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勤路上，一个面无表情的脑内“戏精”》 文｜读者：马臭臭
我在北京工作，就职于互联网公司，用行业术语来做自我介绍的话，我的用户画像包含如下几个关键词：女生，90后，软件园，回龙观。我的白天与青春全都奉献给了软件园，夜晚则属于回龙观。不过我相信，命中以上条件的人群，肯定在不少数。
本来，我打算找个步行即可上班的房源，奈何公司附近人多房少，十平米的单间，房租大概要三千块，因此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将租房范围扩大，于是就搬到了“码农”密集的回龙观一带。
从我住的地方到公司，直线距离将近六公里，实际路程大概九公里。北京的交通四通八达，但这一段却没有一班可以直达的公共交通。
所以我的通勤方式有以下几种：我可以选择步行二十分钟或者坐两三站公交到达地铁站，坐一站四分钟的地铁在西二旗站下车，出地铁后步行几百米，到公司的摆渡车站点，再乘坐摆渡车行驶两公里到达公司；我也可以选择打车或者骑共享单车出行。这几种方式所耗费的时间差不多，均在一小时左右。
其实相比距离公司几十公里的同事来说，我的通勤算是便捷并且可选择的，而如何通勤，取决于多个因素：当天星期几，是否雨雪天，是否生理期，是否想“摸鱼”。
通勤，是每个身在北京的职场打工人不得不说的故事。
除了雨雪大风天气和身体不适外，我基本不会选择地铁出行，太拥挤。只有一个进站口，外面一侧墙见方的区域，被钢铁护栏隔成十几列，早高峰时段，还需要蛇形排队。
虽然地铁两三分钟一趟，但趟趟人满为患，车门一开，下车的人寥寥，看似只能容纳一两个人的空地，每次也都会有十个八个人硬着头皮挤进去，排在中间的，基本上脚不沾地就能被拥架上去，摔了都顾不上尴尬。人一多，就难免有人插队，插队的人本来排在队尾，未等前面的人行动，便瞬间窜过来，上不去就顺势站在第一位，很多时候，没有人指责，大概在互联网工作的人都有点“社恐”，也有可能是不想因此引发争吵，从而影响了一整天的心情。
胸闷、焦虑、怕跟别人踩着撞着，每当此时，我都后悔为什么不早些出门，但是被窝里真舒服，尤其是冬天，多躺一分钟就好像能多获取一小时的能量。早晚高峰的地铁里没有舒适的社交距离，总让我想代入《甄嬛传》里华妃娘娘的那句：可是去上班的人真多啊，多得让我生气，你试过从八点排队到八点半也上不去车的滋味吗？
我死命又漠然地盯着某个点，醉心于自己的胡乱琢磨——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打算留在北京吗？当初我为什么来？想起来了，为了我的梦想与热爱。我喜欢这里浓浓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儿时课文书里提到的地方，可以抬脚就去；各种各样的话剧展览，第一时间就能感受欣赏；那些知名的公司企业，也会有去工作的机会。现在想想这些，我依然觉得无比欣慰。
作为地铁十三号线与昌平线的重要换乘枢纽，西二旗站的吞吐量，在整个北京都榜上有名，它就像互联网从业者的耶路撒冷，站内的广告位永远被各种招聘和职场类的APP占满，它就这样从早到晚，见证着无数人的加班升职，来往匆忙。
软件园里大厂云集，百度、新浪、网易、联想、滴滴，都只相隔一条马路，后来腾讯也搬到了这里，拥堵程度可想而知，两公里的路程，有时摆渡车要行驶半个小时，甚至不如步行来得快。
尤其在周五晚上。周末的序曲从周五下午拉开，辛苦工作了一周，彼时，同事们的表情和语调不自觉变得轻松欢快，互侃的频率较前四天直线上升，下班时间一到，大家从公司大楼鱼贯而出，地图上的路况显示瞬间变为深红色，但即使堵车，人们也不急不躁，刷着手机聊着天，仿佛周五晚上的时间无限长，可以随意挥霍。
雨雪天比周五晚上更可怕，在雨雪天能顺利打上车，是需要很大运气的。有一次下班正逢下雨，我本计划打车回家，订单发出，显示前面还有一百多人在排队，预计等待一个小时，我便先去食堂吃饭，饭毕，终于轮到我，但页面提示附近司机较少，正在扩大派单范围，不过最后仍是无人接单，订单被系统自动取消。我欲哭无泪。
等我赚了大钱的，就在离公司最近的地方买个房子，什么堵车、打车都与我无关！这种时候我经常这么想。不过转念一想，赚了大钱之后我还会在这里工作吗？在这里工作会赚到大钱吗？好像都不会。我跟老家的朋友抱怨，朋友说要不要考虑回来，没有户籍限制，没有租房和通勤压力，朝九晚五，也挺舒服安逸。
但回到老家，我能干什么呢？如果不回去，我要一直这样工作吗？工作的意义仅仅是为了赚大钱吗？我想起《老友记》里的钱德勒，作为一名数据分析师，他有着令人艳羡的独立办公室和极高的薪水，但这不是他喜欢的工作，尤其是在发现罗斯爱恐龙、瑞秋爱时尚、莫妮卡爱烹饪，而他们都在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时，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选择从事自己一直向往的广告行业。
扪心自问，我的工作是我热爱的吗？我现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通勤途中，真让人迷茫。
因此多数情况下，如果天晴能扫码，我都会选择骑共享单车上班。一站直达，就不会思考太多无解的问题。九公里，正好与我们老家到县城最繁华地段的距离一样，所以骑车时，我经常能想起小时候去城里，我坐在自行车前梁上，那时我觉得路程好长好长，长到我昏昏欲睡，屁股硌得生疼。
如今，可能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对时间和距离的感受有了变化，也可能是参照物更多，数不尽的高楼商厦，路旁总有花，三月有桃花，五月有月季，七月有牵牛。四十分钟，我听音乐或听书，看经过的车牌，数红灯的秒数，想想三餐吃什么，总觉得路程没那么远了。
骑车通勤的人很多，回龙观有一条自行车专用路，这条路平坦开阔，抬头远眺，青山清晰可见，它有一段与地铁轨道平行，每隔几分钟，就有地铁隆隆而过，下班的时候，高楼里万家灯火，马路上霓虹闪烁。我不再想这个月的KPI有没有完成，也不会想买房买车，更不会想生活中的纷繁琐事，那一刻，我还是那个骑着单车的无忧少年。
五六年来，在软件园和回龙观这两点之间，地铁、打车、单车，各种通勤方式，我交替尝试。这条通勤路上，这段二三十岁的人生路上，每天都有无数的同行者，却又好像只有我一个。在路上，我从未停止思考，尽管我思考的事情，有的没有答案，有的毫无用处，但我同样享受其中。
我在北京工作，就职于互联网公司，用行业术语来做自我介绍的话，我的用户画像包含如下几个关键词：女生，90后，软件园，回龙观。我的白天与青春全都奉献给了软件园，夜晚则属于回龙观。不过我相信，命中以上条件的人群，肯定在不少数。
本来，我打算找个步行即可上班的房源，奈何公司附近人多房少，十平米的单间，房租大概要三千块，因此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将租房范围扩大，于是就搬到了“码农”密集的回龙观一带。
从我住的地方到公司，直线距离将近六公里，实际路程大概九公里。北京的交通四通八达，但这一段却没有一班可以直达的公共交通。
所以我的通勤方式有以下几种：我可以选择步行二十分钟或者坐两三站公交到达地铁站，坐一站四分钟的地铁在西二旗站下车，出地铁后步行几百米，到公司的摆渡车站点，再乘坐摆渡车行驶两公里到达公司；我也可以选择打车或者骑共享单车出行。这几种方式所耗费的时间差不多，均在一小时左右。
其实相比距离公司几十公里的同事来说，我的通勤算是便捷并且可选择的，而如何通勤，取决于多个因素：当天星期几，是否雨雪天，是否生理期，是否想“摸鱼”。
通勤，是每个身在北京的职场打工人不得不说的故事。
除了雨雪大风天气和身体不适外，我基本不会选择地铁出行，太拥挤。只有一个进站口，外面一侧墙见方的区域，被钢铁护栏隔成十几列，早高峰时段，还需要蛇形排队。
虽然地铁两三分钟一趟，但趟趟人满为患，车门一开，下车的人寥寥，看似只能容纳一两个人的空地，每次也都会有十个八个人硬着头皮挤进去，排在中间的，基本上脚不沾地就能被拥架上去，摔了都顾不上尴尬。人一多，就难免有人插队，插队的人本来排在队尾，未等前面的人行动，便瞬间窜过来，上不去就顺势站在第一位，很多时候，没有人指责，大概在互联网工作的人都有点“社恐”，也有可能是不想因此引发争吵，从而影响了一整天的心情。
胸闷、焦虑、怕跟别人踩着撞着，每当此时，我都后悔为什么不早些出门，但是被窝里真舒服，尤其是冬天，多躺一分钟就好像能多获取一小时的能量。早晚高峰的地铁里没有舒适的社交距离，总让我想代入《甄嬛传》里华妃娘娘的那句：可是去上班的人真多啊，多得让我生气，你试过从八点排队到八点半也上不去车的滋味吗？
我死命又漠然地盯着某个点，醉心于自己的胡乱琢磨——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打算留在北京吗？当初我为什么来？想起来了，为了我的梦想与热爱。我喜欢这里浓浓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儿时课文书里提到的地方，可以抬脚就去；各种各样的话剧展览，第一时间就能感受欣赏；那些知名的公司企业，也会有去工作的机会。现在想想这些，我依然觉得无比欣慰。
作为地铁十三号线与昌平线的重要换乘枢纽，西二旗站的吞吐量，在整个北京都榜上有名，它就像互联网从业者的耶路撒冷，站内的广告位永远被各种招聘和职场类的APP占满，它就这样从早到晚，见证着无数人的加班升职，来往匆忙。
软件园里大厂云集，百度、新浪、网易、联想、滴滴，都只相隔一条马路，后来腾讯也搬到了这里，拥堵程度可想而知，两公里的路程，有时摆渡车要行驶半个小时，甚至不如步行来得快。
尤其在周五晚上。周末的序曲从周五下午拉开，辛苦工作了一周，彼时，同事们的表情和语调不自觉变得轻松欢快，互侃的频率较前四天直线上升，下班时间一到，大家从公司大楼鱼贯而出，地图上的路况显示瞬间变为深红色，但即使堵车，人们也不急不躁，刷着手机聊着天，仿佛周五晚上的时间无限长，可以随意挥霍。
雨雪天比周五晚上更可怕，在雨雪天能顺利打上车，是需要很大运气的。有一次下班正逢下雨，我本计划打车回家，订单发出，显示前面还有一百多人在排队，预计等待一个小时，我便先去食堂吃饭，饭毕，终于轮到我，但页面提示附近司机较少，正在扩大派单范围，不过最后仍是无人接单，订单被系统自动取消。我欲哭无泪。
等我赚了大钱的，就在离公司最近的地方买个房子，什么堵车、打车都与我无关！这种时候我经常这么想。不过转念一想，赚了大钱之后我还会在这里工作吗？在这里工作会赚到大钱吗？好像都不会。我跟老家的朋友抱怨，朋友说要不要考虑回来，没有户籍限制，没有租房和通勤压力，朝九晚五，也挺舒服安逸。
但回到老家，我能干什么呢？如果不回去，我要一直这样工作吗？工作的意义仅仅是为了赚大钱吗？我想起《老友记》里的钱德勒，作为一名数据分析师，他有着令人艳羡的独立办公室和极高的薪水，但这不是他喜欢的工作，尤其是在发现罗斯爱恐龙、瑞秋爱时尚、莫妮卡爱烹饪，而他们都在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时，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选择从事自己一直向往的广告行业。
扪心自问，我的工作是我热爱的吗？我现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通勤途中，真让人迷茫。
因此多数情况下，如果天晴能扫码，我都会选择骑共享单车上班。一站直达，就不会思考太多无解的问题。九公里，正好与我们老家到县城最繁华地段的距离一样，所以骑车时，我经常能想起小时候去城里，我坐在自行车前梁上，那时我觉得路程好长好长，长到我昏昏欲睡，屁股硌得生疼。
如今，可能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对时间和距离的感受有了变化，也可能是参照物更多，数不尽的高楼商厦，路旁总有花，三月有桃花，五月有月季，七月有牵牛。四十分钟，我听音乐或听书，看经过的车牌，数红灯的秒数，想想三餐吃什么，总觉得路程没那么远了。
骑车通勤的人很多，回龙观有一条自行车专用路，这条路平坦开阔，抬头远眺，青山清晰可见，它有一段与地铁轨道平行，每隔几分钟，就有地铁隆隆而过，下班的时候，高楼里万家灯火，马路上霓虹闪烁。我不再想这个月的KPI有没有完成，也不会想买房买车，更不会想生活中的纷繁琐事，那一刻，我还是那个骑着单车的无忧少年。
五六年来，在软件园和回龙观这两点之间，地铁、打车、单车，各种通勤方式，我交替尝试。这条通勤路上，这段二三十岁的人生路上，每天都有无数的同行者，却又好像只有我一个。在路上，我从未停止思考，尽管我思考的事情，有的没有答案，有的毫无用处，但我同样享受其中。
【中行前副行长：货币超发标准与管控基本要求】信用货币的投放，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可交易财富价值的变化及其引发的货币需求。可交易财富价值变化，不仅取决于财富数量规模的变化，还取决于财富单位价格的变化。单位价值根本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在需求扩张，供不应求不断增强的情况下，财富的数量与价格都会不断提升，对货币的需求也会不断扩大，货币投放机构扩大信贷投放的积极性也会增强，货币总量会随之扩大；在需求饱和，供过于求不断增强的情况下，财富的数量和价格就可能出现回落，对货币的需求就会萎缩，还会增强经营者的竞争和产品变现的难度，并会使货币投放机构更趋谨慎，货币总量会随之收缩，因而会使借款人资金流动性承压，已有借款违约风险增强。一旦出现借款违约，造成货币投放机构信贷资产损失，就意味着前期货币投放没有足够的财富价值相对应，货币出现实实在在的超发，需要对信贷损失准确评估并尽快冲销（列入损失或提足拨备）。
由此，物价上涨与货币扩张的根本原因是供求关系，说“一切通胀都是货币现象”并不准确，实际上应该是“一切通胀都是供求现象”。同时，货币投放机构未冲销信贷损失的真实程度才是衡量货币超发最重要的标准。如果信贷损失得不到及时确认与冲销，就会使货币超发不断积累，并可能严重威胁货币的质量与声誉，引发深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为保护货币质量，就需要强化相应的管控：一是强化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对资不抵债的债务人应该及时进行重组或破产清理。货币投放机构也需要及时识别其信贷资产的不良损失并予以冲销，从而将超发的货币尽可能予以清除，由此造成资不抵债的，同样要予以重组或破产清理。
二是将货币投放机构划分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分别管理，建立货币投放“双层结构”和风险隔离与缓冲机制。中央银行负责货币现金的标准制定与运行监管，负责货币币值监测与货币总量调控（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负责对商业银行货币投放的宏观审慎监管与金融市场流动性调节（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但不能直接面向社会公众与政府办理金融业务，特别是不能对其提供信贷投放，避免由此可能形成不良损失危害中央银行与货币体系的稳定。面向社会公众办理金融业务，特别是进行信贷投放，只能由参与市场竞争的商业银行进行，其信贷投放规模要接受中央银行的监管和调节。商业银行不能只有一家，否则，其信贷派生的存款全部集中在一家银行，银行就不会存在跨行支付的流动性风险以及资不抵债的经营风险，就难以有效约束商业银行盲目扩大信贷投放。商业银行出现流动性问题时，央行不能一味地追求金融稳定而无限提供流动性支持，进而威胁货币质量。
货币投放上“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公众”的“双层结构”以及推动从事货币信贷投放的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是信用货币管理的基本要求。
这其中，商业银行并不是简单的信用中介，而是直接的货币投放（派生）机构，必须受到最严格的金融监管；商业银行通过信贷投放的货币，与中央银行通过购买储备物投放的货币是完全相同的货币，将二者区分开来并分别叫做“央行货币”、“银行货币”是不恰当的，这种划分实际上是将货币与存款（负债）混同了；理论上，商业银行并非必须先有存款，然后才能发放贷款，而是可以通过发放贷款直接派生出等额的存款。只是由于存在跨行支付，以及央行实行存款准备金制度（冻结部分存款）等，会使商业银行存在流动性风险，才会迫使商业银行保持足够的存款以备支付，在保证足够的流动性和资本保障基础上才能扩大信贷投放。
三是严格禁止货币坐支。中央银行印制的现金，不得直接用于自身的开支，而只能用于购买货币储备物，或向商业银行提供再贷款或办理存款兑换；商业银行也不得直接给自己发放贷款用于自身开支，而只能向其他社会主体发放贷款。严禁坐支是货币管理不可逾越的红线，需要得到严格执行。
基于上述要求，货币的投放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完全由货币当局自主决定，央行想投放多少就能投放多少，信用货币的投放根本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货币需求。如果缺乏有效需求，货币投放机构即使实施借贷零利率或负利率，也很难扩大货币投放，除非连借出的货币本金也可以不还，但这样整个货币体系就会彻底崩溃。所以，货币政策在面对货币需求旺盛、通货膨胀高企时，控制货币投放是比较主动和有效的，但在面对货币需求萎缩且利率已经降低到零时，没有政府扩大债务和开支的支持，单靠货币政策推动货币扩大投放是很难的。
当然，尽管形成了一些控制货币超发的基本要求，但现实社会依然存在很多诱发货币超发的复杂因素，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作为国家信用货币，央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中性受到抑制，执政党为争取和维护执政地位，往往追求超越现实的高增长，更愿意扩大货币投放，而非收缩货币投放，结果使逆周期宏观调控难以到位，推动主要经济体纷纷走上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大规模量化宽松甚至财政赤字货币化之路，货币超发问题日趋严重。所以，要控制货币超发，最关键的是国家要合理确定发展目标，避免短期行为，追求长期稳健发展。同时，要对信用货币，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做深刻的变革，完善通货膨胀（货币币值）的监测体系，强化对货币超发的全球联合治理。
（作者王永利系中国银行原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由此，物价上涨与货币扩张的根本原因是供求关系，说“一切通胀都是货币现象”并不准确，实际上应该是“一切通胀都是供求现象”。同时，货币投放机构未冲销信贷损失的真实程度才是衡量货币超发最重要的标准。如果信贷损失得不到及时确认与冲销，就会使货币超发不断积累，并可能严重威胁货币的质量与声誉，引发深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为保护货币质量，就需要强化相应的管控：一是强化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对资不抵债的债务人应该及时进行重组或破产清理。货币投放机构也需要及时识别其信贷资产的不良损失并予以冲销，从而将超发的货币尽可能予以清除，由此造成资不抵债的，同样要予以重组或破产清理。
二是将货币投放机构划分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分别管理，建立货币投放“双层结构”和风险隔离与缓冲机制。中央银行负责货币现金的标准制定与运行监管，负责货币币值监测与货币总量调控（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负责对商业银行货币投放的宏观审慎监管与金融市场流动性调节（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但不能直接面向社会公众与政府办理金融业务，特别是不能对其提供信贷投放，避免由此可能形成不良损失危害中央银行与货币体系的稳定。面向社会公众办理金融业务，特别是进行信贷投放，只能由参与市场竞争的商业银行进行，其信贷投放规模要接受中央银行的监管和调节。商业银行不能只有一家，否则，其信贷派生的存款全部集中在一家银行，银行就不会存在跨行支付的流动性风险以及资不抵债的经营风险，就难以有效约束商业银行盲目扩大信贷投放。商业银行出现流动性问题时，央行不能一味地追求金融稳定而无限提供流动性支持，进而威胁货币质量。
货币投放上“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公众”的“双层结构”以及推动从事货币信贷投放的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是信用货币管理的基本要求。
这其中，商业银行并不是简单的信用中介，而是直接的货币投放（派生）机构，必须受到最严格的金融监管；商业银行通过信贷投放的货币，与中央银行通过购买储备物投放的货币是完全相同的货币，将二者区分开来并分别叫做“央行货币”、“银行货币”是不恰当的，这种划分实际上是将货币与存款（负债）混同了；理论上，商业银行并非必须先有存款，然后才能发放贷款，而是可以通过发放贷款直接派生出等额的存款。只是由于存在跨行支付，以及央行实行存款准备金制度（冻结部分存款）等，会使商业银行存在流动性风险，才会迫使商业银行保持足够的存款以备支付，在保证足够的流动性和资本保障基础上才能扩大信贷投放。
三是严格禁止货币坐支。中央银行印制的现金，不得直接用于自身的开支，而只能用于购买货币储备物，或向商业银行提供再贷款或办理存款兑换；商业银行也不得直接给自己发放贷款用于自身开支，而只能向其他社会主体发放贷款。严禁坐支是货币管理不可逾越的红线，需要得到严格执行。
基于上述要求，货币的投放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完全由货币当局自主决定，央行想投放多少就能投放多少，信用货币的投放根本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货币需求。如果缺乏有效需求，货币投放机构即使实施借贷零利率或负利率，也很难扩大货币投放，除非连借出的货币本金也可以不还，但这样整个货币体系就会彻底崩溃。所以，货币政策在面对货币需求旺盛、通货膨胀高企时，控制货币投放是比较主动和有效的，但在面对货币需求萎缩且利率已经降低到零时，没有政府扩大债务和开支的支持，单靠货币政策推动货币扩大投放是很难的。
当然，尽管形成了一些控制货币超发的基本要求，但现实社会依然存在很多诱发货币超发的复杂因素，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作为国家信用货币，央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中性受到抑制，执政党为争取和维护执政地位，往往追求超越现实的高增长，更愿意扩大货币投放，而非收缩货币投放，结果使逆周期宏观调控难以到位，推动主要经济体纷纷走上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大规模量化宽松甚至财政赤字货币化之路，货币超发问题日趋严重。所以，要控制货币超发，最关键的是国家要合理确定发展目标，避免短期行为，追求长期稳健发展。同时，要对信用货币，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做深刻的变革，完善通货膨胀（货币币值）的监测体系，强化对货币超发的全球联合治理。
（作者王永利系中国银行原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200近视，有必要做近视眼手术吗
经常很多患者咨询我，度数低，只有200、300度，有没必要做近视眼手术 。
二叔认为，不管度数多少，要不要做近视手术，主要取决与你的需求。比如有职业需求，或者不想戴眼镜，想通过近视手术来提高生活质量，那么可以做。
不过需要先到医院做详细检查，排查手术禁忌，确定符合条件做再进行。(不知道去哪家医院的可以来问二叔)
#杭州郑州近视眼矫正手术##度数不高有必要做近视手术吗#
经常很多患者咨询我，度数低，只有200、300度，有没必要做近视眼手术 。
二叔认为，不管度数多少，要不要做近视手术，主要取决与你的需求。比如有职业需求，或者不想戴眼镜，想通过近视手术来提高生活质量，那么可以做。
不过需要先到医院做详细检查，排查手术禁忌，确定符合条件做再进行。(不知道去哪家医院的可以来问二叔)
#杭州郑州近视眼矫正手术##度数不高有必要做近视手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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