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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库尔特的《窗台上的野草莓》是个简单的奇迹。它很小——只是比明信片稍大一点——而且设计非常简单。草莓随意地堆在一个石柱上，有两颗挂在边缘，一朵白色的花从中间升起。库尔特在这个简单的排列中添加了微妙的修饰，从上面照亮了水果，使红色的草莓和白色的花在黑暗的背景中显得格外醒目。这水果看起来逼真得可以吃。红色草莓上的小白点赋予了它们特有的质地。我们对库尔特的生平知之甚少，甚至都不知道他的生卒日期。根据他那些年代久远的画作，我们可以推断他在1683-1707年间很活跃，地点可能在米德尔堡。

《鼓山志》（明刻本）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东郊的鼓山，是佛教名山。在盛唐以前并不被地理史学家所重视，直到建寺以后，其景色秀丽才为世人所知，而且因其高僧辈出而名闻于天下，鼓山涌泉禅寺被尊为“闽刹之冠”。

佛寺志是中国佛教史书的一个重要体裁，记载寺院的环境地貌、建筑结构、经济田产、高僧住持、檀越护法以及兴衰沿革和派系传承等诸多内容，是研究中国佛教最直接的资料之一。鼓山寺院之创建，始于唐建中四年（783）。僧人灵峤应从事裴胄之请，诵《华严经》于此，降服毒龙，于龙潭旁建华严寺。梁开平二年（908），闽王审知填其潭为寺，请僧雪峰义存的弟子神晏住持。此后千余年来，该寺一直为禅宗之名刹，神晏因此被尊为开山第一代祖师。宋真宗咸平二年（999），赐额“鼓山白云峰涌泉禅院”。明永乐五年（1407），住持善缘了心禅师应诏入京说法，轰动一时，深得皇帝恩崇，于是升院为寺。清代的康熙帝又御题匾额“涌泉寺”。康熙五十三年（1714）与乾隆七年（1742），朝廷两次颁赐藏经，足见涌泉寺声誉之隆。明清时期鼓山为我国重要的佛经刻印和流通场所，以刊刻精美而为世人推崇。鼓山刻本很多都是作者亲自主持刊刻，讹误甚少，极具版本价值。

此《鼓山志》十二卷，明谢肇淛、徐（火勃）撰，明万历间三十六年刻本。每半叶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卷首有万历戊申年（1608）赵世显撰“鼓山志序”、陈鸣鹤“鼓山志序”、谢肇淛“修鼓山志引”。卷首有山图十一幅，卷一题郡人谢肇淛修葺、徐（火勃）参订。此本《鼓山志》撰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明史》“艺文志”中载：“谢肇淛《支提山志》七卷，《鼓山志》十二卷。”元贤《鼓山志序》载：“至万历戊申，郡绅谢在杭同布农徐兴公再为纂辑，则纲举目张，井然有纪，旁搜远揽，纤悉靡遗，大有功于是山者也。”。此山志结构合理，内容已初具规模，分为“胜迹”、“建置”、“田赋”、“物产”、“沙门”、“贞珉”、“艺文”等共七类，为后修的山志之圭臬。此志除了记载当时鼓山寺院田产的田赋志外，其主要内容均为后修的山志所吸收。此书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等处。

明清两代，善缘了心、谢肇淛和徐（火勃）、永觉元贤、黄任、陈祚康等曾经先后五次编修鼓山志书。第一种是善缘了心（?-1431）编集的《灵源集》，久已佚失，现仅存《灵源集序》。据此序所载，《灵源集》成书于明永乐十二年（1414），主要是“集古今名公巨卿登览之所题咏”。灵源洞位于涌泉寺东，两壁陡峭高耸，中间幽静深邃的峡谷因酷似山洞而得名。灵源洞以摩崖石刻而著称，如宋代的蔡襄、陈襄、李纲、赵汝愚、朱熹等人的石刻皆镌于此。《灵源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山志，仅为诗文汇编，所以元贤批评它“序列无纪，采录亦疏”。但是《灵源集》保存了有关鼓山的大量文献材料，为后世编纂鼓山志奠定了基础，依然功不可没。第二种是谢肇淛、徐（火勃）的《鼓山志》撰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第三种是永觉元贤（1578-1657）于清初顺治年间再次续修的《鼓山志》。第四种是黄任（1683-1786）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应鼓山住持遍照兴隆之请增修的《鼓山志》十四卷。此本流传最广，现存的经版是光绪二年(1876)鼓山住持奇量补刻。此志是在元贤旧志的基础上，增补从元贤至兴隆百年间鼓山新的内容。卷首冠以图，分为八门，除增加“田赋”一门外，其余七门开合与前志略有差异，其八门依次为名胜、寺院、古迹、沙门、田赋、石刻、艺文、外纪。第五种是陈祚康《续修鼓山志》稿本，成书于道光年间。此书为残本，未知其全貌。但由于该稿保存了乾隆至道光年间部分重要艺文及历代住持情况，所以仍有一定的价值。在这五种志书中，以黄任本流传最广，至今鼓山仍存此版，并有刷印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