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寅年 壬寅月 丙辰日
《黃帝內經•素問•卷六•三部九侯論》
黄帝问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不可胜数。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着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终始。上应天光星辰历纪，下副四时五行，贵贱更互，冬阴夏阳，以人应之奈何？愿闻其方！
岐伯对曰：妙乎哉问也！此天地之至数。
帝曰：愿闻天地之至数，合于人形血气，通决死生，为之奈何？
岐伯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应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
帝曰：何谓三部？
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导之，乃以为真。上部天，两额之动脉；上部地，两颊之动脉；上部人，耳前之动脉。中部天，手太阴也；中部地，手阳明也；中部人，手少阴也。下部天，足厥阴也；下部地，足少阴也；下部人，足太阴也。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肾，人以候脾胃之气。
帝曰：中部之候奈何？
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气，人以候心。
帝曰：上部以何候之？
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头角之气，地以候口齿之气，人以候耳目之气。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脏。故神脏五，形脏四，合为九脏。五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
帝曰：以候奈何？
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
帝曰：决死生奈何？
岐伯曰：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脉大，胸中多气者死。形气相得者生。参伍不调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脉相应如参舂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数者死。中部之候虽独调，与众脏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减者死。目内陷者死。
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
岐伯曰：察九候，独小者病，独大者病，独疾者病，独迟者病，独热者病，独寒者病，独陷下者病。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当踝而弹之，其应过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应疾，中手浑浑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其应上不能至五寸，弹之不应者死。是以脱肉身不去者死。中部乍疏乍数者死。其脉代而钩者，病在络脉。九候之相应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后则病，二候后则病甚，三候后则病危。所谓后者，应不俱也。察其腑脏，以知死生之期，必先知经脉，然后知病脉，真脏脉见者，胜死。足太阳气绝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
帝曰：冬阴夏阳奈何？
岐伯曰：九候之脉，皆沉细悬绝者为阴，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数者为阳，主夏，故以日中死。是故寒热病者，以平旦死。热中及热病者，以日中死。病风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脉乍疏乍数乍迟乍疾者，日乘四季死。形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七诊虽见，九候皆从者不死。所言不死者，风气之病，及经月之病，似七诊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若有七诊之病，其脉候亦败者死矣，必发哕噫。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而后各切循其脉，视其经络浮沉，以上下逆从循之。其脉疾者不病，其脉迟者病，脉不往来者死，皮肤着者死。
帝曰：其可治者奈何？
岐伯曰：经病者治其经。孙络病者治其孙络血。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经络。其病者在奇邪，奇邪之脉则缪刺之。留瘦不移，节而刺之。上实下虚，切而从之，索其结络脉，刺出其血，以见通之。瞳子高者，太阳不足；戴眼者，太阳已绝，此决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会员[超话]#
《黃帝內經•素問•卷六•三部九侯論》
黄帝问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不可胜数。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着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终始。上应天光星辰历纪，下副四时五行，贵贱更互，冬阴夏阳，以人应之奈何？愿闻其方！
岐伯对曰：妙乎哉问也！此天地之至数。
帝曰：愿闻天地之至数，合于人形血气，通决死生，为之奈何？
岐伯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应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
帝曰：何谓三部？
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导之，乃以为真。上部天，两额之动脉；上部地，两颊之动脉；上部人，耳前之动脉。中部天，手太阴也；中部地，手阳明也；中部人，手少阴也。下部天，足厥阴也；下部地，足少阴也；下部人，足太阴也。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肾，人以候脾胃之气。
帝曰：中部之候奈何？
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气，人以候心。
帝曰：上部以何候之？
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头角之气，地以候口齿之气，人以候耳目之气。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脏。故神脏五，形脏四，合为九脏。五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
帝曰：以候奈何？
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
帝曰：决死生奈何？
岐伯曰：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脉大，胸中多气者死。形气相得者生。参伍不调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脉相应如参舂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数者死。中部之候虽独调，与众脏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减者死。目内陷者死。
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
岐伯曰：察九候，独小者病，独大者病，独疾者病，独迟者病，独热者病，独寒者病，独陷下者病。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当踝而弹之，其应过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应疾，中手浑浑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其应上不能至五寸，弹之不应者死。是以脱肉身不去者死。中部乍疏乍数者死。其脉代而钩者，病在络脉。九候之相应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后则病，二候后则病甚，三候后则病危。所谓后者，应不俱也。察其腑脏，以知死生之期，必先知经脉，然后知病脉，真脏脉见者，胜死。足太阳气绝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
帝曰：冬阴夏阳奈何？
岐伯曰：九候之脉，皆沉细悬绝者为阴，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数者为阳，主夏，故以日中死。是故寒热病者，以平旦死。热中及热病者，以日中死。病风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脉乍疏乍数乍迟乍疾者，日乘四季死。形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七诊虽见，九候皆从者不死。所言不死者，风气之病，及经月之病，似七诊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若有七诊之病，其脉候亦败者死矣，必发哕噫。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而后各切循其脉，视其经络浮沉，以上下逆从循之。其脉疾者不病，其脉迟者病，脉不往来者死，皮肤着者死。
帝曰：其可治者奈何？
岐伯曰：经病者治其经。孙络病者治其孙络血。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经络。其病者在奇邪，奇邪之脉则缪刺之。留瘦不移，节而刺之。上实下虚，切而从之，索其结络脉，刺出其血，以见通之。瞳子高者，太阳不足；戴眼者，太阳已绝，此决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会员[超话]#
【天人合一，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经先秦两汉的漫长发展，到了魏晋六朝，自然山水逐渐进入到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兼具物质性和人文性的审美对象，并深刻影响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时期，“山居”成为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与南方不断得到开发有关，也反映了南朝文人亲近自然山水、追求个性独立的审美观念的新变。#每天读国学#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俞净意公遇灶神记）
明嘉靖时，江西俞公，讳都，字良臣，多才博学，十八岁为诸生，每试必高等；年及壮，家贫授徒，与同庠生十余人结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杀口过，行之有年。前后应试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病夭，其第三子甚聪秀，左足底有双痣，夫妇宝之，八岁戏于里中，遂失踪，不知所之。生四女仅存其一。妻以哭儿女故，二目皆盲。
公潦倒终年，贫窘益甚，自反无大过，惨膺天罚。年四十外，每岁腊月终，自写黄疏，祷于灶神，求其上达，如是数年，亦无报应。至四十七岁时，除夕与瞽妻、一女夜坐，举室萧然，凄凉相吊。忽闻叩门声，公秉烛视之，见一角巾皂服之士，须发半苍，长揖就坐，口称姓张：“自远路而归，闻君家愁叹，特来相慰！”
公心异其人，执礼甚恭，因言生平读书积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继，且以历焚灶疏为张诵之。
张曰：“予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恶太重，专务虚名，满纸怨尤，渎陈上帝，恐受罚不止此也！”
公大惊曰：“闻冥冥之中，纤善必录。予誓行善事，恪奉规条久矣，岂尽属虚名？”
张曰：“即如君规条中惜字一款，君之生徒与知交辈，多用书文旧册糊窗裹物，甚至以之拭桌，且藉口曰勿污，而旋焚之；君日日亲见，略不戒谕一语，但遇途间字纸，拾归付火，有何益哉？社中每月放生，君随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诸人不举，君亦浮沉而已，其实慈悲之念，并未动于中也。且君家虾蟹之类亦登于庖，彼独非生命耶？
若‘口过’一节，君语言敏妙，谈者常倾倒于君；君彼时出口，心亦自知伤厚，但于朋谈惯熟中，随风讪笑，不能禁止，舌锋所及，怒触鬼神阴恶之注，不知凡几！乃犹以笃厚自居，汝谁欺？欺天乎！
邪淫虽无实迹，君见人家美女子，必熟视之，心即摇摇不能遣，但无邪缘相凑耳。君自反身当其镜，能如鲁男子乎？遂谓终身无邪色，可对天地鬼神，真妄也！此君之规条誓行者。尚然如此，何况其余？君连岁所焚之疏，悉陈于天，上帝命日游使者察君善恶，数年而无一善行可记；但于私居独处中，见君之贪念、淫念、嫉妒念、褊急念、高己卑人念、忆往期来念、恩仇报复念，憧憧于胸，不可纪极。此诸种种意恶，固结于中，神注已多，天罚日甚；君逃祸不暇，何由祈福哉。”
公惊愕惶悚，伏地流泪曰：“君既通幽冥事，定系尊神，愿求救度。”
张曰：“君读书明理，亦知慕善为乐：当其闻一善言时，不胜激劝；见一善事时，不胜鼓舞。但旋过旋忘，信根原自不深，恒性是以不固，故平生善行善言，都是敷衍浮沉，何尝有一事着实！且满腔意恶。起伏缠绵，犹欲责天美报，如种遍地荆棘，痴痴然望收嘉禾，岂不谬哉！君从今后，凡有贪淫、客气、妄想。诸杂念，先具猛力，一切摒除，收拾干干净净，一顾念头，只理会善一边去；若有力能行的善事，不图报，不务名，不论大小难易，实实落落耐心行去；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诚诚恳恳，使此善意圆满。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远心；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意外效验。君家事我，甚见虔洁，特以此意报之，速速勉持，可回天意！”
言毕即进公室内，公即起随之，至灶下忽不见，方悟为司命之神，因焚香叩谢。即于次日元旦，拜祷天地，誓改前非，实行善事，自别其号曰“净意道人”，志誓去诸妄也。
初行之日，杂念纷乘，非疑则惰，忽忽时日，依旧浮沉。因于家堂所供观音大士前，叩头流血，敬发誓愿：善念真纯，善力精进，倘有丝毫自宽，永堕地狱。每日清晨，虔诵大慈大悲尊号一百声以祈阴相。从此一言一动、一念一时，皆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凡一切有济于人、有利于物者，不论事之巨细、身之忙闲、人之知不知，力之继不继，皆欢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后止。随缘方便，广植阴功，且以敦伦。勤学。守谦。忍辱。与夫因果报应之言，逢人化导，惟日不足。每月晦日，即计一月所言所行者，就灶神处为疏以告之。持之既熟，动即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如是三年。
年五十岁，乃万历二年甲戌会试，张江陵为首辅，辍闱后，访于同乡为子择师，人交口荐公，遂聘赴京师，公挈眷以行。张敬公德品，为缓列入国学。万历四年丙子，附京乡试，遂登科。次年中进士。
一日谒内临杨公，杨令五子出拜，皆其觅诸四方、为己嗣以娱老者。内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问其籍，江右人，小时误入粮船，独依稀记姓氏闾里。公甚讶之，命脱左足，双痣宛然，公大呼曰：“是我儿也！”杨亦惊愕，即送其子，随公还寓。公奔告夫人，夫人抚子大恸，血泪迸流；子亦啼，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其母双目复明。
公悲喜交集，遂不愿为官，辞江陵回籍。张高其义，厚赠而还。公居乡，为善益力；其子娶媳，连生七子皆育，悉嗣书香焉。公手书遇灶神记、并实行改过事以训子孙，身享康寿八十八岁，人皆以实行善事回天之报云。
同里后学罗祯记
明嘉靖时，江西俞公，讳都，字良臣，多才博学，十八岁为诸生，每试必高等；年及壮，家贫授徒，与同庠生十余人结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杀口过，行之有年。前后应试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病夭，其第三子甚聪秀，左足底有双痣，夫妇宝之，八岁戏于里中，遂失踪，不知所之。生四女仅存其一。妻以哭儿女故，二目皆盲。
公潦倒终年，贫窘益甚，自反无大过，惨膺天罚。年四十外，每岁腊月终，自写黄疏，祷于灶神，求其上达，如是数年，亦无报应。至四十七岁时，除夕与瞽妻、一女夜坐，举室萧然，凄凉相吊。忽闻叩门声，公秉烛视之，见一角巾皂服之士，须发半苍，长揖就坐，口称姓张：“自远路而归，闻君家愁叹，特来相慰！”
公心异其人，执礼甚恭，因言生平读书积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继，且以历焚灶疏为张诵之。
张曰：“予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恶太重，专务虚名，满纸怨尤，渎陈上帝，恐受罚不止此也！”
公大惊曰：“闻冥冥之中，纤善必录。予誓行善事，恪奉规条久矣，岂尽属虚名？”
张曰：“即如君规条中惜字一款，君之生徒与知交辈，多用书文旧册糊窗裹物，甚至以之拭桌，且藉口曰勿污，而旋焚之；君日日亲见，略不戒谕一语，但遇途间字纸，拾归付火，有何益哉？社中每月放生，君随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诸人不举，君亦浮沉而已，其实慈悲之念，并未动于中也。且君家虾蟹之类亦登于庖，彼独非生命耶？
若‘口过’一节，君语言敏妙，谈者常倾倒于君；君彼时出口，心亦自知伤厚，但于朋谈惯熟中，随风讪笑，不能禁止，舌锋所及，怒触鬼神阴恶之注，不知凡几！乃犹以笃厚自居，汝谁欺？欺天乎！
邪淫虽无实迹，君见人家美女子，必熟视之，心即摇摇不能遣，但无邪缘相凑耳。君自反身当其镜，能如鲁男子乎？遂谓终身无邪色，可对天地鬼神，真妄也！此君之规条誓行者。尚然如此，何况其余？君连岁所焚之疏，悉陈于天，上帝命日游使者察君善恶，数年而无一善行可记；但于私居独处中，见君之贪念、淫念、嫉妒念、褊急念、高己卑人念、忆往期来念、恩仇报复念，憧憧于胸，不可纪极。此诸种种意恶，固结于中，神注已多，天罚日甚；君逃祸不暇，何由祈福哉。”
公惊愕惶悚，伏地流泪曰：“君既通幽冥事，定系尊神，愿求救度。”
张曰：“君读书明理，亦知慕善为乐：当其闻一善言时，不胜激劝；见一善事时，不胜鼓舞。但旋过旋忘，信根原自不深，恒性是以不固，故平生善行善言，都是敷衍浮沉，何尝有一事着实！且满腔意恶。起伏缠绵，犹欲责天美报，如种遍地荆棘，痴痴然望收嘉禾，岂不谬哉！君从今后，凡有贪淫、客气、妄想。诸杂念，先具猛力，一切摒除，收拾干干净净，一顾念头，只理会善一边去；若有力能行的善事，不图报，不务名，不论大小难易，实实落落耐心行去；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诚诚恳恳，使此善意圆满。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远心；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意外效验。君家事我，甚见虔洁，特以此意报之，速速勉持，可回天意！”
言毕即进公室内，公即起随之，至灶下忽不见，方悟为司命之神，因焚香叩谢。即于次日元旦，拜祷天地，誓改前非，实行善事，自别其号曰“净意道人”，志誓去诸妄也。
初行之日，杂念纷乘，非疑则惰，忽忽时日，依旧浮沉。因于家堂所供观音大士前，叩头流血，敬发誓愿：善念真纯，善力精进，倘有丝毫自宽，永堕地狱。每日清晨，虔诵大慈大悲尊号一百声以祈阴相。从此一言一动、一念一时，皆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凡一切有济于人、有利于物者，不论事之巨细、身之忙闲、人之知不知，力之继不继，皆欢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后止。随缘方便，广植阴功，且以敦伦。勤学。守谦。忍辱。与夫因果报应之言，逢人化导，惟日不足。每月晦日，即计一月所言所行者，就灶神处为疏以告之。持之既熟，动即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如是三年。
年五十岁，乃万历二年甲戌会试，张江陵为首辅，辍闱后，访于同乡为子择师，人交口荐公，遂聘赴京师，公挈眷以行。张敬公德品，为缓列入国学。万历四年丙子，附京乡试，遂登科。次年中进士。
一日谒内临杨公，杨令五子出拜，皆其觅诸四方、为己嗣以娱老者。内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问其籍，江右人，小时误入粮船，独依稀记姓氏闾里。公甚讶之，命脱左足，双痣宛然，公大呼曰：“是我儿也！”杨亦惊愕，即送其子，随公还寓。公奔告夫人，夫人抚子大恸，血泪迸流；子亦啼，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其母双目复明。
公悲喜交集，遂不愿为官，辞江陵回籍。张高其义，厚赠而还。公居乡，为善益力；其子娶媳，连生七子皆育，悉嗣书香焉。公手书遇灶神记、并实行改过事以训子孙，身享康寿八十八岁，人皆以实行善事回天之报云。
同里后学罗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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