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不该这样？不，上海就该是这样。
上海这波一系列拉胯的操作，似乎很难看懂。为什么，历来服务口碑最好，最人性化的城市，会堕落到这种程度？作为一个生活在上海四十年的本地人，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就应该是它本来的面目。
有人说上海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城市，他一切运行都依赖于商业。天津这样的工业化城市的基层有很强的行政组织，而上海则完全依赖于商业机构。比如这一次被骂的最惨的上海居委会，他们的工作模式是很特别的。上海的居委会人数极少而且年龄偏老都是50岁开外的老阿姨老爷叔，但是他们却要管理几万人的社区，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依赖于小区的商业物业，居委会会将很多自己的任务外包给他们。比如最近几年的垃圾分类最末端的执行几乎都是靠物业来维持的。
于是上海居委会服务能力正比于小区物业费价格，物业费价格高的请得起优秀物业，日常琐事就能处理特别妥当，几乎可以做到管家式服务；而物业费低就只能请很差的物业，物业管理人员推诿扯皮甚至侵害业主的权益。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封城里可以看到,.优秀物业管理的小区不缺吃喝还一个劲内卷秀各种豪华物资，而一些穷小区就发生了物资匮乏的群体性事件。而当一些豪华小区比如仁恒河滨的物业全体阳性后，整个小区的生活质量雪崩式的下降。
换而言之，在上海基层的公共行政服务是高度商业化价高者得。这种情况在北京天津是不存在的。因为物业这个行业在天津这样的北方城市普遍不发达。以至于北方大城市的居委会会出现朝阳区大妈这样的庞大非商业化基层群众组织。这是北京天津的抗疫在执行力上与上海截然不同。当上海这样一个城市从正常状态瞬间封冻后，整个城市赖以运行的商业机构全部停摆，也就不可能提供如平时那样的优质服务。
问题是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呢？其实远远没有。我们刚才比较了上海和天津。那么深圳呢？深圳是一个比上海更南方且更商业化的城市。为什么这一次深圳的抗疫会如此的出彩？我们可以看到深圳的市场部门很高效，但是行政部门一样很强大，福田区的副区长可以穿着防护服去城中村里送物资，在大街上为不理解防疫的老百姓做思想工作。深圳告诉我们，商业化和强行政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那么为什么上海不行？
我想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两个城市的定位是非常不同的。深圳原来是一个依托于香港的制造业中心，香港负责向全世界融资，然后投给深圳发展各种实业。而上海恰恰相反，他是由80年代中国轻工业中心转型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他的职能就是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向全世界进行融资的窗口和桥头堡，而实业性角色则退居其次。简单的说深圳就是80年代的上海，而现在的上海实际上就是内地版的香港。
当深圳定位于中国制造业中心时，其经济动能源于基层产业工人。因此深圳必须要去关心城市基层民众的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深圳在2013年后开始搞起织网行动，把网格员下沉到社区将网格员和社区民警居委会物业整合起来变成整个社会强大的毛细血管网络。深圳的网格员要定期的到居民家里上门走访，摸清社区底数。
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几年不会和居民有任何互动。因为上海将自己的定位转型成吸引外资窗口之后，整个上海行政机构从上到下都是以服务外来资本为目标的。你有钱，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服务，你没有钱，那么你就是被忽视漠视的群体。我们一直说上海服务好，人性化。实际上这句话是不完整的。准确的说应该是，上海对富人的服务好，上海对富人人性化。
网络上流传着一张图梳理了上海各区县主官官员的籍贯和学历，其中只有三个区是上海本地人。很多上海市民揶揄说是一群外地人把上海搞烂了。这种说法显然是地域歧视。但是张图恰恰说明，上海的行政当局主要服务对象是外来资本，而非底层民众。因为服务外来资本无所谓你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只要你能帮外来资本赚钱就行。
上海曾几何时，也有一批像现在深圳一样高效的行政队伍，老上海人亲切叫他们带头人为江书记和朱市长。但是正如江市长那句名言，一个城市的命运市民的奋斗固然重要，但是也要看历史的行程。
那个时候上海还是一个转型期，处于从一个轻工业城市转型成金融中心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本地底层民众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朱市长主导的的菜篮子工，解决了上海市民的吃饭问题。再比如后来的下岗潮，有大量的轻工业失业工人。要帮助他们进行再就业，就搞了4050工程。这个阶段里上海大量启用从基层爬上来的官员，作为对底层市民的衔接。而当这个转型完成以后，上海基层官僚就没有任何优势，逐步让位给了服务于资本的技术官僚。上海基层官僚只能蜗居在嘉定奉贤崇明这些上海本地人聚集地。老一辈的上海人都非常怀念江书记朱市长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上海基层官员的确为上海基层民众解决了很多问题。时过境迁之后，上海没有钱的那些基层民众就变成了被漠视的一群人。
回顾这段历史并不是在于讨论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对立。我想指出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他行政职能。在江书记时代之所以有精干接地气的行政，是因为当时产业结构还有大量依赖于底层民众的轻工业。为了支持轻工业必须扶植一批熟悉这些人群的基层官员。转型之后的上海，是一个服务资本的金融中心，其产业主要依赖于外来资本而非底层劳动力。这样从基层起来的官员越来越少，空降而来的官员越来越多。服务外来资本的官员越来越得到重用，而联系基层官员越来越边缘化。官员地域属性不过是城市人口和产业变迁共同作用下的附属标签罢了。
上海就是内地版的香港，是一个服务于资本远大于服务其基层民众的城市。防疫上面和香港看齐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https://t.cn/AidFhHS5
上海这波一系列拉胯的操作，似乎很难看懂。为什么，历来服务口碑最好，最人性化的城市，会堕落到这种程度？作为一个生活在上海四十年的本地人，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就应该是它本来的面目。
有人说上海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城市，他一切运行都依赖于商业。天津这样的工业化城市的基层有很强的行政组织，而上海则完全依赖于商业机构。比如这一次被骂的最惨的上海居委会，他们的工作模式是很特别的。上海的居委会人数极少而且年龄偏老都是50岁开外的老阿姨老爷叔，但是他们却要管理几万人的社区，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依赖于小区的商业物业，居委会会将很多自己的任务外包给他们。比如最近几年的垃圾分类最末端的执行几乎都是靠物业来维持的。
于是上海居委会服务能力正比于小区物业费价格，物业费价格高的请得起优秀物业，日常琐事就能处理特别妥当，几乎可以做到管家式服务；而物业费低就只能请很差的物业，物业管理人员推诿扯皮甚至侵害业主的权益。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封城里可以看到,.优秀物业管理的小区不缺吃喝还一个劲内卷秀各种豪华物资，而一些穷小区就发生了物资匮乏的群体性事件。而当一些豪华小区比如仁恒河滨的物业全体阳性后，整个小区的生活质量雪崩式的下降。
换而言之，在上海基层的公共行政服务是高度商业化价高者得。这种情况在北京天津是不存在的。因为物业这个行业在天津这样的北方城市普遍不发达。以至于北方大城市的居委会会出现朝阳区大妈这样的庞大非商业化基层群众组织。这是北京天津的抗疫在执行力上与上海截然不同。当上海这样一个城市从正常状态瞬间封冻后，整个城市赖以运行的商业机构全部停摆，也就不可能提供如平时那样的优质服务。
问题是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呢？其实远远没有。我们刚才比较了上海和天津。那么深圳呢？深圳是一个比上海更南方且更商业化的城市。为什么这一次深圳的抗疫会如此的出彩？我们可以看到深圳的市场部门很高效，但是行政部门一样很强大，福田区的副区长可以穿着防护服去城中村里送物资，在大街上为不理解防疫的老百姓做思想工作。深圳告诉我们，商业化和强行政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那么为什么上海不行？
我想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两个城市的定位是非常不同的。深圳原来是一个依托于香港的制造业中心，香港负责向全世界融资，然后投给深圳发展各种实业。而上海恰恰相反，他是由80年代中国轻工业中心转型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他的职能就是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向全世界进行融资的窗口和桥头堡，而实业性角色则退居其次。简单的说深圳就是80年代的上海，而现在的上海实际上就是内地版的香港。
当深圳定位于中国制造业中心时，其经济动能源于基层产业工人。因此深圳必须要去关心城市基层民众的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深圳在2013年后开始搞起织网行动，把网格员下沉到社区将网格员和社区民警居委会物业整合起来变成整个社会强大的毛细血管网络。深圳的网格员要定期的到居民家里上门走访，摸清社区底数。
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几年不会和居民有任何互动。因为上海将自己的定位转型成吸引外资窗口之后，整个上海行政机构从上到下都是以服务外来资本为目标的。你有钱，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服务，你没有钱，那么你就是被忽视漠视的群体。我们一直说上海服务好，人性化。实际上这句话是不完整的。准确的说应该是，上海对富人的服务好，上海对富人人性化。
网络上流传着一张图梳理了上海各区县主官官员的籍贯和学历，其中只有三个区是上海本地人。很多上海市民揶揄说是一群外地人把上海搞烂了。这种说法显然是地域歧视。但是张图恰恰说明，上海的行政当局主要服务对象是外来资本，而非底层民众。因为服务外来资本无所谓你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只要你能帮外来资本赚钱就行。
上海曾几何时，也有一批像现在深圳一样高效的行政队伍，老上海人亲切叫他们带头人为江书记和朱市长。但是正如江市长那句名言，一个城市的命运市民的奋斗固然重要，但是也要看历史的行程。
那个时候上海还是一个转型期，处于从一个轻工业城市转型成金融中心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本地底层民众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朱市长主导的的菜篮子工，解决了上海市民的吃饭问题。再比如后来的下岗潮，有大量的轻工业失业工人。要帮助他们进行再就业，就搞了4050工程。这个阶段里上海大量启用从基层爬上来的官员，作为对底层市民的衔接。而当这个转型完成以后，上海基层官僚就没有任何优势，逐步让位给了服务于资本的技术官僚。上海基层官僚只能蜗居在嘉定奉贤崇明这些上海本地人聚集地。老一辈的上海人都非常怀念江书记朱市长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上海基层官员的确为上海基层民众解决了很多问题。时过境迁之后，上海没有钱的那些基层民众就变成了被漠视的一群人。
回顾这段历史并不是在于讨论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对立。我想指出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他行政职能。在江书记时代之所以有精干接地气的行政，是因为当时产业结构还有大量依赖于底层民众的轻工业。为了支持轻工业必须扶植一批熟悉这些人群的基层官员。转型之后的上海，是一个服务资本的金融中心，其产业主要依赖于外来资本而非底层劳动力。这样从基层起来的官员越来越少，空降而来的官员越来越多。服务外来资本的官员越来越得到重用，而联系基层官员越来越边缘化。官员地域属性不过是城市人口和产业变迁共同作用下的附属标签罢了。
上海就是内地版的香港，是一个服务于资本远大于服务其基层民众的城市。防疫上面和香港看齐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https://t.cn/AidFhHS5
【这些人 这座城 | 一个个滨城地标奇迹，一个个默默付出的“你”……】
过去的十年
各项发展策略在天津次第展开
“三个着力”为发展指明方向、标注路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同下一盘棋
“一基地三区建设”功能明确定位清晰
“制造业立市”传承历史发挥优势
“871生态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效
“双城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这座城市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民生为大
在这座有温度的城市里
时代发展的大成就
也写着你我的小成长
学了新手艺，有了新工作
做出了新成绩，获得新荣誉
换了新车，买了新房，开了新店
……
有衣食住行里的小确幸
也有民生温度里的获得感
那些从各地来到这里的新天津人
都在努力奔跑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将自己与这座城市融在一起
天津这十年
你见证了城市的发展
城市也感谢你的付出
周大福金融中心、滨海文化中心、于家堡高铁站、天津港码头……滨海新区的天际线越来越高，地标建筑越来越亮眼，成为新的“打卡胜地”和城市名片。
城市繁华、港口忙碌景象的背后，离不开建设者的辛勤打造，随着“津滨双城”发展战略的实施，滨海新区的建设者们有了更多用武之地。
我为“滨城”筑地标
凌晨1点，裴鸿斌轻轻地用钥匙打开了家中大门，轻手轻脚在客厅内换了家居鞋和睡衣，到孩子们的房间门口，往里面深情地望了望。
“孩子们等到你十一点多，实在困得不行了。”妻子说，“等抽出时间的时候，一定带孩子好好出去玩几天。”
这样的场景裴鸿斌家时常出现，作为滨海第一高楼周大福项目的副总工程师，住在集装箱搭成的房间内是日常惯例，偶尔能回趟家，也常常是凌晨了，孩子们已经睡着了，而转天一早他又接到紧急任务，在孩子们起床前，他又忙着到项目上上班去了……
“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属于超高层建筑，高度达到了530米，建设过程中基础施工、垂直运输、BIM的应用是三大难点，也是我们工程的三大亮点。”为了建造这座滨城地标建筑，裴鸿斌和工友们天天泡在项目现场，日夜加班的破解种种技术难题，保证了项目安全、如期的完工。
“成绩的背后是付出。”除了对技术的考验，对身体的考验也是种持续着。冬日在几百米高的超高层上施工，寒风凛冽气温要比平地上还低上许多，风力更是迅猛，而夏日炎炎就仿佛日头直接晒在了头上一般。“建设过程中这种‘煎熬’比比皆是，但是也有‘甜蜜’的时候，看着这座地标建筑拔地而起，滨海第一高楼创造者一个个技术‘奇迹’，是我们这些城建工作者最大的骄傲。”
“周大福”带来的幸福感
周大福金融中心是超高层建筑的代表，站在其顶层，可以俯瞰滨海之景，天际线一览无余。这里也被网友们亲切的称为“津箍棒”，和广州的“小蛮腰”一样成为无数人念念不忘的“网红”旅游地。
在2014年至2018年间，作为项目书记的马春元也一直为这里的建设忙碌着，记者曾十余次到访项目现场，和其一起亲眼见证着这座超高层的长成。
闲下来的时候，马春元会站在项目现场大门的外面抽上几根烟，借以疏解压力，同时思考着如何破解难题……
“项目的诸多难点，需要进行内外的沟通协调，我们时常傍晚还在加班加点的开会，因为这个项目地处滨海市中心，项目建设所占的面积有限，我印象尤为深刻的一件事是，在经过了10个月的协调，我们才确定好了堆放钢框架材料的堆放场地，因为项目建设的工期紧张，所以那阵子经常后半夜才睡觉，希望通过加紧工作尽快协调下来场地。”
滨海第一高楼，从建设一开始就带着施工难度大的“基因”。“比如，周大福金融中心塔楼基坑最深处为负32.3米，是房建领域施工难度大、开挖深的基坑。主要依靠地下连续墙进行支撑，而地下连续墙是否有渗漏点无法用肉眼观察。项目采用了智能化的管理技术，即ECR检测技术，对连续墙渗漏水中微弱离子的运动进行高灵敏度测量，并采用高压旋喷桩进行了加固处理，这样，就可以防止后期开挖发生渗漏了。”马春元回忆那段从打地基开始就遇到技术难题的日子。
随着周大福金融中心的拔地而起，站在顶层上已对周边的地平线建筑已经可以一览无余，“你能看到滨海新区这边的建筑物越来越多，空地在逐步地减少，滨海文化中心也建设了起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这就是城市建设、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感。”
滨海第一高楼的成功建设，给中建八局带来了更多知名度，马春元从工作中收获了成就感，“这个作品成为了超高层建筑的代表作，也是目前滨海的第一高楼，它让天津这座城市更加现代化，也让我们这些城建工作者感受到了社会价值感。”
向海要舞台
如果说滨海第一高楼的建设是向上要空间，天津港的建设则是向海要舞台。
天津小伙李金扬正是天津南港项目的建设者之一，这样的过往十年，他的日子苦中有甜。
他曾经受着南港岸边淤泥上的风吹日晒、严寒酷暑，和工友一起吹填造陆，住着集装箱房子；也经历了娶妻生子，工作稳定小有所成，逐渐成长为项目负责人的收获，作为一名建设领域的工作者，城市在逐渐变化着，他的生活和这些变化交织着，他感到充实且幸福。
2013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李金扬就是进入了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虽然本科就是学的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专业，但是刚进入单位参加工程现场一线工作的时候，还是需要很长一段适应期。”
刚入职，就加入了天津南港项目，工程主要包括挖泥、地基处理等。在这里工作，和原来城市的生活完全不同，荒无人烟未被开发的海岸线，和工友们在现场工作，当时李金扬负责查看现场。夏季和冬季是最难熬的，日晒风吹、严寒刺骨，有段时间晚上住着的是集装箱房屋，周边没有什么城市配套设施，工期也很紧张，经常加班加点的工作。
“我还算幸运的，因为家住在津南，可以一周回家一次，还有很多工友家在外地，半年才能回家一次。”这个高高瘦瘦的男孩子那段时间被晒得黑黑的，“我深刻体会到了，城市建设者的不容易，两年间，我们吹填造陆等工作全部完工，看着我们的‘作品’，之前付出的辛苦觉得特别值得。”
2018年，李金扬工作稳定成了家，2019年有了可爱的宝宝。“因为我们城建工作者经常要住在项目部，所以孩子主要就由妻子带着，挺感谢家人的付出和对我工作的支持的。”
随着城市的发展，结婚后的李金扬来到了天津其他区的项目部工作，城市建设者的身份却从未改变。“现在正在建设湿地公园生态环保项目，我们负责顺着河道进行相关工程的修建。”在这里李金扬已成长为项目负责人。
毕业接近十年了，他在工作中辛苦付出着，也收获着成长，一个个被公司建成的项目诉说着“滨城”的发展，也见证着他们这些城建人的成绩，“我爱天津，作为城建人，我们会努力把它建设的更加美好。”
（津云新闻记者张赫洋）
过去的十年
各项发展策略在天津次第展开
“三个着力”为发展指明方向、标注路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同下一盘棋
“一基地三区建设”功能明确定位清晰
“制造业立市”传承历史发挥优势
“871生态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效
“双城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这座城市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民生为大
在这座有温度的城市里
时代发展的大成就
也写着你我的小成长
学了新手艺，有了新工作
做出了新成绩，获得新荣誉
换了新车，买了新房，开了新店
……
有衣食住行里的小确幸
也有民生温度里的获得感
那些从各地来到这里的新天津人
都在努力奔跑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将自己与这座城市融在一起
天津这十年
你见证了城市的发展
城市也感谢你的付出
周大福金融中心、滨海文化中心、于家堡高铁站、天津港码头……滨海新区的天际线越来越高，地标建筑越来越亮眼，成为新的“打卡胜地”和城市名片。
城市繁华、港口忙碌景象的背后，离不开建设者的辛勤打造，随着“津滨双城”发展战略的实施，滨海新区的建设者们有了更多用武之地。
我为“滨城”筑地标
凌晨1点，裴鸿斌轻轻地用钥匙打开了家中大门，轻手轻脚在客厅内换了家居鞋和睡衣，到孩子们的房间门口，往里面深情地望了望。
“孩子们等到你十一点多，实在困得不行了。”妻子说，“等抽出时间的时候，一定带孩子好好出去玩几天。”
这样的场景裴鸿斌家时常出现，作为滨海第一高楼周大福项目的副总工程师，住在集装箱搭成的房间内是日常惯例，偶尔能回趟家，也常常是凌晨了，孩子们已经睡着了，而转天一早他又接到紧急任务，在孩子们起床前，他又忙着到项目上上班去了……
“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属于超高层建筑，高度达到了530米，建设过程中基础施工、垂直运输、BIM的应用是三大难点，也是我们工程的三大亮点。”为了建造这座滨城地标建筑，裴鸿斌和工友们天天泡在项目现场，日夜加班的破解种种技术难题，保证了项目安全、如期的完工。
“成绩的背后是付出。”除了对技术的考验，对身体的考验也是种持续着。冬日在几百米高的超高层上施工，寒风凛冽气温要比平地上还低上许多，风力更是迅猛，而夏日炎炎就仿佛日头直接晒在了头上一般。“建设过程中这种‘煎熬’比比皆是，但是也有‘甜蜜’的时候，看着这座地标建筑拔地而起，滨海第一高楼创造者一个个技术‘奇迹’，是我们这些城建工作者最大的骄傲。”
“周大福”带来的幸福感
周大福金融中心是超高层建筑的代表，站在其顶层，可以俯瞰滨海之景，天际线一览无余。这里也被网友们亲切的称为“津箍棒”，和广州的“小蛮腰”一样成为无数人念念不忘的“网红”旅游地。
在2014年至2018年间，作为项目书记的马春元也一直为这里的建设忙碌着，记者曾十余次到访项目现场，和其一起亲眼见证着这座超高层的长成。
闲下来的时候，马春元会站在项目现场大门的外面抽上几根烟，借以疏解压力，同时思考着如何破解难题……
“项目的诸多难点，需要进行内外的沟通协调，我们时常傍晚还在加班加点的开会，因为这个项目地处滨海市中心，项目建设所占的面积有限，我印象尤为深刻的一件事是，在经过了10个月的协调，我们才确定好了堆放钢框架材料的堆放场地，因为项目建设的工期紧张，所以那阵子经常后半夜才睡觉，希望通过加紧工作尽快协调下来场地。”
滨海第一高楼，从建设一开始就带着施工难度大的“基因”。“比如，周大福金融中心塔楼基坑最深处为负32.3米，是房建领域施工难度大、开挖深的基坑。主要依靠地下连续墙进行支撑，而地下连续墙是否有渗漏点无法用肉眼观察。项目采用了智能化的管理技术，即ECR检测技术，对连续墙渗漏水中微弱离子的运动进行高灵敏度测量，并采用高压旋喷桩进行了加固处理，这样，就可以防止后期开挖发生渗漏了。”马春元回忆那段从打地基开始就遇到技术难题的日子。
随着周大福金融中心的拔地而起，站在顶层上已对周边的地平线建筑已经可以一览无余，“你能看到滨海新区这边的建筑物越来越多，空地在逐步地减少，滨海文化中心也建设了起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这就是城市建设、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感。”
滨海第一高楼的成功建设，给中建八局带来了更多知名度，马春元从工作中收获了成就感，“这个作品成为了超高层建筑的代表作，也是目前滨海的第一高楼，它让天津这座城市更加现代化，也让我们这些城建工作者感受到了社会价值感。”
向海要舞台
如果说滨海第一高楼的建设是向上要空间，天津港的建设则是向海要舞台。
天津小伙李金扬正是天津南港项目的建设者之一，这样的过往十年，他的日子苦中有甜。
他曾经受着南港岸边淤泥上的风吹日晒、严寒酷暑，和工友一起吹填造陆，住着集装箱房子；也经历了娶妻生子，工作稳定小有所成，逐渐成长为项目负责人的收获，作为一名建设领域的工作者，城市在逐渐变化着，他的生活和这些变化交织着，他感到充实且幸福。
2013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李金扬就是进入了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虽然本科就是学的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专业，但是刚进入单位参加工程现场一线工作的时候，还是需要很长一段适应期。”
刚入职，就加入了天津南港项目，工程主要包括挖泥、地基处理等。在这里工作，和原来城市的生活完全不同，荒无人烟未被开发的海岸线，和工友们在现场工作，当时李金扬负责查看现场。夏季和冬季是最难熬的，日晒风吹、严寒刺骨，有段时间晚上住着的是集装箱房屋，周边没有什么城市配套设施，工期也很紧张，经常加班加点的工作。
“我还算幸运的，因为家住在津南，可以一周回家一次，还有很多工友家在外地，半年才能回家一次。”这个高高瘦瘦的男孩子那段时间被晒得黑黑的，“我深刻体会到了，城市建设者的不容易，两年间，我们吹填造陆等工作全部完工，看着我们的‘作品’，之前付出的辛苦觉得特别值得。”
2018年，李金扬工作稳定成了家，2019年有了可爱的宝宝。“因为我们城建工作者经常要住在项目部，所以孩子主要就由妻子带着，挺感谢家人的付出和对我工作的支持的。”
随着城市的发展，结婚后的李金扬来到了天津其他区的项目部工作，城市建设者的身份却从未改变。“现在正在建设湿地公园生态环保项目，我们负责顺着河道进行相关工程的修建。”在这里李金扬已成长为项目负责人。
毕业接近十年了，他在工作中辛苦付出着，也收获着成长，一个个被公司建成的项目诉说着“滨城”的发展，也见证着他们这些城建人的成绩，“我爱天津，作为城建人，我们会努力把它建设的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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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繁华、港口忙碌景象的背后，离不开建设者的辛勤打造，随着“津滨双城”发展战略的实施，滨海新区的建设者们有了更多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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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1点，裴鸿斌轻轻地用钥匙打开了家中大门，轻手轻脚在客厅内换了家居鞋和睡衣，到孩子们的房间门口，往里面深情地望了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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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场景裴鸿斌家时常出现，作为滨海第一高楼周大福项目的副总工程师，住在集装箱搭成的房间内是日常惯例，偶尔能回趟家，也常常是凌晨了，孩子们已经睡着了，而转天一早他又接到紧急任务，在孩子们起床前，他又忙着到项目上上班去了……
“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属于超高层建筑，高度达到了530米，建设过程中基础施工、垂直运输、BIM的应用是三大难点，也是我们工程的三大亮点。”为了建造这座滨城地标建筑，裴鸿斌和工友们天天泡在项目现场，日夜加班的破解种种技术难题，保证了项目安全、如期的完工。
“成绩的背后是付出。”除了对技术的考验，对身体的考验也是种持续着。冬日在几百米高的超高层上施工，寒风凛冽气温要比平地上还低上许多，风力更是迅猛，而夏日炎炎就仿佛日头直接晒在了头上一般。“建设过程中这种‘煎熬’比比皆是，但是也有‘甜蜜’的时候，看着这座地标建筑拔地而起，滨海第一高楼创造者一个个技术‘奇迹’，是我们这些城建工作者最大的骄傲。”
“周大福”带来的幸福感
周大福金融中心是超高层建筑的代表，站在其顶层，可以俯瞰滨海之景，天际线一览无余。这里也被网友们亲切的称为“津箍棒”，和广州的“小蛮腰”一样成为无数人念念不忘的“网红”旅游地。
在2014年至2018年间，作为项目书记的马春元也一直为这里的建设忙碌着，记者曾十余次到访项目现场，和其一起亲眼见证着这座超高层的长成。
闲下来的时候，马春元会站在项目现场大门的外面抽上几根烟，借以疏解压力，同时思考着如何破解难题……
“项目的诸多难点，需要进行内外的沟通协调，我们时常傍晚还在加班加点的开会，因为这个项目地处滨海市中心，项目建设所占的面积有限，我印象尤为深刻的一件事是，在经过了10个月的协调，我们才确定好了堆放钢框架材料的堆放场地，因为项目建设的工期紧张，所以那阵子经常后半夜才睡觉，希望通过加紧工作尽快协调下来场地。”
滨海第一高楼，从建设一开始就带着施工难度大的“基因”。“比如，周大福金融中心塔楼基坑最深处为负32.3米，是房建领域施工难度大、开挖深的基坑。主要依靠地下连续墙进行支撑，而地下连续墙是否有渗漏点无法用肉眼观察。项目采用了智能化的管理技术，即ECR检测技术，对连续墙渗漏水中微弱离子的运动进行高灵敏度测量，并采用高压旋喷桩进行了加固处理，这样，就可以防止后期开挖发生渗漏了。”马春元回忆那段从打地基开始就遇到技术难题的日子。
随着周大福金融中心的拔地而起，站在顶层上已对周边的地平线建筑已经可以一览无余，“你能看到滨海新区这边的建筑物越来越多，空地在逐步地减少，滨海文化中心也建设了起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这就是城市建设、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感。”
滨海第一高楼的成功建设，给中建八局带来了更多知名度，马春元从工作中收获了成就感，“这个作品成为了超高层建筑的代表作，也是目前滨海的第一高楼，它让天津这座城市更加现代化，也让我们这些城建工作者感受到了社会价值感。”
向海要舞台
如果说滨海第一高楼的建设是向上要空间，天津港的建设则是向海要舞台。
天津小伙李金扬正是天津南港项目的建设者之一，这样的过往十年，他的日子苦中有甜。
他曾经受着南港岸边淤泥上的风吹日晒、严寒酷暑，和工友一起吹填造陆，住着集装箱房子；也经历了娶妻生子，工作稳定小有所成，逐渐成长为项目负责人的收获，作为一名建设领域的工作者，城市在逐渐变化着，他的生活和这些变化交织着，他感到充实且幸福。
2013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李金扬就是进入了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虽然本科就是学的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专业，但是刚进入单位参加工程现场一线工作的时候，还是需要很长一段适应期。”
刚入职，就加入了天津南港项目，工程主要包括挖泥、地基处理等。在这里工作，和原来城市的生活完全不同，荒无人烟未被开发的海岸线，和工友们在现场工作，当时李金扬负责查看现场。夏季和冬季是最难熬的，日晒风吹、严寒刺骨，有段时间晚上住着的是集装箱房屋，周边没有什么城市配套设施，工期也很紧张，经常加班加点的工作。
“我还算幸运的，因为家住在津南，可以一周回家一次，还有很多工友家在外地，半年才能回家一次。”这个高高瘦瘦的男孩子那段时间被晒得黑黑的，“我深刻体会到了，城市建设者的不容易，两年间，我们吹填造陆等工作全部完工，看着我们的‘作品’，之前付出的辛苦觉得特别值得。”
2018年，李金扬工作稳定成了家，2019年有了可爱的宝宝。“因为我们城建工作者经常要住在项目部，所以孩子主要就由妻子带着，挺感谢家人的付出和对我工作的支持的。”
随着城市的发展，结婚后的李金扬来到了天津其他区的项目部工作，城市建设者的身份却从未改变。“现在正在建设湿地公园生态环保项目，我们负责顺着河道进行相关工程的修建。”在这里李金扬已成长为项目负责人。
毕业接近十年了，他在工作中辛苦付出着，也收获着成长，一个个被公司建成的项目诉说着“滨城”的发展，也见证着他们这些城建人的成绩，“我爱天津，作为城建人，我们会努力把它建设的更加美好。”
过去的十年
各项发展策略在天津次第展开
“三个着力”为发展指明方向、标注路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同下一盘棋
“一基地三区建设”功能明确定位清晰
“制造业立市”传承历史发挥优势
“871生态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效
“双城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这座城市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民生为大
在这座有温度的城市里
时代发展的大成就
也写着你我的小成长
学了新手艺，有了新工作
做出了新成绩，获得新荣誉
换了新车，买了新房，开了新店
……
有衣食住行里的小确幸
也有民生温度里的获得感
那些从各地来到这里的新天津人
都在努力奔跑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将自己与这座城市融在一起
天津这十年
你见证了城市的发展
城市也感谢你的付出
周大福金融中心、滨海文化中心、于家堡高铁站、天津港码头……滨海新区的天际线越来越高，地标建筑越来越亮眼，成为新的“打卡胜地”和城市名片。
城市繁华、港口忙碌景象的背后，离不开建设者的辛勤打造，随着“津滨双城”发展战略的实施，滨海新区的建设者们有了更多用武之地。
我为“滨城”筑地标
凌晨1点，裴鸿斌轻轻地用钥匙打开了家中大门，轻手轻脚在客厅内换了家居鞋和睡衣，到孩子们的房间门口，往里面深情地望了望。
“孩子们等到你十一点多，实在困得不行了。”妻子说，“等抽出时间的时候，一定带孩子好好出去玩几天。”
这样的场景裴鸿斌家时常出现，作为滨海第一高楼周大福项目的副总工程师，住在集装箱搭成的房间内是日常惯例，偶尔能回趟家，也常常是凌晨了，孩子们已经睡着了，而转天一早他又接到紧急任务，在孩子们起床前，他又忙着到项目上上班去了……
“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属于超高层建筑，高度达到了530米，建设过程中基础施工、垂直运输、BIM的应用是三大难点，也是我们工程的三大亮点。”为了建造这座滨城地标建筑，裴鸿斌和工友们天天泡在项目现场，日夜加班的破解种种技术难题，保证了项目安全、如期的完工。
“成绩的背后是付出。”除了对技术的考验，对身体的考验也是种持续着。冬日在几百米高的超高层上施工，寒风凛冽气温要比平地上还低上许多，风力更是迅猛，而夏日炎炎就仿佛日头直接晒在了头上一般。“建设过程中这种‘煎熬’比比皆是，但是也有‘甜蜜’的时候，看着这座地标建筑拔地而起，滨海第一高楼创造者一个个技术‘奇迹’，是我们这些城建工作者最大的骄傲。”
“周大福”带来的幸福感
周大福金融中心是超高层建筑的代表，站在其顶层，可以俯瞰滨海之景，天际线一览无余。这里也被网友们亲切的称为“津箍棒”，和广州的“小蛮腰”一样成为无数人念念不忘的“网红”旅游地。
在2014年至2018年间，作为项目书记的马春元也一直为这里的建设忙碌着，记者曾十余次到访项目现场，和其一起亲眼见证着这座超高层的长成。
闲下来的时候，马春元会站在项目现场大门的外面抽上几根烟，借以疏解压力，同时思考着如何破解难题……
“项目的诸多难点，需要进行内外的沟通协调，我们时常傍晚还在加班加点的开会，因为这个项目地处滨海市中心，项目建设所占的面积有限，我印象尤为深刻的一件事是，在经过了10个月的协调，我们才确定好了堆放钢框架材料的堆放场地，因为项目建设的工期紧张，所以那阵子经常后半夜才睡觉，希望通过加紧工作尽快协调下来场地。”
滨海第一高楼，从建设一开始就带着施工难度大的“基因”。“比如，周大福金融中心塔楼基坑最深处为负32.3米，是房建领域施工难度大、开挖深的基坑。主要依靠地下连续墙进行支撑，而地下连续墙是否有渗漏点无法用肉眼观察。项目采用了智能化的管理技术，即ECR检测技术，对连续墙渗漏水中微弱离子的运动进行高灵敏度测量，并采用高压旋喷桩进行了加固处理，这样，就可以防止后期开挖发生渗漏了。”马春元回忆那段从打地基开始就遇到技术难题的日子。
随着周大福金融中心的拔地而起，站在顶层上已对周边的地平线建筑已经可以一览无余，“你能看到滨海新区这边的建筑物越来越多，空地在逐步地减少，滨海文化中心也建设了起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这就是城市建设、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感。”
滨海第一高楼的成功建设，给中建八局带来了更多知名度，马春元从工作中收获了成就感，“这个作品成为了超高层建筑的代表作，也是目前滨海的第一高楼，它让天津这座城市更加现代化，也让我们这些城建工作者感受到了社会价值感。”
向海要舞台
如果说滨海第一高楼的建设是向上要空间，天津港的建设则是向海要舞台。
天津小伙李金扬正是天津南港项目的建设者之一，这样的过往十年，他的日子苦中有甜。
他曾经受着南港岸边淤泥上的风吹日晒、严寒酷暑，和工友一起吹填造陆，住着集装箱房子；也经历了娶妻生子，工作稳定小有所成，逐渐成长为项目负责人的收获，作为一名建设领域的工作者，城市在逐渐变化着，他的生活和这些变化交织着，他感到充实且幸福。
2013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李金扬就是进入了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虽然本科就是学的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专业，但是刚进入单位参加工程现场一线工作的时候，还是需要很长一段适应期。”
刚入职，就加入了天津南港项目，工程主要包括挖泥、地基处理等。在这里工作，和原来城市的生活完全不同，荒无人烟未被开发的海岸线，和工友们在现场工作，当时李金扬负责查看现场。夏季和冬季是最难熬的，日晒风吹、严寒刺骨，有段时间晚上住着的是集装箱房屋，周边没有什么城市配套设施，工期也很紧张，经常加班加点的工作。
“我还算幸运的，因为家住在津南，可以一周回家一次，还有很多工友家在外地，半年才能回家一次。”这个高高瘦瘦的男孩子那段时间被晒得黑黑的，“我深刻体会到了，城市建设者的不容易，两年间，我们吹填造陆等工作全部完工，看着我们的‘作品’，之前付出的辛苦觉得特别值得。”
2018年，李金扬工作稳定成了家，2019年有了可爱的宝宝。“因为我们城建工作者经常要住在项目部，所以孩子主要就由妻子带着，挺感谢家人的付出和对我工作的支持的。”
随着城市的发展，结婚后的李金扬来到了天津其他区的项目部工作，城市建设者的身份却从未改变。“现在正在建设湿地公园生态环保项目，我们负责顺着河道进行相关工程的修建。”在这里李金扬已成长为项目负责人。
毕业接近十年了，他在工作中辛苦付出着，也收获着成长，一个个被公司建成的项目诉说着“滨城”的发展，也见证着他们这些城建人的成绩，“我爱天津，作为城建人，我们会努力把它建设的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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