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强烈反对美国人权报告多项不实指控 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社会回复稳定】特区政府今日(13日)发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2021年度人权报告中对香港特区的评论。政府发言人指，报告中的多项针对香港特区政府的指控不实；强烈敦促美国立即停止因自身的偏颇政治利益公然违反国际法，干预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
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坚决反对报告中的多项针对香港特区政府的不实指控。人权在香港得到法律的全面保障。《基本法》是香港特区的宪制性文件，对基本权利及自由提供宪制上的保证，包括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权利保证，更在法治和司法独立之下得以加强。保障人权和自由是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政府高度重视并坚定维护香港的人权和各项自由。特区政府强烈敦促美国立即停止因自身的偏颇政治利益公然违反国际法，干预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
发言人指，特区政府坚决反对报告内对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的失实指控，指完善选举制度令「爱国者治港」原则得以全面落实，确保立法会议员均为爱国爱港及以国家发展利益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为依归的人士。立法会议席由70席增加至90席，涵盖更多来自不同背景及政治光谱人士，其多元性彰显经完善的选举制度的广泛代表性及政治包容性。这次获选的立法会议员分别通过选举委员会选举、功能团体选举和分区直接选举产生，平衡了香港的整体利益、界别利益和地区利益，保障了选举的均衡参与性。此外，是次选举中所有席位都有竞争，不像以往有部分界别的议席因为只有一名候选人而自动当选。各候选人公开、公平和良性竞争，反映了新选举制度的公平性和竞争性。
发言人说，报告中抹黑《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香港国安法」)的指控完全没有根据且不符事实。特区政府必须重申，香港特区的执法部门不论在「香港国安法」或任何本地法例下，均根据证据、严格依照法律，以及按有关人士或单位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与其职业、背景或政治立场无关。他指，「香港国安法」已清楚列出所规定的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这些罪行的定义清晰，亦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国家安全法所订罪行相似。构成有关罪行的元素、刑罚、减刑因素和犯罪的其他后果已于「香港国安法」第三章清楚订明。法院只会在毫无合理疑点的情况下，信纳被告人兼备相关的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才会裁定被告罪成。
发言人又指，针对设立指定法官名单处理危害国家安全案件的指控不但毫无根据，更与事实不符。行政长官只不过是订立指定法官名单，负责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一直以来，案件的排期、处理，以及委派哪一位或哪些法官负责处理案件，均属于司法机构独立行使的司法职能。法庭指定专责法官处理特定法律范畴的情况并不罕见。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可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香港国安法」就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加入严格的保释门坎，并没有否定无罪假定的法律原则。反之，终审法院就一宗有关「香港国安法」保释条文的上诉中，判词已清晰说明「香港国安法」强调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保障和尊重人权并坚持法治价值。
香港特区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
发言人强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特区的宪制责任。「香港国安法」自2020年6月30日实施以来，香港社会回复稳定，市民大众的生命和财产得到保障；他们并能再次享有根据《基本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的合法权利和自由，而「香港国安法」清楚订明有关权利和自由依法受到保障。
有关学术自由方面，发言人则指，在香港特区的各专上院校均是独立自主的机构，在管理校政（包括处理学生会事宜）上既享有自主权，亦有责任确保其运作符合法例要求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各院校正依照法例要求和院校自主原则，履行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责任。」《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条列明各类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并享有学术自由。上述根据《基本法》提供的保障及其效力从未变更。
至于新闻和言论自由，发言人说，《基本法》第二十五条订明，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关特港政府以「香港国安法」针对和打压香港特区的独立传媒的指控，毫无事实根据。他指，自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特区政府一直坚定维护受到《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保障的新闻和言论自由。「香港国安法」第四条亦订明，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依法保护香港特区居民享有的该等自由。
传媒环境蓬勃 数目较实施国安法前多
发言人又指，外国同样有就其司法管辖区订立国家安全法律，其涵盖范围甚至较「香港国安法」更广。这些外国应毫无疑问明了，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行使新闻和言论自由必须符合出于包括保障国家安全及公共秩序等原因的法律限制。他说，特区政府须指出，香港的传媒环境蓬勃依然。举例而言，目前在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注册的本地、内地和海外传媒机构共有211家，数目较「香港国安法」实施前还多。一如既往，传媒可行使监督香港特区政府工作的权利。只要不违法，传媒评论甚或批评政府施政的自由并无受到限制。
发言人又表示，报告对香港有个别组织在2021年宣布解散表示关注。特区政府重申，结社自由在香港特区受《基本法》保障。《基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香港居民享有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组织和参加工会及罢工的权利和自由。《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383章）所载的《香港人权法案》第十八条亦规定人人有自由结社之权利，包括为保障其本身利益而组织及加入工会之权利。然而，尽管结社自由（如同其他权利和自由）应被尊重和保障，但有关的自由并非绝对，而是可以基于法律规定及为有需要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等合法目的，予以限制。
发言人重申，维护国家安全至为重要。纵使一些组织或许自行决定解散，但有关部门亦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解散某些组织，以减低有关组织可能带来的危害国家安全风险。此等行动定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
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坚决反对报告中的多项针对香港特区政府的不实指控。人权在香港得到法律的全面保障。《基本法》是香港特区的宪制性文件，对基本权利及自由提供宪制上的保证，包括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权利保证，更在法治和司法独立之下得以加强。保障人权和自由是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政府高度重视并坚定维护香港的人权和各项自由。特区政府强烈敦促美国立即停止因自身的偏颇政治利益公然违反国际法，干预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
发言人指，特区政府坚决反对报告内对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的失实指控，指完善选举制度令「爱国者治港」原则得以全面落实，确保立法会议员均为爱国爱港及以国家发展利益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为依归的人士。立法会议席由70席增加至90席，涵盖更多来自不同背景及政治光谱人士，其多元性彰显经完善的选举制度的广泛代表性及政治包容性。这次获选的立法会议员分别通过选举委员会选举、功能团体选举和分区直接选举产生，平衡了香港的整体利益、界别利益和地区利益，保障了选举的均衡参与性。此外，是次选举中所有席位都有竞争，不像以往有部分界别的议席因为只有一名候选人而自动当选。各候选人公开、公平和良性竞争，反映了新选举制度的公平性和竞争性。
发言人说，报告中抹黑《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香港国安法」)的指控完全没有根据且不符事实。特区政府必须重申，香港特区的执法部门不论在「香港国安法」或任何本地法例下，均根据证据、严格依照法律，以及按有关人士或单位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与其职业、背景或政治立场无关。他指，「香港国安法」已清楚列出所规定的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这些罪行的定义清晰，亦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国家安全法所订罪行相似。构成有关罪行的元素、刑罚、减刑因素和犯罪的其他后果已于「香港国安法」第三章清楚订明。法院只会在毫无合理疑点的情况下，信纳被告人兼备相关的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才会裁定被告罪成。
发言人又指，针对设立指定法官名单处理危害国家安全案件的指控不但毫无根据，更与事实不符。行政长官只不过是订立指定法官名单，负责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一直以来，案件的排期、处理，以及委派哪一位或哪些法官负责处理案件，均属于司法机构独立行使的司法职能。法庭指定专责法官处理特定法律范畴的情况并不罕见。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可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香港国安法」就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加入严格的保释门坎，并没有否定无罪假定的法律原则。反之，终审法院就一宗有关「香港国安法」保释条文的上诉中，判词已清晰说明「香港国安法」强调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保障和尊重人权并坚持法治价值。
香港特区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
发言人强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特区的宪制责任。「香港国安法」自2020年6月30日实施以来，香港社会回复稳定，市民大众的生命和财产得到保障；他们并能再次享有根据《基本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的合法权利和自由，而「香港国安法」清楚订明有关权利和自由依法受到保障。
有关学术自由方面，发言人则指，在香港特区的各专上院校均是独立自主的机构，在管理校政（包括处理学生会事宜）上既享有自主权，亦有责任确保其运作符合法例要求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各院校正依照法例要求和院校自主原则，履行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责任。」《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条列明各类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并享有学术自由。上述根据《基本法》提供的保障及其效力从未变更。
至于新闻和言论自由，发言人说，《基本法》第二十五条订明，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关特港政府以「香港国安法」针对和打压香港特区的独立传媒的指控，毫无事实根据。他指，自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特区政府一直坚定维护受到《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保障的新闻和言论自由。「香港国安法」第四条亦订明，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依法保护香港特区居民享有的该等自由。
传媒环境蓬勃 数目较实施国安法前多
发言人又指，外国同样有就其司法管辖区订立国家安全法律，其涵盖范围甚至较「香港国安法」更广。这些外国应毫无疑问明了，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行使新闻和言论自由必须符合出于包括保障国家安全及公共秩序等原因的法律限制。他说，特区政府须指出，香港的传媒环境蓬勃依然。举例而言，目前在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注册的本地、内地和海外传媒机构共有211家，数目较「香港国安法」实施前还多。一如既往，传媒可行使监督香港特区政府工作的权利。只要不违法，传媒评论甚或批评政府施政的自由并无受到限制。
发言人又表示，报告对香港有个别组织在2021年宣布解散表示关注。特区政府重申，结社自由在香港特区受《基本法》保障。《基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香港居民享有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组织和参加工会及罢工的权利和自由。《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383章）所载的《香港人权法案》第十八条亦规定人人有自由结社之权利，包括为保障其本身利益而组织及加入工会之权利。然而，尽管结社自由（如同其他权利和自由）应被尊重和保障，但有关的自由并非绝对，而是可以基于法律规定及为有需要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等合法目的，予以限制。
发言人重申，维护国家安全至为重要。纵使一些组织或许自行决定解散，但有关部门亦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解散某些组织，以减低有关组织可能带来的危害国家安全风险。此等行动定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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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清明吟
壬寅仲春伊始，新冠病毒再度肆虐，来势之猛，范围之广，实属罕见。为此，中国人民上上下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采取有效措施静态管理。因此今之清明就成了不同以往之经历。
此举，既有效阻止了疫情，也阻断了扫墓之路。此正是：
望断家山空自叹，今朝扫墓变奢谈。
为降瘟疫交通塞，托付春风代我参。
祈愿宇宙和谐，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苍生无虞，乾坤澄明，海晏河清！
时壬寅清明，国钧。
壬寅桃月赵国钧于德霖轩
祝福您健康快乐平安顺达每一天！
#书法[超话]##诗词# https://t.cn/R2WxC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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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既有效阻止了疫情，也阻断了扫墓之路。此正是：
望断家山空自叹，今朝扫墓变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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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壬寅清明，国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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