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weverse magazine采访里也说过 很不喜欢把在weverse上和粉丝们的时间称之为“沟通” 觉得很商业化 所以每次来或者走的时候 他经常说的反而是“陪我玩吧”“谢谢你们陪我玩” 记者采访问他积极沟通的原因 回答的时候还是说着“还想更用心和阿米们玩”
对泰亨来说 沟通这个词好像太没有温度 不足够表现出他的真心 泰亨想要的 是双方尽情快乐的时间 是一起享受的游玩
对泰亨来说 沟通这个词好像太没有温度 不足够表现出他的真心 泰亨想要的 是双方尽情快乐的时间 是一起享受的游玩
老K教练结束他近半个世纪篮球教练生涯，结束他在杜克的41年传奇了。
肯定是大学篮球史上最伟大的二位教练之一。
他和伍登爷爷孰高孰低，留给历史学者评论吧。
以及，史上最伟大的纯篮球教练之一。
用NBA教练打比方的话，伍登爷爷可以类比红衣主教，开创了时代先河和不朽王朝。当然伍登爷爷性格好多了。
老K教练好比波波维奇，漫长坚持，不断调整，现代篮球的巅峰。
而且他们都是最纯粹的篮球教练。
老K的成绩众所周知：带杜克五个全国冠军，只有伍登爷爷的七冠在其前面。
ACC各种冠军列不完，不提了。
当美国男篮助教拿俩奥运会冠军，当主帅三个奥运冠军两个世锦赛冠军。
大学篮球史上赢球最多的人。
之所以强调纯粹教练是因为……
大学教练和NBA教练，越来越像两个不同行当了。
很少人提的一件事：
早在三十年前1992年梦一队成型之前，老K教练已是当时主帅最大热门。毕竟他当时正在带杜克所向无敌。
但当美国决定用NBA球员组成梦一时，就只能换人了。
为什么要换人？
因为带梦一那些巨星，不能用老派纯教练，比如莫塔、费奇、菲茨西蒙斯们，也不能用年轻如阿德尔曼、禅师这类教练。
莱利太凶残，威尔肯斯人太慈和，布朗战术太复杂。
最后选了戴利爷爷，因为他哄得住人，镇得住场。
当时委员会承认，时年45岁的老K教练“才华横溢，坚韧不拔”，但就因为如此，不适合带梦一。
在美国大学成功的教练，许多会忍不住去NBA试试。
有些成功了，比如拉里·布朗爷爷，但众所周知，他在费城时和AI欢喜冤家聚散离合，只在活塞打造成了一支钢铁之师，去了人杂事多的纽约尼克斯终身英名几乎毁于一旦，最后也只在夏洛特山猫这样的小球队才又翻身。皮蒂诺也不说了。
所以如卡利帕里这样的名帅，老在NBA边缘试探，但不肯长待。
NBA世界更需要能哄得住球员的教练，有多少教练无甚才华，但因为能跟球员合得来，于是到处有碗饭吃？
偏偏老K教练说，他执教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要有能被训教的球员”。然后是家庭氛围、人格、聪明，以及天赋。
2009年波波维奇的一种表述，意思差不多：
“马刺只要那些听教练话好好打球，训练完好好回家睡觉的球员”。
老K很有手腕。在控制球员心理方面无人可比，但另一方面，挺凶。
塞斯·库里说过，K教练有时像个凶猛的父亲。他会在训练时因为觉得球员们不够好，打断训练，喝令他们脱下杜克的球衣，穿沃尔玛超市白T恤打球，大概“你们不配穿杜克的球衣！”
只要输球，他就会让你不爽；但只要你赢球，“他能为你移山！”
众所周知，2002世锦赛、2004奥运会到2006世锦赛，美国男篮三度无冠，重拾辉煌是2008年奥运会，之后重新横霸FIBA，这是K教练的功劳；但其实最体现K教练风骨的，是2010年世锦赛。那年他带去土耳其打世锦赛的：
22岁的库里，22岁的杜兰特，22岁的戈登，22岁的勒夫，22岁的罗斯，22岁的威少。加上26岁的伊戈达拉，27岁的格兰杰，其他钱德勒盖伊们——仅有的老将是昌西和奥多姆。
半支学生军。
老K教练将这支美国带上冠军，杜兰特大放异彩从此成为FIBA霸王，妙在老K教练把威少用成了两年前奥运会的韦德，让奥多姆站中锋位，让钱德勒多打联防，都是绝妙用法。这届美国队夺冠后，威少罗斯库里钱德勒们回去了NBA球队各自脱胎换骨获得巨大成长。
2008年梦八队的思路：一个外围对球单防怪（科比）；一个弱侧断球快下魔王（韦德）；一个阵地战全面单打王（科比）；一个经常站4号位在外围转悠的小前锋（勒布朗）；一个经常站中锋位置的灵活流大前锋（波什）。
2010年梦九队的思路：一个外围对球单防怪（伊哥达拉）；好几个弱侧断球快下魔王（全队集体抢断奔走）；一个阵地战全面单打王（杜兰特）；一个经常站4号位在外围转悠的小前锋（盖伊、杜兰特）；一个经常站中锋位置的灵活流大前锋（奥多姆）。
防守端，外线对球压迫，依靠灵活的内线延阻补位压抑外围，伺机对球紧逼。内线防守则依靠快速包夹轮转。
进攻端，尽量快节奏奔袭，被迫阵地战后，依靠灵活敏捷的阵容拉开阵线，靠后卫突破、前锋策应或王牌单打。
这样的打法，可以最大化美国队的优点：飞檐走壁的运动能力，劲爆之极的体格，凶猛的一对一能力，人多势众，车轮战榨干对手体力。
其实或多或少，也多少指明了后来篮球的方向。
带2008年和2012年有科比勒布朗们的美国队夺奥运会冠军，相形之下，反而是小菜一碟了。
所以我们看他带出来的、进NBA的球员：
希尔，布兰德，布泽，罗尔·邓，马盖蒂，雷迪克，邓利维，巴蒂尔，塔图姆，英格拉姆，塞斯、巴雷特、胖虎……
他喜欢长手长脚攻防扎实的3号位，喜欢敦厚结实下盘了得的4号位，喜欢伶俐聪慧精确的神射手。
NBA媒体当年赞美格兰特·希尔，主要是“闪电第一步”、“三双机器”、“最接近乔丹的年轻人”，老K教练赞美希尔的角度是：“他能预判到两次传球之后的局势。”
也许他真的不适合NBA这个商业场，不适合每天跟巨星们搅是非。他在杜克这些年成就了彼此。大学篮球界适合他，他适合大学篮球界。偶尔去美国队打短工拿几个冠军。至少他都是在教纯粹的篮球。
当然，NBA也该感谢他培养的这些天才。每个杜克出品都挨过他的骂，但也是他的严格训导，让这些孩子们成才。
比如，塔图姆本季在凯尔特人，开始打得一塌糊涂，但坚持不懈，进入2022年后飚分无敌。
从2021年4月至今一年，他常规赛季后赛附加赛，已经有6场50+了。
怎么会这么勇？
当年塔图姆在杜克打弗吉尼亚，上半场他只得2分，手感不佳，不停传球；于是老K教练把外套朝他扔去怒吼：
“塔图姆你个软蛋！你个圣路易斯小子！我当初就不该带你来杜克！！！我不要你打得跟个软蛋似的！我需要你打得像你自己！！”
塔图姆全场得到28分，杜克赢球。
现在我们应该知道，塔图姆年纪轻轻迎难而上的劲头，怎么打磨出来的了。
当然。这样的做法，也不太适合当下的NBA。毕竟这里是个，教练得哄着球员的联盟了。
所以老K教练在杜克41年，也挺好：
他是个纯粹的篮球教练，也的确当了一辈子纯粹的篮球教练。
求仁得仁，尽善尽美。
肯定是大学篮球史上最伟大的二位教练之一。
他和伍登爷爷孰高孰低，留给历史学者评论吧。
以及，史上最伟大的纯篮球教练之一。
用NBA教练打比方的话，伍登爷爷可以类比红衣主教，开创了时代先河和不朽王朝。当然伍登爷爷性格好多了。
老K教练好比波波维奇，漫长坚持，不断调整，现代篮球的巅峰。
而且他们都是最纯粹的篮球教练。
老K的成绩众所周知：带杜克五个全国冠军，只有伍登爷爷的七冠在其前面。
ACC各种冠军列不完，不提了。
当美国男篮助教拿俩奥运会冠军，当主帅三个奥运冠军两个世锦赛冠军。
大学篮球史上赢球最多的人。
之所以强调纯粹教练是因为……
大学教练和NBA教练，越来越像两个不同行当了。
很少人提的一件事：
早在三十年前1992年梦一队成型之前，老K教练已是当时主帅最大热门。毕竟他当时正在带杜克所向无敌。
但当美国决定用NBA球员组成梦一时，就只能换人了。
为什么要换人？
因为带梦一那些巨星，不能用老派纯教练，比如莫塔、费奇、菲茨西蒙斯们，也不能用年轻如阿德尔曼、禅师这类教练。
莱利太凶残，威尔肯斯人太慈和，布朗战术太复杂。
最后选了戴利爷爷，因为他哄得住人，镇得住场。
当时委员会承认，时年45岁的老K教练“才华横溢，坚韧不拔”，但就因为如此，不适合带梦一。
在美国大学成功的教练，许多会忍不住去NBA试试。
有些成功了，比如拉里·布朗爷爷，但众所周知，他在费城时和AI欢喜冤家聚散离合，只在活塞打造成了一支钢铁之师，去了人杂事多的纽约尼克斯终身英名几乎毁于一旦，最后也只在夏洛特山猫这样的小球队才又翻身。皮蒂诺也不说了。
所以如卡利帕里这样的名帅，老在NBA边缘试探，但不肯长待。
NBA世界更需要能哄得住球员的教练，有多少教练无甚才华，但因为能跟球员合得来，于是到处有碗饭吃？
偏偏老K教练说，他执教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要有能被训教的球员”。然后是家庭氛围、人格、聪明，以及天赋。
2009年波波维奇的一种表述，意思差不多：
“马刺只要那些听教练话好好打球，训练完好好回家睡觉的球员”。
老K很有手腕。在控制球员心理方面无人可比，但另一方面，挺凶。
塞斯·库里说过，K教练有时像个凶猛的父亲。他会在训练时因为觉得球员们不够好，打断训练，喝令他们脱下杜克的球衣，穿沃尔玛超市白T恤打球，大概“你们不配穿杜克的球衣！”
只要输球，他就会让你不爽；但只要你赢球，“他能为你移山！”
众所周知，2002世锦赛、2004奥运会到2006世锦赛，美国男篮三度无冠，重拾辉煌是2008年奥运会，之后重新横霸FIBA，这是K教练的功劳；但其实最体现K教练风骨的，是2010年世锦赛。那年他带去土耳其打世锦赛的：
22岁的库里，22岁的杜兰特，22岁的戈登，22岁的勒夫，22岁的罗斯，22岁的威少。加上26岁的伊戈达拉，27岁的格兰杰，其他钱德勒盖伊们——仅有的老将是昌西和奥多姆。
半支学生军。
老K教练将这支美国带上冠军，杜兰特大放异彩从此成为FIBA霸王，妙在老K教练把威少用成了两年前奥运会的韦德，让奥多姆站中锋位，让钱德勒多打联防，都是绝妙用法。这届美国队夺冠后，威少罗斯库里钱德勒们回去了NBA球队各自脱胎换骨获得巨大成长。
2008年梦八队的思路：一个外围对球单防怪（科比）；一个弱侧断球快下魔王（韦德）；一个阵地战全面单打王（科比）；一个经常站4号位在外围转悠的小前锋（勒布朗）；一个经常站中锋位置的灵活流大前锋（波什）。
2010年梦九队的思路：一个外围对球单防怪（伊哥达拉）；好几个弱侧断球快下魔王（全队集体抢断奔走）；一个阵地战全面单打王（杜兰特）；一个经常站4号位在外围转悠的小前锋（盖伊、杜兰特）；一个经常站中锋位置的灵活流大前锋（奥多姆）。
防守端，外线对球压迫，依靠灵活的内线延阻补位压抑外围，伺机对球紧逼。内线防守则依靠快速包夹轮转。
进攻端，尽量快节奏奔袭，被迫阵地战后，依靠灵活敏捷的阵容拉开阵线，靠后卫突破、前锋策应或王牌单打。
这样的打法，可以最大化美国队的优点：飞檐走壁的运动能力，劲爆之极的体格，凶猛的一对一能力，人多势众，车轮战榨干对手体力。
其实或多或少，也多少指明了后来篮球的方向。
带2008年和2012年有科比勒布朗们的美国队夺奥运会冠军，相形之下，反而是小菜一碟了。
所以我们看他带出来的、进NBA的球员：
希尔，布兰德，布泽，罗尔·邓，马盖蒂，雷迪克，邓利维，巴蒂尔，塔图姆，英格拉姆，塞斯、巴雷特、胖虎……
他喜欢长手长脚攻防扎实的3号位，喜欢敦厚结实下盘了得的4号位，喜欢伶俐聪慧精确的神射手。
NBA媒体当年赞美格兰特·希尔，主要是“闪电第一步”、“三双机器”、“最接近乔丹的年轻人”，老K教练赞美希尔的角度是：“他能预判到两次传球之后的局势。”
也许他真的不适合NBA这个商业场，不适合每天跟巨星们搅是非。他在杜克这些年成就了彼此。大学篮球界适合他，他适合大学篮球界。偶尔去美国队打短工拿几个冠军。至少他都是在教纯粹的篮球。
当然，NBA也该感谢他培养的这些天才。每个杜克出品都挨过他的骂，但也是他的严格训导，让这些孩子们成才。
比如，塔图姆本季在凯尔特人，开始打得一塌糊涂，但坚持不懈，进入2022年后飚分无敌。
从2021年4月至今一年，他常规赛季后赛附加赛，已经有6场50+了。
怎么会这么勇？
当年塔图姆在杜克打弗吉尼亚，上半场他只得2分，手感不佳，不停传球；于是老K教练把外套朝他扔去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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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图姆全场得到28分，杜克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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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做法，也不太适合当下的NBA。毕竟这里是个，教练得哄着球员的联盟了。
所以老K教练在杜克41年，也挺好：
他是个纯粹的篮球教练，也的确当了一辈子纯粹的篮球教练。
求仁得仁，尽善尽美。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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