南扫北完全不可能。
五胡、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十六国、城头变幻大王旗。乱的确是乱，但也是在最乱、最残酷的战争方式中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豪族问题和胡人问题。
豪族问题基本上是东晋的问题，因为衣冠南渡了。后赵石勒也搞九品中正制，他也要承认豪族的政治经济地位。但豪族却难以成什么气候，因为北方的豪族已经跑得差不多了。所以，北方的问题主要是胡人问题，更确切地说是胡汉融合的问题。
前赵、后赵，搞胡人压迫汉人的政策，但冉闵一出、胡人遭戮。于是，这个政策破产了。
慕容鲜卑和氐人羌人，搞得是胡汉融合政策，但前秦崩溃了。于是，这个政策也破产了。
北魏立国之后，搞得是胡人汉化政策，但六镇起义了。于是，这个政策还破产了。
北朝走到了死胡同。胡人压迫汉人、胡人汉人融合、胡人归化汉人，全玩一遍但全都破产。这就没法玩了。
于是，北魏分裂成了东西两魏。然后，北朝，在底层趋势上，还要解决胡汉融合的问题；而在表层趋势上，则是两魏的东西争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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