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社恐，我只是“社懒”》文 | 读者：霜落晨曦
上一次参加三人以上的朋友聚餐，还是上一次。
这句“废话文学”的背后，是我对社交的淡漠。现在的我，不是一个热衷社交的人，很少参加多人聚会，除非无法推辞或闲得无聊。
实在想不起来上次参加除公司团建和家庭聚餐以外的三人以上（不含三人）社交活动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半年前，也许是一年前，也许是疫情发生之前？
要说自己不热衷社交是因为社恐，倒也并不准确。我不是一个看起来就很安静的人，相反，有时可能会变身“话痨”，工作中也得到过“沟通能力强”的评价，种种表现似乎与社恐扯不上关系。社恐是社交恐惧，但我并不恐惧，即使面对陌生人也不会尴尬地说不出话。拒绝社交，不是因为客观的恐惧，而是因为主观的懒惰，所以，现在的我，可能不是社恐，只是“社懒”。
不过，小时候，我确实经历过社恐的阶段。这可能与遗传和成长环境有关。
爸爸和爷爷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学龄前的我，也是一副不爱说话的样子。我因为害怕跟长辈问好，经常被批评没礼貌。害怕来源于不知如何称呼，女性长辈应该叫“阿姨”，但那时“阿姨”一般特指幼儿园里负责照顾小朋友（不教课）的老师，在我意识里这是一种职业，如果不在“阿姨”前面冠上姓氏，就不能指代这个人，但我又怕记错姓氏张冠李戴而尴尬，索性不说话。“叔叔”倒不是职业，但比父亲年长的应该叫“大爷”或“伯伯”，年轻的才叫“叔叔”，但遇到看起来与父亲年龄相仿的，我怎么知道你跟我爸谁大？
称呼的问题，难坏了小小的我，担心因为称呼出错而尴尬，妥妥的社恐了。
上学之后，我的社恐突然自愈了。一群可以直呼名字的同学玩伴，一句“老师好”便可以“走遍全校都不怕”，称呼不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教书育人的学校环境和成绩还算不错带来的自信，让我不再害怕与人交流。讲文明，懂礼貌，我感觉“胸前的红领巾更红了”。
从小学到高中，与人沟通很少超出学校的范畴，远离外界社会，也就无所谓“社交”。上了大学，依然是同学的圈层，但人际之广阔、活动之丰富，今非昔比。交流从教室和操场，拓展到社团活动、餐厅、KTV、桌游，象牙塔里的小社会，社交生活的大舞台。无论是班级同学、实验室师兄弟，还是社团、老乡，甚至是莫名其妙组起的局，只要时间允许、活动有趣，我基本不会排斥，也确实收获了许多欢乐。
然而，无一例外，每次参加完这些活动，我都会感到疲惫。KTV、桌游，还有一定的体力或脑力消耗；可有时只是单纯吃饭聊天，除了嘴，全身几乎没有运动量，却为何如此劳累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与大范围群体相处会积累还是消耗自己的能量”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人格的简单依据。
按照这个标准，结合成长经历，我显然属于内向型人格。内向与社恐不同，也并不等同于缺乏沟通能力，内向型的人也未必看起来就很安静。但比起在大范围群体中欢娱，内向者更倾向于两三个亲密好友的小范围活动，或者享受独处。
喧闹的社交环境尽管有可能很快乐，却会消耗我的能量；而一个人看书、看电影，甚至只是发呆，则好像在充电，还不必担心插头被拔下来。
但那些外放的朋友就不同了，他们的充电器，似乎要插到人堆里，聚会结束了，电也充满了。
这样说来还挺有趣，能量是守恒的，我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难道变成了一个移动电源？
但事实并非如此，更多的时候，还是外向的人们在各种社交场合“用爱发电”。社交，如同无形的电磁场，社交达人们用各种动作切割磁感线，为彼此发电；而像我这样内向的人，总是掌握不好发电的技巧，还接收不到别人的电波，就像一个被电磁力驱赶的小球，找不到方向，还把自己原有的能量耗散了。
于是，那些不适应社交电磁场的选手，也就渐渐退出这个舞台，变得“社懒”了。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社懒”的呢？似乎找不到明确的时间点。也许是毕业以后再难聚齐一群同龄朋友，也许是某次社交活动突然感到无聊，也许是为了考研加上遇到家庭变故让我主动把自己屏蔽起来。
现在的我，并不社恐，但与其在人群里一边尽情欢娱一边清空血槽，我宁愿在安静独处中享受所谓的孤独。
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发现，身边的朋友们，“退圈”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原先印象里的“社牛”“话痨”们，竟然也变得安静了。
原先在朋友圈里各种觥筹交错的同学，变成了晒娃狂魔，很难再见到与成年人的合影；原本每到放假就去旅行，与陌生驴友也可以聊得很嗨的学姐，现在周末只想在家睡觉；过年回老家，以前“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表哥，在与老家的铁哥们儿宿醉了两天之后，便一心宅在家里，谁叫也不出去……
对于社交，为什么大家都变懒了呢？
一方面，年龄增长，30岁左右的我们，确实没有20岁那样精力充沛了，熬夜熬不动了，喝酒喝不动了，蹦迪蹦不动了。随年龄下降而减少的，不是简单的体力，而是在灯红酒绿中挥洒汗水的欲望。
另一方面，压力增大，工作和家庭压缩了社交时间，人们或被动或主动地取舍，拒绝无意义的社交，转而把有限的精力花在亲密好友或自我提升上。
此外，新冠疫情的影响，面对面更加困难，让人们不得不转到线上方式满足社交需求，甚至直接放弃需求。
走向“社懒”的我，远离了无意义的社交。同时，我还发现了新大陆，很多打着社交旗号的活动，其实也可以一个人完成。我曾经觉得一个人看电影会很尴尬，但当我真的独自踏进电影院，才发觉之前多么愚蠢，我看的是电影，身边有没有人也没多大区别啊！于是，我经常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看脱口秀，一个人旅行，享受快乐的同时还能积攒能量。
内向如我，主动选择了“社懒”；很多外向的朋友，也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圈”。当然，依然有“宝刀未老”的社交牛人和更多的“后浪”们，前赴后继地奔向“用爱发电”的舞台。
“社恐”也好，“社牛”也好，“社懒”也罢，每个人都是在最适合自己性格和意愿的状态下才最舒服，不必趋同。无论觥筹交错，还是岁月静好，做自己就好。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上一次参加三人以上的朋友聚餐，还是上一次。
这句“废话文学”的背后，是我对社交的淡漠。现在的我，不是一个热衷社交的人，很少参加多人聚会，除非无法推辞或闲得无聊。
实在想不起来上次参加除公司团建和家庭聚餐以外的三人以上（不含三人）社交活动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半年前，也许是一年前，也许是疫情发生之前？
要说自己不热衷社交是因为社恐，倒也并不准确。我不是一个看起来就很安静的人，相反，有时可能会变身“话痨”，工作中也得到过“沟通能力强”的评价，种种表现似乎与社恐扯不上关系。社恐是社交恐惧，但我并不恐惧，即使面对陌生人也不会尴尬地说不出话。拒绝社交，不是因为客观的恐惧，而是因为主观的懒惰，所以，现在的我，可能不是社恐，只是“社懒”。
不过，小时候，我确实经历过社恐的阶段。这可能与遗传和成长环境有关。
爸爸和爷爷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学龄前的我，也是一副不爱说话的样子。我因为害怕跟长辈问好，经常被批评没礼貌。害怕来源于不知如何称呼，女性长辈应该叫“阿姨”，但那时“阿姨”一般特指幼儿园里负责照顾小朋友（不教课）的老师，在我意识里这是一种职业，如果不在“阿姨”前面冠上姓氏，就不能指代这个人，但我又怕记错姓氏张冠李戴而尴尬，索性不说话。“叔叔”倒不是职业，但比父亲年长的应该叫“大爷”或“伯伯”，年轻的才叫“叔叔”，但遇到看起来与父亲年龄相仿的，我怎么知道你跟我爸谁大？
称呼的问题，难坏了小小的我，担心因为称呼出错而尴尬，妥妥的社恐了。
上学之后，我的社恐突然自愈了。一群可以直呼名字的同学玩伴，一句“老师好”便可以“走遍全校都不怕”，称呼不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教书育人的学校环境和成绩还算不错带来的自信，让我不再害怕与人交流。讲文明，懂礼貌，我感觉“胸前的红领巾更红了”。
从小学到高中，与人沟通很少超出学校的范畴，远离外界社会，也就无所谓“社交”。上了大学，依然是同学的圈层，但人际之广阔、活动之丰富，今非昔比。交流从教室和操场，拓展到社团活动、餐厅、KTV、桌游，象牙塔里的小社会，社交生活的大舞台。无论是班级同学、实验室师兄弟，还是社团、老乡，甚至是莫名其妙组起的局，只要时间允许、活动有趣，我基本不会排斥，也确实收获了许多欢乐。
然而，无一例外，每次参加完这些活动，我都会感到疲惫。KTV、桌游，还有一定的体力或脑力消耗；可有时只是单纯吃饭聊天，除了嘴，全身几乎没有运动量，却为何如此劳累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与大范围群体相处会积累还是消耗自己的能量”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人格的简单依据。
按照这个标准，结合成长经历，我显然属于内向型人格。内向与社恐不同，也并不等同于缺乏沟通能力，内向型的人也未必看起来就很安静。但比起在大范围群体中欢娱，内向者更倾向于两三个亲密好友的小范围活动，或者享受独处。
喧闹的社交环境尽管有可能很快乐，却会消耗我的能量；而一个人看书、看电影，甚至只是发呆，则好像在充电，还不必担心插头被拔下来。
但那些外放的朋友就不同了，他们的充电器，似乎要插到人堆里，聚会结束了，电也充满了。
这样说来还挺有趣，能量是守恒的，我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难道变成了一个移动电源？
但事实并非如此，更多的时候，还是外向的人们在各种社交场合“用爱发电”。社交，如同无形的电磁场，社交达人们用各种动作切割磁感线，为彼此发电；而像我这样内向的人，总是掌握不好发电的技巧，还接收不到别人的电波，就像一个被电磁力驱赶的小球，找不到方向，还把自己原有的能量耗散了。
于是，那些不适应社交电磁场的选手，也就渐渐退出这个舞台，变得“社懒”了。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社懒”的呢？似乎找不到明确的时间点。也许是毕业以后再难聚齐一群同龄朋友，也许是某次社交活动突然感到无聊，也许是为了考研加上遇到家庭变故让我主动把自己屏蔽起来。
现在的我，并不社恐，但与其在人群里一边尽情欢娱一边清空血槽，我宁愿在安静独处中享受所谓的孤独。
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发现，身边的朋友们，“退圈”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原先印象里的“社牛”“话痨”们，竟然也变得安静了。
原先在朋友圈里各种觥筹交错的同学，变成了晒娃狂魔，很难再见到与成年人的合影；原本每到放假就去旅行，与陌生驴友也可以聊得很嗨的学姐，现在周末只想在家睡觉；过年回老家，以前“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表哥，在与老家的铁哥们儿宿醉了两天之后，便一心宅在家里，谁叫也不出去……
对于社交，为什么大家都变懒了呢？
一方面，年龄增长，30岁左右的我们，确实没有20岁那样精力充沛了，熬夜熬不动了，喝酒喝不动了，蹦迪蹦不动了。随年龄下降而减少的，不是简单的体力，而是在灯红酒绿中挥洒汗水的欲望。
另一方面，压力增大，工作和家庭压缩了社交时间，人们或被动或主动地取舍，拒绝无意义的社交，转而把有限的精力花在亲密好友或自我提升上。
此外，新冠疫情的影响，面对面更加困难，让人们不得不转到线上方式满足社交需求，甚至直接放弃需求。
走向“社懒”的我，远离了无意义的社交。同时，我还发现了新大陆，很多打着社交旗号的活动，其实也可以一个人完成。我曾经觉得一个人看电影会很尴尬，但当我真的独自踏进电影院，才发觉之前多么愚蠢，我看的是电影，身边有没有人也没多大区别啊！于是，我经常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看脱口秀，一个人旅行，享受快乐的同时还能积攒能量。
内向如我，主动选择了“社懒”；很多外向的朋友，也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圈”。当然，依然有“宝刀未老”的社交牛人和更多的“后浪”们，前赴后继地奔向“用爱发电”的舞台。
“社恐”也好，“社牛”也好，“社懒”也罢，每个人都是在最适合自己性格和意愿的状态下才最舒服，不必趋同。无论觥筹交错，还是岁月静好，做自己就好。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也许我们相遇是偶然，相恋是意外，那么以后的相知，相爱、相守都是必然，因为那都是我们努力奔向对方的证明呐。每晚睡前听你说晚安，是属于我的，最简单而持久的幸福。 我的期待有很多，比如睡到自然醒，比如醒来就能看到我爱的天气和你。只要一想到能和你共度余生，我就对余生充满期待。 我想和你相拥在一起，数落着你的可爱，吐槽着你的不是，看着你为了欺负我眼睛滴溜溜的旋转，得逞后高兴不自觉翘起来的嘴角，想看你吃东西时候鼓起的嘴，那时候我估计我会忍不住去亲你一下吧！ 在未来的日子里，也许什么都无法确定，但我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我爱的人是你，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想我这里都会是你最温暖的港湾，都是为你遮风避雨的城墙。无论狂风，无论暴雨，我都会陪在你的身旁，让你不会感到丝毫的担心和惶恐。 希望以后和你的生活，温柔，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毕竟我有一生的时间要和你浪费。 我会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谁叫你是我最爱的人，谁叫你是第二幸福的人(第一幸福的人当然是我啦，哈哈哈)
【公益牛城 · 日行一善】致敬这些“平民英雄” 为生命“加油”！
在邢台中心血站机采室内，常常上映着这样一幕——无偿献血志愿者们来到这里，挽起衣袖。之后，一袋袋鲜血被不停输送。
献血，让生命继续跳动。
他们平凡且简单的举动，却汇集着大爱与奉献。他们的一“臂”之力，呵护了急需救治的脆弱生命。因为他们的付出，生命变得更加珍贵。平凡的他们，成了我们身边的英雄。
宁立鹏：14年献血量近三万毫升
近日，襄都区石东村村民宁立鹏来到市中心血站机采室献血，这已是他第97次来到这里捐献血小板。
“优秀志愿者”“邢台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在宁立鹏的家中，厚厚的一沓献血证，各种献血荣誉证书，都见证了他这些年的执着与坚守。
2008年，宁立鹏走上献血车，第一次挽袖捐血。献全血，需间隔半年左右，而捐献血小板，间隔时间不足一个月。为提供更大帮助，宁立鹏便加入捐献血小板的行列中。
从2014年开始，只要不生病，宁立鹏每月都会进行献血。目前，宁立鹏共无偿献血97次，其中，献全血8次，共3200毫升，捐献血小板89次，宁立鹏总献血量为31400毫升。若按一个体重为60公斤的成年人全身血量来计算，比6个人的血液总和还要多。
“一想到自己的血液能帮助别人，感觉做这件事就很有意义。”宁立鹏说，他希望更多人参与献血中，让自己的鲜血带着希望“奔向”另一个生命。
吴宁涛：成立献血团队，让爱心接力
伸出臂膀，绕上压脉带，随着一刹那短暂的微痛，鲜红的血液带着37℃的温暖缓缓流出，在拳头的一握一松之间，采血袋逐渐充盈起来……近日，宁晋县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分队队长吴宁涛带领着志愿者来到宁晋县城区，为前来献血的人提供测量血压，检测化验，献血服务。
2006年，吴宁涛在宁晋街头看到献血车，萌生了献血的念头，这一次开启了他的无偿献血历程。
对献血知识有了更多了解，吴宁涛想再次献血。由于当时宁晋县并没有固定的献血点，吴宁涛便做长途汽车或打车到邢台市区献血。“不少司机师傅知道我是去献血的，连车费也不收！”
想到身边有很多爱心人士，吴宁涛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宁晋没有固定献血点，为什么不能去申请组织呢？
说干就干！2016年，吴宁涛向邢台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提出申请，成立了宁晋无偿献血分队。目前，宁晋县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分队组织献血成功人员超过2万人。去年，该分队组织8000余人成功献血。
“献血车在哪里，志愿者的红马甲就会出现在哪里。”吴宁涛说，他们将发挥团队优势，普及机采、造血干细胞相关知识，让更多参与进来。
闫胜国：只要能献血，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坚持15年无偿献血，献血总次数28次，全血献血总量5600毫升，成分献血总量16个治疗量，他就是广宗县南孝路村村民闫胜国。
提起第一次献血，闫胜国依然记忆犹新，当时的他对无偿献血了解并不多，只是知道这是一件好事，可以帮助别人，没想到当初的这个简单想法一坚持就是15年。
闫胜国的坚持赢得了大家的支持和尊重，在他的感召下，家中的亲人、村里的乡亲纷纷加入无偿献血的公益队伍。
2017年，闫胜国还曾去北京进行无偿献血，“一个老乡病情危急，我便和一个志愿者一同去北京定向献血。”
15年来，闫胜国不曾间断进行无偿献血。“我就是个普通人，能用自己的血帮助很多人，还对自己身体有益，感觉很有意义。”闫胜国自豪地说，只要能献血，无论在哪儿，他都会坚持下去。
来源：掌上邢台客户端
在邢台中心血站机采室内，常常上映着这样一幕——无偿献血志愿者们来到这里，挽起衣袖。之后，一袋袋鲜血被不停输送。
献血，让生命继续跳动。
他们平凡且简单的举动，却汇集着大爱与奉献。他们的一“臂”之力，呵护了急需救治的脆弱生命。因为他们的付出，生命变得更加珍贵。平凡的他们，成了我们身边的英雄。
宁立鹏：14年献血量近三万毫升
近日，襄都区石东村村民宁立鹏来到市中心血站机采室献血，这已是他第97次来到这里捐献血小板。
“优秀志愿者”“邢台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在宁立鹏的家中，厚厚的一沓献血证，各种献血荣誉证书，都见证了他这些年的执着与坚守。
2008年，宁立鹏走上献血车，第一次挽袖捐血。献全血，需间隔半年左右，而捐献血小板，间隔时间不足一个月。为提供更大帮助，宁立鹏便加入捐献血小板的行列中。
从2014年开始，只要不生病，宁立鹏每月都会进行献血。目前，宁立鹏共无偿献血97次，其中，献全血8次，共3200毫升，捐献血小板89次，宁立鹏总献血量为31400毫升。若按一个体重为60公斤的成年人全身血量来计算，比6个人的血液总和还要多。
“一想到自己的血液能帮助别人，感觉做这件事就很有意义。”宁立鹏说，他希望更多人参与献血中，让自己的鲜血带着希望“奔向”另一个生命。
吴宁涛：成立献血团队，让爱心接力
伸出臂膀，绕上压脉带，随着一刹那短暂的微痛，鲜红的血液带着37℃的温暖缓缓流出，在拳头的一握一松之间，采血袋逐渐充盈起来……近日，宁晋县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分队队长吴宁涛带领着志愿者来到宁晋县城区，为前来献血的人提供测量血压，检测化验，献血服务。
2006年，吴宁涛在宁晋街头看到献血车，萌生了献血的念头，这一次开启了他的无偿献血历程。
对献血知识有了更多了解，吴宁涛想再次献血。由于当时宁晋县并没有固定的献血点，吴宁涛便做长途汽车或打车到邢台市区献血。“不少司机师傅知道我是去献血的，连车费也不收！”
想到身边有很多爱心人士，吴宁涛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宁晋没有固定献血点，为什么不能去申请组织呢？
说干就干！2016年，吴宁涛向邢台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提出申请，成立了宁晋无偿献血分队。目前，宁晋县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分队组织献血成功人员超过2万人。去年，该分队组织8000余人成功献血。
“献血车在哪里，志愿者的红马甲就会出现在哪里。”吴宁涛说，他们将发挥团队优势，普及机采、造血干细胞相关知识，让更多参与进来。
闫胜国：只要能献血，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坚持15年无偿献血，献血总次数28次，全血献血总量5600毫升，成分献血总量16个治疗量，他就是广宗县南孝路村村民闫胜国。
提起第一次献血，闫胜国依然记忆犹新，当时的他对无偿献血了解并不多，只是知道这是一件好事，可以帮助别人，没想到当初的这个简单想法一坚持就是15年。
闫胜国的坚持赢得了大家的支持和尊重，在他的感召下，家中的亲人、村里的乡亲纷纷加入无偿献血的公益队伍。
2017年，闫胜国还曾去北京进行无偿献血，“一个老乡病情危急，我便和一个志愿者一同去北京定向献血。”
15年来，闫胜国不曾间断进行无偿献血。“我就是个普通人，能用自己的血帮助很多人，还对自己身体有益，感觉很有意义。”闫胜国自豪地说，只要能献血，无论在哪儿，他都会坚持下去。
来源：掌上邢台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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