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李白 〔唐代〕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揽 一作：览；明月 一作：日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销愁 一作：消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译文
弃我而去的昨天，早已不可挽留。
乱我心绪的今天，使人无限烦忧。
万里长风吹送南归的鸿雁，面对此景，正可以登上高楼开怀畅饮。
先生的文章颇具建安风骨，又不时流露出小谢诗风的清秀。
我们都满怀豪情逸兴，飞跃的神思像要腾空而上高高的青天，去摘取那皎洁的明月。
拔刀断水水却更加汹涌奔流，举杯消愁愁情上却更加浓烈。
人生在世不能称心如意，不如披头散发，登上长江一叶扁舟。
注释
此诗《文苑英华》题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则所别者为李云（官秘书省校书郎)，李华(文学家)。李白另有五言诗《饯校书叔云》，作于某春季，且无登楼事，与此诗无涉。
宣州：今安徽宣城一带。
谢朓（tiǎo）楼：又名北楼、谢公楼，在陵阳山上，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建，并改名为叠嶂楼。
饯别：以酒食送行。
校（jiào）书：官名，即秘书省校书郎，掌管朝廷的图书整理工作。
叔云：李云，又名李华（此诗《文苑英华》题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是当时著名的古文家，任秘书省校书郎，专门负责校对图书。李白称他为叔，但并非族亲关系。
长风：远风，大风。
此：指上句的长风秋雁的景色。
酣（hān）高楼：畅饮于高楼。
蓬莱：此指东汉时藏书之东观。《后汉书》卷二三《窦融列传》附窦章传：“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李贤注：“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仙府，幽经秘籍并皆在也。”蓬莱文章：借指李云的文章。建安骨：汉末建安（汉献帝年号，196—220）年间，“三曹”和“七子”等作家所作之诗风骨遒上，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
小谢：指谢朓，字玄晖，南朝齐诗人。后人将他和谢灵运称为大谢、小谢。这里用以自喻。
清发（fā）：指清新秀发的诗风。发：秀发，诗文俊逸。
俱怀：两人都怀有。
逸兴（xìng）：飘逸豪放的兴致，多指山水游兴，超远的意兴。王勃《滕王阁序》：“遥襟甫畅，逸兴遄飞”。李白《送贺宾客归越》：“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壮思飞：卢思道《卢记室诔》：“丽词泉涌，壮思云飞。”
壮思：雄心壮志，豪壮的意思。
揽：摘取。
销：另一版本为“消”。。
称（chèn）意：称心如意。
明朝（zhāo）：明天。
散发（fà）：不束冠，意谓不做官。这里是形容狂放不羁。古人束发戴冠，散发表示闲适自在。
弄扁（piān）舟：乘小舟归隐江湖。扁舟：小舟，小船。春秋末年，范蠡辞别越王勾践，“乘扁舟浮于江湖”（《史记·货殖列传》）。
创作背景
这首诗大约是作于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此年秋天李白来到宣州，客居宣州不久，他的一位故人李云行至此，很快又要离开，李白陪他登谢朓楼，设宴送行。宣州谢朓楼是南齐诗人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建。李白曾多次登临，并写过一首《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赏析
本诗是作者在宣州谢朓楼上的饯别之作。诗人感怀万千，既满怀豪情逸兴，又时时掩抑不住郁闷和不平，感情回复跌宕，一波三折。语言明朗，似脱口而出，音调激越高昂。
此诗发端既不写楼，更不叙别，而是陡起壁立，直抒郁结。“昨日之日”与“今日之日”，是指许许多多个弃我而去的“昨日”和接踵而至的“今日”。也就是说，每一天都深感日月不居，时光难驻，心烦意乱，忧愤郁悒。这里既蕴含了“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的精神苦闷，也融铸着诗人对污浊的政治现实的感受。他的“烦忧”既不自“今日”始，他所“烦忧”者也非止一端。不妨说，这是对他长期以来政治遭遇和政治感受的一个艺术概括。忧愤之深广、强烈，正反映出天宝以来朝政的愈趋腐败和李白个人遭遇的愈趋困窘。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所引起的强烈精神苦闷，在这里找到了适合的表现形式。破空而来的发端，重叠复沓的语言（既说“弃我去”，又说“不可留”；既言“乱我心”，又称“多烦忧”），以及一气鼓荡、长达十一字的句式，都极生动形象地显示出诗人郁结之深、忧愤之烈、心绪之乱，以及一触即发、发则不可抑止的感情状态。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两句突作转折：而对着寥廓明净的秋空，遥望万里长风吹送鸿雁的壮美景色，不由得激起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这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壮阔明朗的万里秋空画图，也展示出诗人豪迈阔大的胸襟。从极端苦闷忽然转到朗爽壮阔的境界，仿佛变化无端，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正因为他素怀远大的理想抱负，又长期为黑暗污浊的环境所压抑，所以时刻都向往着广大的可以自由驰骋的空间。目接“长风万里送秋雁”之境，不觉精神为之一爽，烦忧为之一扫，感到一种心、境契合的舒畅，“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也就油然而生了。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两句承高楼饯别分写主客双方。东汉时学者称东观（政府的藏书机构）为道家蓬莱山，唐人又多以蓬山，蓬阁指秘书省，李云是秘书省校书郎，所以这里用“蓬莱文章”借指李云的文章。建安骨，指刚健遒劲的“建安风骨”。上句赞美李云的文章风格刚健，下句则以“小谢”（即谢朓）自指，说自己的诗像谢朓那样，具有清新秀发的风格。李白非常推崇谢朓，这里自比小谢，正流露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这两句自然地关合了题目中的谢朓楼和校书。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两句就“酣高楼”进一步渲染双方的意兴，说彼此都怀有豪情逸兴、雄心壮志，酒酣兴发，更是飘然欲飞，想登上青天揽取明月。前面方写晴昼秋空，这里却说到“明月”，可见后者当非实景。“欲上”云云，也说明这是诗人酒酣兴发时的豪语。豪放与天真，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这正是李白的性格。上天揽月，固然是一时兴到之语，未必有所寓托，但这飞动健举的形象却让读者分明感觉到诗人对高洁理想境界的向往追求。这两句笔酣墨饱，淋漓尽致，把面对“长风万里送秋雁”的境界所激起的昂扬情绪推向最高潮，仿佛现实中一切黑暗污浊都已一扫而光，心头的一切烦忧都已丢到了九霄云外。
“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比喻是奇特而富于独创性的，同时又是自然贴切而富于生活气息的。谢朓楼前，就是终年长流的宛溪水，不尽的流水与无穷的烦忧之间本就极易产生联想，因而很自然地由排遣烦忧的强烈愿望中引发出“抽刀断水”的意念。由于比喻和眼前景的联系密切，从而使它多少具有“兴”的意味，读来便感到自然天成。尽管内心的苦闷无法排遣，但“抽刀断水”这个细节却生动地显示出诗人力图摆脱精神苦闷的要求，这就和沉溺于苦闷而不能自拔者有明显区别。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的进步理想与黑暗现实的矛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因此，他总是陷于“不称意”的苦闷中，而且只能找到“散发弄扁舟”这样一条摆脱苦闷的出路。这结论当然不免有些消极，甚至包含着逃避现实的成分。但历史与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都规定了他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出路。
李白的可贵之处在于，尽管他精神上经受着苦闷的重压，但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进步理想的追求。诗中仍然贯注豪迈慷慨的情怀。“长风”二句，“俱怀”二句，更象是在悲怆的乐曲中奏出高昂乐观的音调，在黑暗的云层中露出灿烂明丽的霞光。“抽刀”二句，也在抒写强烈苦闷的同时表现出倔强的性格。因此，整首诗给人的感觉不是阴郁绝望，而是忧愤苦闷中显现出豪迈雄放的气概。这说明诗人既不屈服于环境的压抑，也不屈服于内心的重压。
全诗如歌如诉，情感起伏涨落，韵味深长，一波三折，章法腾挪跌宕，起落无端，断续无迹，语言明朗朴素，音调激越高昂，达到了豪放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
李白 〔唐代〕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揽 一作：览；明月 一作：日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销愁 一作：消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译文
弃我而去的昨天，早已不可挽留。
乱我心绪的今天，使人无限烦忧。
万里长风吹送南归的鸿雁，面对此景，正可以登上高楼开怀畅饮。
先生的文章颇具建安风骨，又不时流露出小谢诗风的清秀。
我们都满怀豪情逸兴，飞跃的神思像要腾空而上高高的青天，去摘取那皎洁的明月。
拔刀断水水却更加汹涌奔流，举杯消愁愁情上却更加浓烈。
人生在世不能称心如意，不如披头散发，登上长江一叶扁舟。
注释
此诗《文苑英华》题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则所别者为李云（官秘书省校书郎)，李华(文学家)。李白另有五言诗《饯校书叔云》，作于某春季，且无登楼事，与此诗无涉。
宣州：今安徽宣城一带。
谢朓（tiǎo）楼：又名北楼、谢公楼，在陵阳山上，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建，并改名为叠嶂楼。
饯别：以酒食送行。
校（jiào）书：官名，即秘书省校书郎，掌管朝廷的图书整理工作。
叔云：李云，又名李华（此诗《文苑英华》题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是当时著名的古文家，任秘书省校书郎，专门负责校对图书。李白称他为叔，但并非族亲关系。
长风：远风，大风。
此：指上句的长风秋雁的景色。
酣（hān）高楼：畅饮于高楼。
蓬莱：此指东汉时藏书之东观。《后汉书》卷二三《窦融列传》附窦章传：“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李贤注：“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仙府，幽经秘籍并皆在也。”蓬莱文章：借指李云的文章。建安骨：汉末建安（汉献帝年号，196—220）年间，“三曹”和“七子”等作家所作之诗风骨遒上，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
小谢：指谢朓，字玄晖，南朝齐诗人。后人将他和谢灵运称为大谢、小谢。这里用以自喻。
清发（fā）：指清新秀发的诗风。发：秀发，诗文俊逸。
俱怀：两人都怀有。
逸兴（xìng）：飘逸豪放的兴致，多指山水游兴，超远的意兴。王勃《滕王阁序》：“遥襟甫畅，逸兴遄飞”。李白《送贺宾客归越》：“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壮思飞：卢思道《卢记室诔》：“丽词泉涌，壮思云飞。”
壮思：雄心壮志，豪壮的意思。
揽：摘取。
销：另一版本为“消”。。
称（chèn）意：称心如意。
明朝（zhāo）：明天。
散发（fà）：不束冠，意谓不做官。这里是形容狂放不羁。古人束发戴冠，散发表示闲适自在。
弄扁（piān）舟：乘小舟归隐江湖。扁舟：小舟，小船。春秋末年，范蠡辞别越王勾践，“乘扁舟浮于江湖”（《史记·货殖列传》）。
创作背景
这首诗大约是作于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此年秋天李白来到宣州，客居宣州不久，他的一位故人李云行至此，很快又要离开，李白陪他登谢朓楼，设宴送行。宣州谢朓楼是南齐诗人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建。李白曾多次登临，并写过一首《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赏析
本诗是作者在宣州谢朓楼上的饯别之作。诗人感怀万千，既满怀豪情逸兴，又时时掩抑不住郁闷和不平，感情回复跌宕，一波三折。语言明朗，似脱口而出，音调激越高昂。
此诗发端既不写楼，更不叙别，而是陡起壁立，直抒郁结。“昨日之日”与“今日之日”，是指许许多多个弃我而去的“昨日”和接踵而至的“今日”。也就是说，每一天都深感日月不居，时光难驻，心烦意乱，忧愤郁悒。这里既蕴含了“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的精神苦闷，也融铸着诗人对污浊的政治现实的感受。他的“烦忧”既不自“今日”始，他所“烦忧”者也非止一端。不妨说，这是对他长期以来政治遭遇和政治感受的一个艺术概括。忧愤之深广、强烈，正反映出天宝以来朝政的愈趋腐败和李白个人遭遇的愈趋困窘。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所引起的强烈精神苦闷，在这里找到了适合的表现形式。破空而来的发端，重叠复沓的语言（既说“弃我去”，又说“不可留”；既言“乱我心”，又称“多烦忧”），以及一气鼓荡、长达十一字的句式，都极生动形象地显示出诗人郁结之深、忧愤之烈、心绪之乱，以及一触即发、发则不可抑止的感情状态。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两句突作转折：而对着寥廓明净的秋空，遥望万里长风吹送鸿雁的壮美景色，不由得激起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这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壮阔明朗的万里秋空画图，也展示出诗人豪迈阔大的胸襟。从极端苦闷忽然转到朗爽壮阔的境界，仿佛变化无端，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正因为他素怀远大的理想抱负，又长期为黑暗污浊的环境所压抑，所以时刻都向往着广大的可以自由驰骋的空间。目接“长风万里送秋雁”之境，不觉精神为之一爽，烦忧为之一扫，感到一种心、境契合的舒畅，“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也就油然而生了。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两句承高楼饯别分写主客双方。东汉时学者称东观（政府的藏书机构）为道家蓬莱山，唐人又多以蓬山，蓬阁指秘书省，李云是秘书省校书郎，所以这里用“蓬莱文章”借指李云的文章。建安骨，指刚健遒劲的“建安风骨”。上句赞美李云的文章风格刚健，下句则以“小谢”（即谢朓）自指，说自己的诗像谢朓那样，具有清新秀发的风格。李白非常推崇谢朓，这里自比小谢，正流露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这两句自然地关合了题目中的谢朓楼和校书。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两句就“酣高楼”进一步渲染双方的意兴，说彼此都怀有豪情逸兴、雄心壮志，酒酣兴发，更是飘然欲飞，想登上青天揽取明月。前面方写晴昼秋空，这里却说到“明月”，可见后者当非实景。“欲上”云云，也说明这是诗人酒酣兴发时的豪语。豪放与天真，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这正是李白的性格。上天揽月，固然是一时兴到之语，未必有所寓托，但这飞动健举的形象却让读者分明感觉到诗人对高洁理想境界的向往追求。这两句笔酣墨饱，淋漓尽致，把面对“长风万里送秋雁”的境界所激起的昂扬情绪推向最高潮，仿佛现实中一切黑暗污浊都已一扫而光，心头的一切烦忧都已丢到了九霄云外。
“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比喻是奇特而富于独创性的，同时又是自然贴切而富于生活气息的。谢朓楼前，就是终年长流的宛溪水，不尽的流水与无穷的烦忧之间本就极易产生联想，因而很自然地由排遣烦忧的强烈愿望中引发出“抽刀断水”的意念。由于比喻和眼前景的联系密切，从而使它多少具有“兴”的意味，读来便感到自然天成。尽管内心的苦闷无法排遣，但“抽刀断水”这个细节却生动地显示出诗人力图摆脱精神苦闷的要求，这就和沉溺于苦闷而不能自拔者有明显区别。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的进步理想与黑暗现实的矛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因此，他总是陷于“不称意”的苦闷中，而且只能找到“散发弄扁舟”这样一条摆脱苦闷的出路。这结论当然不免有些消极，甚至包含着逃避现实的成分。但历史与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都规定了他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出路。
李白的可贵之处在于，尽管他精神上经受着苦闷的重压，但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进步理想的追求。诗中仍然贯注豪迈慷慨的情怀。“长风”二句，“俱怀”二句，更象是在悲怆的乐曲中奏出高昂乐观的音调，在黑暗的云层中露出灿烂明丽的霞光。“抽刀”二句，也在抒写强烈苦闷的同时表现出倔强的性格。因此，整首诗给人的感觉不是阴郁绝望，而是忧愤苦闷中显现出豪迈雄放的气概。这说明诗人既不屈服于环境的压抑，也不屈服于内心的重压。
全诗如歌如诉，情感起伏涨落，韵味深长，一波三折，章法腾挪跌宕，起落无端，断续无迹，语言明朗朴素，音调激越高昂，达到了豪放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
#沈阳身边事##沈阳生活##沈阳新鲜事##沈阳新闻##沈阳分享##沈阳事儿##沈阳同城# 沈阳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初国卿
顾宁称得上是世家出身，我与其父母多有交往。他的父亲顾奎相先生，是著名史学家，曾任辽宁史学会会长，著述颇丰。世纪之交那些年，顾先生主持“辽海文化论坛”，力推“辽海文化”，卓有影响。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从《元史·洪福源传》等三条史料查到关于“沈阳”一词的记载，确定“沈阳”一词早在1233年就已出现，并由此考定“沈阳”一名并非如许多著述文章所谓“1296年取沈州之‘沈”与辽阳之‘阳’二字合成得来”，而是由我国自古以来地名形成的特定文化因素，即沈水之北故为“沈阳”而名。这一考证翔实且有说服力，由此为沈阳之名的来源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顾宁的母亲陈涴女士，曾是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资深研究员，多年从事清史和改革史方面研究，所著《中国古代改革史论》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改革通史专著，学界同仁誉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顾宁的外祖父陈光崇也是中国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在中国通史、隋唐史和史学史研究中多有建树，著述亦丰。出生在这样一个史学世家里，顾宁自然先天充盈。他以文学博士身份，主持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新闻学系，承继家传，在深入清代文化研究的同时，又着力新媒体文化论、中日媒体文化比较研究，其学术视野，又非父祖之辈可比。这样的家世和学养，自然为《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做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铺垫，同时也保证了这部著作不同凡俗的学术质量。
有清一代，沈阳文学不仅是盛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当朝文学发展有着重要贡献，某种程度说，沈阳是清王朝文学艺术的策源地，同时又具备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个性特征。因此，沈阳地区的文学创作在清代文坛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1644年，清王朝首都从沈阳迁往北京，随着“从龙入关”大潮的涌动，清王朝的文化班底几乎都离开了沈阳，所以后来在北京成名的纳兰性德、铁保、唐英、纳兰常安、奕绘、英和、奎照、文康、顾春，包括《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人其实都是当年于沈阳“从龙入关”者的后代。而作为陪都沈阳，在清初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热闹过后的冷落甚至荒凉，在这个基础上重建的沈阳文学，自然有着不同于以往历史和其他地区的独特性，而作家群体的构成也就比较复杂，其文学创作有着较大的分野，具体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满族文学，二是流人文学，三是市井文学。顾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作家分别是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苗君稷，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纳兰常安，缪公恩，爱新觉罗·裕瑞，韩小窗，缪润绂，大致也包括了这三个方面。如纳兰常安、爱新觉罗·裕瑞是满族作家；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是流人作家；韩小窗、缪润绂（主要是《沈阳百咏》）的创作影响是市井文学。由此可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的作家有很强的代表性。
作家评传主要是记录作家的人生经历与作品内容、风格与成就。《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每位传主的文本约三万字左右，在这样短的篇幅内为一位作家立传，需要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与文字水平，需要大量的阅读和尽可能全面的材料支持。在这方面，顾宁自是当行。他对《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中所涉及的传主，无一例外地阅读了其全部作品，查阅了大量典籍，几乎遍阅传主的评论资料，从而让每一位作家的评传具有更丰富的生平内容，更翔实的生活背景，更深入的作品解读，更准确的艺术评价。
首先，作者充分掌握了“评传”的写作原则，通过叙述、描写兼考证，抓住写作对象的性格、命运等方面的主要特点，合理剪裁，突出重点，充分揭示传主特有的风貌。
在陈梦雷一篇中，作者重点叙述其在流放沈阳期间的所作所为，除编修《盛京通志》外，还注重被后世所忽略的《周易浅述》八卷，并给予高度关注：“此著作问世后，或许因其流犯身份并未引起当时学界的重视，今日辽沈学术界可能因为此书艰涩难读亦论及寥寥。笔者认为，认真研究这部著作，对研究陈梦雷和研究沈阳学术史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沈阳学术史领域，可以说此书是首部行世的学术专著，具有里程碑意义和价值，这是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发展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这样的叙述与评价，自然使陈梦雷一篇丰满而不失新意。
评传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对传主生平充分叙述的基础上，进行个人的审美分析与评价，这方面，顾宁自有其不凡之处。如在陈之遴、徐灿一篇中，对陈、徐夫妇二人一生坎坷、结局悲凉的命运有着独到的分析和评价：“陈之遴的人生轨迹，则未免有铤而走险、咎由自取的意味。或者再宽容一些说，出身‘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的海宁陈氏的陈之遴生不逢时，身处朝代鼎革之际，使得其人格中重利轻义的一面，被放大到极致，其个人的悲剧，毋宁说是时代大悲剧的一个小小的分镜头罢了。”这样的分析十分中肯，也很有见地。
有价值质量的人物评价往往离不开精审的学术考证。在此书中，多有考证，如纳兰常安的生卒年，此前著述多说“具体生卒年不详”，顾宁根据清人李来泰《莲龛集》所写序文，得出常安的生年为康熙二十年（1681），卒年为乾隆十二年（1747），由此解决了常安的生卒年问题。同时还订正了流行本常安《沈水三春集》校注中的几十处错误，从中可见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次，依托于传，深入点评，运用议论的方式，对人物进行评价，借以表明作者的观点与态度。
传是评的基础，评是对传的深化和升华，如果一篇传记作品里没有恰到好处的点评，则顿显作品的空泛和无力。在这方面，《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将传与评结合得非常好，每一篇作品都是传中有评。如对常安文学成就的评价：“我们通过纳兰常安宏大的著作，可以清楚地了解，纳兰常安与其说是一代名宦，不如说是有清一代之文学大家。固然单纯就其文学灵感与名气而论，也许比之其同宗纳兰性德，乃至享誉清代的‘骈文八大家’‘桐城古文派’等略逊一筹，然而从其洋洋洒洒，博学典雅的文赋创作来看，实在是不遑多让。在此对纳兰常安的生涯与创作做一略传，冀望引起坊间方家之更多关注。”这是目前文学史上对常安文学创作成就最高也是最中允的评价。
其三是笔锋蕴涵情感，行文中适当融入作者自身的感受。如作者为陈梦雷所遭遇的不公呐喊道：“梦雷为此类书的编纂花费二十二年心血，就这样被雍正帝白白抢去，天理何在、公道何在！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任何封建权势都不可能永久掩盖历史真相。今天学界经过认真研究，以大量事实证明陈梦雷是《古今图书集成》的真正主编，是他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在这里，作者将自己的独特感受和审美情感渗透在传记的字里行间，从而使传主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和生动。
同时，顾宁作为沈阳地区著名大学的教授，尤其注重每位传主相关辽沈地域的文学创作，几乎每一篇都单列有反映辽沈地方的创作内容。如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建设的贡献；“留都十六景”对后来《陪都景略》《陪都纪略》中“留都十景”以及最终“沈阳八景”的影响；陈之遴的辽河诗；缪公恩的辉山、浑河、万泉诗；缪润绂的千山诗以及《沈阳百咏》的艺术成就和版本形成等，都有浓墨重彩的叙述与评价。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对传主的创作都有着深入浅出的诠释与鉴赏，尤其是采取同时期作家作品比较的方法，突显出传主的创作特色。如在分析裕瑞《暖炕》诗时，将同朝诗人袁枚和钱大昕的同题诗进行比对，别具一格。在鉴赏缪公恩《乌拉草》一诗时，则将缪公恩学生金朝觐和吉林诗坛领袖沈承瑞的同题诗作相印证，进行分析评论，读来饶有情致，颇具别趣。
《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恰到好处地记叙、议论、抒情，使传与评做到有机结合，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学术功力与创作才情。此书堪称沈阳地区近些年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一部难得的力作，值得认真阅读与典藏。
□初国卿
顾宁称得上是世家出身，我与其父母多有交往。他的父亲顾奎相先生，是著名史学家，曾任辽宁史学会会长，著述颇丰。世纪之交那些年，顾先生主持“辽海文化论坛”，力推“辽海文化”，卓有影响。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从《元史·洪福源传》等三条史料查到关于“沈阳”一词的记载，确定“沈阳”一词早在1233年就已出现，并由此考定“沈阳”一名并非如许多著述文章所谓“1296年取沈州之‘沈”与辽阳之‘阳’二字合成得来”，而是由我国自古以来地名形成的特定文化因素，即沈水之北故为“沈阳”而名。这一考证翔实且有说服力，由此为沈阳之名的来源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顾宁的母亲陈涴女士，曾是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资深研究员，多年从事清史和改革史方面研究，所著《中国古代改革史论》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改革通史专著，学界同仁誉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顾宁的外祖父陈光崇也是中国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在中国通史、隋唐史和史学史研究中多有建树，著述亦丰。出生在这样一个史学世家里，顾宁自然先天充盈。他以文学博士身份，主持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新闻学系，承继家传，在深入清代文化研究的同时，又着力新媒体文化论、中日媒体文化比较研究，其学术视野，又非父祖之辈可比。这样的家世和学养，自然为《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做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铺垫，同时也保证了这部著作不同凡俗的学术质量。
有清一代，沈阳文学不仅是盛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当朝文学发展有着重要贡献，某种程度说，沈阳是清王朝文学艺术的策源地，同时又具备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个性特征。因此，沈阳地区的文学创作在清代文坛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1644年，清王朝首都从沈阳迁往北京，随着“从龙入关”大潮的涌动，清王朝的文化班底几乎都离开了沈阳，所以后来在北京成名的纳兰性德、铁保、唐英、纳兰常安、奕绘、英和、奎照、文康、顾春，包括《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人其实都是当年于沈阳“从龙入关”者的后代。而作为陪都沈阳，在清初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热闹过后的冷落甚至荒凉，在这个基础上重建的沈阳文学，自然有着不同于以往历史和其他地区的独特性，而作家群体的构成也就比较复杂，其文学创作有着较大的分野，具体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满族文学，二是流人文学，三是市井文学。顾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作家分别是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苗君稷，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纳兰常安，缪公恩，爱新觉罗·裕瑞，韩小窗，缪润绂，大致也包括了这三个方面。如纳兰常安、爱新觉罗·裕瑞是满族作家；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是流人作家；韩小窗、缪润绂（主要是《沈阳百咏》）的创作影响是市井文学。由此可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的作家有很强的代表性。
作家评传主要是记录作家的人生经历与作品内容、风格与成就。《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每位传主的文本约三万字左右，在这样短的篇幅内为一位作家立传，需要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与文字水平，需要大量的阅读和尽可能全面的材料支持。在这方面，顾宁自是当行。他对《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中所涉及的传主，无一例外地阅读了其全部作品，查阅了大量典籍，几乎遍阅传主的评论资料，从而让每一位作家的评传具有更丰富的生平内容，更翔实的生活背景，更深入的作品解读，更准确的艺术评价。
首先，作者充分掌握了“评传”的写作原则，通过叙述、描写兼考证，抓住写作对象的性格、命运等方面的主要特点，合理剪裁，突出重点，充分揭示传主特有的风貌。
在陈梦雷一篇中，作者重点叙述其在流放沈阳期间的所作所为，除编修《盛京通志》外，还注重被后世所忽略的《周易浅述》八卷，并给予高度关注：“此著作问世后，或许因其流犯身份并未引起当时学界的重视，今日辽沈学术界可能因为此书艰涩难读亦论及寥寥。笔者认为，认真研究这部著作，对研究陈梦雷和研究沈阳学术史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沈阳学术史领域，可以说此书是首部行世的学术专著，具有里程碑意义和价值，这是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发展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这样的叙述与评价，自然使陈梦雷一篇丰满而不失新意。
评传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对传主生平充分叙述的基础上，进行个人的审美分析与评价，这方面，顾宁自有其不凡之处。如在陈之遴、徐灿一篇中，对陈、徐夫妇二人一生坎坷、结局悲凉的命运有着独到的分析和评价：“陈之遴的人生轨迹，则未免有铤而走险、咎由自取的意味。或者再宽容一些说，出身‘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的海宁陈氏的陈之遴生不逢时，身处朝代鼎革之际，使得其人格中重利轻义的一面，被放大到极致，其个人的悲剧，毋宁说是时代大悲剧的一个小小的分镜头罢了。”这样的分析十分中肯，也很有见地。
有价值质量的人物评价往往离不开精审的学术考证。在此书中，多有考证，如纳兰常安的生卒年，此前著述多说“具体生卒年不详”，顾宁根据清人李来泰《莲龛集》所写序文，得出常安的生年为康熙二十年（1681），卒年为乾隆十二年（1747），由此解决了常安的生卒年问题。同时还订正了流行本常安《沈水三春集》校注中的几十处错误，从中可见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次，依托于传，深入点评，运用议论的方式，对人物进行评价，借以表明作者的观点与态度。
传是评的基础，评是对传的深化和升华，如果一篇传记作品里没有恰到好处的点评，则顿显作品的空泛和无力。在这方面，《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将传与评结合得非常好，每一篇作品都是传中有评。如对常安文学成就的评价：“我们通过纳兰常安宏大的著作，可以清楚地了解，纳兰常安与其说是一代名宦，不如说是有清一代之文学大家。固然单纯就其文学灵感与名气而论，也许比之其同宗纳兰性德，乃至享誉清代的‘骈文八大家’‘桐城古文派’等略逊一筹，然而从其洋洋洒洒，博学典雅的文赋创作来看，实在是不遑多让。在此对纳兰常安的生涯与创作做一略传，冀望引起坊间方家之更多关注。”这是目前文学史上对常安文学创作成就最高也是最中允的评价。
其三是笔锋蕴涵情感，行文中适当融入作者自身的感受。如作者为陈梦雷所遭遇的不公呐喊道：“梦雷为此类书的编纂花费二十二年心血，就这样被雍正帝白白抢去，天理何在、公道何在！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任何封建权势都不可能永久掩盖历史真相。今天学界经过认真研究，以大量事实证明陈梦雷是《古今图书集成》的真正主编，是他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在这里，作者将自己的独特感受和审美情感渗透在传记的字里行间，从而使传主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和生动。
同时，顾宁作为沈阳地区著名大学的教授，尤其注重每位传主相关辽沈地域的文学创作，几乎每一篇都单列有反映辽沈地方的创作内容。如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建设的贡献；“留都十六景”对后来《陪都景略》《陪都纪略》中“留都十景”以及最终“沈阳八景”的影响；陈之遴的辽河诗；缪公恩的辉山、浑河、万泉诗；缪润绂的千山诗以及《沈阳百咏》的艺术成就和版本形成等，都有浓墨重彩的叙述与评价。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对传主的创作都有着深入浅出的诠释与鉴赏，尤其是采取同时期作家作品比较的方法，突显出传主的创作特色。如在分析裕瑞《暖炕》诗时，将同朝诗人袁枚和钱大昕的同题诗进行比对，别具一格。在鉴赏缪公恩《乌拉草》一诗时，则将缪公恩学生金朝觐和吉林诗坛领袖沈承瑞的同题诗作相印证，进行分析评论，读来饶有情致，颇具别趣。
《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恰到好处地记叙、议论、抒情，使传与评做到有机结合，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学术功力与创作才情。此书堪称沈阳地区近些年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一部难得的力作，值得认真阅读与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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