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帝回来这状态，咱们就是一个其神更髓，咱们其音更清！哲帝的状态比小的想象当中好了太多太多了，咱们对哲帝的这个佩服，又加深了许多。咱们对哲帝的一个敬佩之情，又更加的深邃了。虽然大家都在说哲帝的这个刘海略显些许的潦草，但是咱们认为哲帝牛逼的颜值和气质，驾驭这么一个狗啃的刘海那是非常的绰绰有余，完全就是一整个拿下，毫不费吹灰之力就稳稳拿下了这个发型。
【史料分析】孝仪皇后当皇贵妃时，遇书写时为“双抬”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对文书的抬头书写做了明确规定：章内称宫殿者，抬一字；称皇帝、上谕、旨、御者，抬两字；称天地、宗庙、山陵、庙号、列祖、谕旨者，均出格一字。
道光二十九年的《科场条例》规定更为详细：“祖、宗、列圣、世德、圜丘、方泽以上俱系三抬字样，敬谨书写。圣天子、圣主、圣谟、圣训、帝徳、圣朝、盛世、孝治、明诏……以上俱系双抬字样，谨略举其概，行文时各宜检点。朝廷、国朝、国家、龙楼、凤阁、玉墀、上苑、太液、各宫、殿、门名，以上俱系单抬字样。”
单抬、双抬、三抬、四抬是将应予以尊敬的字样另起一行，分别高出一字、二字、三字、四字来书写。
“四抬”比较少见，只有嘉庆朝时的特殊情况，书写“皇帝”为“双抬”，书写“太上皇帝”为“三抬”，那么遇天祖等字样为“四抬”。乾隆崩逝以后，恢复正常。
书写内廷主位时太皇太后、皇太后为“三抬”，太妃、皇后、摄六宫事皇贵妃为“双抬”，皇贵妃、贵妃、妃、嫔为“单抬”。虽然在会典当中记载摄六宫事皇贵妃依然为“单抬”，但是宫中记档书写时依然为“双抬”。
乾隆三十年时令贵妃晋封为皇贵妃，依然遵循乾隆十三年娴贵妃晋封摄六宫事皇贵妃之例“双抬”，而非普通皇贵妃的“单抬”。
皇贵妃有许多隐藏待遇在“会典”、“则例”当中根本没有记载，只有当看到某一条档案，才知道原来皇贵妃还有如此待遇，这属于某位皇贵妃的“特例”，应该作为“个例”研究，而不能作为“普例”。而且这种隐藏待遇的高低因为所处时代的不同而改变调整。比如处于乾隆盛世与道光衰落时期，就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改变。
清代皇贵妃大体分为四种情况：
第一种为“实打实的皇贵妃”，清代只有孝献皇后、孝懿皇后、孝仪皇后、孝静皇后四人，共计做皇贵妃三十余年。
第二种为“摄六宫事皇贵妃”，有“摄六宫事”字样的乾隆继后、孝全皇后，还有孝和皇后虽然没有“摄六宫事”字样，但是当时宫内依然是太上皇帝妃嫔的天下，情况特殊。当时宫内书写孝淑皇后都是“嗣皇后”。总不能写“嗣摄六宫事皇贵妃”吧？这三人都是已经明确先皇后丧期过后举行立后大典，因为先皇后尚在丧期之内，所以“摄六宫事皇贵妃”实际是“准皇后期”。待遇相对于皇贵妃来说要高，但是这也属于“个例”，也没有明面上的规定。其待遇的“加增”全靠皇帝当时对其的态度。
第三种是“临终加恩皇贵妃”，只有敦肃皇贵妃、慧贤皇贵妃、纯惠皇贵妃三人。所不同的是，敦肃、慧贤只有上谕，没来得及行册封礼。而纯惠皇贵妃赶上了册封礼。
第四种是“皇帝追封皇贵妃”，只有哲悯皇贵妃、淑嘉皇贵妃两人。
第五种是“嗣皇帝尊封、追封皇贵妃”，清代得到皇贵妃名号的绝大多数是这种由儿孙辈皇帝尊封、追封得来的，尤其是宣宗开启嗣皇帝集体晋尊先朝妃嫔模式之后，也是这种情况才显得皇贵妃不值钱了。而且这种皇贵妃待遇也是最低的，前面所述四种皇贵妃每一位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世祖皇贵妃董鄂氏薨逝追封“孝献皇后”，与世祖同葬“孝陵”。圣祖皇贵妃佟佳氏临终前一天晋封皇后，是为“孝懿皇后”，与圣祖同葬“景陵”。高宗皇贵妃魏氏薨逝二十年，高宗宣示皇十五子为皇太子，同时追赠皇太子生母令懿皇贵妃为“孝仪皇后”，与高宗同葬裕陵。宣宗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文宗登极尊为“康慈皇贵太妃”，临终又尊为“康慈皇太后”，是为“孝静皇后”。四位实打实的皇贵妃最终都得到皇后名号了，摄六宫事皇贵妃更不必说。而敦肃皇贵妃祔葬世宗“泰陵”，慧贤皇贵妃祔葬高宗“裕陵”，纯惠皇贵妃虽然没有祔葬裕陵，但是高宗特旨为其修建方城明楼、宝城宝顶，位列诸妃之上。哲悯皇贵妃、淑嘉皇贵妃均祔葬高宗“裕陵”。
言归正传，摄六宫事皇贵妃为“双抬”可以理解，因为是“准皇后”。但是皇贵妃“双抬”这种情况就是属于“个例”的特恩。因为清代对“抬格”很严谨，该抬不抬不行，不该抬抬了也不行。
有的人问同样是先朝妃嫔，为什么有的是“太妃”字样，有的依然是“妃”字样。那是因为“太妃”字样要“双抬”与皇帝、皇后一样齐平，而“妃”字样依然是“单抬”，降皇帝、皇后一格。
以目前档案来看，乾隆朝温惠皇贵太妃为“双抬”、裕贵妃为“单抬”。嘉庆朝婉贵太妃为“双抬”。咸丰朝如皇贵太妃、琳贵太妃为“双抬”，康慈皇贵太妃为“双抬”，也出现过“三抬”之例。
乾隆三十年皇贵妃为“双抬”，这是乾隆默认皇贵妃为“准皇后”的一种表现。后来皇贵妃长女封为“固伦公主”，并佩戴“东珠朝珠”，抬旗至满洲镶黄旗给与世管佐领，这些都是属于“会典”、“则例”之外的“个例”。
#孝仪皇后[超话]#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对文书的抬头书写做了明确规定：章内称宫殿者，抬一字；称皇帝、上谕、旨、御者，抬两字；称天地、宗庙、山陵、庙号、列祖、谕旨者，均出格一字。
道光二十九年的《科场条例》规定更为详细：“祖、宗、列圣、世德、圜丘、方泽以上俱系三抬字样，敬谨书写。圣天子、圣主、圣谟、圣训、帝徳、圣朝、盛世、孝治、明诏……以上俱系双抬字样，谨略举其概，行文时各宜检点。朝廷、国朝、国家、龙楼、凤阁、玉墀、上苑、太液、各宫、殿、门名，以上俱系单抬字样。”
单抬、双抬、三抬、四抬是将应予以尊敬的字样另起一行，分别高出一字、二字、三字、四字来书写。
“四抬”比较少见，只有嘉庆朝时的特殊情况，书写“皇帝”为“双抬”，书写“太上皇帝”为“三抬”，那么遇天祖等字样为“四抬”。乾隆崩逝以后，恢复正常。
书写内廷主位时太皇太后、皇太后为“三抬”，太妃、皇后、摄六宫事皇贵妃为“双抬”，皇贵妃、贵妃、妃、嫔为“单抬”。虽然在会典当中记载摄六宫事皇贵妃依然为“单抬”，但是宫中记档书写时依然为“双抬”。
乾隆三十年时令贵妃晋封为皇贵妃，依然遵循乾隆十三年娴贵妃晋封摄六宫事皇贵妃之例“双抬”，而非普通皇贵妃的“单抬”。
皇贵妃有许多隐藏待遇在“会典”、“则例”当中根本没有记载，只有当看到某一条档案，才知道原来皇贵妃还有如此待遇，这属于某位皇贵妃的“特例”，应该作为“个例”研究，而不能作为“普例”。而且这种隐藏待遇的高低因为所处时代的不同而改变调整。比如处于乾隆盛世与道光衰落时期，就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改变。
清代皇贵妃大体分为四种情况：
第一种为“实打实的皇贵妃”，清代只有孝献皇后、孝懿皇后、孝仪皇后、孝静皇后四人，共计做皇贵妃三十余年。
第二种为“摄六宫事皇贵妃”，有“摄六宫事”字样的乾隆继后、孝全皇后，还有孝和皇后虽然没有“摄六宫事”字样，但是当时宫内依然是太上皇帝妃嫔的天下，情况特殊。当时宫内书写孝淑皇后都是“嗣皇后”。总不能写“嗣摄六宫事皇贵妃”吧？这三人都是已经明确先皇后丧期过后举行立后大典，因为先皇后尚在丧期之内，所以“摄六宫事皇贵妃”实际是“准皇后期”。待遇相对于皇贵妃来说要高，但是这也属于“个例”，也没有明面上的规定。其待遇的“加增”全靠皇帝当时对其的态度。
第三种是“临终加恩皇贵妃”，只有敦肃皇贵妃、慧贤皇贵妃、纯惠皇贵妃三人。所不同的是，敦肃、慧贤只有上谕，没来得及行册封礼。而纯惠皇贵妃赶上了册封礼。
第四种是“皇帝追封皇贵妃”，只有哲悯皇贵妃、淑嘉皇贵妃两人。
第五种是“嗣皇帝尊封、追封皇贵妃”，清代得到皇贵妃名号的绝大多数是这种由儿孙辈皇帝尊封、追封得来的，尤其是宣宗开启嗣皇帝集体晋尊先朝妃嫔模式之后，也是这种情况才显得皇贵妃不值钱了。而且这种皇贵妃待遇也是最低的，前面所述四种皇贵妃每一位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世祖皇贵妃董鄂氏薨逝追封“孝献皇后”，与世祖同葬“孝陵”。圣祖皇贵妃佟佳氏临终前一天晋封皇后，是为“孝懿皇后”，与圣祖同葬“景陵”。高宗皇贵妃魏氏薨逝二十年，高宗宣示皇十五子为皇太子，同时追赠皇太子生母令懿皇贵妃为“孝仪皇后”，与高宗同葬裕陵。宣宗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文宗登极尊为“康慈皇贵太妃”，临终又尊为“康慈皇太后”，是为“孝静皇后”。四位实打实的皇贵妃最终都得到皇后名号了，摄六宫事皇贵妃更不必说。而敦肃皇贵妃祔葬世宗“泰陵”，慧贤皇贵妃祔葬高宗“裕陵”，纯惠皇贵妃虽然没有祔葬裕陵，但是高宗特旨为其修建方城明楼、宝城宝顶，位列诸妃之上。哲悯皇贵妃、淑嘉皇贵妃均祔葬高宗“裕陵”。
言归正传，摄六宫事皇贵妃为“双抬”可以理解，因为是“准皇后”。但是皇贵妃“双抬”这种情况就是属于“个例”的特恩。因为清代对“抬格”很严谨，该抬不抬不行，不该抬抬了也不行。
有的人问同样是先朝妃嫔，为什么有的是“太妃”字样，有的依然是“妃”字样。那是因为“太妃”字样要“双抬”与皇帝、皇后一样齐平，而“妃”字样依然是“单抬”，降皇帝、皇后一格。
以目前档案来看，乾隆朝温惠皇贵太妃为“双抬”、裕贵妃为“单抬”。嘉庆朝婉贵太妃为“双抬”。咸丰朝如皇贵太妃、琳贵太妃为“双抬”，康慈皇贵太妃为“双抬”，也出现过“三抬”之例。
乾隆三十年皇贵妃为“双抬”，这是乾隆默认皇贵妃为“准皇后”的一种表现。后来皇贵妃长女封为“固伦公主”，并佩戴“东珠朝珠”，抬旗至满洲镶黄旗给与世管佐领，这些都是属于“会典”、“则例”之外的“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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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国人抗击瘟疫的那些事，了解一下“伍氏口罩”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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