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本，见识。作者吴军，第一次阅读他的书，才发现这个人还是很厉害的，经历不一般。他的书里也有一些观点让我耳目一新，例如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该先让父母成熟起来，然后才能发挥榜样的作用。还有拒绝伪工作者，有些人每天忙忙碌碌，看上去做了很多事情，但却没有实际效益，做与不做没有本质的区别。值得推荐，马上开启他的下一本。
石榴云/新疆日报讯（记者 张云梅报道）12月2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驳斥“强迫劳动”专场新闻发布会。有关专家学者通过介绍相关情况和分享自身经历，证明美西方反华势力炮制的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完全是伪命题。 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阿不来提·瓦依提工作以来，一直担任班主任。近几年他走访了居住在南疆农村地区的很多学生家庭，亲眼见证了当地农民在务农同时，通过做小生意、开出租车、经营合作社、在工厂上班等多种方式，提高家庭收入。 走访中，阿不来提听到的都是通过各种自由就业获得稳定收入而对政府发出的感恩之声。“事实就是事实，谎言说一千遍还是谎言。”阿不来提说，美西方反华势力编造的谎言、谣言永远都改变不了新疆各族人民过上越来越幸福生活的事实。 “新疆各族群众享受平等的劳动权，各项合法权益依法受到保护。”发布会主持人古丽·阿不力木说，长期以来，新疆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增加各族群众收入，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新疆各族群众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从事的职业，通过自己努力过上幸福的生活。 发布会现场播放的小视频分享了一个个动人的就业故事。 阿克陶县的木斯塔巴·艾合买提江大学毕业后，从西安回到家乡，做起了无人售货机业务，通过微信小程序查看商品销售数据，生意很不错。 也比力江·热合曼是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的一位创业青年。在政府帮助下，他进驻沙雅县创业孵化产业园，享受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不仅圆了创业梦，也成就了更多热爱设计工作的人。 伊宁市巴彦岱镇农民哈玛古丽·吐尔汗爱好哈萨克族传统刺绣，2019年与几个志趣相投的妇女，一起开办了非遗刺绣工坊，把传统民族刺绣融入到现代饰品、服装中，绣品图案美丽灵动，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乌恰县柯尔克孜族小伙努尔艾力·克地尔艾力大学毕业后申请了无息贷款，开办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现在，公司的9个人都是大学毕业生，企业也成为县里的大学生创业基地。“公司效益不错，员工收入越来越高，生活越来越好。”努尔艾力说。 古丽·阿不力木说，“十四五”期间，新疆将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大精准服务力度，强化重点群体就业帮扶，确保积极就业和稳定就业。
网络诈骗花样翻新 防范“共享屏幕”骗局还需双管齐下
一方面，不法团伙日益走向公司化、专业化，产业链式的新型诈骗模式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两卡”监管上的漏洞和“共享屏幕”在安全设置和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隐患，也让诈骗分子钻了空子。
朱克力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
“你涉嫌洗黑钱，请你配合调查……”当“公检法人员”打来电话，要求你“共享屏幕”，并“指导”你转账至安全账户时，千万不要相信！因为这是诈骗新套路。
据媒体报道，日前，一种借助“共享屏幕”围猎受害者的新型诈骗手段正在兴起，因其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受害者往往会放松警惕，导致上当受骗。原本是互联网应用场景的“共享屏幕”，却被诈骗分子用于诈骗，并为诈骗行为披上了隐形外衣。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形形色色的网络诈骗借助互联网科技的最新成果，不断变换出新形式。在对网络诈骗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如何避免技术被恶意利用，是互联网时代一个不容回避的命题。
“共享屏幕”诈骗暴露监管漏洞
冒充公检法人员要求配合处理、冒充银行工作人员指导贷款提额、冒充客服人员操作退款申请……在警方的披露中，诈骗分子的借口五花八门。由于提前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了当事人的基本信息，诈骗分子在初步取得当事人的信任后，诱导当事人进入手机“共享屏幕”模式，并且“手把手指导操作”。
由于“共享屏幕”相当于开启了手机的录屏功能，它会把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全都记录下来，并同步让对方看到。这就意味着，你输入的银行卡号、密码和验证码等重要信息，都能被诈骗分子轻松捕获。然后，对方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转走你银行卡里的资金。
大部分人会以为，现在手机卡和银行卡（以下简称“两卡”）都实名制了，警方可以顺藤摸瓜迅速破案，把被诈骗的钱财追回来。然而事实上，诈骗分子使用的手机卡号和银行账户几乎都是从非法渠道购买来的。而且，大部分诈骗分子也是通过境外远程操控诈骗，通过“实名不实人”的“两卡”和警方“躲猫猫”，这为警方的追查打击带来了巨大干扰。
实名制的手机卡和银行卡是如何落到诈骗分子手中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教授分析，有一些手机卡在实名制之前就已经存在，电信企业早先也办理了一些非实名制的虚拟卡，这些手机卡可能通过种种非法途径落到了诈骗分子手上，成为他们的作恶工具。银行卡的出处也有多种可能，有经实名注册后被盗窃或因其他原因流入市场的，但也不排除个别银行职员为牟利而违规办理的情况。
“像‘共享屏幕’诈骗这类披着科技外衣的行为之所以屡屡得逞，首先就在于不法团伙利用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朱克力直言，一方面，不法团伙日益走向公司化、专业化，产业链式的新型诈骗模式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两卡”监管上的漏洞和“共享屏幕”在安全设置和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隐患，也让诈骗分子钻了空子。
网络诈骗仅靠升级法规还不够
如何才能让诈骗分子无处遁形？
盘和林说，“共享屏幕”虽然是一种新型的犯罪模式，但实际上，受害者并非因为科技而受骗，而是诈骗分子利用了受害者不熟悉“共享屏幕”功能的特点，对其进行诱导和诈骗。本质上，这和以往的电话诈骗和短信诈骗并没有两样。因此，对一些不熟悉互联网的农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应该加强宣传和教育力度，让他们与时俱进了解数字技术，提升反网络诈骗的意识。
在中铁八局三公司的工地上，各种反诈骗的宣传深受农民工的欢迎；在贵州省贵阳综保区，党员干部走上街头宣传反诈骗；警方的反诈骗提示，更是一场防范诈骗的及时雨……
近年来，针对网络诈骗，公检法的打击力度空前。据统计，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涉嫌网络犯罪14.2万人，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6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6.3万名，拦截诈骗电话1.4亿个、诈骗短信8.7亿条，为群众直接避免经济损失1200亿元，可谓战果累累。
为了斩断手机卡、银行卡的买卖链条，公安部会同工信部、人民银行等部门在全国开展“断卡”行动，剑指非法出租、出售“两卡”的违法犯罪行为。自去年10月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打掉涉“两卡”违法犯罪团伙2.7万个，查处违法犯罪嫌疑人45万名，查处金融机构和通信企业内部人员1000余名。
“‘断卡’行动逐渐扫清了‘实名制’的死角，大大挤压了电信诈骗的空间，同时产生了极大的震慑效果，从根本上遏制住了电信诈骗案件的高发势态。”盘和林说，“严打”的同时，社会需要织密一张综合防控网。
不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政委石蓉表示，仅仅依靠打击并不能彻底解决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问题，有关行业监管、治理和全社会的防范宣传力度还需加大，才能齐抓共管形成“全国一盘棋”。
需要堵住技术和管理两个漏洞
科技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数字科技在为人们带来多场景生活便利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享屏幕”为人们敲响了“科技向善”的警钟。
《科技向善白皮书2020》认为，“科技向善”有两重含义，一是实现技术为善，二是避免技术作恶。技术不是万能的，本身或许无所谓善恶。从根本上说，一切对技术作恶和被滥用的担忧，都应该用法治手段来解决。
朱克力认为，由于电信诈骗具有非接触式、远程作案的特点，既能一对一地施展骗术，又能利用伪基站、任意改号软件展开“模糊轰炸”，其专业化、组织化、团伙化的程度非常高，决定了反电信网络诈骗势必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从动态监测到全链条打击，从有效反制到联防联控，都需要久久为功，尤其需要筑牢法治保障。
近年来，国家全面落实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强化跨地域跨部门协作、加强“实名制”等关键治理环节……让人欣喜的是，目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已经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公开征求意见。
有了法治护航，还需科技给力。
朱克力表示，在信息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犯罪全球化的今天，“共享屏幕”之类的电信诈骗，无疑给监管和执法部门带来新挑战，也让社会公众面临新威胁。“但我们应当相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既然不法分子可以利用新技术实施诈骗，我们同样可以充分利用通信、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科技手段堵住诈骗漏洞，以雷霆之势高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各类演化的新型犯罪。”
“金融机构在‘实名制’上要加强监管，避免非法‘两卡’流入市场，同时，我们在支付环节也需要更多地运用刷脸、指纹等生物认证手段。”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说，就“共享屏幕”诈骗而言，需要堵住技术和管理两个漏洞。
在朱克力看来，数字经济时代，要答好“科技向善”这道命题，除了企业的自律和监管的加强之外，我们还需要坚持以技术为矛、数据为盾，充分运用数据融合、数据驱动、数据共享的理念和方法，加快推进建设大数据反诈的长效机制，深入巩固常态化治理成效，不断提升公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来源：科技日报
一方面，不法团伙日益走向公司化、专业化，产业链式的新型诈骗模式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两卡”监管上的漏洞和“共享屏幕”在安全设置和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隐患，也让诈骗分子钻了空子。
朱克力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
“你涉嫌洗黑钱，请你配合调查……”当“公检法人员”打来电话，要求你“共享屏幕”，并“指导”你转账至安全账户时，千万不要相信！因为这是诈骗新套路。
据媒体报道，日前，一种借助“共享屏幕”围猎受害者的新型诈骗手段正在兴起，因其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受害者往往会放松警惕，导致上当受骗。原本是互联网应用场景的“共享屏幕”，却被诈骗分子用于诈骗，并为诈骗行为披上了隐形外衣。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形形色色的网络诈骗借助互联网科技的最新成果，不断变换出新形式。在对网络诈骗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如何避免技术被恶意利用，是互联网时代一个不容回避的命题。
“共享屏幕”诈骗暴露监管漏洞
冒充公检法人员要求配合处理、冒充银行工作人员指导贷款提额、冒充客服人员操作退款申请……在警方的披露中，诈骗分子的借口五花八门。由于提前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了当事人的基本信息，诈骗分子在初步取得当事人的信任后，诱导当事人进入手机“共享屏幕”模式，并且“手把手指导操作”。
由于“共享屏幕”相当于开启了手机的录屏功能，它会把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全都记录下来，并同步让对方看到。这就意味着，你输入的银行卡号、密码和验证码等重要信息，都能被诈骗分子轻松捕获。然后，对方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转走你银行卡里的资金。
大部分人会以为，现在手机卡和银行卡（以下简称“两卡”）都实名制了，警方可以顺藤摸瓜迅速破案，把被诈骗的钱财追回来。然而事实上，诈骗分子使用的手机卡号和银行账户几乎都是从非法渠道购买来的。而且，大部分诈骗分子也是通过境外远程操控诈骗，通过“实名不实人”的“两卡”和警方“躲猫猫”，这为警方的追查打击带来了巨大干扰。
实名制的手机卡和银行卡是如何落到诈骗分子手中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教授分析，有一些手机卡在实名制之前就已经存在，电信企业早先也办理了一些非实名制的虚拟卡，这些手机卡可能通过种种非法途径落到了诈骗分子手上，成为他们的作恶工具。银行卡的出处也有多种可能，有经实名注册后被盗窃或因其他原因流入市场的，但也不排除个别银行职员为牟利而违规办理的情况。
“像‘共享屏幕’诈骗这类披着科技外衣的行为之所以屡屡得逞，首先就在于不法团伙利用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朱克力直言，一方面，不法团伙日益走向公司化、专业化，产业链式的新型诈骗模式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两卡”监管上的漏洞和“共享屏幕”在安全设置和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隐患，也让诈骗分子钻了空子。
网络诈骗仅靠升级法规还不够
如何才能让诈骗分子无处遁形？
盘和林说，“共享屏幕”虽然是一种新型的犯罪模式，但实际上，受害者并非因为科技而受骗，而是诈骗分子利用了受害者不熟悉“共享屏幕”功能的特点，对其进行诱导和诈骗。本质上，这和以往的电话诈骗和短信诈骗并没有两样。因此，对一些不熟悉互联网的农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应该加强宣传和教育力度，让他们与时俱进了解数字技术，提升反网络诈骗的意识。
在中铁八局三公司的工地上，各种反诈骗的宣传深受农民工的欢迎；在贵州省贵阳综保区，党员干部走上街头宣传反诈骗；警方的反诈骗提示，更是一场防范诈骗的及时雨……
近年来，针对网络诈骗，公检法的打击力度空前。据统计，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涉嫌网络犯罪14.2万人，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6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6.3万名，拦截诈骗电话1.4亿个、诈骗短信8.7亿条，为群众直接避免经济损失1200亿元，可谓战果累累。
为了斩断手机卡、银行卡的买卖链条，公安部会同工信部、人民银行等部门在全国开展“断卡”行动，剑指非法出租、出售“两卡”的违法犯罪行为。自去年10月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打掉涉“两卡”违法犯罪团伙2.7万个，查处违法犯罪嫌疑人45万名，查处金融机构和通信企业内部人员1000余名。
“‘断卡’行动逐渐扫清了‘实名制’的死角，大大挤压了电信诈骗的空间，同时产生了极大的震慑效果，从根本上遏制住了电信诈骗案件的高发势态。”盘和林说，“严打”的同时，社会需要织密一张综合防控网。
不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政委石蓉表示，仅仅依靠打击并不能彻底解决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问题，有关行业监管、治理和全社会的防范宣传力度还需加大，才能齐抓共管形成“全国一盘棋”。
需要堵住技术和管理两个漏洞
科技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数字科技在为人们带来多场景生活便利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享屏幕”为人们敲响了“科技向善”的警钟。
《科技向善白皮书2020》认为，“科技向善”有两重含义，一是实现技术为善，二是避免技术作恶。技术不是万能的，本身或许无所谓善恶。从根本上说，一切对技术作恶和被滥用的担忧，都应该用法治手段来解决。
朱克力认为，由于电信诈骗具有非接触式、远程作案的特点，既能一对一地施展骗术，又能利用伪基站、任意改号软件展开“模糊轰炸”，其专业化、组织化、团伙化的程度非常高，决定了反电信网络诈骗势必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从动态监测到全链条打击，从有效反制到联防联控，都需要久久为功，尤其需要筑牢法治保障。
近年来，国家全面落实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强化跨地域跨部门协作、加强“实名制”等关键治理环节……让人欣喜的是，目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已经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公开征求意见。
有了法治护航，还需科技给力。
朱克力表示，在信息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犯罪全球化的今天，“共享屏幕”之类的电信诈骗，无疑给监管和执法部门带来新挑战，也让社会公众面临新威胁。“但我们应当相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既然不法分子可以利用新技术实施诈骗，我们同样可以充分利用通信、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科技手段堵住诈骗漏洞，以雷霆之势高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各类演化的新型犯罪。”
“金融机构在‘实名制’上要加强监管，避免非法‘两卡’流入市场，同时，我们在支付环节也需要更多地运用刷脸、指纹等生物认证手段。”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说，就“共享屏幕”诈骗而言，需要堵住技术和管理两个漏洞。
在朱克力看来，数字经济时代，要答好“科技向善”这道命题，除了企业的自律和监管的加强之外，我们还需要坚持以技术为矛、数据为盾，充分运用数据融合、数据驱动、数据共享的理念和方法，加快推进建设大数据反诈的长效机制，深入巩固常态化治理成效，不断提升公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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