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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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感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倍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公孙丑上·第二章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让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曰：「敢问夫子之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有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矣。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何谓知言？」曰：「□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然则有同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夏、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拨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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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佛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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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佛人称为佛子，有两种工作，一是关门自修，一是开门应世。自修是内证，开门是外练，统名之修。佛法是要起大用的，不许关门自了。凡自了汉，必是焦芽败种，没出息的人，必不能大悲利众，佛所不许的。所以学佛人起码条件，是要慈悲，必须发大悲心，方有成就。心大了，事业也就广大了。譬如器，器大了，承受的东西也多了。用一杯去盛海水，成就也可想而知的了。
离了世上一切人事法门，就没有佛法了。佛法是在人事上作用。能尽人道，才是佛法，人的思想，威力无上，可以成佛成圣，或善或恶，天堂地狱，唯物唯心，创造破坏，和平斗争，种种作为，全由心造。学佛是学成个大觉心，与佛不二，不是身体变化为佛，是心量意境同佛。以此心卑鄙残酷，即同鬼畜，光明自在，即是人天，完全自由自力，不假外力外求。我们既做了个人，要尽人道。人学了佛，要成佛道，处处要改造思想，去旧更新，即是对内的根本的自性革命。这个革命工作，到成佛为止，在自己未成大觉，能普利群众以前，不得名为革命终了。所以发愿要大，志趣要高，因地要正，信心要坚，行持要恒，见地要圆，意境要空。因此，学佛人的思想，难与一般人同调，不打破世俗卑鄙的见解，不具大无畏的正义精神的，不称佛子。
佛子的事业在自他普利，无人我，无国界，无族类，无道别，一体平等，所以他的思想也如是广大平等。但做法是由近而远，由小而大，由生而熟，由不究竟到究竟，由根本做起，非有定法而宗，皆总不离大悲心。至于佛子思想的如何考证，还从人事上看。兹先述之。
佛经上有两句云"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因为世间一切形形色色，各有各的天然法位，是常住不动的，此即是常住的世间相法。尔如是，我不必为彼所转而动摇，譬如沉香檀木，天然是香的，这是他的法位；腥秽天然是臭的，这是他的法位，而我欲其香者转臭，臭者变香，便是我的思想不通，自生烦恼颠倒。又如偷盗是贼，他有他的法位，否则不名为贼。政府法办或改造是政府的法位，敌人来侵略是敌人的法位，我以正义来抗拒，甚至用兵杀伐，不得慈悲姑息，这是我的法位，应如何便如何，那思想就正了。倘一定要顺我，则反其道而行之，这是思想不通，离去了法位立场。佛法是要世人个个思想圆通，先悟本来，再通世法，使社会一体平等相亲相爱，这是佛法的法位，我人各尽其道，是人天的法位，作恶害众是魔鬼的法位，痴迷昏愦是畜类的法位。可见善或恶各有各的法位，我何必强与之逆，横生我见以增烦恼。故对于一切，是是非非，我不得不知，临事还得照常合理应付，心中了了，意上空空，知其善，不必惊奇，知其恶，不必瞋恨。如杀盗，只问合理不合理，情当不情当，而我审断之，应杀则竟杀，但怜悯之而不居功，悯是悯其愚，悯其因缘不好，不幸而为盗。杀是我的法位，我应尽其职，而意中似若无事，这是佛子的思想。反之，我自己如一时糊涂，亦不幸而为盗，落于法网，是我应受者，或杀、或徒刑，我即受之忏悔之，毋庸怨天尤人，明知此即是常住的法位，又何必恼乱乎？一体平等，这是佛子的思想。
佛子的思想，根本在除自己的贪瞋痴三毒。贪是贪得无厌，以贪求不得，难如我愿，所以要瞋。瞋是恨心，万恶都由贪瞋起，作业受报，冤枉受苦，这是痴。痴是痴迷，因痴迷而再起贪瞋，辗转相因，光明的思想被他蒙蔽了，广大的智慧被他毒害了。所以改造思想，是成佛最重要的工作。至如何彻底改造法因，在关门自修份内，且从缓说。
世俗的思想，只是执有而不知缘空，修行人又偏执于空而厌恶于有，都非中道。佛子的思想，定知一切是幻有，但不废有。又明知一切是本空，但不偏空，以空有二边都不住是真空，是大定，那思想是超然物外的，他那意境亦不与人同，往往世人视为奇怪，不知实是平常，而有不可磨灭的真理在内。
佛子的思想没法表演给人看的，只有在人事上想象而得，但世人总不免认为奇怪。因为他的思想不同凡俗，有变化不测之机，有方便随缘之用，有不可磨灭的真理，有或逆或顺的妙法，可使人谤骂在先，而感悟在后，他是重实践不尚空谈的，他的意境超人一等。凡不能放弃名利恭敬的鄙见即不是佛子的思想，所以他的思想是正的，不是邪的。
最奇者，佛子根本不承认思想是实有，只是一时起心的缘影。以既在人世，要尽世用，不许断灭，不许消极，所以明知是幻，而要用那个幻，成就他那大悲的事业。所以对一切世事，明知是空而不偏空，只是不执有，执有就立了我见。世事的不平都由彼此我见的对立，各不肯牺牲，各执己见真理就隐没了，反使人糊涂误人慧命，而在我又失去了大悲心，不是佛子。
佛子的思想，说用却重唯物又重唯心，用过了境亡心空，又无所谓唯物，亦无所谓唯心，是佛子不偏不倚的思想。至于根本不承认思想为实有，其义至深。以属于内修门，非片言可以了解，暂不述义。
——【王骧陆居士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