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李白足迹
作者：杜兴成
春节回绥阳老家，桐梓县几位文友邀我去夜郎走了一趟。其实夜郎离我们诗乡不远，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然而在我年少时，遥望夜郎却远在天边。
我上初中时就开始写诗，从小常听老人们讲述李白流放夜郎的故事，李白与杜甫常驻我心，我对李杜有着无限的崇敬之情。
李白的家乡在四川江油，早年我曾独自一人去访游过，并在他的故里江油小镇住了一夜，还写了篇散文《我从诗乡来》发表。
李白25岁就带着年轻的朝气，带着对未来无限的畅想，坐小船沿长江而下，离开家乡求索四方。公元758年春，李白因参加永王李璘的幕府事获罪，被流放到今贵州桐梓县夜郎，实龄57岁。下面这首诗可见他当时的心境：
流夜郎赠辛判官
李白
昔在长安醉花柳，
五侯七贵同杯酒。
气岸遥凌豪士前，
风流肯落他人后。
夫子红颜我少年，
章台走马著金鞭。
文章献纳麒麟殿，
歌舞淹留玳瑁筵。
与君自谓长如此，
宁知草动风尘起。
函谷忽惊胡马来，
秦宫桃李向明开。
我愁远谪夜郎去，
何日金鸡放赦回。
我不是史学家，不十分推敲历史。我也不是考古学家，也不必去论证夜郎这些遗址的真假。我是个实实在在的文艺写手，只尊重前人善良的举动与情感，因为我知道历史都是后人写的……
年过古稀的我第一次踏上夜郎的土地。
我们的小车在千年古镇一高坡处停下，迎面过来个戴眼镜的老人，模样和善，我便迫不及待地问：“老人家，这里有什么文物古迹可看吗？”他毫不思索地随手一指：“有啊！下面就是李白墓”。我们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欣喜步下石梯，在长满青草的菜地里看见一座古墓，旁边有一棵孤零零的小树陪伴着，让人感到有些凄凉。古墓成双室，一人多高，正面的石冠墓碑已不复存在，两墓室空空荡荡，像一对巨龙的双眼直盯盯地看着我们。我用手扒开蜘蛛网，弯腰走进墓室的前半部，见墓内石板雕工精细大方，图案恰似盛开的芙蓉花，很大气。古墓中留有这些文字：“李太白”，“思→李白”。据说原来还有李白的《静夜思》诗碑。
这果然是一座距今一千二百多年的古墓，也恰好与李白流放夜郎的年代相符，这是真是假不由我来判定，因为自古以来当地百姓就这么传说。我只顾在墓里墓外拍照作证，向这位令人跪拜的诗仙挽留下我深深情思。
距离“李白墓”不远处的半坡有一眼“太白泉”，相传是李白当年饮水的老井。千百年来，这眼泉水滋养着远古的夜郎先民，他们曾与大诗人一起度过了那段艰苦难关。
我们走近细看，果然在杂草丛生的废墟处发现一面精美的石壁，中央一块大石上雕刻着“太白泉”三个大字，书法公正帅气，极具历史厚重感与沧桑感。太白泉早已枯竭，乡民用一垛砖墙将其隔断，是保护还是废弃我不敢评判，但我只知它能留存至今就是对历史的一大贡献，我们也能从中悟出夜郎人对诗仙李白的一份缅怀之意。
我在这处标有“桐梓县历史建筑——太白泉碑刻”前沉思良久并留影纪念。
抬眼上望，坡顶处有一棵“黄桷树”，大树旁边是一座“凤凰阁”小庙。
黄桷树古风高大，盘根错节，根系深扎石壁，枝繁叶茂；千年的妖娆，犹如李白的诗韵，仰天长啸。据说这是李白常小憩的地方，后来才留下一棵唯一的孤品大树。风吹着树叶沙沙响，好似在向我们述说那段万般无奈的日子。“黄桷树”原本与“凤凰阁”风雨同伴，相濡以沫，如今却被一户人家的水泥房死活分离，相互失去了依靠。
小庙“凤凰阁”更是凄凉，只剩一顶破旧衣冠和几根老柱，残垣断壁孤苦伶仃地坚守在一旁，成了邻居家杂物存放处。从外形上看，古庙当年肯定是俊秀的，历经千年的日月风雨而不倒。“凤凰阁”高两层，有耳房，她当年能得如此美名，我猜定是李白给她起的名吧？要不“凤凰阁”这名字这么好听！
诗仙李白走后，她被留下冷落在“夜郎自大”的偏远国度。
诚然，今天的“夜郎国”也有一处保存完好的古建筑，那就是“怀白堂”，当地百姓为纪念李白而建。怀白堂现在是“遵义市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朝洪武年，亭内有两块石碑刻有李白诗5首，大门正面上方至今仍有楷书阴刻的“夜郎仙踪”四个大字，相传是李白的手迹。“怀白堂”是由原有的“城隍庙”和“太白碑亭”合二为一建成，非常大气。它的周围仿造了许多古色古香的建筑供市民居住，如今已形成一条小街，来此寻古探幽的游人多了起来。从此，诗仙李白不再孤独。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的传承比任何传承都有力且有利，最为久远。诗人李白当时仅是一名“罪徒”，但确因他的诗作影响大，无论走到哪，都有官家迎送他，百姓爱戴他。
我是贵州人，从小在绥阳诗乡长大，因此是李白的忠实崇拜者。还在我少年的时候，就知道县里有个地名叫“太白”，传说是李白流放夜郎时访游过的地方，可我一直没机会去看看。
那天，好友杨进知道我喜欢古建筑，说太白镇有个“官庄村”，村里楠木参天，还有一栋几百年前的楠木民宅，十分珍贵。于是我第一次踏上太白的土地。
车刚到街口，我就在路边看见“太白镇”三个字，真的心情有些激动，像个孩童一般赶紧下车留个影。
至于李白是否“到此一游”，我说过我不去考究；但我作为一个诗乡人，这种从小热爱诗乡文化，并在书香世家熏陶长大的人，骨子深处自然会流露出那种对历史名人的崇敬之感和追梦之心。
太白街上确实没有什么文化古迹让我流连忘返，可到了官庄村，村头那几棵高大的参天金丝楠却让我热血沸腾。见宣传栏介绍，全村周围有200多棵楠木树，这实属罕见。站在这些楠木古树下面，我顿时想起了北京太庙里的那些金丝楠木巨柱，史书记载当年也是取自于贵州某地。同时，我也遐想到当年的李太白，或许他也是听说此地有众多的楠木古树，故特意专程从夜郎骑马翻山而来，为的是看看这个有文化、有古楠的官庄村，在诗乡或许能找到知音。
古树旁边沿石梯而上，有一座保存完整的四合院，全由金丝楠木建造，年代不详，古色古香。一看到这户人家，我想，这个官庄村古代肯定出过什么人物？或许李白还在此地与他们对酒高歌呢？我越看越不想走。
官庄，多么大胆的地名。而唯有此方的沃土才能长出这么高大的参天楠木。
我抚摸着古院精美的窗花。我仰看着老宅堂屋的神台。我环视着被当代遗忘的院落。我道别那留守官庄的老人和村边的官墓。我的心酸酸的，就像我离开夜郎那“太白墓”，“太白泉”，“凤凰阁”，“黄桷树”一样……
在我心里，其实其它都不重要，此刻的我是在寻找过去的时光。是在寻找家乡曾经的灿烂文化。是在表达一位诗乡人沉积已久的对诗仙李白的那种仰慕之情。
作者简介
作者：杜兴成，汉族，著名作曲家、作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八一电影制片厂原音乐组组长。1949年生于贵州绥阳。1969年应征入伍，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央音乐学院。代表作品：《战友之歌》《游子吟》等。为影视剧(片)《马贼的妻子》《东方巨响》等作曲配乐60余部。另有文学作品发表于《诗刊》《散文》《人民日报》等。
作者：杜兴成
春节回绥阳老家，桐梓县几位文友邀我去夜郎走了一趟。其实夜郎离我们诗乡不远，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然而在我年少时，遥望夜郎却远在天边。
我上初中时就开始写诗，从小常听老人们讲述李白流放夜郎的故事，李白与杜甫常驻我心，我对李杜有着无限的崇敬之情。
李白的家乡在四川江油，早年我曾独自一人去访游过，并在他的故里江油小镇住了一夜，还写了篇散文《我从诗乡来》发表。
李白25岁就带着年轻的朝气，带着对未来无限的畅想，坐小船沿长江而下，离开家乡求索四方。公元758年春，李白因参加永王李璘的幕府事获罪，被流放到今贵州桐梓县夜郎，实龄57岁。下面这首诗可见他当时的心境：
流夜郎赠辛判官
李白
昔在长安醉花柳，
五侯七贵同杯酒。
气岸遥凌豪士前，
风流肯落他人后。
夫子红颜我少年，
章台走马著金鞭。
文章献纳麒麟殿，
歌舞淹留玳瑁筵。
与君自谓长如此，
宁知草动风尘起。
函谷忽惊胡马来，
秦宫桃李向明开。
我愁远谪夜郎去，
何日金鸡放赦回。
我不是史学家，不十分推敲历史。我也不是考古学家，也不必去论证夜郎这些遗址的真假。我是个实实在在的文艺写手，只尊重前人善良的举动与情感，因为我知道历史都是后人写的……
年过古稀的我第一次踏上夜郎的土地。
我们的小车在千年古镇一高坡处停下，迎面过来个戴眼镜的老人，模样和善，我便迫不及待地问：“老人家，这里有什么文物古迹可看吗？”他毫不思索地随手一指：“有啊！下面就是李白墓”。我们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欣喜步下石梯，在长满青草的菜地里看见一座古墓，旁边有一棵孤零零的小树陪伴着，让人感到有些凄凉。古墓成双室，一人多高，正面的石冠墓碑已不复存在，两墓室空空荡荡，像一对巨龙的双眼直盯盯地看着我们。我用手扒开蜘蛛网，弯腰走进墓室的前半部，见墓内石板雕工精细大方，图案恰似盛开的芙蓉花，很大气。古墓中留有这些文字：“李太白”，“思→李白”。据说原来还有李白的《静夜思》诗碑。
这果然是一座距今一千二百多年的古墓，也恰好与李白流放夜郎的年代相符，这是真是假不由我来判定，因为自古以来当地百姓就这么传说。我只顾在墓里墓外拍照作证，向这位令人跪拜的诗仙挽留下我深深情思。
距离“李白墓”不远处的半坡有一眼“太白泉”，相传是李白当年饮水的老井。千百年来，这眼泉水滋养着远古的夜郎先民，他们曾与大诗人一起度过了那段艰苦难关。
我们走近细看，果然在杂草丛生的废墟处发现一面精美的石壁，中央一块大石上雕刻着“太白泉”三个大字，书法公正帅气，极具历史厚重感与沧桑感。太白泉早已枯竭，乡民用一垛砖墙将其隔断，是保护还是废弃我不敢评判，但我只知它能留存至今就是对历史的一大贡献，我们也能从中悟出夜郎人对诗仙李白的一份缅怀之意。
我在这处标有“桐梓县历史建筑——太白泉碑刻”前沉思良久并留影纪念。
抬眼上望，坡顶处有一棵“黄桷树”，大树旁边是一座“凤凰阁”小庙。
黄桷树古风高大，盘根错节，根系深扎石壁，枝繁叶茂；千年的妖娆，犹如李白的诗韵，仰天长啸。据说这是李白常小憩的地方，后来才留下一棵唯一的孤品大树。风吹着树叶沙沙响，好似在向我们述说那段万般无奈的日子。“黄桷树”原本与“凤凰阁”风雨同伴，相濡以沫，如今却被一户人家的水泥房死活分离，相互失去了依靠。
小庙“凤凰阁”更是凄凉，只剩一顶破旧衣冠和几根老柱，残垣断壁孤苦伶仃地坚守在一旁，成了邻居家杂物存放处。从外形上看，古庙当年肯定是俊秀的，历经千年的日月风雨而不倒。“凤凰阁”高两层，有耳房，她当年能得如此美名，我猜定是李白给她起的名吧？要不“凤凰阁”这名字这么好听！
诗仙李白走后，她被留下冷落在“夜郎自大”的偏远国度。
诚然，今天的“夜郎国”也有一处保存完好的古建筑，那就是“怀白堂”，当地百姓为纪念李白而建。怀白堂现在是“遵义市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朝洪武年，亭内有两块石碑刻有李白诗5首，大门正面上方至今仍有楷书阴刻的“夜郎仙踪”四个大字，相传是李白的手迹。“怀白堂”是由原有的“城隍庙”和“太白碑亭”合二为一建成，非常大气。它的周围仿造了许多古色古香的建筑供市民居住，如今已形成一条小街，来此寻古探幽的游人多了起来。从此，诗仙李白不再孤独。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的传承比任何传承都有力且有利，最为久远。诗人李白当时仅是一名“罪徒”，但确因他的诗作影响大，无论走到哪，都有官家迎送他，百姓爱戴他。
我是贵州人，从小在绥阳诗乡长大，因此是李白的忠实崇拜者。还在我少年的时候，就知道县里有个地名叫“太白”，传说是李白流放夜郎时访游过的地方，可我一直没机会去看看。
那天，好友杨进知道我喜欢古建筑，说太白镇有个“官庄村”，村里楠木参天，还有一栋几百年前的楠木民宅，十分珍贵。于是我第一次踏上太白的土地。
车刚到街口，我就在路边看见“太白镇”三个字，真的心情有些激动，像个孩童一般赶紧下车留个影。
至于李白是否“到此一游”，我说过我不去考究；但我作为一个诗乡人，这种从小热爱诗乡文化，并在书香世家熏陶长大的人，骨子深处自然会流露出那种对历史名人的崇敬之感和追梦之心。
太白街上确实没有什么文化古迹让我流连忘返，可到了官庄村，村头那几棵高大的参天金丝楠却让我热血沸腾。见宣传栏介绍，全村周围有200多棵楠木树，这实属罕见。站在这些楠木古树下面，我顿时想起了北京太庙里的那些金丝楠木巨柱，史书记载当年也是取自于贵州某地。同时，我也遐想到当年的李太白，或许他也是听说此地有众多的楠木古树，故特意专程从夜郎骑马翻山而来，为的是看看这个有文化、有古楠的官庄村，在诗乡或许能找到知音。
古树旁边沿石梯而上，有一座保存完整的四合院，全由金丝楠木建造，年代不详，古色古香。一看到这户人家，我想，这个官庄村古代肯定出过什么人物？或许李白还在此地与他们对酒高歌呢？我越看越不想走。
官庄，多么大胆的地名。而唯有此方的沃土才能长出这么高大的参天楠木。
我抚摸着古院精美的窗花。我仰看着老宅堂屋的神台。我环视着被当代遗忘的院落。我道别那留守官庄的老人和村边的官墓。我的心酸酸的，就像我离开夜郎那“太白墓”，“太白泉”，“凤凰阁”，“黄桷树”一样……
在我心里，其实其它都不重要，此刻的我是在寻找过去的时光。是在寻找家乡曾经的灿烂文化。是在表达一位诗乡人沉积已久的对诗仙李白的那种仰慕之情。
作者简介
作者：杜兴成，汉族，著名作曲家、作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八一电影制片厂原音乐组组长。1949年生于贵州绥阳。1969年应征入伍，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央音乐学院。代表作品：《战友之歌》《游子吟》等。为影视剧(片)《马贼的妻子》《东方巨响》等作曲配乐60余部。另有文学作品发表于《诗刊》《散文》《人民日报》等。
#志说南京# 志说南京 | 悠悠千载 烟雨固城
王贵桃
固城，高淳第一城。明嘉靖《高淳县志》载：春秋时，吴楚相争。公元前541年，吴王余祭为防范楚军入侵，在固城夯筑土城，时称“濑渚邑”，内有子城，俗称子罗城。公元前540年，楚军攻克此城，城墙在吴国的基础上加高培厚，更为坚固，故而称之固城，地名由此产生。随后，楚平王在此大造宫殿，以作行宫，后人又称“楚王城”。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5），吴国伐楚，伍子胥率大军攻占固城，焚烧楚王行宫，逾月不灭，古固城在大火中毁灭了。宋代有诗记叙固城战火：
战血淋漓洒固城，子胥当日复平陵。
千载雪耻应无恨，何用涛声作怨声。
城邑虽毁灭，但固城地名却沿袭使用了2500多年，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多部史志记载。
《溧水县志·名胜篇》云：县西南90里，乾谿之役，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围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宋绍兴年间，溧水尉喻居中於固城湖滨掘得东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盖其地乃汉之溧阳也。隋析溧阳、溧水为二县，固城地属溧水，今属高淳也。
《笠泽丛书》云：溧水昔为平陵县，县南有平陵城，即吴固城所改也。
《高淳文物志》载：固城，城高一丈五尺，周长七里三百三十步。子城周长一里九十步。古固城遗址，尚有部分幸存。北有瑶园村前的蜻蜓山与观音墩段；南有上砻坊、墙屋村后的灰堆山、墙屋山及城埂头段；东有方家顶段；西有城埂头等段，亦是高淳最早的文化遗址之一，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该遗址于1984年列入县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子罗城为高淳地区最早的古村落。
春秋时，古固城筑有外城和内城，外称“罗城”，内称“子城”，后人连称子罗城。在历史长河中，子罗城村时兴时衰。清咸丰战乱，村庄被毁，民国初年仅有3户人家居住。1958年开挖运河，上砻坊部分村民拆迁，搬至子罗城建房，村庄扩大到40多户。
明嘉靖《高淳县志》载：楚平王都于固城庙（今在溧水县南90里）。昔周成王封绎子男之国于荆蛮之地，至楚庄王时赐姓为芋，楚灵王与敌日寻干戈，边鄙不宁。时吴军失利，楚灵王听佞臣之言，杀太傅伍奢及其子尚。子胥奔吴，吴用之，破楚而入郢。此庙即平王旧址也，唐广明元年重修，今改祀祠，里人俗称“楚王庙”。
该庙明初洪武年间重修，俗称“祠山殿”，座北朝南，北靠楚城垣，对门有戏楼，面对正殿大门，戏楼后面有两个小塘，中间一条埂，塘水一清一浊，今人称之“血池塘”，据说当时是为映乐器而开挖。庙和戏楼在清咸丰战乱中焚毁。清同治年间，固城孔氏家族捐田归庙，收租募资重建，曾改名“孔氏家庵”。1923年，主持僧侣觉朗募捐重修，改名“圆通古庵”，仍是座北朝南，前后两进，连侧屋计15 间。1956年拆建固城小学。
古镇固城，位于固城湖东岸，聚落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主街道东西走向，为高淳历史最悠久的古街镇。固城街镇正对胥河，因运河开通，固城集市逐渐由北向南移至胥河河口，以利水上交通运输。自秦汉至隋900多年，固城一直是古溧阳县治所在地。隋开皇十一年（591），朝廷割溧阳西北以及丹阳故地（今江宁小丹阳）置溧水县，固城划归溧水县，此时不再作为县治，但仍是溧水四大传统集镇之一，其时拥有商户数百家，市面繁荣。
明弘治四年，高淳单独建县，行政区划设固城市，清代沿袭，民国初年改称固城镇。1936年秋，民国政府第三区区公所设于此。
昔日固城集镇为合面街道，沿胥河北岸而建，宽约4米，全长300余米。东北至塘下路，南临胥河，西南至庙基场，北靠固城村。街区分为五段，内有四条路巷通向河滨，东西两端设有关门，晨开夕闭，用以防匪防盗。
2500多年来，固城集镇几废几兴，尤其是清咸丰年间战乱，街镇曾被扫为平地，清光绪年间才缓慢复苏。据民国二十年（1931）统计，其时街镇上开设店舖、作坊总计70多家，其中杂货店3家、布店2家、鱼行3家、粮行2家、银器店2家、浴室2家、药店3家；猪肉店、豆腐店、饭店、茶叶店、面店、铁匠店、木匠店、理发店、香店、茶馆等32家。此外还有漕坊、酱坊、砻坊、磨坊、糕饼坊等手工作坊20余家，商家店铺雇用伙计300余人。作坊产品除销售本地外，还直销芜湖、宣城、宁国、郎溪等地，享誉皖南。
古时，固城最具特色的是早柴市、晚鱼市，买卖兴隆，热闹非凡。天气晴好，花山、秀山、漕塘和狸桥等地农民，成群结队肩挑、船载茅柴，聚集到固城街镇出卖，顺便买些生活、生产用品回去。固城临湖靠河，沿岸多为半农半渔人家，尤其是早年来到高淳谋生的扬州、泰州渔民，终年将捕获的鲜鱼，傍晚运至固城出售，日售量达万斤以上。因而固城集市一天到晚人来人往，购销两旺，形成了千年不衰的两大特色市场。
固城临河面湖，自古以来是高淳水运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水路货运源远流长。春秋后期，伍子胥开胥河、浚中江通粮道后，水运业随之兴起，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漕粮运输为避长江风险，明王朝组织数万军民复浚中江，开挖胭脂河，使太湖流域的粮食经中江、秦淮河直抵金陵。古时芜湖至固城的水道称之上江，固城至溧阳的这段胥河称之中江，溧阳之下称之下江。复浚中江，指的是疏浚溧高境内的胥河段。
1924年，苏浙战争爆发，江苏督军齐燮元下令封江，长江水运受阻，芜巢平原的稻米大部分经固城，再由东坝转运苏杭。因而中江航道每天百舸争流，帆船竞渡。
固城客运始于民国初年。1913年，芜湖商人备轮船开设东坝、芜湖航线，固城设轮船码头。1934年，芜湖东昌轮船公司参与客运，轮船途经固城，客运量大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客运被迫停航。1947年7月，芜湖“利生”“胜利”两家轮船公司恢复客运，固城再次成为高淳最繁忙的一个水码头。
从20世纪90年代起，高淳公路建设步伐加快，客车班次渐增，逐步取代水上客运，至此航行了近80年的轮船结束使命，载入史册。坐轮船出行，现已成为中老年人的一段美好记忆。
固城亦是现今固城街道党委政府办公驻地。为防水患，街镇已从胥河沿岸迁至地势较高周家庄村段，建成宽30余米、长约2公里的十字街，拥有商场、超市、店铺300余家，集市贸易欣欣向荣。
【作者简介】王贵桃，原高淳县广播电视台记者，现高淳区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高淳区慈善总会秘书长。
审稿：朱 鹏
审核：王达云
窦予然
发布：梁 刚
王贵桃
固城，高淳第一城。明嘉靖《高淳县志》载：春秋时，吴楚相争。公元前541年，吴王余祭为防范楚军入侵，在固城夯筑土城，时称“濑渚邑”，内有子城，俗称子罗城。公元前540年，楚军攻克此城，城墙在吴国的基础上加高培厚，更为坚固，故而称之固城，地名由此产生。随后，楚平王在此大造宫殿，以作行宫，后人又称“楚王城”。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5），吴国伐楚，伍子胥率大军攻占固城，焚烧楚王行宫，逾月不灭，古固城在大火中毁灭了。宋代有诗记叙固城战火：
战血淋漓洒固城，子胥当日复平陵。
千载雪耻应无恨，何用涛声作怨声。
城邑虽毁灭，但固城地名却沿袭使用了2500多年，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多部史志记载。
《溧水县志·名胜篇》云：县西南90里，乾谿之役，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围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宋绍兴年间，溧水尉喻居中於固城湖滨掘得东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盖其地乃汉之溧阳也。隋析溧阳、溧水为二县，固城地属溧水，今属高淳也。
《笠泽丛书》云：溧水昔为平陵县，县南有平陵城，即吴固城所改也。
《高淳文物志》载：固城，城高一丈五尺，周长七里三百三十步。子城周长一里九十步。古固城遗址，尚有部分幸存。北有瑶园村前的蜻蜓山与观音墩段；南有上砻坊、墙屋村后的灰堆山、墙屋山及城埂头段；东有方家顶段；西有城埂头等段，亦是高淳最早的文化遗址之一，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该遗址于1984年列入县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子罗城为高淳地区最早的古村落。
春秋时，古固城筑有外城和内城，外称“罗城”，内称“子城”，后人连称子罗城。在历史长河中，子罗城村时兴时衰。清咸丰战乱，村庄被毁，民国初年仅有3户人家居住。1958年开挖运河，上砻坊部分村民拆迁，搬至子罗城建房，村庄扩大到40多户。
明嘉靖《高淳县志》载：楚平王都于固城庙（今在溧水县南90里）。昔周成王封绎子男之国于荆蛮之地，至楚庄王时赐姓为芋，楚灵王与敌日寻干戈，边鄙不宁。时吴军失利，楚灵王听佞臣之言，杀太傅伍奢及其子尚。子胥奔吴，吴用之，破楚而入郢。此庙即平王旧址也，唐广明元年重修，今改祀祠，里人俗称“楚王庙”。
该庙明初洪武年间重修，俗称“祠山殿”，座北朝南，北靠楚城垣，对门有戏楼，面对正殿大门，戏楼后面有两个小塘，中间一条埂，塘水一清一浊，今人称之“血池塘”，据说当时是为映乐器而开挖。庙和戏楼在清咸丰战乱中焚毁。清同治年间，固城孔氏家族捐田归庙，收租募资重建，曾改名“孔氏家庵”。1923年，主持僧侣觉朗募捐重修，改名“圆通古庵”，仍是座北朝南，前后两进，连侧屋计15 间。1956年拆建固城小学。
古镇固城，位于固城湖东岸，聚落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主街道东西走向，为高淳历史最悠久的古街镇。固城街镇正对胥河，因运河开通，固城集市逐渐由北向南移至胥河河口，以利水上交通运输。自秦汉至隋900多年，固城一直是古溧阳县治所在地。隋开皇十一年（591），朝廷割溧阳西北以及丹阳故地（今江宁小丹阳）置溧水县，固城划归溧水县，此时不再作为县治，但仍是溧水四大传统集镇之一，其时拥有商户数百家，市面繁荣。
明弘治四年，高淳单独建县，行政区划设固城市，清代沿袭，民国初年改称固城镇。1936年秋，民国政府第三区区公所设于此。
昔日固城集镇为合面街道，沿胥河北岸而建，宽约4米，全长300余米。东北至塘下路，南临胥河，西南至庙基场，北靠固城村。街区分为五段，内有四条路巷通向河滨，东西两端设有关门，晨开夕闭，用以防匪防盗。
2500多年来，固城集镇几废几兴，尤其是清咸丰年间战乱，街镇曾被扫为平地，清光绪年间才缓慢复苏。据民国二十年（1931）统计，其时街镇上开设店舖、作坊总计70多家，其中杂货店3家、布店2家、鱼行3家、粮行2家、银器店2家、浴室2家、药店3家；猪肉店、豆腐店、饭店、茶叶店、面店、铁匠店、木匠店、理发店、香店、茶馆等32家。此外还有漕坊、酱坊、砻坊、磨坊、糕饼坊等手工作坊20余家，商家店铺雇用伙计300余人。作坊产品除销售本地外，还直销芜湖、宣城、宁国、郎溪等地，享誉皖南。
古时，固城最具特色的是早柴市、晚鱼市，买卖兴隆，热闹非凡。天气晴好，花山、秀山、漕塘和狸桥等地农民，成群结队肩挑、船载茅柴，聚集到固城街镇出卖，顺便买些生活、生产用品回去。固城临湖靠河，沿岸多为半农半渔人家，尤其是早年来到高淳谋生的扬州、泰州渔民，终年将捕获的鲜鱼，傍晚运至固城出售，日售量达万斤以上。因而固城集市一天到晚人来人往，购销两旺，形成了千年不衰的两大特色市场。
固城临河面湖，自古以来是高淳水运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水路货运源远流长。春秋后期，伍子胥开胥河、浚中江通粮道后，水运业随之兴起，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漕粮运输为避长江风险，明王朝组织数万军民复浚中江，开挖胭脂河，使太湖流域的粮食经中江、秦淮河直抵金陵。古时芜湖至固城的水道称之上江，固城至溧阳的这段胥河称之中江，溧阳之下称之下江。复浚中江，指的是疏浚溧高境内的胥河段。
1924年，苏浙战争爆发，江苏督军齐燮元下令封江，长江水运受阻，芜巢平原的稻米大部分经固城，再由东坝转运苏杭。因而中江航道每天百舸争流，帆船竞渡。
固城客运始于民国初年。1913年，芜湖商人备轮船开设东坝、芜湖航线，固城设轮船码头。1934年，芜湖东昌轮船公司参与客运，轮船途经固城，客运量大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客运被迫停航。1947年7月，芜湖“利生”“胜利”两家轮船公司恢复客运，固城再次成为高淳最繁忙的一个水码头。
从20世纪90年代起，高淳公路建设步伐加快，客车班次渐增，逐步取代水上客运，至此航行了近80年的轮船结束使命，载入史册。坐轮船出行，现已成为中老年人的一段美好记忆。
固城亦是现今固城街道党委政府办公驻地。为防水患，街镇已从胥河沿岸迁至地势较高周家庄村段，建成宽30余米、长约2公里的十字街，拥有商场、超市、店铺300余家，集市贸易欣欣向荣。
【作者简介】王贵桃，原高淳县广播电视台记者，现高淳区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高淳区慈善总会秘书长。
审稿：朱 鹏
审核：王达云
窦予然
发布：梁 刚
【问发贵：我的青春祭坛】
一九七二年七月高中毕业时，全国尚无大学招生，只得回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初冬，我带着行李跟随大队支书问玉田骑自行车赶赴七十多里开外的石堡川水利工地。
迎着凛冽寒风行至冯原西街时，见一辆给水利工地拉沙子的卡车停在路边。老支书与司机搭讪，求捎一程。司机瞪眼断然拒绝后，摔上车门钻进旁边饭馆。此时卡车大厢上露出一个戴栽绒帽子的人头，叫道：“喂一一你是老问？”老支书趋前一看：“呀，老杨，你这家伙咋在这儿？”
被老支书称作老杨者，“文革”前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书堂，老支书三年困难时期回乡前在公安局的同事、好朋友。杨书堂让我们把自行车递上汽车大厢，又拉我俩上车。司机返回正欲发火，杨书堂先发制人起身正色道：“这是咱公安局的问中队长，拉不？”司机的嘴张了张，终究没吐一个字，一头钻进驾驶室开车上路了。
冯原距石堡川水利工地（大坝）尚有四十多里路，且全是又陡又窄的上山土石路，风大路险，满载大沙的卡车像老牛一样吭哧吭哧在山峦间蠕动。多亏坐在卡车上，否则我们天黑也到不了目的地。
蜷屈在车厢沙砾上，久别重逢的两位老朋友谈起“文革”乱象及个人遭遇，唏嘘不已。杨书堂无意间扫了我一眼，问：“这是谁？”老支书随口答：“我儿子。高中毕业没事干，在农业社下不了苦，也吃不饱，送到工地去混一混。”杨书堂一拍沙砾：“啊呀，咋不早说哩？干脆把娃交给我，我现在大坝指挥所当指挥，听说政办组最近招上调民工，我带娃去试试，不行再给你把娃送过去。”老支书未征我同意，连忙答应并谢承。于是，卡车行至本公社民工驻地史家河，老支书下了车。杨书堂将我带到大坝指挥所时已小半夜，安顿我住在他宿舍兼办公室的土窑洞里。
第二天下午，指挥所政办组对各公社推荐来的四十多名民工进行筛选。主选人是政办组长王云堂，还有政办组副组长、原《澄城报》主编刘一民。先目测，已去掉一半；再初审，又去掉不少；接着要求两个小时内自选体裁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八百字的文章。我写的是一篇散文，题目好像叫《群山遐思》。次日公布录用人员名单，七人被录用。除我外，同时被录用的还有我的高中同学李淑慧、初中同学井志平。被录用者被称之谓“上调民工”，即从工地临时借调到领导机关的民工。待遇不错：每月十八元伙食补贴，所在生产队给记全工分，当时这可算得上是份美差了。
石堡川河，发源于黄龙山冢字梁，常流量2m3／s。一九六九年陕西省革委会批准修建石堡川友谊水库灌溉工程，水库设计蓄水位936米，由澄城白水两县部分受益公社共同承建，当年十月动工。工程建设指挥部设在白水县山岭村，下设澄城和白水两个指挥部，参加建设的民工实行军事编制：公社为营，大队为连，生产队为排。澄城山后指挥所，设在大坝旁的洛川县界头庙公社盘曲河村附近，张超任总指挥，副指挥有杨书堂、郑福生、张君。下设政办组、工程组、后勤组、测量队、机电队、医院。
被录用的七人，有的当电话员、播音员、机线员，我和井志平、李淑慧被分到《大坝战报》编辑室当记者。《大坝战报》后改名《大坝简报》，主编先是刘一民，后是原县委办主任、“文革”初声噪一时的“黑笔杆子”姚仲哲。
春节来临，县委书记张宏图率县领导和各部门二百多名干部，移师石堡川大坝工地，与一万六千多名民工四班倒昼夜苦干，掀起热火朝天的筑坝大会战，县剧团也赶来昼夜演出助阵。我们跟随指挥所领导同志深入工地现场采访，在大坝旁广播室突击编写成稿即时播发，次日见《简报》。
平时除了采访、写稿，我们还要参加临时分配的其他活动。工地突击上土方或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段，我们既是鼓动员、宣传员，还是安全员、监督员，常常两三天昼夜坚守在施工现场。工地架设广播线路，上山下沟蜿蜒三公里，我们和民工一起抬电杆、挖坑、拉线。
石堡川蓄水大坝高程930米，坝顶长380米、宽8米。填筑的黄土与大坝施工现场相对高差近百米，直线距离三里多，上万民工用近万辆架子车拉运黄土337万立方米。整个筑坝工地唯一的机械，是拖拉用来碾压坝堤的水泥碌碡的两台链轨拖拉机。为了引水上塬、彻底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澄城白水的广大农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住的是自己挖的只有门没有窗的低矮土窑洞，身下铺的是麦草，吃的是“三白”（白扛子馍、白开水、醮白盐），想的是“三糕”（咥油糕、尝晋糕、睡到日头一杆杆高），图的是“有水做饭洗衣服，地里庄稼不干枯”。当年的各级干部都是好样的，带头扛石头背沙子，亲自驾辕拉土，工地上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民工。在他们带领下，工地上有锁了门全家上阵的，有父子比干劲的，有志比山高的英雄少年和新婚夫妇，还湧现出“铁姑娘排”、“李铁梅班”等英雄群体。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到大坝视察，看到满川遍野穿棱如织的民工和架子车，他几次把喇叭筒放到嘴边却说不出话来，眼含热泪频频向大坝的人群鞠躬致意。
那个年代，水利工地的整个气氛是沸腾的，人们的心情是单纯轻松的，我们青年人的生活也丰富多彩。闲暇之余，约三五好友，或上山采野果、挖甘草根（中草药），或下河摸蟹捞虾，一路歌声一路笑。夜半人静，仰着脸静心聆听走资派（老干部）们讲述古今历史、处世之道、趣闻笑谈。指挥所和各公社工地都有我们同一届毕业的高中学生，大家经常抽空聚在一起，翻课本，查资料，还借来《高等数学》《微积分》等书籍，苦啃苦学。十七八岁的青年人都狂妄地坚信：有朝一日自己能踏进大学校园，来个彻底的鲤鱼跳“农门”。
后来果真还有几个人考上了大学，如大学毕业后任职铁道部的同经栓，毕业后任职澄城烟厂总工程师兼副厂长的杨春茂，毕业后任职提胡公社副书记的问春乾……。我如果不当兵，自信也一定能考上大学。
一眨眼四十年过去了，石堡川水库对改善澄白两县农业基础条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的石堡川库区碧波共荡漾，芳草绿荫，昔日的踪迹早已难觅。但我们几个当年的同事“大坝情结”愈加炽热，几乎每隔一两年都要去一趟。我们静静地贮立在巍峨的坝顶上，虔诚地祭奠已逝去的青春，深情地怀念那沸腾的岁月……
作者简介
问发贵，男，网名问心无愧，1954年生，澄城小河西人。大专学历，澄城县作家协会会员。兵商文政磨砺40载，退休西安赋闲10余年。年过60不思进取，忘情山水田园，沉醉仙乐丝弦，不求青春永驻，安于无愧无憾。
来源：乐享澄城
一九七二年七月高中毕业时，全国尚无大学招生，只得回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初冬，我带着行李跟随大队支书问玉田骑自行车赶赴七十多里开外的石堡川水利工地。
迎着凛冽寒风行至冯原西街时，见一辆给水利工地拉沙子的卡车停在路边。老支书与司机搭讪，求捎一程。司机瞪眼断然拒绝后，摔上车门钻进旁边饭馆。此时卡车大厢上露出一个戴栽绒帽子的人头，叫道：“喂一一你是老问？”老支书趋前一看：“呀，老杨，你这家伙咋在这儿？”
被老支书称作老杨者，“文革”前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书堂，老支书三年困难时期回乡前在公安局的同事、好朋友。杨书堂让我们把自行车递上汽车大厢，又拉我俩上车。司机返回正欲发火，杨书堂先发制人起身正色道：“这是咱公安局的问中队长，拉不？”司机的嘴张了张，终究没吐一个字，一头钻进驾驶室开车上路了。
冯原距石堡川水利工地（大坝）尚有四十多里路，且全是又陡又窄的上山土石路，风大路险，满载大沙的卡车像老牛一样吭哧吭哧在山峦间蠕动。多亏坐在卡车上，否则我们天黑也到不了目的地。
蜷屈在车厢沙砾上，久别重逢的两位老朋友谈起“文革”乱象及个人遭遇，唏嘘不已。杨书堂无意间扫了我一眼，问：“这是谁？”老支书随口答：“我儿子。高中毕业没事干，在农业社下不了苦，也吃不饱，送到工地去混一混。”杨书堂一拍沙砾：“啊呀，咋不早说哩？干脆把娃交给我，我现在大坝指挥所当指挥，听说政办组最近招上调民工，我带娃去试试，不行再给你把娃送过去。”老支书未征我同意，连忙答应并谢承。于是，卡车行至本公社民工驻地史家河，老支书下了车。杨书堂将我带到大坝指挥所时已小半夜，安顿我住在他宿舍兼办公室的土窑洞里。
第二天下午，指挥所政办组对各公社推荐来的四十多名民工进行筛选。主选人是政办组长王云堂，还有政办组副组长、原《澄城报》主编刘一民。先目测，已去掉一半；再初审，又去掉不少；接着要求两个小时内自选体裁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八百字的文章。我写的是一篇散文，题目好像叫《群山遐思》。次日公布录用人员名单，七人被录用。除我外，同时被录用的还有我的高中同学李淑慧、初中同学井志平。被录用者被称之谓“上调民工”，即从工地临时借调到领导机关的民工。待遇不错：每月十八元伙食补贴，所在生产队给记全工分，当时这可算得上是份美差了。
石堡川河，发源于黄龙山冢字梁，常流量2m3／s。一九六九年陕西省革委会批准修建石堡川友谊水库灌溉工程，水库设计蓄水位936米，由澄城白水两县部分受益公社共同承建，当年十月动工。工程建设指挥部设在白水县山岭村，下设澄城和白水两个指挥部，参加建设的民工实行军事编制：公社为营，大队为连，生产队为排。澄城山后指挥所，设在大坝旁的洛川县界头庙公社盘曲河村附近，张超任总指挥，副指挥有杨书堂、郑福生、张君。下设政办组、工程组、后勤组、测量队、机电队、医院。
被录用的七人，有的当电话员、播音员、机线员，我和井志平、李淑慧被分到《大坝战报》编辑室当记者。《大坝战报》后改名《大坝简报》，主编先是刘一民，后是原县委办主任、“文革”初声噪一时的“黑笔杆子”姚仲哲。
春节来临，县委书记张宏图率县领导和各部门二百多名干部，移师石堡川大坝工地，与一万六千多名民工四班倒昼夜苦干，掀起热火朝天的筑坝大会战，县剧团也赶来昼夜演出助阵。我们跟随指挥所领导同志深入工地现场采访，在大坝旁广播室突击编写成稿即时播发，次日见《简报》。
平时除了采访、写稿，我们还要参加临时分配的其他活动。工地突击上土方或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段，我们既是鼓动员、宣传员，还是安全员、监督员，常常两三天昼夜坚守在施工现场。工地架设广播线路，上山下沟蜿蜒三公里，我们和民工一起抬电杆、挖坑、拉线。
石堡川蓄水大坝高程930米，坝顶长380米、宽8米。填筑的黄土与大坝施工现场相对高差近百米，直线距离三里多，上万民工用近万辆架子车拉运黄土337万立方米。整个筑坝工地唯一的机械，是拖拉用来碾压坝堤的水泥碌碡的两台链轨拖拉机。为了引水上塬、彻底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澄城白水的广大农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住的是自己挖的只有门没有窗的低矮土窑洞，身下铺的是麦草，吃的是“三白”（白扛子馍、白开水、醮白盐），想的是“三糕”（咥油糕、尝晋糕、睡到日头一杆杆高），图的是“有水做饭洗衣服，地里庄稼不干枯”。当年的各级干部都是好样的，带头扛石头背沙子，亲自驾辕拉土，工地上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民工。在他们带领下，工地上有锁了门全家上阵的，有父子比干劲的，有志比山高的英雄少年和新婚夫妇，还湧现出“铁姑娘排”、“李铁梅班”等英雄群体。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到大坝视察，看到满川遍野穿棱如织的民工和架子车，他几次把喇叭筒放到嘴边却说不出话来，眼含热泪频频向大坝的人群鞠躬致意。
那个年代，水利工地的整个气氛是沸腾的，人们的心情是单纯轻松的，我们青年人的生活也丰富多彩。闲暇之余，约三五好友，或上山采野果、挖甘草根（中草药），或下河摸蟹捞虾，一路歌声一路笑。夜半人静，仰着脸静心聆听走资派（老干部）们讲述古今历史、处世之道、趣闻笑谈。指挥所和各公社工地都有我们同一届毕业的高中学生，大家经常抽空聚在一起，翻课本，查资料，还借来《高等数学》《微积分》等书籍，苦啃苦学。十七八岁的青年人都狂妄地坚信：有朝一日自己能踏进大学校园，来个彻底的鲤鱼跳“农门”。
后来果真还有几个人考上了大学，如大学毕业后任职铁道部的同经栓，毕业后任职澄城烟厂总工程师兼副厂长的杨春茂，毕业后任职提胡公社副书记的问春乾……。我如果不当兵，自信也一定能考上大学。
一眨眼四十年过去了，石堡川水库对改善澄白两县农业基础条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的石堡川库区碧波共荡漾，芳草绿荫，昔日的踪迹早已难觅。但我们几个当年的同事“大坝情结”愈加炽热，几乎每隔一两年都要去一趟。我们静静地贮立在巍峨的坝顶上，虔诚地祭奠已逝去的青春，深情地怀念那沸腾的岁月……
作者简介
问发贵，男，网名问心无愧，1954年生，澄城小河西人。大专学历，澄城县作家协会会员。兵商文政磨砺40载，退休西安赋闲10余年。年过60不思进取，忘情山水田园，沉醉仙乐丝弦，不求青春永驻，安于无愧无憾。
来源：乐享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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