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解葛根汤方

夏天到了，葛根汤应用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大，因为南方多温病。按经方家倪海厦的说法，葛根汤是治温病（伤寒病的一类）的方剂。夏天天气热，出大汗，着凉后容易表现出葛根汤证。

此葛根汤并非是生活中用粉葛煮食的汤，而是由葛根、麻黄、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大枣等组方而成。具体组方如下：

葛根四两 麻黄三两 桂枝二两 芍药二两 炙甘草二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劈）

谐音趣味记方：干妈跪将找哥嫂（意即：甘草 麻黄 桂枝 生姜 大枣 葛根 白芍）

方中葛根为四两，是主药，换算现在的剂量为每剂使用葛根20克。重用葛根就是用来补充人体的津液，因为葛根这味药既能生津，又能升水，人喝葛根汤以后，会产生大量津液。虽然葛根能升水，但要看药方需要把水升到什么地方去，这里有个指引药力方向的问题，也是一个帮助药力作用的问题，否则葛根的生液升水作用发挥不了。它需要沿途没有障碍，也需要有东西来帮它一把，那么这样效果就会好很多。特别是对于表实证，又缺少津液的情况下。

从葛根汤是如何到它能提升津液的呢？清代经方家唐容川在《本草问答》中有详细说明。葛根喝下去后，产生了津液，津液会由里升散起来，到达至高至表的位置，这个升散过程可能会遇到肌理闭郁的阻碍，也可能遇到皮表闭郁的阻碍。如葛根汤所说的“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的症状，就充分说明了缺少津液和肌表闭郁的情况。所以要桂枝来打开肌理，需要麻黄来打开体表，这个津液才能成为汗水出来，把风邪带出来。那么葛根在麻黄、桂枝的合力下，迅速到达肌表，使人既补充了津液又能出汗驱邪。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麻黄与桂枝都是帮助者，为什么麻黄的量要比桂枝大？细思之下，原来麻黄要开的表在肌理外面，如果麻黄的量少于桂枝，那么麻黄的力量就到不了表皮，最多只能到过肌理，那就开不了表发不了汗。

桂枝与芍药的量相等，在桂枝汤中已有各大名家的说明，倪海夏的解释是桂枝与芍药是同作用于心脏后产生药力去向的，桂枝向外走动脉，芍药向里走静脉，一收一散起平衡作用，防止发汗过多。另外芍药还有收敛止痛的作用，一般来说痉往往带痛，如果说痉是不自如，止痛则有芍药之功。

那生姜又是什么作用？其实方中的白芍、炙甘草、大枣均有生发阳明之津（胃的津液）作用，也起到防止出汗过多反过来伤津液。这里生姜用三两就是提振胃阳，要比白芍、炙甘草、大枣这些的量大，让产生的津液在胃里迅速被桂枝接收，但量不能超过麻黄，如果超过麻黄的话可能使津液在胃里消耗得过多，那么葛根的药力就白搭了。

炙甘草还有调和诸药的作用，它能通十二经，有了它，药力更能找准自己方向。

所以葛根汤的组方十分科学，是用于治疗“项背强几几”的良方。怪不得倪海夏说是治温病的经方。

温病派与《伤寒》派哪个更厉害？

曾经，我用经方治疗热病，有人说，你不读温病学，没有资格治传染病；后来，我用温病理论分析疫情，又有人说，你只会温病，是假中医，只有懂经方的才是真中医。由此引出这样一个题目：温病派与《伤寒》派哪个更厉害？

今时不少人认为，仲景是医圣，所以，学《伤寒论》的人治病最厉害。进而攻击温病学，认为温病学不如《伤寒论》。

为什么会出现温病派？明清以来，中医人发现，用经方治疗各种疫病疗效不好，于是开拓创新，发展出温病理论。可以说，当时开创温病派的中医人无一不是精研《伤寒论》的。

早年我也有类似的想法，认为温病学不行，治病非要用经方不可。后来经历过多年临床之后，特别是经历过这次的新冠疫情之后，我的观点完全改变了。

我认为，《伤寒论》非常高明，但温病学也非常高明。二者各有所长，应该结合起来才是。

关于学温病与学《伤寒》的区别，当代大医岳美中这样论述：“仅学《伤寒》易涉于粗疏，只学温热易涉于轻淡，粗疏常致于债事，轻淡每流于敷衍。从临床疗效方面总结，治重病大证，要注重选用经方治脾胃病，李东垣方较好治温热及小病轻病，叶派时方细密可取。把这些认识用之临床，确乎有法路宽阔、进退从容之感。”

这段论述非常精彩。我自己既用经方，也用温病方。我有如下体会：若学《伤寒》的理路治病，则用六经辨证，配合方证相应，取效非常容易。我的方法是，治病先分六经，再找方证。若六经不容易分辨，则直接用方证相应，有其症则用其方，自觉如此用《伤寒》得心应手。

若学温病的理路治病，则重在对证疫病、湿热、温热、风温等证，有的有传染性，有的则没有传染性，都可用温病的思路来处方用药。比如，温病学里有关于治疗湿热的三仁汤、藿朴夏苓汤、连朴饮、甘露消毒丹等等方子，确实在临床上取效非常快捷。

岳老认为东垣方治温热及小病轻病，这方面我的体会是，东垣方也能治大病重病。比如，补中益气汤、益气聪明汤、当归补血汤等等，并非只是治小病轻病的方子。当然，我的水平还有限，还缺乏更多的临床历练。

今时新冠肺炎疫情成就了经方派。那么，学《伤寒论》一定就更厉害吗？我还是认为，温病与《伤寒》本是一家，都能治疫病。不必厚此薄彼，亦不必相互攻讦，当各取其所长。

以新冠疫情为例，当现代医学搞不定时，中医开始走上了一线。观察国内各地用方，有的宗伤寒之法，用六经辨证，用经方；有的则宗温病之法，用卫气营血或三焦辨证，用时方。有的强调麻黄解表，有的则重视达原饮化湿……我认为，这些思路与治法都可以。只要对证用方，不必拘泥于是经方还是时方，亦不必互相指责，只要有效，就是王道。

有人学多年《伤寒论》，临床所见，几乎个个都是伤寒证；有人学了温病，临床治病时，见人人皆当用温病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会？我认为，因为心有所契，学伤寒则百病不离伤寒六经，学温病则诸病皆可用温病方。这本来没有对与错，全在自己用心。先贤的医学经验博大精深，学一点就用一点，学则必有收获。

不管是学《伤寒》的，还是学温病的，我们都是中医人，我们当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众志成城，一起挺起中医的脊梁。

记得有一段时间，所谓“经方派”与“温病派”常激烈争论，其中有一个观点就是“经方派”提出，所谓“热陷心包”不过是阳明病而已，承气类汤即可统治。

其实古人对热病神昏是否当用芳香开窍是有指征的，那就是看大便情况，是否因肠中燥矢引起神昏，如果是得先下燥结，徒用芳香开窍的丸散剂是不能起效的。这个观点，《张氏医通》也有记载。张璐对经方研究很深，曾著有《伤寒绪论》、《伤寒缵论》、《千金方衍义》，绝非寻常道听途说者可比，所以他的观点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不同的情况处理方法不同，学术上的很多争论，从辨证论治的角度来看，可能都是无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