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环时深度：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俄乌冲突的始作俑者是美国！】#美国是俄乌冲突的始作俑者# #掀开俄乌冲突背后美国的面具# #俄乌冲突罪魁祸首是美国# 截至3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整整一个月。随着冲突的持续，国际社会越来越看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这场危机背后所扮演的角色。从主导北约东扩步步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到常年伺机对俄及其周边国家发动“颜色革命”；从持续布局乌克兰“准战场”，到数十年间不断制造地区动荡；从频频对“不听话的国家”挥舞制裁大棒，到逼其他国家和盟友站队……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就是俄乌冲突的始作俑者。《环球时报》从今天起陆续推出“深度认知”文章，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
揭开美国面具
苏联解体时，俄罗斯作为“15个加盟共和国的长子”，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一票否决权”、苏联的大国气质与历史情怀以及大部分的国土和海外资产，也继承了苏联解体后产生的债务和危机，更领教了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承诺与背叛。30年来，美国以极其傲慢粗鲁的方式挤压着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空间，为地区安全留下了一笔烂账。
“一英寸都不会向东扩张”？
2021年12月23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回应俄罗斯提出的安全倡议时声称，北约从未向任何人承诺过不会扩大规模。俄总统普京在当天举行的年度记者会上愤然表示，北约欺骗了俄罗斯，因为该组织曾在20世纪90年代承诺“一英寸都不会向东扩张”，结果却搞了5次扩张，将势力范围推进到俄边境，“现在又开始说‘乌克兰也将加入北约’，这就是厚颜无耻的欺骗”。
北约“一英寸都不会向东扩张”的承诺，从一开始就是谎言。西方作出第一个“北约不东扩”的具体保证是在1990年1月31日，当时的西德外交部长根舍就德国统一问题发表公开演讲时表示，东欧的变化和德国统一进程不得损害苏联的安全利益，北约应排除“将其范围向东扩张，即令其（比当时）更靠近苏联边界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态度逐渐软化。1990年2月10日，当时的西德总理科尔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会面，苏联原则上同意西德领导人提出的德国统一方案，但前提是北约不向东扩张。
为争取苏联首肯两德统一，以及不干涉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浪潮，美国很快就对苏联提出的“北约不得东扩”要求作出积极回应。199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克在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时明确作出北约“一英寸都不会向东扩张”的承诺。贝克说：“美国总统和我都不打算从正在发生的进程中榨取任何单边优势……重要的是，我们作出保证，如果美国在北约框架内维持其在德国的存在，那么北约当前的军事边界就不会向东扩张，哪怕是一英寸的距离。”然而事实是，北约一路向东，一扩再扩，导致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
玫瑰色幻象终是错觉
不可否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曾对西方抱有很大的希望。1991年，俄罗斯受邀参加七国集团（G7）领导人峰会，一跃由过去西方眼中“邪恶的红色帝国”，变成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平起平坐的大国。1997年，俄罗斯被接纳成为成员国，七国集团随即变为八国集团。当时俄罗斯上下都有种“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美好生活”的童话般的错觉。先是戈尔巴乔夫，后是叶利钦，都在这个舞台上有一点飘飘然的感觉。甚至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困境，以及看尽了西方对俄困境的麻木不仁后，俄罗斯仍对西方抱有幻想。
2000年3月，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普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可以成为北约的平等成员，而条件是“俄罗斯的利益能够得到考虑，能够成为完全平等的伙伴”。从俄罗斯不遗余力地向西示好的外交姿态来看，俄罗斯当时对待西方是真情实意的。
普京在北约集团里的第一位朋友是比他小7个月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2000年3月，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飞往圣彼得堡。普京带着布莱尔去马林斯基剧院观看歌剧《战争与和平》。其间，普京对布莱尔说，他们彼此既是同龄人又是（学法律的）同行，当然可以找到共同语言。布莱尔返回伦敦后兴奋地给七国集团其他领导人打电话，称赞普京“是一个有政治远见，深知自己应该做什么的人”。刚担任俄罗斯总统的第一年，普京就和布莱尔会见了5次，其间还留下了深夜不打领带、两人一起在圣彼得堡街头酒馆喝一杯的佳话。
不过，普京与西方领导人之间不断升温的“友谊”，似乎并没有改变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处境，一切反而还在持续恶化。从1999年到2020年，北约通过东扩将成员国从16个发展到30个，完成了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对俄罗斯长达3000公里的战略抵近和包围。早在2002年小布什和布莱尔等人不顾及俄罗斯的反对，执意邀请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在内的7个国家加入北约时，普京就开始对西方产生怀疑，并把这种行为视为背叛。布莱尔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普京得出结论，美国人不想给他应有的地位。”
俄罗斯清醒了
普京2007年2月10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的演讲，现在被公认为是普京对西方“放弃幻想，准备战斗”的一篇檄文。这篇演讲至今读来仍然令人振聋发聩。普京在演讲中严厉批评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单极世界秩序的想法，强烈反对北约扩大以及在东欧部署美国反导系统的计划。他说：“我认为，北约扩大进程显然与该组织自身的现代化以及保障欧洲安全没有任何关系。相反，这是降低互信水平的严重挑衅行为。我们也有权公开质问，这种扩大针对谁？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后，西方伙伴们作出的保证如何了呢？这些声明如今何在？甚至已经没人会记得它们了。我想引用1990年5月17日北约（时任）秘书长韦尔纳先生的一段讲话。当时他说‘我们不准备在西德以外部署北约军队，这会给苏联提供稳固的安全保证’。这些保证何在？”
当年普京抛出这一连串问题的时候，全场一片死寂，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北约成员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来给处于愤怒与屈辱中的俄罗斯一个说法。2022年2月10日，也就是普京2007年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15周年的日子，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现在各国都在谈论紧张局势和迫在眉睫的“入侵”，这在2007年是很难想象的，但是目前发生的事情再次印证了普京总统是对的。佩斯科夫指出，在普京15年前发表慕尼黑演讲后，一切尚有转圜的可能。他说：“那个时候，某些国家是有机会去理解确保单极世界是徒劳的。之所以徒劳，不是因为会有人以某种方式对抗，而是单极化本身已经无法保证安全秩序，而且具有同样广泛且强大潜力的国家和国家集团不断涌现。但是他们没有听进去，而过去几年局势的发展已把我们带到目前身处的极度危险当中。”
拆除北约东扩“定时炸弹”
针对北约东扩，普京2014年曾指出：“我们一直希望能就重要议题与西方国家展开合作，希望能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开放且诚实的，但我们没看到你们为此所做的任何努力。相反，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别人在我们背后替我们做决定，留给我们的都是既成事实。这在北约东扩时发生过，在他们把军事设施放在我们边境附近时也发生过。西方一直说‘喏，这跟你们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说得好轻巧！”
2014年俄乌关系恶化后，乌克兰加速其加入北约进程，甚至在2019年以修正案方式将乌克兰加入北约作为国家基本方针写入宪法，更是触动了俄罗斯的安全底线，也坚定了俄罗斯必须拆除北约东扩贴近俄罗斯边境、深入俄“历史领土”这一“定时炸弹”的决心。从2014年俄乌关系恶化以来的历程看，普京关于乌克兰的红线始终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反对外部力量介入、拒绝外部军事干涉、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俄罗斯的“历史领土”不容侵犯。
2014年3月，普京问道：“在基辅已经有人扬言加速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了……这将会威胁俄罗斯南部，这不是什么稍纵即逝的骚扰，而是切切实实的威胁。”普京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与北约合作，但反对在存在军事集团对抗的情况下，北约关起门来自己发展军事组织。2021年7月，普京在其《关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一文中再次指出，俄罗斯对与乌克兰的对话持开放态度，但合作伙伴是捍卫民族利益，而不是为他国服务，不能作为别人手中的工具来对付俄罗斯。
罪魁祸首是美国
梳理普京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恨与痛，可以说，如果当下这场冲突中有“吹哨人”，那普京就是那个从2007年起就一直在向美国和西方吹哨的人，哨声尖利甚至刺耳，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此置若罔闻。
2021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与普京在瑞士见面，约定以半年为期双方将进行多层次多领域磋商，对两国关系进行调整。当了十几年“吹哨人”的普京在这一背景下再次提出北约东扩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等问题，然而以“瞌睡”著称的拜登表现出西方惯有的傲慢与冷漠，完全没有回应普京的关切。2021年10月末，俄罗斯重兵压境乌克兰，开始对乌克兰及其背后的西方集团进行极限施压，同时顺势就俄与西方关系抛出了安全保障条约草案。其中，关于乌克兰“红线”的内容可被视为这份草案的重点，即排除北约进一步扩张和乌克兰加入该组织的可能性。
后续的事态发展大家最近都看到了：北约和美国对俄方提出的这份安全保障条约草案进行了蛮横批驳，又是称乌克兰有权提出申请，又是称加入北约的批准权取决于其30个成员国。美国和北约最后的结论无非就是一句话——“这事（俄罗斯的安全保障条约草案）实现不了！”
从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历史脉络和表态来看，俄罗斯安全保障条约草案是其向西方寻求一揽子安全问题解决方案的要价，可妥协退让的点有多处，但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已无路可退。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是历史上构成俄罗斯帝国、苏联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普京和俄罗斯人认知中的“历史领土”。俄罗斯对乌克兰战略有切实的安全利益考量，也有民族情感正义性和历史脉络合理性。确保乌克兰不被纳入北约军事体系，这样的安全关切是可以理解的。越来越多的国际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需要安全保障，俄罗斯也同样需要一份安全保障。美国和北约不能也不应置身事外、隔岸观火。相反，华盛顿需要反思其在对俄战略上长期以来的傲慢与偏见。
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威胁与反威胁斗争，最后演变成俄乌两个兄弟国家之间的血战，令许多对俄乌都深怀感情的人感到十分难过。这次冲突爆发前，笔者曾在乌克兰切尔尼戈夫问一个当地人“俄乌关系恶化到底是俄罗斯人的责任，还是乌克兰人的责任？”那位老人回答，不是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责任，乌俄人民之间永远都是兄弟姐妹，罪魁祸首是美国。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美国人的问题是容易走极端，要么采取孤立主义，独善其身，要么采取干涉主义，四处出击，而俄罗斯人的问题是太在乎安全问题了。”此言或者说出了俄美关系的一个症结。世上任何国家都有权获得安全，而美国人对此常有不解。他们确实霸道惯了，把在世界上挑起冲突当成家常便饭。（本文系环球时报3月24日第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张浩）#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揭开美国面具
苏联解体时，俄罗斯作为“15个加盟共和国的长子”，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一票否决权”、苏联的大国气质与历史情怀以及大部分的国土和海外资产，也继承了苏联解体后产生的债务和危机，更领教了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承诺与背叛。30年来，美国以极其傲慢粗鲁的方式挤压着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空间，为地区安全留下了一笔烂账。
“一英寸都不会向东扩张”？
2021年12月23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回应俄罗斯提出的安全倡议时声称，北约从未向任何人承诺过不会扩大规模。俄总统普京在当天举行的年度记者会上愤然表示，北约欺骗了俄罗斯，因为该组织曾在20世纪90年代承诺“一英寸都不会向东扩张”，结果却搞了5次扩张，将势力范围推进到俄边境，“现在又开始说‘乌克兰也将加入北约’，这就是厚颜无耻的欺骗”。
北约“一英寸都不会向东扩张”的承诺，从一开始就是谎言。西方作出第一个“北约不东扩”的具体保证是在1990年1月31日，当时的西德外交部长根舍就德国统一问题发表公开演讲时表示，东欧的变化和德国统一进程不得损害苏联的安全利益，北约应排除“将其范围向东扩张，即令其（比当时）更靠近苏联边界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态度逐渐软化。1990年2月10日，当时的西德总理科尔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会面，苏联原则上同意西德领导人提出的德国统一方案，但前提是北约不向东扩张。
为争取苏联首肯两德统一，以及不干涉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浪潮，美国很快就对苏联提出的“北约不得东扩”要求作出积极回应。199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克在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时明确作出北约“一英寸都不会向东扩张”的承诺。贝克说：“美国总统和我都不打算从正在发生的进程中榨取任何单边优势……重要的是，我们作出保证，如果美国在北约框架内维持其在德国的存在，那么北约当前的军事边界就不会向东扩张，哪怕是一英寸的距离。”然而事实是，北约一路向东，一扩再扩，导致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
玫瑰色幻象终是错觉
不可否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曾对西方抱有很大的希望。1991年，俄罗斯受邀参加七国集团（G7）领导人峰会，一跃由过去西方眼中“邪恶的红色帝国”，变成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平起平坐的大国。1997年，俄罗斯被接纳成为成员国，七国集团随即变为八国集团。当时俄罗斯上下都有种“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美好生活”的童话般的错觉。先是戈尔巴乔夫，后是叶利钦，都在这个舞台上有一点飘飘然的感觉。甚至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困境，以及看尽了西方对俄困境的麻木不仁后，俄罗斯仍对西方抱有幻想。
2000年3月，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普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可以成为北约的平等成员，而条件是“俄罗斯的利益能够得到考虑，能够成为完全平等的伙伴”。从俄罗斯不遗余力地向西示好的外交姿态来看，俄罗斯当时对待西方是真情实意的。
普京在北约集团里的第一位朋友是比他小7个月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2000年3月，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飞往圣彼得堡。普京带着布莱尔去马林斯基剧院观看歌剧《战争与和平》。其间，普京对布莱尔说，他们彼此既是同龄人又是（学法律的）同行，当然可以找到共同语言。布莱尔返回伦敦后兴奋地给七国集团其他领导人打电话，称赞普京“是一个有政治远见，深知自己应该做什么的人”。刚担任俄罗斯总统的第一年，普京就和布莱尔会见了5次，其间还留下了深夜不打领带、两人一起在圣彼得堡街头酒馆喝一杯的佳话。
不过，普京与西方领导人之间不断升温的“友谊”，似乎并没有改变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处境，一切反而还在持续恶化。从1999年到2020年，北约通过东扩将成员国从16个发展到30个，完成了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对俄罗斯长达3000公里的战略抵近和包围。早在2002年小布什和布莱尔等人不顾及俄罗斯的反对，执意邀请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在内的7个国家加入北约时，普京就开始对西方产生怀疑，并把这种行为视为背叛。布莱尔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普京得出结论，美国人不想给他应有的地位。”
俄罗斯清醒了
普京2007年2月10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的演讲，现在被公认为是普京对西方“放弃幻想，准备战斗”的一篇檄文。这篇演讲至今读来仍然令人振聋发聩。普京在演讲中严厉批评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单极世界秩序的想法，强烈反对北约扩大以及在东欧部署美国反导系统的计划。他说：“我认为，北约扩大进程显然与该组织自身的现代化以及保障欧洲安全没有任何关系。相反，这是降低互信水平的严重挑衅行为。我们也有权公开质问，这种扩大针对谁？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后，西方伙伴们作出的保证如何了呢？这些声明如今何在？甚至已经没人会记得它们了。我想引用1990年5月17日北约（时任）秘书长韦尔纳先生的一段讲话。当时他说‘我们不准备在西德以外部署北约军队，这会给苏联提供稳固的安全保证’。这些保证何在？”
当年普京抛出这一连串问题的时候，全场一片死寂，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北约成员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来给处于愤怒与屈辱中的俄罗斯一个说法。2022年2月10日，也就是普京2007年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15周年的日子，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现在各国都在谈论紧张局势和迫在眉睫的“入侵”，这在2007年是很难想象的，但是目前发生的事情再次印证了普京总统是对的。佩斯科夫指出，在普京15年前发表慕尼黑演讲后，一切尚有转圜的可能。他说：“那个时候，某些国家是有机会去理解确保单极世界是徒劳的。之所以徒劳，不是因为会有人以某种方式对抗，而是单极化本身已经无法保证安全秩序，而且具有同样广泛且强大潜力的国家和国家集团不断涌现。但是他们没有听进去，而过去几年局势的发展已把我们带到目前身处的极度危险当中。”
拆除北约东扩“定时炸弹”
针对北约东扩，普京2014年曾指出：“我们一直希望能就重要议题与西方国家展开合作，希望能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开放且诚实的，但我们没看到你们为此所做的任何努力。相反，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别人在我们背后替我们做决定，留给我们的都是既成事实。这在北约东扩时发生过，在他们把军事设施放在我们边境附近时也发生过。西方一直说‘喏，这跟你们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说得好轻巧！”
2014年俄乌关系恶化后，乌克兰加速其加入北约进程，甚至在2019年以修正案方式将乌克兰加入北约作为国家基本方针写入宪法，更是触动了俄罗斯的安全底线，也坚定了俄罗斯必须拆除北约东扩贴近俄罗斯边境、深入俄“历史领土”这一“定时炸弹”的决心。从2014年俄乌关系恶化以来的历程看，普京关于乌克兰的红线始终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反对外部力量介入、拒绝外部军事干涉、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俄罗斯的“历史领土”不容侵犯。
2014年3月，普京问道：“在基辅已经有人扬言加速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了……这将会威胁俄罗斯南部，这不是什么稍纵即逝的骚扰，而是切切实实的威胁。”普京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与北约合作，但反对在存在军事集团对抗的情况下，北约关起门来自己发展军事组织。2021年7月，普京在其《关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一文中再次指出，俄罗斯对与乌克兰的对话持开放态度，但合作伙伴是捍卫民族利益，而不是为他国服务，不能作为别人手中的工具来对付俄罗斯。
罪魁祸首是美国
梳理普京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恨与痛，可以说，如果当下这场冲突中有“吹哨人”，那普京就是那个从2007年起就一直在向美国和西方吹哨的人，哨声尖利甚至刺耳，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此置若罔闻。
2021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与普京在瑞士见面，约定以半年为期双方将进行多层次多领域磋商，对两国关系进行调整。当了十几年“吹哨人”的普京在这一背景下再次提出北约东扩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等问题，然而以“瞌睡”著称的拜登表现出西方惯有的傲慢与冷漠，完全没有回应普京的关切。2021年10月末，俄罗斯重兵压境乌克兰，开始对乌克兰及其背后的西方集团进行极限施压，同时顺势就俄与西方关系抛出了安全保障条约草案。其中，关于乌克兰“红线”的内容可被视为这份草案的重点，即排除北约进一步扩张和乌克兰加入该组织的可能性。
后续的事态发展大家最近都看到了：北约和美国对俄方提出的这份安全保障条约草案进行了蛮横批驳，又是称乌克兰有权提出申请，又是称加入北约的批准权取决于其30个成员国。美国和北约最后的结论无非就是一句话——“这事（俄罗斯的安全保障条约草案）实现不了！”
从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历史脉络和表态来看，俄罗斯安全保障条约草案是其向西方寻求一揽子安全问题解决方案的要价，可妥协退让的点有多处，但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已无路可退。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是历史上构成俄罗斯帝国、苏联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普京和俄罗斯人认知中的“历史领土”。俄罗斯对乌克兰战略有切实的安全利益考量，也有民族情感正义性和历史脉络合理性。确保乌克兰不被纳入北约军事体系，这样的安全关切是可以理解的。越来越多的国际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需要安全保障，俄罗斯也同样需要一份安全保障。美国和北约不能也不应置身事外、隔岸观火。相反，华盛顿需要反思其在对俄战略上长期以来的傲慢与偏见。
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威胁与反威胁斗争，最后演变成俄乌两个兄弟国家之间的血战，令许多对俄乌都深怀感情的人感到十分难过。这次冲突爆发前，笔者曾在乌克兰切尔尼戈夫问一个当地人“俄乌关系恶化到底是俄罗斯人的责任，还是乌克兰人的责任？”那位老人回答，不是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责任，乌俄人民之间永远都是兄弟姐妹，罪魁祸首是美国。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美国人的问题是容易走极端，要么采取孤立主义，独善其身，要么采取干涉主义，四处出击，而俄罗斯人的问题是太在乎安全问题了。”此言或者说出了俄美关系的一个症结。世上任何国家都有权获得安全，而美国人对此常有不解。他们确实霸道惯了，把在世界上挑起冲突当成家常便饭。（本文系环球时报3月24日第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张浩）#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环时深度|从瘟疫噩梦到德堡疑云，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 编者的话：美国在俄乌爆发军事冲突前煽风点火。眼见火起，华盛顿一边火上浇油，一边尽量远离“火场”，生怕烧到自己。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是有一颗火星溅到美国身上，烧出一个大洞，引得大家纷纷围过来往洞里瞧，想搞清楚美国人到底在遮掩什么。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在美国军方的指导和支持下开展军事生物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中方呼吁美国开放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合理要求不会被美国所接受，因为美国推动生物武器的研制、试验、开发和大规模使用，已有近百年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对这种武器的认知在持续加深。我们只有理清美国对生物武器深度认知的过程，才能透过纷纷杂杂的事件以及真真假假的信息，看清华盛顿的底层逻辑，明白美国“欲罢不能”的根本原因。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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