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牌！处罚！*ST济堂三年虚增营收207亿元！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
在退市边缘徘徊的*ST济堂（同济堂）及相关方，接连迎来监管处罚。
4月11日晚间，公司发布两则公告，分别为，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市场禁入决定书》，以及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同时，上交所11日晚发布公告，*ST济堂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未申请股票停牌，经监管督促后仍拒绝履行上述义务，基于此，自2022年4月12日起，对*ST济堂股票实施停牌。
三年虚增营收207亿元
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监管方面决定，对同济堂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300万元罚款；对张美华、李青夫妇给予警告，并合并处以500万元罚款，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300万元，作为实际控制人罚款200万元；对魏军桥给予警告，并处以100万元罚款。
在《市场禁入决定书》中，明示了*ST济堂存在的多项违法事实。首先，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及管理费用，导致2016年至2018年虚增利润总额分别为6.8亿元、9.2亿元、8.3亿元。
2016年至2018年，同济堂通过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等三家子公司虚构销售及采购业务、虚增销售及管理费用、伪造银行回单等方式，累计虚增收入207.35亿元，虚增成本178.51亿元，虚增利润总额24.3亿元。
同时，同济堂《2019年年度报告》中也存在虚假记载，虚增其他业务收入3.86亿元，虚增利润总额3.86亿元。
此外，同济堂未及时披露及未在2016年至2019年年度报告中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
第四，同济堂还未如实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
最后，同济堂未及时披露且未在《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中按规定披露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及重大诉讼的有关事项。
●而从处罚主体来说，同样指向了前述多人。其中，张美华时任同济堂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李青时任同济堂副董事长、总经理；魏军桥时任同济堂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张美华、李青、魏军桥请求不给予其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但是证监会认为，张美华、李青为同济堂实际控制人，张美华时任同济堂董事长，李青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魏军桥时任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应当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其任职期间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认定其为涉案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并无不当。
交易所对股票实施停牌
除了证监会的处罚之外，*ST济堂也一直是交易所的关注对象。
就在两日前，公司刚刚收到交易所《关于督促*ST济堂提示不能按期披露经审计的年报及相关退市风险的监管工作函》。
此外，4月8日，上交所也曾公告，当周对47起拉抬打压、虚假申报等证券异常交易行为采取了书面警示等监管措施。
对退市新亿和*ST济堂、*ST中天等退市风险警示股票，以及短时间内集中申卖等加剧市场波动、影响市场交易秩序的异常交易行为依规从严实施自律监管。
就在公司披露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同日，交易所还决定了对*ST济堂股票实施停牌。
●具体来看，11日晚间，上交所表示，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和公司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追溯调整后，*ST济堂2017年至2019年连续3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负且2020年净利润也为负，并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述事实显示，*ST济堂2017年度至2020年度的财务指标可能触及原《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上海证券交易所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其股票启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程序。
上交所明确，“公司应当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后按照《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向本所申请股票停牌，及时披露有关内容，并就其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进行特别风险提示。但公司未按上述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未申请股票停牌，经本所监管督促后仍拒绝履行上述义务。”
针对上述情形，公司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交易所可以对其股票实施停牌，并向市场公告。据此，自2022年4月12日起，上交所对*ST济堂股票实施停牌。
这些处罚只是*ST济堂风险的冰山一角。接连的监管措施，不仅折射出公司治理和经营困境，而且也折射出*ST济堂终止上市风险的陡增。
对于*ST济堂来说，近来一直面临三重退市风险。
一是财务类退市风险。目前，*ST济堂尚未聘请年审会计师，如果4月30日无法按期披露经审计的2021年年报，将停牌并被实施终止上市。即使聘请了会计师，由于前期证监会查明公司财务造假情况，公司2020年年报无法表示意见所涉事项并未完成消除，会计师也无法出具标准的审计意见。
二是交易类退市风险。近期，*ST济堂股价持续在1元甚至下方挣扎，考虑到公司基本面较差，存在重大违法退市风险，不排除公司股价出现连续20天低于1元，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
三是重大违法类退市风险。公司曾于2021年10月25日公告称，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可能触及重大违法退市情形。
梳理来看，与*ST济堂同期收到事先告知书的*ST新亿（都为2021年10月），已于今年3月2日收到决定书，进入退市程序。
从目前的迹象来看，*ST济堂也在谋求自救。
4月2日，在股价经历8个交易日低于1元后，*ST济堂高管抛出一份增持计划，公司实际控制人、总经理李青以及其他董监高，计划在12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310万股至62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2%至0.43%。不过这份年报窗口期抛出的增持计划并不足以改变市场预期，公司当前所面临的多种退市风险交织的困境，依然尾大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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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退市边缘徘徊的*ST济堂（同济堂）及相关方，接连迎来监管处罚。
4月11日晚间，公司发布两则公告，分别为，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市场禁入决定书》，以及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同时，上交所11日晚发布公告，*ST济堂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未申请股票停牌，经监管督促后仍拒绝履行上述义务，基于此，自2022年4月12日起，对*ST济堂股票实施停牌。
三年虚增营收207亿元
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监管方面决定，对同济堂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300万元罚款；对张美华、李青夫妇给予警告，并合并处以500万元罚款，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300万元，作为实际控制人罚款200万元；对魏军桥给予警告，并处以100万元罚款。
在《市场禁入决定书》中，明示了*ST济堂存在的多项违法事实。首先，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及管理费用，导致2016年至2018年虚增利润总额分别为6.8亿元、9.2亿元、8.3亿元。
2016年至2018年，同济堂通过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等三家子公司虚构销售及采购业务、虚增销售及管理费用、伪造银行回单等方式，累计虚增收入207.35亿元，虚增成本178.51亿元，虚增利润总额24.3亿元。
同时，同济堂《2019年年度报告》中也存在虚假记载，虚增其他业务收入3.86亿元，虚增利润总额3.86亿元。
此外，同济堂未及时披露及未在2016年至2019年年度报告中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
第四，同济堂还未如实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
最后，同济堂未及时披露且未在《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年度报告》中按规定披露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及重大诉讼的有关事项。
●而从处罚主体来说，同样指向了前述多人。其中，张美华时任同济堂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李青时任同济堂副董事长、总经理；魏军桥时任同济堂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张美华、李青、魏军桥请求不给予其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但是证监会认为，张美华、李青为同济堂实际控制人，张美华时任同济堂董事长，李青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魏军桥时任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应当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其任职期间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认定其为涉案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并无不当。
交易所对股票实施停牌
除了证监会的处罚之外，*ST济堂也一直是交易所的关注对象。
就在两日前，公司刚刚收到交易所《关于督促*ST济堂提示不能按期披露经审计的年报及相关退市风险的监管工作函》。
此外，4月8日，上交所也曾公告，当周对47起拉抬打压、虚假申报等证券异常交易行为采取了书面警示等监管措施。
对退市新亿和*ST济堂、*ST中天等退市风险警示股票，以及短时间内集中申卖等加剧市场波动、影响市场交易秩序的异常交易行为依规从严实施自律监管。
就在公司披露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同日，交易所还决定了对*ST济堂股票实施停牌。
●具体来看，11日晚间，上交所表示，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和公司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追溯调整后，*ST济堂2017年至2019年连续3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负且2020年净利润也为负，并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述事实显示，*ST济堂2017年度至2020年度的财务指标可能触及原《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上海证券交易所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其股票启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程序。
上交所明确，“公司应当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后按照《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向本所申请股票停牌，及时披露有关内容，并就其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进行特别风险提示。但公司未按上述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未申请股票停牌，经本所监管督促后仍拒绝履行上述义务。”
针对上述情形，公司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交易所可以对其股票实施停牌，并向市场公告。据此，自2022年4月12日起，上交所对*ST济堂股票实施停牌。
这些处罚只是*ST济堂风险的冰山一角。接连的监管措施，不仅折射出公司治理和经营困境，而且也折射出*ST济堂终止上市风险的陡增。
对于*ST济堂来说，近来一直面临三重退市风险。
一是财务类退市风险。目前，*ST济堂尚未聘请年审会计师，如果4月30日无法按期披露经审计的2021年年报，将停牌并被实施终止上市。即使聘请了会计师，由于前期证监会查明公司财务造假情况，公司2020年年报无法表示意见所涉事项并未完成消除，会计师也无法出具标准的审计意见。
二是交易类退市风险。近期，*ST济堂股价持续在1元甚至下方挣扎，考虑到公司基本面较差，存在重大违法退市风险，不排除公司股价出现连续20天低于1元，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
三是重大违法类退市风险。公司曾于2021年10月25日公告称，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可能触及重大违法退市情形。
梳理来看，与*ST济堂同期收到事先告知书的*ST新亿（都为2021年10月），已于今年3月2日收到决定书，进入退市程序。
从目前的迹象来看，*ST济堂也在谋求自救。
4月2日，在股价经历8个交易日低于1元后，*ST济堂高管抛出一份增持计划，公司实际控制人、总经理李青以及其他董监高，计划在12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310万股至62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2%至0.43%。不过这份年报窗口期抛出的增持计划并不足以改变市场预期，公司当前所面临的多种退市风险交织的困境，依然尾大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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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哈哈奶茶运营公司变更背后：北京首店关闭，独立运营难度不小#
娃哈哈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前退出娃哈哈奶茶运营公司一事引关注。
新京报记者近期走访发现，娃哈哈奶茶在丰科万达广场的北京首家门店已关闭，此前能正常查询的娃哈哈奶茶官网也已经无法打开。
公开资料显示，娃哈哈奶茶从2019年12月开始全国性招商；2020年7月，娃哈哈奶茶在广州五山商圈开了全国首家门店，75岁的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在开业当天还特意从杭州飞到广州为该门店站台，这也被视作娃哈哈方面为奶茶店做背书。
如今，娃哈哈退出其此前合作的奶茶店运营公司广州茶美饮品有限公司，并将“娃哈哈奶茶”微信公众号注册主体更换为集团旗下的浙江娃哈哈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种种行动被业内认为，娃哈哈可能要独立、直接运营奶茶业务。几位店主称，今年是与娃哈哈方面直接签约的。
业内人士指出，从售价来看，娃哈哈奶茶对标的是一点点、茶百道等已经为人熟知的茶饮品牌，但置身于一众竞争对手中，娃哈哈奶茶没有明显的优势。此外，奈雪的茶、喜茶的降价对娃哈哈也是一个打击。面临着新茶饮行业双巨头的挤压，娃哈哈奶茶下一步如何走还未可知。
北京首店关闭
3月底，新京报记者来到北京丰科万达广场，发现位于地下一层的娃哈哈奶茶门店已经封闭。门店原址上，一家来自西安的茶饮品牌“茶话弄”正在装修。
北京丰科万达广场地下一层的娃哈哈奶茶店已关闭，原店址上另一茶饮品牌正在装修。
周边店铺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娃哈哈奶茶已经关店一段时间了。感觉这家店生意还可以，不知道为啥会关闭。该工作人员还称，之前喝过这家的奶茶，就是AD钙奶的味道。丰科万达广场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娃哈哈奶茶关店原因是租约到期，目前门店已经有了替代的品牌。
2021年2月，娃哈哈奶茶北京首店在丰科万达广场开业，开业初期曾引起消费者关注。在开业两个月后，有媒体探访发现，娃哈哈奶茶的热度已经降低，没有出现消费者大排队的情况。虽然店内上了新品，但和喜茶、奈雪的茶等网红茶饮的明星新品比起来，娃哈哈的新品上线悄无声息，没有热度。
大众点评显示，北京目前只有两家娃哈哈奶茶门店，分别是熙悦天街店和长安天街店。4月1日，新京报记者来到娃哈哈奶茶熙悦天街店，菜单显示其价格最低的一款产品为老红糖珍珠奶茶，售价为10元；价格最高的一款名为“大吉大厘”的产品，售价达168元一份。
新京报记者看到，该门店的主打产品为“AD钙奶家族”，包括草莓乳酸钙奶、AD葡萄啵啵冰等多款添加了娃哈哈AD钙奶的产品。同时，有多瓶加大版AD钙奶被摆在店内显眼位置，门店里还张贴着“天生营养，自然好茶”的宣传标语。一位娃哈哈奶茶员工说，目前北京只有两家门店，均是加盟店。对于娃哈哈奶茶丰科万达广场首店的关闭，该员工称并不清楚。
公司变更欲独立运营奶茶？
娃哈哈奶茶，始于2019年。根据公开资料，娃哈哈奶茶2019年5月筹备，当年12月开始进行全国性招商。2020年5月，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了娃哈哈奶茶店开业的消息，让娃哈哈奶茶走到消费者视野中。
当时网上流传的一份《娃哈哈天生营养自然好茶合作手册》显示，娃哈哈奶茶店以轻资产加盟方式运营。加盟费用为28万元，包括店面评估、店面设计、店面装修、设备输出、技术培训等内容。其中，教学与实施项目服务费用5万元，内容包括店长与店员理论与实操培训、外卖项目指导、营运维护等。
据新京报记者当时了解，奶茶店项目由广州娃哈哈健康饮品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天眼查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10月29日，由广东冠华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娃哈哈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75%、25%股份。其中，娃哈哈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宗庆后当时在合作寄语中表示，这是娃哈哈的“第三次创业”。
随着网上对娃哈哈奶茶的讨论越来越多，娃哈哈官方微博还在2020年5月15日回应称，“奶茶项目不是公司直营，是授权给合作伙伴在运营的。”即娃哈哈并非直接经营方，只是进行了商标授权，让运营方打了一手情怀牌。
天眼查信息显示，2022年3月10日，原广州娃哈哈健康饮品有限公司更名为广州茶美饮品有限公司，娃哈哈商业股份有限公司退出股东序列。目前广州茶美饮品有限公司由广东冠华健康产业有限公司100%持股。
值得注意的是，在娃哈哈退股之前，“娃哈哈奶茶”微信公众账号的主体已经更换为“浙江娃哈哈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而这一主体由娃哈哈商业股份有限公司100%持股。
娃哈哈奶茶现在的运营公司究竟是哪一家？新京报记者注意到，目前广州茶美饮品有限公司在天眼查上的简介显示仍是：娃哈哈奶茶是一家连锁奶茶店，门店多数饮品继承了娃哈哈自有产品AD钙奶、乳酸奶的衣钵，并在此基础上添加了水果、抹茶、芝士等食材，定价在12元至22元之间，主打饮品除了AD芒芒波波冰、草莓乳酸钙奶等AD钙奶+果茶外，还开发了芝士营养快线系列和爽歪歪系列。
3月31日，新京报记者联系广州茶美饮品有限公司，电话无人接听。此外，在娃哈哈奶茶店购买奶茶后获得的小票上显示的400电话也无法接通。
4月11日，新京报记者联系到一位娃哈哈奶茶加盟店的店主，该店主称，与娃哈哈奶茶的合作是一年一签，此前是与原广州娃哈哈健康饮品有限公司签约，从今年开始合同改为与娃哈哈方面直接签约。其还称“目前暂时不开放加盟了。”同日，另外一位加盟商告诉新京报记者，今年年初，其接到公司的通知，需要更新合同，以前的合同作废。“新合同换了一家公司签约，不是以前的公司了。听说娃哈哈跟那边的公司在交接，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以前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产品更新以及宣传推广，这个月几乎都没有了，有时候有一些问题问总部那边，回复也很不及时。生意确实是不好，成本很高，客流量比较少。”
就娃哈哈奶茶相关问题，新京报记者也同时联系了娃哈哈公关部负责人，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业内认为，不论是从合资公司撤股，还是公众号账号主体的变更，都意味着娃哈哈或许要通过这次变动独立运营奶茶业务，真正进行“第三次创业”。
资深投资人吴晓鹏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传统饮料企业转型是个美好理想，而娃哈哈选择了离自己最远的路。新式茶饮，既要靠社交属性、故事能力、差异定位带来的品牌力，又要靠消费者洞察、供应链管理、创业者激情带来的持续迭代的产品力，娃哈哈奶茶从设立初始就先天不足。
面临茶饮多品牌竞争
从新茶饮行业各品牌客单价来看，整体行业呈现出金字塔结构。最顶端的是奈雪的茶、喜茶两大品牌，被业内视为新茶饮的双子星。接下来则是茶颜悦色、茶百道等品牌，这类品牌的价格多在15元-25元之间，属于当前新茶饮的主流消费带。再向下则是目前新茶饮行业拥有最多门店数的蜜雪冰城。
而娃哈哈奶茶除个别产品外，价格均在茶百道、一点点、CoCo都可等品牌的价格区间内，这些品牌也是其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根据町芒研究院发布的《2022现制茶饮行业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现制茶饮市场规模已达千亿元，近年实现高速增长，市场占比由2015年的16.4%增长至2020年的27.7%。2021年全国现制茶饮门店数量已突破50万家，全国市场年消费金额已超过1400亿元。现制茶饮预计未来将成为茶饮行业最大的子赛道。
逐渐扩大的赛道，引发行业“内卷”出现。今年2月，喜茶宣布完成全面产品调价，今年内不再推出29元以上的饮品类新品，并承诺现有产品在今年内绝不涨价。今年3月底，奈雪的茶也官宣多款产品下调价格，全面告别“3字头”，价格降幅最多达10元。
头部品牌的价格下调，对娃哈哈奶茶所在的中端价格带品牌将带来巨大冲击。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赖阳对新京报记者说，新茶饮市场从蓝海已经发展成红海，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价格较高的新茶饮品牌也感受到了价格战的压力，因此头部品牌开始考虑要适配更多的消费人群，价格下调是一种选择，但不是唯一的道路。
根据窄门餐眼数据显示，目前娃哈哈奶茶有312家门店，2019年开店1家，2020年开店238家，目前开业中的门店是258家，暂停的有54家。事实上，开店以来娃哈哈奶茶也引起了部分加盟商的不满。根据AI财经社2021年9月报道，有多名娃哈哈奶茶店的加盟商爆料称，加盟后门店持续亏损，品牌“没有直营店却直接开放加盟，口头承诺虚假消息”，不少加盟商只能闭店转让减少损失。
吴晓鹏认为，近年来新生的优秀创业者都是在激烈的竞争中拼出来的，其离市场更近，没有业绩包袱，相比娃哈哈这样想转型的老企业明显更有竞争力，娃哈哈做现制饮品不是个好的战略选项，目前还没有看到娃哈哈带给行业有力的变化。#娃哈哈# #娃哈哈营养快线#
娃哈哈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前退出娃哈哈奶茶运营公司一事引关注。
新京报记者近期走访发现，娃哈哈奶茶在丰科万达广场的北京首家门店已关闭，此前能正常查询的娃哈哈奶茶官网也已经无法打开。
公开资料显示，娃哈哈奶茶从2019年12月开始全国性招商；2020年7月，娃哈哈奶茶在广州五山商圈开了全国首家门店，75岁的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在开业当天还特意从杭州飞到广州为该门店站台，这也被视作娃哈哈方面为奶茶店做背书。
如今，娃哈哈退出其此前合作的奶茶店运营公司广州茶美饮品有限公司，并将“娃哈哈奶茶”微信公众号注册主体更换为集团旗下的浙江娃哈哈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种种行动被业内认为，娃哈哈可能要独立、直接运营奶茶业务。几位店主称，今年是与娃哈哈方面直接签约的。
业内人士指出，从售价来看，娃哈哈奶茶对标的是一点点、茶百道等已经为人熟知的茶饮品牌，但置身于一众竞争对手中，娃哈哈奶茶没有明显的优势。此外，奈雪的茶、喜茶的降价对娃哈哈也是一个打击。面临着新茶饮行业双巨头的挤压，娃哈哈奶茶下一步如何走还未可知。
北京首店关闭
3月底，新京报记者来到北京丰科万达广场，发现位于地下一层的娃哈哈奶茶门店已经封闭。门店原址上，一家来自西安的茶饮品牌“茶话弄”正在装修。
北京丰科万达广场地下一层的娃哈哈奶茶店已关闭，原店址上另一茶饮品牌正在装修。
周边店铺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娃哈哈奶茶已经关店一段时间了。感觉这家店生意还可以，不知道为啥会关闭。该工作人员还称，之前喝过这家的奶茶，就是AD钙奶的味道。丰科万达广场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娃哈哈奶茶关店原因是租约到期，目前门店已经有了替代的品牌。
2021年2月，娃哈哈奶茶北京首店在丰科万达广场开业，开业初期曾引起消费者关注。在开业两个月后，有媒体探访发现，娃哈哈奶茶的热度已经降低，没有出现消费者大排队的情况。虽然店内上了新品，但和喜茶、奈雪的茶等网红茶饮的明星新品比起来，娃哈哈的新品上线悄无声息，没有热度。
大众点评显示，北京目前只有两家娃哈哈奶茶门店，分别是熙悦天街店和长安天街店。4月1日，新京报记者来到娃哈哈奶茶熙悦天街店，菜单显示其价格最低的一款产品为老红糖珍珠奶茶，售价为10元；价格最高的一款名为“大吉大厘”的产品，售价达168元一份。
新京报记者看到，该门店的主打产品为“AD钙奶家族”，包括草莓乳酸钙奶、AD葡萄啵啵冰等多款添加了娃哈哈AD钙奶的产品。同时，有多瓶加大版AD钙奶被摆在店内显眼位置，门店里还张贴着“天生营养，自然好茶”的宣传标语。一位娃哈哈奶茶员工说，目前北京只有两家门店，均是加盟店。对于娃哈哈奶茶丰科万达广场首店的关闭，该员工称并不清楚。
公司变更欲独立运营奶茶？
娃哈哈奶茶，始于2019年。根据公开资料，娃哈哈奶茶2019年5月筹备，当年12月开始进行全国性招商。2020年5月，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了娃哈哈奶茶店开业的消息，让娃哈哈奶茶走到消费者视野中。
当时网上流传的一份《娃哈哈天生营养自然好茶合作手册》显示，娃哈哈奶茶店以轻资产加盟方式运营。加盟费用为28万元，包括店面评估、店面设计、店面装修、设备输出、技术培训等内容。其中，教学与实施项目服务费用5万元，内容包括店长与店员理论与实操培训、外卖项目指导、营运维护等。
据新京报记者当时了解，奶茶店项目由广州娃哈哈健康饮品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天眼查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10月29日，由广东冠华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娃哈哈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75%、25%股份。其中，娃哈哈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宗庆后当时在合作寄语中表示，这是娃哈哈的“第三次创业”。
随着网上对娃哈哈奶茶的讨论越来越多，娃哈哈官方微博还在2020年5月15日回应称，“奶茶项目不是公司直营，是授权给合作伙伴在运营的。”即娃哈哈并非直接经营方，只是进行了商标授权，让运营方打了一手情怀牌。
天眼查信息显示，2022年3月10日，原广州娃哈哈健康饮品有限公司更名为广州茶美饮品有限公司，娃哈哈商业股份有限公司退出股东序列。目前广州茶美饮品有限公司由广东冠华健康产业有限公司100%持股。
值得注意的是，在娃哈哈退股之前，“娃哈哈奶茶”微信公众账号的主体已经更换为“浙江娃哈哈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而这一主体由娃哈哈商业股份有限公司100%持股。
娃哈哈奶茶现在的运营公司究竟是哪一家？新京报记者注意到，目前广州茶美饮品有限公司在天眼查上的简介显示仍是：娃哈哈奶茶是一家连锁奶茶店，门店多数饮品继承了娃哈哈自有产品AD钙奶、乳酸奶的衣钵，并在此基础上添加了水果、抹茶、芝士等食材，定价在12元至22元之间，主打饮品除了AD芒芒波波冰、草莓乳酸钙奶等AD钙奶+果茶外，还开发了芝士营养快线系列和爽歪歪系列。
3月31日，新京报记者联系广州茶美饮品有限公司，电话无人接听。此外，在娃哈哈奶茶店购买奶茶后获得的小票上显示的400电话也无法接通。
4月11日，新京报记者联系到一位娃哈哈奶茶加盟店的店主，该店主称，与娃哈哈奶茶的合作是一年一签，此前是与原广州娃哈哈健康饮品有限公司签约，从今年开始合同改为与娃哈哈方面直接签约。其还称“目前暂时不开放加盟了。”同日，另外一位加盟商告诉新京报记者，今年年初，其接到公司的通知，需要更新合同，以前的合同作废。“新合同换了一家公司签约，不是以前的公司了。听说娃哈哈跟那边的公司在交接，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以前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产品更新以及宣传推广，这个月几乎都没有了，有时候有一些问题问总部那边，回复也很不及时。生意确实是不好，成本很高，客流量比较少。”
就娃哈哈奶茶相关问题，新京报记者也同时联系了娃哈哈公关部负责人，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业内认为，不论是从合资公司撤股，还是公众号账号主体的变更，都意味着娃哈哈或许要通过这次变动独立运营奶茶业务，真正进行“第三次创业”。
资深投资人吴晓鹏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传统饮料企业转型是个美好理想，而娃哈哈选择了离自己最远的路。新式茶饮，既要靠社交属性、故事能力、差异定位带来的品牌力，又要靠消费者洞察、供应链管理、创业者激情带来的持续迭代的产品力，娃哈哈奶茶从设立初始就先天不足。
面临茶饮多品牌竞争
从新茶饮行业各品牌客单价来看，整体行业呈现出金字塔结构。最顶端的是奈雪的茶、喜茶两大品牌，被业内视为新茶饮的双子星。接下来则是茶颜悦色、茶百道等品牌，这类品牌的价格多在15元-25元之间，属于当前新茶饮的主流消费带。再向下则是目前新茶饮行业拥有最多门店数的蜜雪冰城。
而娃哈哈奶茶除个别产品外，价格均在茶百道、一点点、CoCo都可等品牌的价格区间内，这些品牌也是其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根据町芒研究院发布的《2022现制茶饮行业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现制茶饮市场规模已达千亿元，近年实现高速增长，市场占比由2015年的16.4%增长至2020年的27.7%。2021年全国现制茶饮门店数量已突破50万家，全国市场年消费金额已超过1400亿元。现制茶饮预计未来将成为茶饮行业最大的子赛道。
逐渐扩大的赛道，引发行业“内卷”出现。今年2月，喜茶宣布完成全面产品调价，今年内不再推出29元以上的饮品类新品，并承诺现有产品在今年内绝不涨价。今年3月底，奈雪的茶也官宣多款产品下调价格，全面告别“3字头”，价格降幅最多达10元。
头部品牌的价格下调，对娃哈哈奶茶所在的中端价格带品牌将带来巨大冲击。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赖阳对新京报记者说，新茶饮市场从蓝海已经发展成红海，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价格较高的新茶饮品牌也感受到了价格战的压力，因此头部品牌开始考虑要适配更多的消费人群，价格下调是一种选择，但不是唯一的道路。
根据窄门餐眼数据显示，目前娃哈哈奶茶有312家门店，2019年开店1家，2020年开店238家，目前开业中的门店是258家，暂停的有54家。事实上，开店以来娃哈哈奶茶也引起了部分加盟商的不满。根据AI财经社2021年9月报道，有多名娃哈哈奶茶店的加盟商爆料称，加盟后门店持续亏损，品牌“没有直营店却直接开放加盟，口头承诺虚假消息”，不少加盟商只能闭店转让减少损失。
吴晓鹏认为，近年来新生的优秀创业者都是在激烈的竞争中拼出来的，其离市场更近，没有业绩包袱，相比娃哈哈这样想转型的老企业明显更有竞争力，娃哈哈做现制饮品不是个好的战略选项，目前还没有看到娃哈哈带给行业有力的变化。#娃哈哈# #娃哈哈营养快线#
库门一开，黄金万两？这是很久远的回忆，现代国库借用信息化手段，以及银行清算体系，已经很少能看到现金，更别提黄金。
中国现在仅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每年就高达十几万亿规模，还有三四万亿规模的政府性基金等，这些是库款资金的主要来源。国库资金每天进进出出，收缴单位不少，预算支出单位更多。如仅中央政府这一级政府，就有约1.5万个预算单位，每年财政支付笔数约为660万笔。
国库一直是个神秘的存在，巨量的库款资金，频繁的国库收支行为，数量众多的收支单位，国库如何实现有序运营？经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得以现场观摩国库运转的大致过程。
借用由“央行+代理银行”的国库支付体系，对一些违规行为的监督变成可能。例如某地处基层的中央预算单位在该地五星级酒店举行会议，在与酒店进行清算时，监督信息平台当即发现这次酒店会议超标准支出。
“央行主账户+零余额账户”体系
中国国库管理模式从2001年开始经历了较大的变革，改革的依据为2001年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印发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简单来说，就是从原来传统资金缴拨模式，转为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管理模式。
何谓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财政部门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国库单一账户，这为国库的主账户。但光有央行主账户是不够的，属于中央财政的预算部门，很多都有大量地方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的收入、支出行为，仅靠央行主账户显然难以满足。
之所以称为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源于除了财政部门在央行开设的国库单一账户外，还有财政部门与预算单位开设在代理商业银行的一些零余额账户。参与到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的商业银行，需要经过公开招投标程序，且要满足一定资质才可能中标。目前中央财政有11家国库集中支付中标代理商业银行。引入代理商业银行，是由于这些代理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广，能充分提供支付清算等金融服务，进而满足如中央财政每年约660万笔的国库支出需求。
国库主账户设在央行，财政收入的汇集基本在这个账户，财政资金也主要保留在这个账户。至于网点密布的代理商业银行账户，并没有财政资金停留其中。
代理商业银行经招投标，参与国库运作体系，提供资金的支付清算服务，财政部门会支付相应金融服务费。由于代理商业银行并非一家，引入多家银行竞争机制，既能保证优质服务，费用支出方面也不至于太离谱。
每日终了前，代理商业银行会与央行国库单一账户进行资金清算，进而代理商业银行账户余额为零，没有实际资金停留。正因为如此，这些开设在代理商业银行的账户被称为“零余额账户”。
资金使用路线图
除了借用代理商业银行大量网点来支撑整个国库支付系统以外，2001年开始的改革也极大地改变了传统财政资金支付方式。
传统模式下，财政资金的支出，需要一层层申请，再一层层往下拨付。中央财政的一级预算单位，下辖有大量基层预算单位，如全国直管的国税部门，县级、市级、省级国税部门均属于中央财政保障的范畴；再如很多中央部委下辖有大量事业或企业单位，如水利部，一些基层水利项目公司可能就设在县城里。
在这种模式下，基层预算单位若有支出需求，需先向上级单位提出申请，经过层级繁多的汇总，最终由一级预算单位将资金需求汇总到财政部。财政部经审核后，向央行下达支付指令(因为国库主账户设在央行)，央行拿到指令后，拨款给一级预算单位，一级预算单位再一层层往下拨付。
当时，每个预算单位都有一个账户。国库拨款后，资金就滞留在预算单位账户中，直到有支出需求时再支出。由于存在较多的层级，财政资金何时能从上级单位下拨到下级单位也未可知，资金被挤占、截留、挪用的问题很容易发生。
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则实现了资金支付的扁平化，避免了财政资金在政府层级内部慢慢渗透的过程，支付主要取道银行支付系统。即，财政资金统一收缴入国库主账户，支出时由代理商业银行先将资金支付给最终服务提供方或个人，日终再与央行进行清算。
改革之后，如水利部的一个基层水利公司有一笔工程建设款需要支出，它需要向上提出申请，水利部将信息汇总到财政部，由于全程电子化，程序很快；财政部审核用款信息后，给代理银行和央行下发支付指令，代理银行直接将款项划入工程建设方的账户；每日终了前，央行根据财政部提供的指令信息，与代理行就这些资金进行清算。
实现集中支付最明显的一个结果就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中“政府存款”项下常年保持着3万亿的库款额度。若在改革前，这些未实际支出的库款资金，是散布在不同的预算单位的自有账户中。
财政事中监管
借用国库支付体系，实现国库资金的集中支付，这使得财政部门掌握库款资金的收入支出进度和各预算单位实际支出情况，进而对一些违规行为进行监督变成可能。
财政部国库司国库监督处相关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代理商业银行代为支付一笔库款资金，大概5秒钟后，支付方、收款方的账户信息、支付金额、事由等信息就会反馈到“财政国库动态监控信息平台”上。
得益与各代理银行联网，中央约1.5万个预算单位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的所有收支行为，都能反映在这个信息平台上。该信息平台共设有30多项监控指标，诸如提现金额超标、本单位支付给本单位账户、收款人和账号不匹配等问题，该系统都会自动提示。
如某地处基层的中央预算单位，在该地五星级酒店举行一次会议，在与酒店进行清算时，该信息立马反馈到监督处信息平台上。经信息比对，该酒店会议属于超标准支出，因为“八项规定”明文禁止各公职单位不得去五星酒店开会。
财政部国库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财政国库动态监控系统变事后监督为事中监督，财政资金支付中的违规问题，大都可以通过动态监控系统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但一些深度共谋、隐藏得较深的不规范行为，仍要靠专业审计才能发现。
另外，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也不可或缺。近年来，很多政府部门的超标准支出、浪费性指出行为经公众举报，或自媒体曝光后，也容易引起各方重视，进而倒逼提高预算透明度和财政运行的规范性。
中国现在仅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每年就高达十几万亿规模，还有三四万亿规模的政府性基金等，这些是库款资金的主要来源。国库资金每天进进出出，收缴单位不少，预算支出单位更多。如仅中央政府这一级政府，就有约1.5万个预算单位，每年财政支付笔数约为660万笔。
国库一直是个神秘的存在，巨量的库款资金，频繁的国库收支行为，数量众多的收支单位，国库如何实现有序运营？经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得以现场观摩国库运转的大致过程。
借用由“央行+代理银行”的国库支付体系，对一些违规行为的监督变成可能。例如某地处基层的中央预算单位在该地五星级酒店举行会议，在与酒店进行清算时，监督信息平台当即发现这次酒店会议超标准支出。
“央行主账户+零余额账户”体系
中国国库管理模式从2001年开始经历了较大的变革，改革的依据为2001年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印发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简单来说，就是从原来传统资金缴拨模式，转为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管理模式。
何谓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财政部门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国库单一账户，这为国库的主账户。但光有央行主账户是不够的，属于中央财政的预算部门，很多都有大量地方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的收入、支出行为，仅靠央行主账户显然难以满足。
之所以称为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源于除了财政部门在央行开设的国库单一账户外，还有财政部门与预算单位开设在代理商业银行的一些零余额账户。参与到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的商业银行，需要经过公开招投标程序，且要满足一定资质才可能中标。目前中央财政有11家国库集中支付中标代理商业银行。引入代理商业银行，是由于这些代理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广，能充分提供支付清算等金融服务，进而满足如中央财政每年约660万笔的国库支出需求。
国库主账户设在央行，财政收入的汇集基本在这个账户，财政资金也主要保留在这个账户。至于网点密布的代理商业银行账户，并没有财政资金停留其中。
代理商业银行经招投标，参与国库运作体系，提供资金的支付清算服务，财政部门会支付相应金融服务费。由于代理商业银行并非一家，引入多家银行竞争机制，既能保证优质服务，费用支出方面也不至于太离谱。
每日终了前，代理商业银行会与央行国库单一账户进行资金清算，进而代理商业银行账户余额为零，没有实际资金停留。正因为如此，这些开设在代理商业银行的账户被称为“零余额账户”。
资金使用路线图
除了借用代理商业银行大量网点来支撑整个国库支付系统以外，2001年开始的改革也极大地改变了传统财政资金支付方式。
传统模式下，财政资金的支出，需要一层层申请，再一层层往下拨付。中央财政的一级预算单位，下辖有大量基层预算单位，如全国直管的国税部门，县级、市级、省级国税部门均属于中央财政保障的范畴；再如很多中央部委下辖有大量事业或企业单位，如水利部，一些基层水利项目公司可能就设在县城里。
在这种模式下，基层预算单位若有支出需求，需先向上级单位提出申请，经过层级繁多的汇总，最终由一级预算单位将资金需求汇总到财政部。财政部经审核后，向央行下达支付指令(因为国库主账户设在央行)，央行拿到指令后，拨款给一级预算单位，一级预算单位再一层层往下拨付。
当时，每个预算单位都有一个账户。国库拨款后，资金就滞留在预算单位账户中，直到有支出需求时再支出。由于存在较多的层级，财政资金何时能从上级单位下拨到下级单位也未可知，资金被挤占、截留、挪用的问题很容易发生。
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则实现了资金支付的扁平化，避免了财政资金在政府层级内部慢慢渗透的过程，支付主要取道银行支付系统。即，财政资金统一收缴入国库主账户，支出时由代理商业银行先将资金支付给最终服务提供方或个人，日终再与央行进行清算。
改革之后，如水利部的一个基层水利公司有一笔工程建设款需要支出，它需要向上提出申请，水利部将信息汇总到财政部，由于全程电子化，程序很快；财政部审核用款信息后，给代理银行和央行下发支付指令，代理银行直接将款项划入工程建设方的账户；每日终了前，央行根据财政部提供的指令信息，与代理行就这些资金进行清算。
实现集中支付最明显的一个结果就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中“政府存款”项下常年保持着3万亿的库款额度。若在改革前，这些未实际支出的库款资金，是散布在不同的预算单位的自有账户中。
财政事中监管
借用国库支付体系，实现国库资金的集中支付，这使得财政部门掌握库款资金的收入支出进度和各预算单位实际支出情况，进而对一些违规行为进行监督变成可能。
财政部国库司国库监督处相关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代理商业银行代为支付一笔库款资金，大概5秒钟后，支付方、收款方的账户信息、支付金额、事由等信息就会反馈到“财政国库动态监控信息平台”上。
得益与各代理银行联网，中央约1.5万个预算单位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的所有收支行为，都能反映在这个信息平台上。该信息平台共设有30多项监控指标，诸如提现金额超标、本单位支付给本单位账户、收款人和账号不匹配等问题，该系统都会自动提示。
如某地处基层的中央预算单位，在该地五星级酒店举行一次会议，在与酒店进行清算时，该信息立马反馈到监督处信息平台上。经信息比对，该酒店会议属于超标准支出，因为“八项规定”明文禁止各公职单位不得去五星酒店开会。
财政部国库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财政国库动态监控系统变事后监督为事中监督，财政资金支付中的违规问题，大都可以通过动态监控系统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但一些深度共谋、隐藏得较深的不规范行为，仍要靠专业审计才能发现。
另外，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也不可或缺。近年来，很多政府部门的超标准支出、浪费性指出行为经公众举报，或自媒体曝光后，也容易引起各方重视，进而倒逼提高预算透明度和财政运行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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