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仓火热 比拼商业模式和服务水平】海外仓可以让出口企业批量发送货物至国外仓库，实现在海外本地销售、本地配送的新物流方式，近几年不断受到国家政策层面的鼓励。2020年11月9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再次提到“支持建设一批海外仓”；2022年1月11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的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发挥海外仓带动作用。积极利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等，按照政策引导、市场运作的方式，促进海外仓高质量发展。鼓励具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的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大对传统外贸企业、跨境电商和物流企业等建设和使用海外仓的金融支持。”可见，国家在海外仓领域的扶持政策越来越详细，越来越有针对性。也因此，海外仓这条赛道呈现出火热发展的状态。
仓位爆满赛道火热
细化服务是加分项
江苏佳利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葵涌海运码头ATL大楼设有海外仓。佳利达物流香港海外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上海疫情，很多货物转到香港，海外仓因此面对更多客户，需要提前预约，客户需先发询价信息给公司内地分支机构，办好登记后才能进行后续操作。“我们公司的香港海外仓有2000多平方米，疫情下从内地发到香港的货物大部分来自华南、华东。目前香港和内地之间的物流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是海运；一是港珠澳大桥，但需要配额。货到香港后再海运、空运到国外。”身在江苏省无锡市的佳利达物流海外仓报价人单女士介绍说，“一般找我们订香港海外仓仓位的大多是有最终订单且有一定销量保障的企业，如果外贸企业没有最终订单或者不确定海外订单数量时，建议先别急着把货物运到香港，毕竟香港仓租很贵，而且从内地到香港运输成本较高。”
单女士的角色不只是“销售员”，实际上带有较多“物流顾问”的身份。记者观察到，她会询问清楚客户的货物起运点，帮助客户设计从内地到香港最佳的物流线路和运输工具，如果遇到出海条件不成熟而盲目地把货物运出去的客户，她宁愿劝阻客户并推掉这样的单子，避免客户遭受更大损失。
江苏易欧佰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有3个自建海外仓，共计1万多平方米。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外贸企业如果想租用海外仓仓位需要提前预订，而且发货前需要先告知我们。”对于客户，他们也是有选择的。该公司更欢迎货物流转较快的企业，所以接单之前公司一般会问清楚客户货物量和存放时长，根据自己海外仓的剩余仓位决定是否接单。至于对货物体积，他们并不计较，这和某些平台限制家具等超大件货物有所不同。
该公司工作人员还介绍了他们推出的贴心服务，“公司可提供尾程物流服务，比如客户从国内将货物运到德国港口，之后的物流我们可以全部负责，包括把货物从德国港口运到海外仓，给货物贴标签、更换标签，再发货到其他地区都可以。”该公司的海外仓依托信息化系统运营管理，支持对于滞销货物的退货，可选择两种退货方式：一种是收取费用后协助报废货物；另一种是将货物退回中国。当然，企业一般都不会选择退货回国。
记者了解到，并非所有海外仓都仓位爆满、需要提前预定，有些海外仓仓位总有冗余。
风投布局赛道
激励企业提升管理水平
泛鼎国际集团旗下的文鼎海外仓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海外仓建设运营是重资产项目，投入成本较高，其中就包括较高的用工成本。文鼎海外仓雇佣了海外当地员工，虽然工资支出较大，但如果不雇佣当地员工改为全部外派员工，由于涉及工作签证、海外健康安全保障、海外出差补助等，成本会更高。“由于得到风投机构青睐，文鼎海外仓已完成A轮融资，目前正在进行B轮融资。在融资和运营方面已经上了轨道，情况还不错。”该工作人员说，“外贸企业在挑选海外仓时，可以在大的电商平台仓库和其他海外仓之间进行比较。其实我们的海外仓相当于给了外贸企业更多选择，无论是来自电商平台的企业还是其他类型的企业来租仓，我们都欢迎。”
海外仓融资渠道多元化这一现象也得到业内专家的关注。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跨境电商部主任、高级分析师张周平分析道，海外仓融资一是需要相关金融机构解决，这就需要更多政策扶持与倾斜；二是用市场化手段去融资，众多投资机构布局海外仓，海外仓企业若能打磨好商业模式和服务，通过风险投资机构也能获得融资。
如何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记者了解到，受访的多家海外仓均采用信息化手段，对此，张周平认为，海外仓需要借助先进的硬件设施和以大数据为支撑的运营网络，从货物入仓开始到出仓的各个流程实现标准化操作，每步操作都实现数据化管理，最终实现流程数据化、业务标准化。
作为跨境电商物流的重要解决方案之一，伴随着行业所需、资本布局以及政策加持，海外仓赛道呈现火热态势。张周平说：“海外仓这一高速发展且有前景的行业必然吸引大量的企业进入，也势必会出现过度竞争的现象。而减少过度竞争的对策，一是政策调控；二是市场中巨头企业显现，让较少企业拥有该市场中较大的市场份额，一旦这种市场竞争格局初现，市场也会随之降温。”（中国贸易报记者 刘国民）
仓位爆满赛道火热
细化服务是加分项
江苏佳利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葵涌海运码头ATL大楼设有海外仓。佳利达物流香港海外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上海疫情，很多货物转到香港，海外仓因此面对更多客户，需要提前预约，客户需先发询价信息给公司内地分支机构，办好登记后才能进行后续操作。“我们公司的香港海外仓有2000多平方米，疫情下从内地发到香港的货物大部分来自华南、华东。目前香港和内地之间的物流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是海运；一是港珠澳大桥，但需要配额。货到香港后再海运、空运到国外。”身在江苏省无锡市的佳利达物流海外仓报价人单女士介绍说，“一般找我们订香港海外仓仓位的大多是有最终订单且有一定销量保障的企业，如果外贸企业没有最终订单或者不确定海外订单数量时，建议先别急着把货物运到香港，毕竟香港仓租很贵，而且从内地到香港运输成本较高。”
单女士的角色不只是“销售员”，实际上带有较多“物流顾问”的身份。记者观察到，她会询问清楚客户的货物起运点，帮助客户设计从内地到香港最佳的物流线路和运输工具，如果遇到出海条件不成熟而盲目地把货物运出去的客户，她宁愿劝阻客户并推掉这样的单子，避免客户遭受更大损失。
江苏易欧佰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有3个自建海外仓，共计1万多平方米。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外贸企业如果想租用海外仓仓位需要提前预订，而且发货前需要先告知我们。”对于客户，他们也是有选择的。该公司更欢迎货物流转较快的企业，所以接单之前公司一般会问清楚客户货物量和存放时长，根据自己海外仓的剩余仓位决定是否接单。至于对货物体积，他们并不计较，这和某些平台限制家具等超大件货物有所不同。
该公司工作人员还介绍了他们推出的贴心服务，“公司可提供尾程物流服务，比如客户从国内将货物运到德国港口，之后的物流我们可以全部负责，包括把货物从德国港口运到海外仓，给货物贴标签、更换标签，再发货到其他地区都可以。”该公司的海外仓依托信息化系统运营管理，支持对于滞销货物的退货，可选择两种退货方式：一种是收取费用后协助报废货物；另一种是将货物退回中国。当然，企业一般都不会选择退货回国。
记者了解到，并非所有海外仓都仓位爆满、需要提前预定，有些海外仓仓位总有冗余。
风投布局赛道
激励企业提升管理水平
泛鼎国际集团旗下的文鼎海外仓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海外仓建设运营是重资产项目，投入成本较高，其中就包括较高的用工成本。文鼎海外仓雇佣了海外当地员工，虽然工资支出较大，但如果不雇佣当地员工改为全部外派员工，由于涉及工作签证、海外健康安全保障、海外出差补助等，成本会更高。“由于得到风投机构青睐，文鼎海外仓已完成A轮融资，目前正在进行B轮融资。在融资和运营方面已经上了轨道，情况还不错。”该工作人员说，“外贸企业在挑选海外仓时，可以在大的电商平台仓库和其他海外仓之间进行比较。其实我们的海外仓相当于给了外贸企业更多选择，无论是来自电商平台的企业还是其他类型的企业来租仓，我们都欢迎。”
海外仓融资渠道多元化这一现象也得到业内专家的关注。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跨境电商部主任、高级分析师张周平分析道，海外仓融资一是需要相关金融机构解决，这就需要更多政策扶持与倾斜；二是用市场化手段去融资，众多投资机构布局海外仓，海外仓企业若能打磨好商业模式和服务，通过风险投资机构也能获得融资。
如何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记者了解到，受访的多家海外仓均采用信息化手段，对此，张周平认为，海外仓需要借助先进的硬件设施和以大数据为支撑的运营网络，从货物入仓开始到出仓的各个流程实现标准化操作，每步操作都实现数据化管理，最终实现流程数据化、业务标准化。
作为跨境电商物流的重要解决方案之一，伴随着行业所需、资本布局以及政策加持，海外仓赛道呈现火热态势。张周平说：“海外仓这一高速发展且有前景的行业必然吸引大量的企业进入，也势必会出现过度竞争的现象。而减少过度竞争的对策，一是政策调控；二是市场中巨头企业显现，让较少企业拥有该市场中较大的市场份额，一旦这种市场竞争格局初现，市场也会随之降温。”（中国贸易报记者 刘国民）
【《市中心城区停车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出台——每年新增车位不少于5000个】#南阳好网民##你好,明天##高质量发展•南阳更出彩# 面对城区停车难日益突出的问题，4月11日上午，市、区两级车辆停放服务中心、南阳城市运营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中心城区停车场管理工作推进会，对我市出台的《南阳市中心城区停车管理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行解读。本报对市民关注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
停车管理
将步入规范化
停车设施规划 每年新增不少于5000个
市中心城区将逐步建成以“配建停车为主、路外停车为辅、路内停车为补充”的中心城区停车资源配置格局，实现停车运营市场化、停车秩序规范化、停车收费合理化、停车服务智能化的目标，有效满足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合理停车需求。
市中心城区目前机动车保有量约45万辆（小型汽车35万辆）且持续递增，停车资源缺口25万个，我市将按照每年新增不少于5000个停车泊位的标准，科学制定公共停车设施规划和供给标准。
严格落实并提高中心城区停车设施的配建标准，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和投入使用，确保新建、扩建、改建的建筑物配足停车设施，并按规定配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预留安装空间。
结合中心城区停车需求分布和区域场地特点，科学拓展公共停车空间。在大型商业、医院、车站、学校、游园等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附近，统筹规划、新建扩建一批公共免费和收费停车设施。在停车供需矛盾突出区域，利用城市道路以上区域或边角地带，规划建设一批小微停车场和立体停车设施。
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我市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停车场。鼓励单位和个人利用自有场地设置临时停车场；收回公共资源特许经营权，依法依规授权市属城市运营类公司，统一建设和运营。
我市将编制中心城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作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和管理的依据。对已批准确定的停车设施规划，明确项目开工、竣工时间，抓紧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使用性质、缩小使用范围。
整治停车秩序
严格控制路内停车泊位数
深入研究不同区域停车需求，科学计算路内泊位停放周转率，在逐步增加公共停车场设施数量的前提下，撤除公共停车场周边200米内的路内停车泊位，严格控制中心城区路内机动车泊位数。
积极推行老旧小区周边支路夜间限时停车政策，允许当日19时30分至次日7时30分停车。综合运用现场查纠、电子警察非现场执法等方式，依法惩处损毁道路停车泊位以及利用地锁、石墩等妨碍停车功能等行为，始终保持对机动车违法停车的严管态势，确保路内停车“顺向、入位、规范、有序”。
推进道路以外区域停车秩序规范整治。在确保消防通道，行人盲道连续、安全、畅通的前提下，按照“机非分离”的原则，严格控制、科学设置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泊位。中心城区路缘石以上区域原则上不允许停放机动车，确需停车的，停车区域和通道须进行硬化处理，严厉查处私设供机动车上下的路缘斜坡的行为。
盘活停车资源
向小区、单位内部挖潜
开展中心城区住宅小区停车泊位（库）专项治理，对停车泊位（库）去功能化、车辆停放混乱、私圈乱占停车位、堵塞消防通道等行为进行集中治理，通过挖潜、改建、扩建等手段，增加住宅小区停车设施资源；鼓励住宅小区内闲置停车泊位有偿对外租赁，确保住宅小区内停车设施正常使用，车辆停放规范有序，停车社会分担率明显提升。
与中心城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进行有效衔接，确保前期规划用于平时停车的人防工程全部启用停车功能，最大限度服务城市停车需要。
加快推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位向社会开放，鼓励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内部停车设施有余量、保证行政办公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向行政服务对象免费开放停车设施，盘活存量停车资源。鼓励企业单位、居住小区、个人停车设施在符合相关政策前提下，实行错时开放、有偿使用、利益分享等方式，增加城市停车设施供给，提高停车设施使用率。
停车收费差别化
新能源车停车减半收费
根据停车供需差异状况，我市将按照“路内高于路外、地面高于立体、地上高于地下、商业区高于居民区、新能源车减半收费”的原则，综合考虑城市公共资源占用成本、交通结构调控成本、停车设施建设使用成本和经营管理成本等因素，积极推动中心城区不同区域、不同车型停车服务差别化收费，以提高停车位周转率。
据市停车管理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没有新的收费标准之前，将按照南阳市物价局《关于南阳市中心城区公共停车场车辆临时停放看管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宛价【2014】68号），停放时间在2小时以内的：小型汽车3元/辆。停放时间超过2小时后：小型汽车每增加1小时（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加收1元/辆。随后将根据停车需要、车场周转率、道路情况等划定一类、二类、三类区域，实行差异化收费制度。
对于发现的停车场经营者违规收费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为确保《方案》的实施，我市将分三个阶段力争用7个月时间集中治理，进一步理顺中心城区停车场审批、备案制度，清理一批设置不合理不规范的停车泊位，查处一批私自圈占、未审批的黑停车场，增建一批立体停车设施，以缓解重点区域停车压力，并收回公共资源停车管理特许经营权进行市场化运作，逐步形成公共停车良性发展机制。（南阳晚报 徐蕾）
停车管理
将步入规范化
停车设施规划 每年新增不少于5000个
市中心城区将逐步建成以“配建停车为主、路外停车为辅、路内停车为补充”的中心城区停车资源配置格局，实现停车运营市场化、停车秩序规范化、停车收费合理化、停车服务智能化的目标，有效满足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合理停车需求。
市中心城区目前机动车保有量约45万辆（小型汽车35万辆）且持续递增，停车资源缺口25万个，我市将按照每年新增不少于5000个停车泊位的标准，科学制定公共停车设施规划和供给标准。
严格落实并提高中心城区停车设施的配建标准，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和投入使用，确保新建、扩建、改建的建筑物配足停车设施，并按规定配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预留安装空间。
结合中心城区停车需求分布和区域场地特点，科学拓展公共停车空间。在大型商业、医院、车站、学校、游园等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附近，统筹规划、新建扩建一批公共免费和收费停车设施。在停车供需矛盾突出区域，利用城市道路以上区域或边角地带，规划建设一批小微停车场和立体停车设施。
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我市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停车场。鼓励单位和个人利用自有场地设置临时停车场；收回公共资源特许经营权，依法依规授权市属城市运营类公司，统一建设和运营。
我市将编制中心城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作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和管理的依据。对已批准确定的停车设施规划，明确项目开工、竣工时间，抓紧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使用性质、缩小使用范围。
整治停车秩序
严格控制路内停车泊位数
深入研究不同区域停车需求，科学计算路内泊位停放周转率，在逐步增加公共停车场设施数量的前提下，撤除公共停车场周边200米内的路内停车泊位，严格控制中心城区路内机动车泊位数。
积极推行老旧小区周边支路夜间限时停车政策，允许当日19时30分至次日7时30分停车。综合运用现场查纠、电子警察非现场执法等方式，依法惩处损毁道路停车泊位以及利用地锁、石墩等妨碍停车功能等行为，始终保持对机动车违法停车的严管态势，确保路内停车“顺向、入位、规范、有序”。
推进道路以外区域停车秩序规范整治。在确保消防通道，行人盲道连续、安全、畅通的前提下，按照“机非分离”的原则，严格控制、科学设置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泊位。中心城区路缘石以上区域原则上不允许停放机动车，确需停车的，停车区域和通道须进行硬化处理，严厉查处私设供机动车上下的路缘斜坡的行为。
盘活停车资源
向小区、单位内部挖潜
开展中心城区住宅小区停车泊位（库）专项治理，对停车泊位（库）去功能化、车辆停放混乱、私圈乱占停车位、堵塞消防通道等行为进行集中治理，通过挖潜、改建、扩建等手段，增加住宅小区停车设施资源；鼓励住宅小区内闲置停车泊位有偿对外租赁，确保住宅小区内停车设施正常使用，车辆停放规范有序，停车社会分担率明显提升。
与中心城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进行有效衔接，确保前期规划用于平时停车的人防工程全部启用停车功能，最大限度服务城市停车需要。
加快推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位向社会开放，鼓励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内部停车设施有余量、保证行政办公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向行政服务对象免费开放停车设施，盘活存量停车资源。鼓励企业单位、居住小区、个人停车设施在符合相关政策前提下，实行错时开放、有偿使用、利益分享等方式，增加城市停车设施供给，提高停车设施使用率。
停车收费差别化
新能源车停车减半收费
根据停车供需差异状况，我市将按照“路内高于路外、地面高于立体、地上高于地下、商业区高于居民区、新能源车减半收费”的原则，综合考虑城市公共资源占用成本、交通结构调控成本、停车设施建设使用成本和经营管理成本等因素，积极推动中心城区不同区域、不同车型停车服务差别化收费，以提高停车位周转率。
据市停车管理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没有新的收费标准之前，将按照南阳市物价局《关于南阳市中心城区公共停车场车辆临时停放看管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宛价【2014】68号），停放时间在2小时以内的：小型汽车3元/辆。停放时间超过2小时后：小型汽车每增加1小时（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加收1元/辆。随后将根据停车需要、车场周转率、道路情况等划定一类、二类、三类区域，实行差异化收费制度。
对于发现的停车场经营者违规收费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为确保《方案》的实施，我市将分三个阶段力争用7个月时间集中治理，进一步理顺中心城区停车场审批、备案制度，清理一批设置不合理不规范的停车泊位，查处一批私自圈占、未审批的黑停车场，增建一批立体停车设施，以缓解重点区域停车压力，并收回公共资源停车管理特许经营权进行市场化运作，逐步形成公共停车良性发展机制。（南阳晚报 徐蕾）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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