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速递# “新冠”肺炎的急性心梗患者在同济医院打开生命通道
汪道文说：“没有条件，我们作为医生，要创造条件冲上。”
（通讯员童萱）2月14日，“新冠”肺炎的急性心梗的鲁先生在同济医院心内科的医生精心照顾下，恢复的比较顺利，不仅心脏问题和血糖的问题都得到了控制，他的肺炎的炎症问题也得到了明显好转。他将转到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继续治疗“新冠”肺炎。不久就可以恢复出院回家了。他对妻子和孩子说，“同济医院把我治好了，我还可以再闯40年！”
大年三十的晚上11时30分，武汉市因疫情封城的第一天，一辆救护车上躺着一位急性心梗的病人被紧急送到了同济医院。
鲁先生（化名）今年45岁，湖北仙桃人，因急性胸痛，心衰严重，当地诊断急性心肌梗死，无法手术，被紧急送到武汉。在武汉的一家医院里，因为鲁先生自述干咳两天，并无发热，紧急CT检查发现，鲁先生有严重的肺水肿，且上肺部有明显的感染表征，那家医院建议溶栓保守治疗，不建议进行介入手术。
但此时，鲁先生已经辗转从地市转到武汉经过了12小时了，错过了溶栓的时机，而且伴有严重的心力衰竭，只有介入手术才能挽救生命。“那你们去同济医院试一试吧！”
抱着最后的希望，鲁先生在女儿和弟弟的陪同下，重新上了120救护车赶往同济医院。
在生命面前，医生不能说拒绝
大年三十晚上，同济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邱旭光值急诊的二线班，当他知道急诊科收治了一位急性心梗的病人。他戴着医用外科口罩和帽子，穿着白大褂急忙赶到了急诊科。看到鲁先生后，发现他还伴有肺部感染。他立即向心内科主任汪道文教授请示，有位疑似“新冠”的急性心梗病人急需介入抢救。汪道文教授肯定地说，“救，必须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救！”
“时间就是生命，特别是面对胸痛的病人，心内科的医生必须是第一时间赶到病人面前。同济医院胸痛中心就诊流程图就细化了医生的首诊的时间。”汪道文说，“我们的医生训练有素。在当时的情况下，邱医生有条不紊的各方联系：通知感染科医生紧急会诊并认为不排除肺部冠状病毒感染；通知院感消毒；同时还向我请示是否导管治疗及后继事宜。”
但这并非是单纯的一台介入手术的问题，这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术前要有专门的手术通道、手术室，术后病人的单独隔离管理、护理、治疗……所有细节都需要考虑。而当时医院的隔离病房已收满病人，而心内科的普通病房住着其它非“新冠”肺炎的病人。如果病人手术，肯定不能与心内科的其它病人在一起治疗和护理，术后必须要单独隔离治疗，加上鲁先生还合并多种疾病及并发症，严重肺部感染，心源性休克，肺水肿，术后的护理和治疗也很难，这必须依靠心内科专业的医生来完成。现实很骨感，与理想情况明显冲突，也让这成为非常困难的任务。
“他还年青，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们医者就是要治病救人，所以我们必须救他。”汪道文说，“‘新冠’肺炎患者，我们在救，面对他，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救呢？抗战年代，医生救死扶伤，创造各种条件去施救，现在的我们也一定行。”
各方协调 创造条件抢救生命
沟通、协调、消毒，一切装备到位。导管室陈凯护士迅速穿戴好自己的装备后，将导管室里所有仪器的开机，准备医用器械及药品；邱旭光医生、孙建华医生与家人沟通手术事宜并签字；汪道文教授协调病房腾空“隔离区域”准备收治鲁先生；后勤准备防护装备；院感时刻进行区域与通道消毒处理……
凌晨00：20，按照预想的路线，鲁先生被推进了导管室。但鲁先生生命体征很不稳定，有严重的心源性休克、肺水肿，当医护勉强摆好体位，进行血管造影时，鲁先生的各项指标下迅速恶化。邱旭光介绍，按常规，为了让造影结果更精准，需要患者换六个体位进行，但现在的情况根本不允许完成所有的规定检查。他不停告诉自己，造影剂量少一些，动作再快一些。他知道，心源性休克死亡率有50%。
植入IABP，很快血管造影发现，鲁先生有三支血管严重病变，右冠近段和回旋支中段慢性完全闭塞，前降支近段急性闭塞，并且鲁先生心源性休克，在大量使用升压药的情况下，血压仍维持不好；最高流量给氧下，血氧饱和也仅勉强维持在93%，真得是非常的危险。而且仅是造影的操作，就让鲁先生的血氧掉到了80%，根本不可能有时间打通全部三支堵塞血管。心电图上提示，鲁先生是一个广泛性前壁心梗，只能是最优先处理“犯罪血管”－打通前降支。
一边观察鲁先生的生命体重，一边进行操作。越急越不能乱，不能出错，所有的医护穿戴着防护装备和厚重的铅衣，汗水蒸汽很快模糊了防护眼罩，只留最中间一点点可视的区域。让他们在导管室里全部变成“高度近视”。所有的医疗器械全部需要近距离仔细核实大小尺寸及匹配数据，读报、确认、复核、操作……30分钟，鲁先生的前降支打通，血流恢复正常，心电图提示“回落”，但生命体征仍不稳定，回到病房需要继续抢救。
所幸，现在十多天过去了，鲁先生也在慢慢恢复。邱旭光说，现在想想还是会后怕，因为通过鲁先生的第一次的肺部CT，按现在的诊断标准，他就是“新冠临床诊断病例”。所以邱旭光会回忆自己诊疗时的细节，是出现过“暴露风险”。一直到14天过后，自己的两次咽拟子检查是阴性，他才稍稍轻了一口气。
目前鲁先生连续两次的咽拟子是阴性，肺部CT也显示病情在好转，再过些天，鲁先生咽拟子检查复查还是阴性，鲁先生就可以出院了。
汪道文说，任重而道远，我们面对的每一次挑战，也同样是机遇。其实同济医院的医生们想法简单，只想着为老百姓尽自己微薄之力，同时为提高我国医疗救治水平做出自己的贡献。
汪道文说：“没有条件，我们作为医生，要创造条件冲上。”
（通讯员童萱）2月14日，“新冠”肺炎的急性心梗的鲁先生在同济医院心内科的医生精心照顾下，恢复的比较顺利，不仅心脏问题和血糖的问题都得到了控制，他的肺炎的炎症问题也得到了明显好转。他将转到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继续治疗“新冠”肺炎。不久就可以恢复出院回家了。他对妻子和孩子说，“同济医院把我治好了，我还可以再闯40年！”
大年三十的晚上11时30分，武汉市因疫情封城的第一天，一辆救护车上躺着一位急性心梗的病人被紧急送到了同济医院。
鲁先生（化名）今年45岁，湖北仙桃人，因急性胸痛，心衰严重，当地诊断急性心肌梗死，无法手术，被紧急送到武汉。在武汉的一家医院里，因为鲁先生自述干咳两天，并无发热，紧急CT检查发现，鲁先生有严重的肺水肿，且上肺部有明显的感染表征，那家医院建议溶栓保守治疗，不建议进行介入手术。
但此时，鲁先生已经辗转从地市转到武汉经过了12小时了，错过了溶栓的时机，而且伴有严重的心力衰竭，只有介入手术才能挽救生命。“那你们去同济医院试一试吧！”
抱着最后的希望，鲁先生在女儿和弟弟的陪同下，重新上了120救护车赶往同济医院。
在生命面前，医生不能说拒绝
大年三十晚上，同济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邱旭光值急诊的二线班，当他知道急诊科收治了一位急性心梗的病人。他戴着医用外科口罩和帽子，穿着白大褂急忙赶到了急诊科。看到鲁先生后，发现他还伴有肺部感染。他立即向心内科主任汪道文教授请示，有位疑似“新冠”的急性心梗病人急需介入抢救。汪道文教授肯定地说，“救，必须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救！”
“时间就是生命，特别是面对胸痛的病人，心内科的医生必须是第一时间赶到病人面前。同济医院胸痛中心就诊流程图就细化了医生的首诊的时间。”汪道文说，“我们的医生训练有素。在当时的情况下，邱医生有条不紊的各方联系：通知感染科医生紧急会诊并认为不排除肺部冠状病毒感染；通知院感消毒；同时还向我请示是否导管治疗及后继事宜。”
但这并非是单纯的一台介入手术的问题，这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术前要有专门的手术通道、手术室，术后病人的单独隔离管理、护理、治疗……所有细节都需要考虑。而当时医院的隔离病房已收满病人，而心内科的普通病房住着其它非“新冠”肺炎的病人。如果病人手术，肯定不能与心内科的其它病人在一起治疗和护理，术后必须要单独隔离治疗，加上鲁先生还合并多种疾病及并发症，严重肺部感染，心源性休克，肺水肿，术后的护理和治疗也很难，这必须依靠心内科专业的医生来完成。现实很骨感，与理想情况明显冲突，也让这成为非常困难的任务。
“他还年青，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们医者就是要治病救人，所以我们必须救他。”汪道文说，“‘新冠’肺炎患者，我们在救，面对他，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救呢？抗战年代，医生救死扶伤，创造各种条件去施救，现在的我们也一定行。”
各方协调 创造条件抢救生命
沟通、协调、消毒，一切装备到位。导管室陈凯护士迅速穿戴好自己的装备后，将导管室里所有仪器的开机，准备医用器械及药品；邱旭光医生、孙建华医生与家人沟通手术事宜并签字；汪道文教授协调病房腾空“隔离区域”准备收治鲁先生；后勤准备防护装备；院感时刻进行区域与通道消毒处理……
凌晨00：20，按照预想的路线，鲁先生被推进了导管室。但鲁先生生命体征很不稳定，有严重的心源性休克、肺水肿，当医护勉强摆好体位，进行血管造影时，鲁先生的各项指标下迅速恶化。邱旭光介绍，按常规，为了让造影结果更精准，需要患者换六个体位进行，但现在的情况根本不允许完成所有的规定检查。他不停告诉自己，造影剂量少一些，动作再快一些。他知道，心源性休克死亡率有50%。
植入IABP，很快血管造影发现，鲁先生有三支血管严重病变，右冠近段和回旋支中段慢性完全闭塞，前降支近段急性闭塞，并且鲁先生心源性休克，在大量使用升压药的情况下，血压仍维持不好；最高流量给氧下，血氧饱和也仅勉强维持在93%，真得是非常的危险。而且仅是造影的操作，就让鲁先生的血氧掉到了80%，根本不可能有时间打通全部三支堵塞血管。心电图上提示，鲁先生是一个广泛性前壁心梗，只能是最优先处理“犯罪血管”－打通前降支。
一边观察鲁先生的生命体重，一边进行操作。越急越不能乱，不能出错，所有的医护穿戴着防护装备和厚重的铅衣，汗水蒸汽很快模糊了防护眼罩，只留最中间一点点可视的区域。让他们在导管室里全部变成“高度近视”。所有的医疗器械全部需要近距离仔细核实大小尺寸及匹配数据，读报、确认、复核、操作……30分钟，鲁先生的前降支打通，血流恢复正常，心电图提示“回落”，但生命体征仍不稳定，回到病房需要继续抢救。
所幸，现在十多天过去了，鲁先生也在慢慢恢复。邱旭光说，现在想想还是会后怕，因为通过鲁先生的第一次的肺部CT，按现在的诊断标准，他就是“新冠临床诊断病例”。所以邱旭光会回忆自己诊疗时的细节，是出现过“暴露风险”。一直到14天过后，自己的两次咽拟子检查是阴性，他才稍稍轻了一口气。
目前鲁先生连续两次的咽拟子是阴性，肺部CT也显示病情在好转，再过些天，鲁先生咽拟子检查复查还是阴性，鲁先生就可以出院了。
汪道文说，任重而道远，我们面对的每一次挑战，也同样是机遇。其实同济医院的医生们想法简单，只想着为老百姓尽自己微薄之力，同时为提高我国医疗救治水平做出自己的贡献。
【会理古城“疫”线故事】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会理县加强党建引领，广大党员干部率先领先、坚守岗位、默默付出，舍小家顾大家，群策群力，打响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讲述动人“防疫故事”。
■古城亮丽的“一抹橙”
1月26日，大年初二，会理县城管局清扫保洁大队负责人办公室桌上放着一张信笺纸，上面写着：“领导好！我是何盛友，我是一名清洁工。今天我们在城区公共场所设置了‘废弃口罩回收桶’，回收废弃口罩工作相当危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想承担起各个点位废弃口罩收集工作，为抗击疫情作出一份微薄的力量！”原来这是一封来自县城市管理局基层党员何盛友的“请战书”。
为防止病源流入，按照县防疫应急指挥部要求，县城市管理局在城区公共场所设立了90个 “废弃口罩定点收集桶”，落实专人收集。在没有严格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回收废弃口罩，随时都有接触病毒的危险，这急难险重的任务该派谁去呢？正当局领导为难的时候，何盛友主动请缨，要求承担起整个城区废弃口罩收集、回收桶消毒工作。
90个 “废弃口罩定点收集桶”，点位分散，工作量大。何盛友早上6：30开始，到晚上11：00多，中午、下午各收集清理一次，还要承担城区果皮箱全面清洗和消毒工作，分片道路清扫保洁工作，有时忙到深夜还回不了家。这时他又动员妻子：“点位太多、工作量太大，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也来和我一起干吧......”，看着丈夫疲惫的身影，妻子又能说什么。于是晨曦中、夜幕下，回收 “废弃口罩定点收集桶”又多了一个亮丽的“一抹橙”。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疫情防控面前，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冲在前面.......”
■暖心的“中药汤”
为加强源头控制，会理县在全县主要交通要道设置了9个卡点，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安排党员干部24小时坚守，加强对过往车辆、人员的防控监测。
1月29日，坚守在会理与会东交界处山北梁子哨卡一线的工作人员收到了县中医院送来的预防新冠肺炎的中药汤。
“同志们，辛苦了！这是我们为大家熬制的预防新冠肺炎的中药，快趁热喝吧.....记得早晚各一次，这是三天的剂量，喝完了，我们又送过来。” 与此同时，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党员干部都收到了县中医院的“爱心”药汤。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县中医院广大医务工作者冲锋一线，争分夺秒地开展防治工作。并发挥中医优势，集聚科室专家人才，研究出预防新冠肺炎中医处方，公开向社会发布。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组织人员熬制中药20000余袋，为抗疫一线工作人员免费发放3000余人份。
“我们设立了后勤保障党员示范岗，发动党员加班加点熬制汤剂，送到抗疫一线。只要抗疫一线同志们身体健康，我们苦点累点也愿意，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疫情结束......”当问及以后是否还会配送时，县中医院负责同志坚定的说。
■多彩的“防护口罩”
“已经有1600多个了，大家再加把劲.....争取今天下午完成2000个，基层干部走村入户摸排疫情，没有口罩太危险了，我们下午就送过去.......” 。这是县妇联负责同志在“抗疫口罩生产党员突击队”微信群向生产口罩的志愿者进行鼓劲......
在了解到防控一线防护物资紧缺，无法买到口罩情况后，县妇联、团县委的同志发起倡议，成立了“抗疫口罩生产党员突击队”。为减少人员扎堆，她们建立了“抗疫口罩生产党员突击队”微信群；不懂口罩生产技术，她们邀请县人民医院专家在群里传授口罩生产技术，一起切磋交流。没有原材料，就用家里、缝纫店里干净的棉布、医用纱布、保鲜膜......各志愿者之间还开展起了劳动竞赛，今天你做了50个，她做了80个......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争相为疫情防控作贡献。
闲置的缝纫机“嗡嗡嗡”夜以继日的转动，红色、橙色、彩虹色.....五颜六色，凝聚了志愿者们心意的2000余个自制口罩如期完工，统一收集汇总验收合格经医院消毒后，免费发放到一线工作人员和群众。
“疫情无情人有情，抗疫一线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我们万众一心，战胜疫情一定指日可待......能为抗疫尽一份力，我很高兴.....”，为问及生产口罩累不累时，共产党员李春桦如是说。
■防疫一线的“入党积极分子”
“接诊到一名新冠肺炎疑似患者，请安保人员马上做好警戒！通知接诊医务人员做好个人防护！保洁人员马上准备环境消毒！”会理县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前，一位身穿隔离衣，戴着帽子口罩的姑娘正紧张忙碌的指挥着接诊工作。
年轻人叫周燕，是县人民医院青年志愿者、入党积极分子。疫情防控以来，新婚的她，放弃节假日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规划隔离区和医学观察点布局流程、制定疑似/确诊患者就诊流程、培训和督导医务人员个人防护、落实消毒隔离、组织疫情应急演练.....脚步遍布医院各个角落，累计服务时长超过1000小时。
2月5日，单位发了预防新冠肺炎的中药汤剂，已连续工作一周没有见到父母的她，十分惦记父母。“自己年轻，身体好着呢，这份汤药给父母送去吧” 。父母住在城郊，中午她抽空给父母打了电话，把药送到家门口。
“进来坐一下吧，你妈都快两个星期没有见到你了.....。”
“不了，我刚从医院出来，身上可能携带病菌，......医院随时会接诊病人，我得回去，你们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她把药交给父亲，一番叮嘱，又匆匆返回工作岗位。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防控需高度注意。我是一个入党积极分子，现在就是组织考验我的时候，我更要冲在前面！”当谈及自己的入党志愿时，周燕坚定地说。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为你坚守岗位，默默付出。”在会理疫情防控第一线，这样平凡而动人的小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感动着你我......
供稿：会理县委组织部
https://t.cn/A6h7QCha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会理县加强党建引领，广大党员干部率先领先、坚守岗位、默默付出，舍小家顾大家，群策群力，打响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讲述动人“防疫故事”。
■古城亮丽的“一抹橙”
1月26日，大年初二，会理县城管局清扫保洁大队负责人办公室桌上放着一张信笺纸，上面写着：“领导好！我是何盛友，我是一名清洁工。今天我们在城区公共场所设置了‘废弃口罩回收桶’，回收废弃口罩工作相当危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想承担起各个点位废弃口罩收集工作，为抗击疫情作出一份微薄的力量！”原来这是一封来自县城市管理局基层党员何盛友的“请战书”。
为防止病源流入，按照县防疫应急指挥部要求，县城市管理局在城区公共场所设立了90个 “废弃口罩定点收集桶”，落实专人收集。在没有严格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回收废弃口罩，随时都有接触病毒的危险，这急难险重的任务该派谁去呢？正当局领导为难的时候，何盛友主动请缨，要求承担起整个城区废弃口罩收集、回收桶消毒工作。
90个 “废弃口罩定点收集桶”，点位分散，工作量大。何盛友早上6：30开始，到晚上11：00多，中午、下午各收集清理一次，还要承担城区果皮箱全面清洗和消毒工作，分片道路清扫保洁工作，有时忙到深夜还回不了家。这时他又动员妻子：“点位太多、工作量太大，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也来和我一起干吧......”，看着丈夫疲惫的身影，妻子又能说什么。于是晨曦中、夜幕下，回收 “废弃口罩定点收集桶”又多了一个亮丽的“一抹橙”。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疫情防控面前，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冲在前面.......”
■暖心的“中药汤”
为加强源头控制，会理县在全县主要交通要道设置了9个卡点，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安排党员干部24小时坚守，加强对过往车辆、人员的防控监测。
1月29日，坚守在会理与会东交界处山北梁子哨卡一线的工作人员收到了县中医院送来的预防新冠肺炎的中药汤。
“同志们，辛苦了！这是我们为大家熬制的预防新冠肺炎的中药，快趁热喝吧.....记得早晚各一次，这是三天的剂量，喝完了，我们又送过来。” 与此同时，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党员干部都收到了县中医院的“爱心”药汤。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县中医院广大医务工作者冲锋一线，争分夺秒地开展防治工作。并发挥中医优势，集聚科室专家人才，研究出预防新冠肺炎中医处方，公开向社会发布。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组织人员熬制中药20000余袋，为抗疫一线工作人员免费发放3000余人份。
“我们设立了后勤保障党员示范岗，发动党员加班加点熬制汤剂，送到抗疫一线。只要抗疫一线同志们身体健康，我们苦点累点也愿意，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疫情结束......”当问及以后是否还会配送时，县中医院负责同志坚定的说。
■多彩的“防护口罩”
“已经有1600多个了，大家再加把劲.....争取今天下午完成2000个，基层干部走村入户摸排疫情，没有口罩太危险了，我们下午就送过去.......” 。这是县妇联负责同志在“抗疫口罩生产党员突击队”微信群向生产口罩的志愿者进行鼓劲......
在了解到防控一线防护物资紧缺，无法买到口罩情况后，县妇联、团县委的同志发起倡议，成立了“抗疫口罩生产党员突击队”。为减少人员扎堆，她们建立了“抗疫口罩生产党员突击队”微信群；不懂口罩生产技术，她们邀请县人民医院专家在群里传授口罩生产技术，一起切磋交流。没有原材料，就用家里、缝纫店里干净的棉布、医用纱布、保鲜膜......各志愿者之间还开展起了劳动竞赛，今天你做了50个，她做了80个......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争相为疫情防控作贡献。
闲置的缝纫机“嗡嗡嗡”夜以继日的转动，红色、橙色、彩虹色.....五颜六色，凝聚了志愿者们心意的2000余个自制口罩如期完工，统一收集汇总验收合格经医院消毒后，免费发放到一线工作人员和群众。
“疫情无情人有情，抗疫一线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我们万众一心，战胜疫情一定指日可待......能为抗疫尽一份力，我很高兴.....”，为问及生产口罩累不累时，共产党员李春桦如是说。
■防疫一线的“入党积极分子”
“接诊到一名新冠肺炎疑似患者，请安保人员马上做好警戒！通知接诊医务人员做好个人防护！保洁人员马上准备环境消毒！”会理县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前，一位身穿隔离衣，戴着帽子口罩的姑娘正紧张忙碌的指挥着接诊工作。
年轻人叫周燕，是县人民医院青年志愿者、入党积极分子。疫情防控以来，新婚的她，放弃节假日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规划隔离区和医学观察点布局流程、制定疑似/确诊患者就诊流程、培训和督导医务人员个人防护、落实消毒隔离、组织疫情应急演练.....脚步遍布医院各个角落，累计服务时长超过1000小时。
2月5日，单位发了预防新冠肺炎的中药汤剂，已连续工作一周没有见到父母的她，十分惦记父母。“自己年轻，身体好着呢，这份汤药给父母送去吧” 。父母住在城郊，中午她抽空给父母打了电话，把药送到家门口。
“进来坐一下吧，你妈都快两个星期没有见到你了.....。”
“不了，我刚从医院出来，身上可能携带病菌，......医院随时会接诊病人，我得回去，你们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她把药交给父亲，一番叮嘱，又匆匆返回工作岗位。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防控需高度注意。我是一个入党积极分子，现在就是组织考验我的时候，我更要冲在前面！”当谈及自己的入党志愿时，周燕坚定地说。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为你坚守岗位，默默付出。”在会理疫情防控第一线，这样平凡而动人的小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感动着你我......
供稿：会理县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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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春秋#【民生市场创办记】
张子宜被于右任称作是陕西籍的慈善第一人。申请创办民生市场的时候，张子宜已65岁。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张子宜提出申请？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吕志军
西安民生百货大楼是西北地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商业企业之一，但鲜有人知道，这所商业机构在七十年前是谁创建的？又是如何诞生的？
其创建者就是陕西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慈善家张子宜。
张子宜被于右任称作是陕西籍的慈善第一人。于右任先生曾说，陕西有三位备受社会称赞的人，一位是水利专家李仪祉，一位是组建《大公报》的报人、学者张季鸾，第三个就是陕西慈善事业的开创者、老同盟会员张子宜。
1946年5月27日，一封手书摆上西安市市长张丹柏的桌头。当时张丹柏上任不到一个月。此信是张子宜呈送的，信中说，“本院南边与民乐园毗连之崇悌路……近年来已成为布匹商之交易场所，每日自晨达午，商人云集，摊贩遍地，马路两侧全无空隙，即马路中间亦摩肩擦踵，途为之塞，以通行发生争端者，日日有数起，扰攘拥挤极为纷乱，若不急谋救济，则不但有碍市容，且非发展商业之道。本院内现有空场甚大，拟辟为摊贩商场，移崇悌路之摊贩于此交易，庶可免市面之混乱，增进商人之便利，兼可裕本院之孤儿教养费用。”
信中所提崇悌路，为现在西安市东二路一带；“本院”是指西安孤儿教养院，后为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张子宜任院长。
申请创办民生市场的时候，张子宜已65岁。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张子宜提出申请？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1920年春，张子宜赴天津参加全国基督教第八次代表会。会后到北京游历，由石雨琴陪同参观龙泉寺佛教孤儿院，又参观千佛寺贫儿院。石雨琴因张子宜历年在西安担任救济工作，因之介绍参观这两个救济团体。张子宜回陕，当时陕西连年水旱，流离载道，“西安市上漂流乞食的孩童，鸠形鹄面，异常可怜，若不设法救济，将来不死于饥寒，即入于下流！”遂发愿在西安办一孤儿院，收容无依儿童。但张个人财力绵薄，因联络本市高增爵、郭希仁诸先生共同发起，拟在南新街购地十亩作为院址，因故迄未办到。恰巧陆建章的儿子陆绍文派人来陕清理陆氏在西安的产业，遂将陆绍文在西安满城所购地皮捐助20亩，作为院址，陆续建房并收容孤儿20余名。
孤儿教养院初成立，慢慢得到社会人士的同情与援助，有的捐款，有的捐衣服和食粮。到1926年镇嵩军围城时，收容儿童已100余名。在此阶段，城内食粮缺乏，就购买麸皮油渣、屠宰牲口给孩子们充饥。当时各中等学校部分学生断炊，张子宜等向各方募款救助。此时城内死亡枕藉，惨不忍睹。到农历十月二十四西安解围，在八个月的“围城之战”中，西安居民有数万人饿死，但孤儿院却没有一名师生死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因遭兵灾，孤儿忽然加多，迭次由陕西省政府拨款赞助。至1927年初小已增至四班，同年下半年即添设高小班。全年建筑教室宿舍60间，孩子在课外排演戏剧，不断在西安演出，藉以补助经费。
孤儿教养院初成立时，只收容男孩。迨1929年，关中大旱，灾情严重。开始收容女孩百余名，时张子宜又在病中，孤儿院因得到各方帮助，才渡过难关。
1934年，陇海铁路通车到西安，西安的商业变得发达起来，孤儿院将解放路临街楼房租与商店，增加了不少收入。其时，在院学生骤增至500人，生活待遇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教学和生产设备也较为齐全。抗日战争期间，孤儿院为社会提供了许多纺织、印染、缝纫、制革、栽绒、鞋匠等各类技术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寇入侵，河南等处难童来陕很多，孤儿院与各救济单位在工作方面取得联系，竭力收容难童。为了躲避日寇轰炸西安，教养院遂于1939年5月不得不转移到大雁塔附近的新开门村，借该村庙宇作教室，给孩子们上课。由于空间狭小，深感不便，张子宜认为抗战不可能速胜，致函于右任，望其设法解决新院址问题。于右任在重庆筹款5万元，张子宜在长安县太乙宫镇购地60多亩，同年12月迁至太乙宫。兴建教室、宿舍、作坊、仓库、磨石房屋100多间（院址即今西安市第二社会福利院），恢复原来生产设备，并增添了养猪、养蜂和种菜等副业生产项目。
孤儿院虽然救助了众多孤苦儿童，但这种纯慈善运营皆靠自身的微薄产出和社会各界的慷慨捐助，这些时断时续的款项“入不敷出，维持困难”。为寻求孤儿院长期稳定善款，张子宜才想出了在孤儿院迁走后的旧址开办市场、收取商贩租金的主意，即申请书中所言：“兼可裕本院之孤儿教养费用。”连载（之一）
张子宜被于右任称作是陕西籍的慈善第一人。申请创办民生市场的时候，张子宜已65岁。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张子宜提出申请？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吕志军
西安民生百货大楼是西北地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商业企业之一，但鲜有人知道，这所商业机构在七十年前是谁创建的？又是如何诞生的？
其创建者就是陕西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慈善家张子宜。
张子宜被于右任称作是陕西籍的慈善第一人。于右任先生曾说，陕西有三位备受社会称赞的人，一位是水利专家李仪祉，一位是组建《大公报》的报人、学者张季鸾，第三个就是陕西慈善事业的开创者、老同盟会员张子宜。
1946年5月27日，一封手书摆上西安市市长张丹柏的桌头。当时张丹柏上任不到一个月。此信是张子宜呈送的，信中说，“本院南边与民乐园毗连之崇悌路……近年来已成为布匹商之交易场所，每日自晨达午，商人云集，摊贩遍地，马路两侧全无空隙，即马路中间亦摩肩擦踵，途为之塞，以通行发生争端者，日日有数起，扰攘拥挤极为纷乱，若不急谋救济，则不但有碍市容，且非发展商业之道。本院内现有空场甚大，拟辟为摊贩商场，移崇悌路之摊贩于此交易，庶可免市面之混乱，增进商人之便利，兼可裕本院之孤儿教养费用。”
信中所提崇悌路，为现在西安市东二路一带；“本院”是指西安孤儿教养院，后为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张子宜任院长。
申请创办民生市场的时候，张子宜已65岁。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张子宜提出申请？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1920年春，张子宜赴天津参加全国基督教第八次代表会。会后到北京游历，由石雨琴陪同参观龙泉寺佛教孤儿院，又参观千佛寺贫儿院。石雨琴因张子宜历年在西安担任救济工作，因之介绍参观这两个救济团体。张子宜回陕，当时陕西连年水旱，流离载道，“西安市上漂流乞食的孩童，鸠形鹄面，异常可怜，若不设法救济，将来不死于饥寒，即入于下流！”遂发愿在西安办一孤儿院，收容无依儿童。但张个人财力绵薄，因联络本市高增爵、郭希仁诸先生共同发起，拟在南新街购地十亩作为院址，因故迄未办到。恰巧陆建章的儿子陆绍文派人来陕清理陆氏在西安的产业，遂将陆绍文在西安满城所购地皮捐助20亩，作为院址，陆续建房并收容孤儿20余名。
孤儿教养院初成立，慢慢得到社会人士的同情与援助，有的捐款，有的捐衣服和食粮。到1926年镇嵩军围城时，收容儿童已100余名。在此阶段，城内食粮缺乏，就购买麸皮油渣、屠宰牲口给孩子们充饥。当时各中等学校部分学生断炊，张子宜等向各方募款救助。此时城内死亡枕藉，惨不忍睹。到农历十月二十四西安解围，在八个月的“围城之战”中，西安居民有数万人饿死，但孤儿院却没有一名师生死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因遭兵灾，孤儿忽然加多，迭次由陕西省政府拨款赞助。至1927年初小已增至四班，同年下半年即添设高小班。全年建筑教室宿舍60间，孩子在课外排演戏剧，不断在西安演出，藉以补助经费。
孤儿教养院初成立时，只收容男孩。迨1929年，关中大旱，灾情严重。开始收容女孩百余名，时张子宜又在病中，孤儿院因得到各方帮助，才渡过难关。
1934年，陇海铁路通车到西安，西安的商业变得发达起来，孤儿院将解放路临街楼房租与商店，增加了不少收入。其时，在院学生骤增至500人，生活待遇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教学和生产设备也较为齐全。抗日战争期间，孤儿院为社会提供了许多纺织、印染、缝纫、制革、栽绒、鞋匠等各类技术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寇入侵，河南等处难童来陕很多，孤儿院与各救济单位在工作方面取得联系，竭力收容难童。为了躲避日寇轰炸西安，教养院遂于1939年5月不得不转移到大雁塔附近的新开门村，借该村庙宇作教室，给孩子们上课。由于空间狭小，深感不便，张子宜认为抗战不可能速胜，致函于右任，望其设法解决新院址问题。于右任在重庆筹款5万元，张子宜在长安县太乙宫镇购地60多亩，同年12月迁至太乙宫。兴建教室、宿舍、作坊、仓库、磨石房屋100多间（院址即今西安市第二社会福利院），恢复原来生产设备，并增添了养猪、养蜂和种菜等副业生产项目。
孤儿院虽然救助了众多孤苦儿童，但这种纯慈善运营皆靠自身的微薄产出和社会各界的慷慨捐助，这些时断时续的款项“入不敷出，维持困难”。为寻求孤儿院长期稳定善款，张子宜才想出了在孤儿院迁走后的旧址开办市场、收取商贩租金的主意，即申请书中所言：“兼可裕本院之孤儿教养费用。”连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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