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 旧邹县城内，那些曾经显赫的老院子（二）】
《邹城镇志》文物古迹内容选编（续）
徐家大院
徐家大院坐落在邹县古城东门里大街路南（原邹城市人民武装部机关、现邹城市第一实验小学幼儿园位置）。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邹县城区、一区、第一区、城关镇、城关人民公社机关一直设在徐家大院。城关人民公社1971年搬离徐家大院，到铁五路（峄山路）路西。
旧时，邹县城里有“董占城，徐占边，韩家占了整南关”之说。这“徐占边”，即指当年占有邹县城里大半个东门里地盘的徐家大院。徐家大院西至东门里大街西段“恩褒节孝”牌坊，东到古城东门瞻岳门里南马道，南至井胡同。
徐姓始祖为孟子弟子徐辟(前345—267年）。徐辟宋时被封为“仙源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谥“先儒徐子”。徐家“根”在香城镇徐家桃源村，什么朝代迁居大黄庄、又从大黄庄迁居邹县城不详。徐辟后裔中徐韨， 字玉斋，贡士。北宋时期人，以慷慨好义、多所施予而著称，对搬迁孟庙贡献巨大。据《徐氏家谱》记载，徐氏第62代徐九贡，清乾隆三十年（1765）拔贡，授征仕郎，家族发迹，广置田产，大兴土木，徐家大院逐渐形成规模。
徐家大院大门朝北，门外即东门里大街。大门里是一条南北胡同，为徐家内宅路。路东有两出院落，分别是东大院、东二院；路西也有两出院落，分为南院和北院，北院正屋为2层楼，东大院东头也是2层楼。各个院落内还建有东西配房。房屋多为砖包土坯墙，小瓦屋面。徐家不仅在邹县城里有连片显赫的楼房、大院，县城东南郊还一处历史悠久的墓地，称为徐家林。据传，先有的徐家林，后有的孟庙；说徐家林的一二十棵柏树比孟庙里的柏树还要粗。联系到孟庙保存宋宣和四年（1122）《先师邹国公孟子庙记》碑刻所记，徐韨出私钱200万緡，将孟庙从古城东郭迁建于南门之外道左，此言应有本源。20世纪70年代后期，徐家大院逐渐被拆除。“徐占边”却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流传下来。
张家大院
张家大院坐落在东门里大街南侧的井胡同路南，与徐家大院隔一条井胡同，南临小寺街，东到南马道，西与姚家大院毗邻。
张家大院主要包括3个院落，即大厅院和东大院、西跨院，南边沿小寺街还有一排10余间房子，叫南屋，总共有七八十间房子。东南角靠小寺街为大院大门，大门里靠东侧是菜园。进大门往西是圆拱形的二门。穿过二门往西为一条长长的过道，西头有一圆形拱门通西跨院。在二门与西跨院门中间，道北有一个圆形拱门，进门是一个带厦檐的木质迎门墙，堪为大户人家的象征。迎门墙后即大厅院。大厅3间，前出厦，2柱擎檐，前面全是雕花木槅扇。大厅后面是后院，5间堂屋，东西配房各3间。东大院堂屋和东屋、西屋各3间，前面两间小厅。西跨院里两间堂屋，东西配房各3间。堂屋门两侧栽有两棵大槐树，东西对称，约有百年树龄，一个人搂抱不过来。院中天井还有一花山，花山南面有盘石磨，石磨南面有盘石碾，旁边有一口水井。
张家大院始建于清同光年间。张氏13代孙张应元从泗河拐头村迁居邹县城里。张应元之子张承运在其家中排行老五，当过县衙钱粮总管，曾两迁其居，第3次买下小寺街地皮，建起高低错落连片瓦房的深宅大院。第二代传人是张承运之子张方绮，晚清廪生，增修府第，光大其父所创基业。其子孙基本保业守成，无所扩修。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土地改革，张家大院被分配给12户贫困人家居住，遂被纵横交错的小路分割成一个个小院落。至2000年，所存屋宇也被岁月侵蚀得斑驳陆离。
《邹城镇志》历史文化部分的编写，参考了浙江大学跨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宗杰教授主编《邹城历史街区文化遗产与记忆》的部分内容，在此谨向吴教授及有关人员致谢。（乔景芳）（·樵夫0520）
《邹城镇志》文物古迹内容选编（续）
徐家大院
徐家大院坐落在邹县古城东门里大街路南（原邹城市人民武装部机关、现邹城市第一实验小学幼儿园位置）。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邹县城区、一区、第一区、城关镇、城关人民公社机关一直设在徐家大院。城关人民公社1971年搬离徐家大院，到铁五路（峄山路）路西。
旧时，邹县城里有“董占城，徐占边，韩家占了整南关”之说。这“徐占边”，即指当年占有邹县城里大半个东门里地盘的徐家大院。徐家大院西至东门里大街西段“恩褒节孝”牌坊，东到古城东门瞻岳门里南马道，南至井胡同。
徐姓始祖为孟子弟子徐辟(前345—267年）。徐辟宋时被封为“仙源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谥“先儒徐子”。徐家“根”在香城镇徐家桃源村，什么朝代迁居大黄庄、又从大黄庄迁居邹县城不详。徐辟后裔中徐韨， 字玉斋，贡士。北宋时期人，以慷慨好义、多所施予而著称，对搬迁孟庙贡献巨大。据《徐氏家谱》记载，徐氏第62代徐九贡，清乾隆三十年（1765）拔贡，授征仕郎，家族发迹，广置田产，大兴土木，徐家大院逐渐形成规模。
徐家大院大门朝北，门外即东门里大街。大门里是一条南北胡同，为徐家内宅路。路东有两出院落，分别是东大院、东二院；路西也有两出院落，分为南院和北院，北院正屋为2层楼，东大院东头也是2层楼。各个院落内还建有东西配房。房屋多为砖包土坯墙，小瓦屋面。徐家不仅在邹县城里有连片显赫的楼房、大院，县城东南郊还一处历史悠久的墓地，称为徐家林。据传，先有的徐家林，后有的孟庙；说徐家林的一二十棵柏树比孟庙里的柏树还要粗。联系到孟庙保存宋宣和四年（1122）《先师邹国公孟子庙记》碑刻所记，徐韨出私钱200万緡，将孟庙从古城东郭迁建于南门之外道左，此言应有本源。20世纪70年代后期，徐家大院逐渐被拆除。“徐占边”却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流传下来。
张家大院
张家大院坐落在东门里大街南侧的井胡同路南，与徐家大院隔一条井胡同，南临小寺街，东到南马道，西与姚家大院毗邻。
张家大院主要包括3个院落，即大厅院和东大院、西跨院，南边沿小寺街还有一排10余间房子，叫南屋，总共有七八十间房子。东南角靠小寺街为大院大门，大门里靠东侧是菜园。进大门往西是圆拱形的二门。穿过二门往西为一条长长的过道，西头有一圆形拱门通西跨院。在二门与西跨院门中间，道北有一个圆形拱门，进门是一个带厦檐的木质迎门墙，堪为大户人家的象征。迎门墙后即大厅院。大厅3间，前出厦，2柱擎檐，前面全是雕花木槅扇。大厅后面是后院，5间堂屋，东西配房各3间。东大院堂屋和东屋、西屋各3间，前面两间小厅。西跨院里两间堂屋，东西配房各3间。堂屋门两侧栽有两棵大槐树，东西对称，约有百年树龄，一个人搂抱不过来。院中天井还有一花山，花山南面有盘石磨，石磨南面有盘石碾，旁边有一口水井。
张家大院始建于清同光年间。张氏13代孙张应元从泗河拐头村迁居邹县城里。张应元之子张承运在其家中排行老五，当过县衙钱粮总管，曾两迁其居，第3次买下小寺街地皮，建起高低错落连片瓦房的深宅大院。第二代传人是张承运之子张方绮，晚清廪生，增修府第，光大其父所创基业。其子孙基本保业守成，无所扩修。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土地改革，张家大院被分配给12户贫困人家居住，遂被纵横交错的小路分割成一个个小院落。至2000年，所存屋宇也被岁月侵蚀得斑驳陆离。
《邹城镇志》历史文化部分的编写，参考了浙江大学跨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宗杰教授主编《邹城历史街区文化遗产与记忆》的部分内容，在此谨向吴教授及有关人员致谢。（乔景芳）（·樵夫0520）
接连入伍，一场疫情，还有中间夹杂的无数变故……让“喜欢”你们好像变成了上辈子的事情。可那是青春啊，热烈啊，心动啊，是漂洋过海的心之所向啊。
也许这次真的是再见了，但还是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在出现在我的青春。你们曾经是我青春里的全部，没有遗憾，只有美好和爱。
我还是会依旧期待，像期待青春会回来那样期待下一次的重逢，期待你们回来。
#BIGBANG[超话]#
也许这次真的是再见了，但还是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在出现在我的青春。你们曾经是我青春里的全部，没有遗憾，只有美好和爱。
我还是会依旧期待，像期待青春会回来那样期待下一次的重逢，期待你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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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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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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