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冷知识# 论反贪腐谁最强？朱元璋：我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可惜效果一般】
据史书记载，唐末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每攻下一个地方，就要先把这个地方的官吏全部抓起来杀掉。他为什么这么恨唐朝地方官吏呢？主要是地方官吏贪污成风，老百姓过的苦不堪言，他们对地方官恨之入骨，一旦有机会必然狠狠地报复他们。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深知官员贪腐问题，当他成为皇帝后，对官员腐败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实际效果又如何呢？
（一）明代官员为什么会穷？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下令大规模降低官员薪资待遇。首先，取消官员俸禄中的职田。原本职田是国家专门分配给在任官员的田地，其收入都归官员个人所有。其次，降低俸米规格。中国许多朝代的官员俸禄往往以俸米的形式发放，也就是政府直接给官员发粮食作为工资。朱元璋也是这样干的，这本无可厚非，但他给官员发放的俸米规格极低。明朝一品官的年俸才1044石，而汉代宰相的年俸则高达一万石。虽然这有度量衡变化的差价，但不可质疑的是，明朝官员俸禄极低。
有人就会问，朱元璋为什么要薄待为他打工的官僚集团呢？一方面，他想尽可能地把钱拨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让他们过的舒服，毕竟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另一方面，他觉得当官是个光宗耀祖的职业，大明官僚都是读孔孟之书的文化人，就要用道德约束自己，既然有了好名声，就别要求经济待遇了。嘉靖时期的海瑞可能最符合这一要求。
（二）朱元璋是怎么反贪污的？
公元1382年，朱元璋设立都察院，都察院的职责就是监管中央以及六部官员，防止他们贪污，后又设六科给事中，专门监督六部，以上是朱元璋在中央设置的监察机构。在地方上，设置十三道监察御史，用以监督地方财政，但也可对中央各部门进行监督。不仅如此，朱元璋还从中央定期派出巡按御史，到地方视察，监察地方官员。不论是中央官员、还是地方官员都受到了监督，而监督部门也被监督，形成了一张反腐败的大网。
为了防止官员滥用职权，朱元璋还对各级官员行为进行严格约束。首先，地方官员不许到乡村去视察民情。这是为什么呢？在朱元璋印象里，凡是去视察民情的官员，表面上是深入基层，实际上就是找机会大吃大喝，搜刮民脂民膏。其次，限制官员过度使用公共资源。比如，官员在出差时，不允许使用公家车马来运送私人财物。如果是办公必带的物品，可以使用公家车马，但有重量限制，一般不允许超过十斤，超过后就受到杖刑。
（三）止不住的贪污
正常来说，朱元璋设置了那么多监察机构，又制定了如此严格的官员行为准则，明初官员应该很少贪污吧？但事实恰恰相反，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小官小吏，几乎是无人不贪、无人不污。刑部官员收了钱之后就把罪犯放走，印钞局的官员和户部官员勾结，将印刷的七百万锭纸币私藏了20%左右，在地方上，浙江省的农民交的税比标准税额高出45%左右。更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官吏和地主勾结，将地主头上的税额全部转嫁给普通农民，农民一旦交不上税，地方官府就会派人到农民家里拆房屋，赶牲口。
眼见自己制定的官员行为准则无人遵守，设置的监察机构也形同虚设，朱元璋愤怒极了，并决定对贪官污吏大开杀戒。从公元1382年的空印案，到公元1385年的郭桓案，朱元璋连续杀了七八万的贪官，这其中也不乏有被冤枉的人，但朱元璋秉持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原则，对贪腐官员毫不手软。
（四）对贪官的恐吓和基层反腐
朱元璋一直想不通，为何朝廷的反贪污措施如此严厉，却总是无法根除贪官污吏呢？他通过反思和总结，认为根源在社会风气上。在元朝时，社会风气就已败坏，贪污成风，贪官污吏肆无忌惮，现在只有纠正社会风气，最终才能解决官员贪污问题。
那应该如何纠正社会风气呢？朱元璋亲自撰写了一本名为《大诰》的书。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论贪官的一万种死法，在书中详细记载了处理贪官的各种残酷刑罚，朱元璋是想通过这种恐怖书籍，对贪官污吏进行恐吓，取得震慑效果，让他们不敢贪污。
除了进行恐吓外，朱元璋还非常重视基层反腐。具体的措施就是，向全天下老百姓宣布，人人都可以告发贪污官员。这项措施起初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后来逐渐就变质了。一些老百姓借此向官员敲诈，还有一些官员逼迫老百姓去诬告不肯贪污的官员，弊端丛生，最后连朱元璋自己都承认反贪污真的太难了。
相比于明朝其他皇帝，朱元璋在位时的官吏还算是比较廉洁奉公，比其他时期要好的多。但朱元璋想要彻底扫除贪污之风的愿望到死也没有实现，或者说永远也不会实现。为什么呢？一方面是明朝官员俸禄太低，别说过的体面，可能想要维持正常的生活开销就需要贪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朱元璋建立的监察机构本质上都是依附于皇权的互相监督，而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力互相制衡。既然是依附于皇权，那这些官员在自己退休前势必也想要捞一笔，谁又会真的想为民做主呢？
参考文献：
1、张宏杰：《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岳麓书社，2020年。
2、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2010年。
据史书记载，唐末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每攻下一个地方，就要先把这个地方的官吏全部抓起来杀掉。他为什么这么恨唐朝地方官吏呢？主要是地方官吏贪污成风，老百姓过的苦不堪言，他们对地方官恨之入骨，一旦有机会必然狠狠地报复他们。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深知官员贪腐问题，当他成为皇帝后，对官员腐败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实际效果又如何呢？
（一）明代官员为什么会穷？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下令大规模降低官员薪资待遇。首先，取消官员俸禄中的职田。原本职田是国家专门分配给在任官员的田地，其收入都归官员个人所有。其次，降低俸米规格。中国许多朝代的官员俸禄往往以俸米的形式发放，也就是政府直接给官员发粮食作为工资。朱元璋也是这样干的，这本无可厚非，但他给官员发放的俸米规格极低。明朝一品官的年俸才1044石，而汉代宰相的年俸则高达一万石。虽然这有度量衡变化的差价，但不可质疑的是，明朝官员俸禄极低。
有人就会问，朱元璋为什么要薄待为他打工的官僚集团呢？一方面，他想尽可能地把钱拨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让他们过的舒服，毕竟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另一方面，他觉得当官是个光宗耀祖的职业，大明官僚都是读孔孟之书的文化人，就要用道德约束自己，既然有了好名声，就别要求经济待遇了。嘉靖时期的海瑞可能最符合这一要求。
（二）朱元璋是怎么反贪污的？
公元1382年，朱元璋设立都察院，都察院的职责就是监管中央以及六部官员，防止他们贪污，后又设六科给事中，专门监督六部，以上是朱元璋在中央设置的监察机构。在地方上，设置十三道监察御史，用以监督地方财政，但也可对中央各部门进行监督。不仅如此，朱元璋还从中央定期派出巡按御史，到地方视察，监察地方官员。不论是中央官员、还是地方官员都受到了监督，而监督部门也被监督，形成了一张反腐败的大网。
为了防止官员滥用职权，朱元璋还对各级官员行为进行严格约束。首先，地方官员不许到乡村去视察民情。这是为什么呢？在朱元璋印象里，凡是去视察民情的官员，表面上是深入基层，实际上就是找机会大吃大喝，搜刮民脂民膏。其次，限制官员过度使用公共资源。比如，官员在出差时，不允许使用公家车马来运送私人财物。如果是办公必带的物品，可以使用公家车马，但有重量限制，一般不允许超过十斤，超过后就受到杖刑。
（三）止不住的贪污
正常来说，朱元璋设置了那么多监察机构，又制定了如此严格的官员行为准则，明初官员应该很少贪污吧？但事实恰恰相反，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小官小吏，几乎是无人不贪、无人不污。刑部官员收了钱之后就把罪犯放走，印钞局的官员和户部官员勾结，将印刷的七百万锭纸币私藏了20%左右，在地方上，浙江省的农民交的税比标准税额高出45%左右。更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官吏和地主勾结，将地主头上的税额全部转嫁给普通农民，农民一旦交不上税，地方官府就会派人到农民家里拆房屋，赶牲口。
眼见自己制定的官员行为准则无人遵守，设置的监察机构也形同虚设，朱元璋愤怒极了，并决定对贪官污吏大开杀戒。从公元1382年的空印案，到公元1385年的郭桓案，朱元璋连续杀了七八万的贪官，这其中也不乏有被冤枉的人，但朱元璋秉持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原则，对贪腐官员毫不手软。
（四）对贪官的恐吓和基层反腐
朱元璋一直想不通，为何朝廷的反贪污措施如此严厉，却总是无法根除贪官污吏呢？他通过反思和总结，认为根源在社会风气上。在元朝时，社会风气就已败坏，贪污成风，贪官污吏肆无忌惮，现在只有纠正社会风气，最终才能解决官员贪污问题。
那应该如何纠正社会风气呢？朱元璋亲自撰写了一本名为《大诰》的书。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论贪官的一万种死法，在书中详细记载了处理贪官的各种残酷刑罚，朱元璋是想通过这种恐怖书籍，对贪官污吏进行恐吓，取得震慑效果，让他们不敢贪污。
除了进行恐吓外，朱元璋还非常重视基层反腐。具体的措施就是，向全天下老百姓宣布，人人都可以告发贪污官员。这项措施起初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后来逐渐就变质了。一些老百姓借此向官员敲诈，还有一些官员逼迫老百姓去诬告不肯贪污的官员，弊端丛生，最后连朱元璋自己都承认反贪污真的太难了。
相比于明朝其他皇帝，朱元璋在位时的官吏还算是比较廉洁奉公，比其他时期要好的多。但朱元璋想要彻底扫除贪污之风的愿望到死也没有实现，或者说永远也不会实现。为什么呢？一方面是明朝官员俸禄太低，别说过的体面，可能想要维持正常的生活开销就需要贪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朱元璋建立的监察机构本质上都是依附于皇权的互相监督，而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力互相制衡。既然是依附于皇权，那这些官员在自己退休前势必也想要捞一笔，谁又会真的想为民做主呢？
参考文献：
1、张宏杰：《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岳麓书社，2020年。
2、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2010年。
在当时佛教界，对凡夫往生有三种观点：
第一，凡夫不能往生到优越的报土，只能到低档次的净土。
第二，认为凡夫只能往生到化土，要到极乐世界报土，凡夫没有分。
第三，经中虽然说凡夫可以去，那只是“别时意”——怕说不能去你又退心，就说可以去，实际上你要经过生生世世累劫的修行，到时候才可以去的。
总之，不允许凡夫到报土。现代比较流行的是天台宗的判法——凡夫往生到凡圣同居土。这也是最低档次的。天台宗判净土有四土，四个级别：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实报庄严土，常寂光土。凡夫往生的是最低的凡圣同居土。

上面图表中，“本愿”二字下面括号里有一行小字：“弥陀修德，他力救度”。
“心性”后面是“圣者上根”“定散万行”“凡圣同居”，这是站在众生心性立场来判断的；下面有一行小字：“众生性德，自力修行之教”。
圣道法门为什么作这样的判断呢？它是在哪个立场上呢？它是站在众生性德立场上来判断的。
“性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性里有这个功德。如《坛经》所讲的：“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凡夫的自性就是佛性、法性。佛性具含诸佛如来的智慧德相，一切智慧功德都包含。
这是指凡夫本性中存在的，性上有，但修行上还没有显示出来。打个比喻，就像金矿，矿石里面含有黄金，但它是石头，黄金还没有被提炼出来。众生五蕴的身心，就像金矿石一样，里面包含佛性，但并不能像佛那样展现出佛性。
金矿石能拿来做金戒指、金佛像吗？它没有这样的用途，但里面有黄金。凡夫的五蕴身心里有佛性，但是没有显示出来。
阿弥陀佛本愿的作用是什么呢？阿弥陀佛代替我们修行，他的佛性完全显示出来了，从矿石里提炼出纯的金子了；提炼之后，给我们用。这是修德圆满所显示出来的功用。
圣道门的修行之所以是难行道，是因为它站在众生性德的立场上自力修行，自己提炼佛性，“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佛性展现出来了，证悟了空性的本质。
这是难行道，是自力修行之教。它站在这样的立场来判断，根机选择是圣者、上根。它认为往生极乐也要这样，修行不是靠那么简单容易的方法，应该定散万善、万行同修。
善导大师所判的阿弥陀佛本愿，是弥陀修德。阿弥陀佛通过五劫思惟、兆载修行，《无量寿经》说“惠以真实之利”“为诸庶类，作不请之友；荷负群生，为之重担”“令诸众生功德成就”。
法藏比丘成就的佛法功德，“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他所修行的圆满功德成为名号，功德大宝广泛布施给一切众生。
弥陀修德是他力救度之法，对我们的恩德特别大。如果没有善导大师依据阿弥陀佛本愿，展现阿弥陀佛他力救度的法门，我们将通通永远地沉沦于六道中，所谓“常没常流转，无有出离之缘”。
我们今天能够念佛，尤其是弘愿寺、悟真寺的住众，我们在座各位，我们的莲友，说话底气都很足，腰板都很直，谈起来就是“往生成佛”。
在世间谁敢讲这个话？佛法到这个时代，大家都不敢讲，谁成阿罗汉了？谁明心见性了？谁断烦恼了？不能讲！没有办法，佛法怎么办？逼得没路走，只能讲“人间佛教”。
因为有善导大师来开显净土法门，真正“万修万人去”，佛法光芒万丈就在这个法门展现出来，信心十足就在这个法门展现出来，平等大悲就在这个法门展现出来！
念佛人走出去就是“芬陀利华”，胸脯挺得直直的，佛法就有希望，众生就有解脱的光明。这对佛法存亡的贡献是巨大的！
佛法存亡是两个方面：第一，教法；第二，证法。
教法是经文、经本留存在世间。从根本来讲，教法虽然存在，但如果证法不存在，那么教法似乎存在，但其实不存在。
比如《心经》《金刚经》《华严经》等等经典还存在，但众生不能按照这些经典修行，解脱生死，那等于不存在。只是从教理、文句、经文上我们还能够拜读，能消灾、祈福，有这样的功效；但从证法上讲，就没有解脱生死这种功能了。
当今这个时代，大家结合自己的根机来讲，如果没有遇到善导大师的教法，在我们身上有佛法吗？只是嘴上讲一讲而已。也许你会背，会写，但都不是你的。
说食不能当饱，画饼不能充饥。饼是画出来的，颜色很好，但吃不到肚子里；食品、营养讲在嘴上，肚子还是空的、饿的。
佛法讲得很好，天花乱坠，妙语连珠，但是如果在修行中不能落实的话，通通是空谈，也是谈空，这样佛法也等于灭亡了！
即使有净土法门在，如果没有善导大师来开显，我们仍然觉得非常困难——“我往生有分吗？实在太难了，大概做不到。”这样等于佛法在世间不存在了。
所以，各位要深深地知道，我们传承善导大师这一法脉，不仅是个人了生脱死的保障，也是整个佛法在世间存活的关键，更是一切众生希望之所在。如果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就会有使命感，觉得肩头的责任重大。（转载.）
第一，凡夫不能往生到优越的报土，只能到低档次的净土。
第二，认为凡夫只能往生到化土，要到极乐世界报土，凡夫没有分。
第三，经中虽然说凡夫可以去，那只是“别时意”——怕说不能去你又退心，就说可以去，实际上你要经过生生世世累劫的修行，到时候才可以去的。
总之，不允许凡夫到报土。现代比较流行的是天台宗的判法——凡夫往生到凡圣同居土。这也是最低档次的。天台宗判净土有四土，四个级别：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实报庄严土，常寂光土。凡夫往生的是最低的凡圣同居土。

上面图表中，“本愿”二字下面括号里有一行小字：“弥陀修德，他力救度”。
“心性”后面是“圣者上根”“定散万行”“凡圣同居”，这是站在众生心性立场来判断的；下面有一行小字：“众生性德，自力修行之教”。
圣道法门为什么作这样的判断呢？它是在哪个立场上呢？它是站在众生性德立场上来判断的。
“性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性里有这个功德。如《坛经》所讲的：“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凡夫的自性就是佛性、法性。佛性具含诸佛如来的智慧德相，一切智慧功德都包含。
这是指凡夫本性中存在的，性上有，但修行上还没有显示出来。打个比喻，就像金矿，矿石里面含有黄金，但它是石头，黄金还没有被提炼出来。众生五蕴的身心，就像金矿石一样，里面包含佛性，但并不能像佛那样展现出佛性。
金矿石能拿来做金戒指、金佛像吗？它没有这样的用途，但里面有黄金。凡夫的五蕴身心里有佛性，但是没有显示出来。
阿弥陀佛本愿的作用是什么呢？阿弥陀佛代替我们修行，他的佛性完全显示出来了，从矿石里提炼出纯的金子了；提炼之后，给我们用。这是修德圆满所显示出来的功用。
圣道门的修行之所以是难行道，是因为它站在众生性德的立场上自力修行，自己提炼佛性，“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佛性展现出来了，证悟了空性的本质。
这是难行道，是自力修行之教。它站在这样的立场来判断，根机选择是圣者、上根。它认为往生极乐也要这样，修行不是靠那么简单容易的方法，应该定散万善、万行同修。
善导大师所判的阿弥陀佛本愿，是弥陀修德。阿弥陀佛通过五劫思惟、兆载修行，《无量寿经》说“惠以真实之利”“为诸庶类，作不请之友；荷负群生，为之重担”“令诸众生功德成就”。
法藏比丘成就的佛法功德，“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他所修行的圆满功德成为名号，功德大宝广泛布施给一切众生。
弥陀修德是他力救度之法，对我们的恩德特别大。如果没有善导大师依据阿弥陀佛本愿，展现阿弥陀佛他力救度的法门，我们将通通永远地沉沦于六道中，所谓“常没常流转，无有出离之缘”。
我们今天能够念佛，尤其是弘愿寺、悟真寺的住众，我们在座各位，我们的莲友，说话底气都很足，腰板都很直，谈起来就是“往生成佛”。
在世间谁敢讲这个话？佛法到这个时代，大家都不敢讲，谁成阿罗汉了？谁明心见性了？谁断烦恼了？不能讲！没有办法，佛法怎么办？逼得没路走，只能讲“人间佛教”。
因为有善导大师来开显净土法门，真正“万修万人去”，佛法光芒万丈就在这个法门展现出来，信心十足就在这个法门展现出来，平等大悲就在这个法门展现出来！
念佛人走出去就是“芬陀利华”，胸脯挺得直直的，佛法就有希望，众生就有解脱的光明。这对佛法存亡的贡献是巨大的！
佛法存亡是两个方面：第一，教法；第二，证法。
教法是经文、经本留存在世间。从根本来讲，教法虽然存在，但如果证法不存在，那么教法似乎存在，但其实不存在。
比如《心经》《金刚经》《华严经》等等经典还存在，但众生不能按照这些经典修行，解脱生死，那等于不存在。只是从教理、文句、经文上我们还能够拜读，能消灾、祈福，有这样的功效；但从证法上讲，就没有解脱生死这种功能了。
当今这个时代，大家结合自己的根机来讲，如果没有遇到善导大师的教法，在我们身上有佛法吗？只是嘴上讲一讲而已。也许你会背，会写，但都不是你的。
说食不能当饱，画饼不能充饥。饼是画出来的，颜色很好，但吃不到肚子里；食品、营养讲在嘴上，肚子还是空的、饿的。
佛法讲得很好，天花乱坠，妙语连珠，但是如果在修行中不能落实的话，通通是空谈，也是谈空，这样佛法也等于灭亡了！
即使有净土法门在，如果没有善导大师来开显，我们仍然觉得非常困难——“我往生有分吗？实在太难了，大概做不到。”这样等于佛法在世间不存在了。
所以，各位要深深地知道，我们传承善导大师这一法脉，不仅是个人了生脱死的保障，也是整个佛法在世间存活的关键，更是一切众生希望之所在。如果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就会有使命感，觉得肩头的责任重大。（转载.）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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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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