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文钞】
6.与四明观宗寺根祺师书
（译文来自——印光法师文钞白话公众号）感谢
【原文】
接手书，并显感利冥录，不胜欢喜。知谛公此番讲经，比前次更觉光辉。因逐一看毕，即送余人。多有见闻，深为诧异。私相谓曰，谛公已证圣果，关帝尚未明心。光闻而谓之曰，此事须从白关用心处究，则事理两当，绝无滥圣屈贤之失。白公且置弗论。
【译文】
接到你的信，以及《显感利冥录》这本书，非常欢喜。知道谛闲法师这一次讲经，比上一次更加殊胜。因此将这本书一一看完，随即就送给了其他人。有许多看过这本书的人，都很诧异。私底下互相说：谛闲法师已经证得了圣果，而关圣帝君还没有明了心地。我听到后对他们说：这件事必须从城隍爷白知、护法神关帝二位的用心之处来推究，那么就事理两方面都恰当，绝对没有混滥圣人，委屈贤者的过失了。城隍爷白知暂且不说。
【原文】
夫关帝者，在生时乃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大丈夫。殁后皈依智者，愿为伽蓝，护持佛法。自智者至今千三百余年。天下丛林之主人，多有法身大士，乘愿宏法者。关帝一一护持亲近，岂至于今，尚有未了，而求抉择开示于谛公。何聪明如帝君，而复愚钝不蒙法益之如是乎。
【译文】
关帝，在生之时就是一个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死后皈依智者大师，愿意为伽蓝神，来护持佛法。从智者大师到现在有一千三百多年了。天下丛林的住持，有很多是证得法身的大士，乘愿再来，宏扬佛法。关帝都一一护持亲近他们，哪至于到了今天，还有未了的疑问，而求谛闲法师给他决择开示的呢？怎么可能聪明如帝君，而又如此愚钝不能蒙受佛法的利益呢？
【原文】
是大有说。现今时值末法，僧多败类。只知著一件大领，即名为僧。僧之名义事业，多多了无所知。在俗之人有信心者，纵能研究佛法，终皆下视僧侣。其不信者，见彼游行人间，造种种业之僧，遂谓僧皆如是，佛法无益于国，有害于世。
【译文】
这当中是大有说头的。现在正值末法时代，出家僧人大多腐败堕落。只知道穿着一件大领僧衣，就名为僧人。僧的名称意义事业，大多一无所知。世俗有信心的人，纵然能够研究佛法，但终究都轻视出家的僧侣。而不信佛法的人，见到游行人间，造种种罪业的僧人，就认为僧人都是如此，佛法无益于国家，有害于社会。
【原文】
因有此种我慢邪见下劣等知见故，关帝护法心切。以京师乃天下枢机之地，高人名士，咸来莅止。遂现身说法，请谛公之开示。祛彼在家我慢邪见之凡情，振兴劣僧无惭无愧之鄙念。
【译文】
因为有这种我慢、邪见、下劣等知见的缘故，而关帝又护法心切。因为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社会精英，知名人士，都来到这里。于是关公就现身说法，请谛闲老法师开示，以去除那些在家人我慢邪见的凡情，振兴下劣僧人无惭无愧的不善念。
【原文】
古人称如来不舍穿针之福，曰如八十翁翁作舞，为教儿孙故。光于关帝此举亦然。此虽系盲猜瞎断，若质诸关帝谛公，当皆点头微笑，不露否否不然之声迹矣。
【译文】
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中，称如来不舍弃为比丘穿针的福报，就如同八十的老翁起舞，是为了教导儿孙的缘故。我对于关帝的这个举动，认为也是这个道理。这虽然是盲猜瞎断，如果去质问关帝、谛闲老法师，他们应当都会点头微笑，不会露出“不是、不是”的声音啊！
【原文】
如上所说，且约迹论。至于关帝谛公之本，唯关帝谛公自知，光何能测度而评论之哉。根敏道心虽切，恐规矩不洞，不解用功法则。祈教以量力而为，不可强勉硬撑，以致心身受病，遂难亲获法利矣。
【译文】
如上面所说，是暂且针对“迹”来说的。至于关帝、谛闲老法师的“本”，唯有关帝、谛公自己知道，我怎能测度评论呢？根敏师的道心虽然迫切，恐怕不懂规矩，不了解修行用功的法则。祈望你教他要量力而为，不可强勉硬撑，以致身心受病，就难以亲身得到佛法利益了。
【原文】
闻某某不善用心，致吐血不止，因而反成废弛。初学人皆须以此意告之。
【译文】
听说某某人不善用心，导致吐血不止，因此反而成了荒废懈怠。初学佛法的人都必须将这个意思告诉他们。
【注释】
[1]【四明观宗寺】四明指浙江宁波，宁波有四明山。民国纪元，谛闲法师最后住持于宁波观宗寺。寺为宋延庆寺观堂旧址，元丰中，四明五世孙介然法师，按照观无量寿佛经，建十六观堂，以修观行，故名观宗。自宋迄清，兴废靡常。自师任住持，遵四明遗法，以三观为宗，说法为用，改称观宗讲寺。
[2]【显感利冥录】《显感利冥录》，是冥界的白城隍和关帝公与谛闲法师的对话。在倓虚法师的《影尘回忆录》中也有记载。谛闲法师和倓虚法师都是民国时期的大德高僧，所以其真实性毋庸置疑。文章又是由冥界的众生亲自述说，所以，实在是我们了解冥界最可靠，又稀有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一件与印光大师同时代的公案，民国七年（1918），谛闲大师在北平讲经（以下接录倓虚大师《影尘回忆录》）“那时正赶上北京的乩坛很盛，有一位姓白的白城隍，在西城琉璃胡同钱宅降坛，自言每天到法会去听经，其中有听不懂的地方，拟请谛老亲自到坛上问一问、谈一谈。起初谛老去不去还在犹豫，若以我（倓虚法师自称）的意见，那都是外道门，可以不去。但仁山法师以好奇的心理，无论如何，要怂恿谛老去，我在谛老跟前得算资格浅的人，戒莲更不用提，最后也没拦挡住，谛老就去了。到那里在乩坛里用乩笔与谛老谈话，非常客气，一见面把谛老赞扬了一顿，并自称每天晚上率领许多鬼魂去听经，维护道场，其中已有许多鬼魂闻经听法，受到度化。后来又陈述他部下那些业障重的饿鬼之苦，问教济之法。谛老说：每年七月十五日观宗寺办盂兰法会，晚上放焰口，用观想力量，救拔一切饿鬼，不知能远及北方否？白城隍听到这话很欢喜，很感谢：说是谛老的观想力量很相应，一定能达到。白城隍临坛讲话之后，不一会儿，关圣帝君又临坛。因为他的神力大，恐怕扶乩的人撑不住，说话时候，让白城隍从中传达。他也很客气，称谛老为先进，谛老不敢当，也称他为先进。彼此客气的谈了一会话，随又谈到他在玉泉山显圣，和他显神通修庙的事。末了关圣帝君还对谛老说：以后不论在何处讲经办道场，都要去拥护。不一会儿周（仓）将军也临坛，他开首就问：我自东吴遇难之后，每过七天，身上就痛苦一次，能不能想一个好的法子，把我这痛苦来解除？谛老答复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这是由妄想而成，若能以定的工夫，把妄想涤除；再能常发惭愧心，发忏悔心，把自己的宿业完全忏净，这样痛苦自然会消灭了。说完这话，还与他受戒说法。徐蔚如居士把这事记成一本《显感利冥录》。”
印光法师文钞白话公众号
【注释】
[3]【白关】白：指当时临坛与谛公对话的北京都城隍白知。关：三国蜀将关羽，死后被尊为武圣。归依智者大师，成为佛教护法神。现在寺院的伽蓝菩萨一般都是指关公。
[4]【法身菩萨】又云法身大士。断一分无明而显现一分法性之菩萨也。初地以上之菩萨是也。若依台家四教之位次，则初住以上方名法身菩萨。智度论三十八曰：“法身菩萨断结使得六神通，生身菩萨不断结使，或离欲得五神通。”
[5]【如来不舍穿针之福】阿那律于听佛说法时睡眠，被佛呵责，乃发愤不睡，致目失明。于缝衣时，而作是念：“谁欲求福，与我穿针！”佛以天耳遥闻，即至阿那律前，而告之曰：“你持针来，吾与贯之。”那律白佛：“我谓世间欲求福者；世尊已得无上正觉，福慧已足，何犹求福？”佛言：“世间求福之人，无复过我！如来于六法无有厌足，谓：施、教诫、忍、法说义说、将护众生、求无上道。”（见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一）
[6]【八十翁翁作舞】《大智度论》卷十：“如伎家百岁老翁而舞。有人呵之言。老翁年已百岁何用是舞。翁答。我不须舞。但欲教子孙故耳。佛亦如是。功德虽满。为教弟子作功德故。”
[7]【本迹二门】本门与迹门并称。又云本地垂迹，略云本迹。本谓久成之本地；迹谓近成之垂迹。即指实体与影现！本门，谓如来于久远往昔即已成道（久远实成之本佛），以显示佛陀之本地、根源、本体说，故谓实体；迹门，指新近示现之佛陀（伽耶始成），以显示本佛为教化众生，而自本地应化垂迹之说，故谓应迹、影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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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手书，并显感利冥录，不胜欢喜。知谛公此番讲经，比前次更觉光辉。因逐一看毕，即送余人。多有见闻，深为诧异。私相谓曰，谛公已证圣果，关帝尚未明心。光闻而谓之曰，此事须从白关用心处究，则事理两当，绝无滥圣屈贤之失。白公且置弗论。
【译文】
接到你的信，以及《显感利冥录》这本书，非常欢喜。知道谛闲法师这一次讲经，比上一次更加殊胜。因此将这本书一一看完，随即就送给了其他人。有许多看过这本书的人，都很诧异。私底下互相说：谛闲法师已经证得了圣果，而关圣帝君还没有明了心地。我听到后对他们说：这件事必须从城隍爷白知、护法神关帝二位的用心之处来推究，那么就事理两方面都恰当，绝对没有混滥圣人，委屈贤者的过失了。城隍爷白知暂且不说。
【原文】
夫关帝者，在生时乃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大丈夫。殁后皈依智者，愿为伽蓝，护持佛法。自智者至今千三百余年。天下丛林之主人，多有法身大士，乘愿宏法者。关帝一一护持亲近，岂至于今，尚有未了，而求抉择开示于谛公。何聪明如帝君，而复愚钝不蒙法益之如是乎。
【译文】
关帝，在生之时就是一个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死后皈依智者大师，愿意为伽蓝神，来护持佛法。从智者大师到现在有一千三百多年了。天下丛林的住持，有很多是证得法身的大士，乘愿再来，宏扬佛法。关帝都一一护持亲近他们，哪至于到了今天，还有未了的疑问，而求谛闲法师给他决择开示的呢？怎么可能聪明如帝君，而又如此愚钝不能蒙受佛法的利益呢？
【原文】
是大有说。现今时值末法，僧多败类。只知著一件大领，即名为僧。僧之名义事业，多多了无所知。在俗之人有信心者，纵能研究佛法，终皆下视僧侣。其不信者，见彼游行人间，造种种业之僧，遂谓僧皆如是，佛法无益于国，有害于世。
【译文】
这当中是大有说头的。现在正值末法时代，出家僧人大多腐败堕落。只知道穿着一件大领僧衣，就名为僧人。僧的名称意义事业，大多一无所知。世俗有信心的人，纵然能够研究佛法，但终究都轻视出家的僧侣。而不信佛法的人，见到游行人间，造种种罪业的僧人，就认为僧人都是如此，佛法无益于国家，有害于社会。
【原文】
因有此种我慢邪见下劣等知见故，关帝护法心切。以京师乃天下枢机之地，高人名士，咸来莅止。遂现身说法，请谛公之开示。祛彼在家我慢邪见之凡情，振兴劣僧无惭无愧之鄙念。
【译文】
因为有这种我慢、邪见、下劣等知见的缘故，而关帝又护法心切。因为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社会精英，知名人士，都来到这里。于是关公就现身说法，请谛闲老法师开示，以去除那些在家人我慢邪见的凡情，振兴下劣僧人无惭无愧的不善念。
【原文】
古人称如来不舍穿针之福，曰如八十翁翁作舞，为教儿孙故。光于关帝此举亦然。此虽系盲猜瞎断，若质诸关帝谛公，当皆点头微笑，不露否否不然之声迹矣。
【译文】
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中，称如来不舍弃为比丘穿针的福报，就如同八十的老翁起舞，是为了教导儿孙的缘故。我对于关帝的这个举动，认为也是这个道理。这虽然是盲猜瞎断，如果去质问关帝、谛闲老法师，他们应当都会点头微笑，不会露出“不是、不是”的声音啊！
【原文】
如上所说，且约迹论。至于关帝谛公之本，唯关帝谛公自知，光何能测度而评论之哉。根敏道心虽切，恐规矩不洞，不解用功法则。祈教以量力而为，不可强勉硬撑，以致心身受病，遂难亲获法利矣。
【译文】
如上面所说，是暂且针对“迹”来说的。至于关帝、谛闲老法师的“本”，唯有关帝、谛公自己知道，我怎能测度评论呢？根敏师的道心虽然迫切，恐怕不懂规矩，不了解修行用功的法则。祈望你教他要量力而为，不可强勉硬撑，以致身心受病，就难以亲身得到佛法利益了。
【原文】
闻某某不善用心，致吐血不止，因而反成废弛。初学人皆须以此意告之。
【译文】
听说某某人不善用心，导致吐血不止，因此反而成了荒废懈怠。初学佛法的人都必须将这个意思告诉他们。
【注释】
[1]【四明观宗寺】四明指浙江宁波，宁波有四明山。民国纪元，谛闲法师最后住持于宁波观宗寺。寺为宋延庆寺观堂旧址，元丰中，四明五世孙介然法师，按照观无量寿佛经，建十六观堂，以修观行，故名观宗。自宋迄清，兴废靡常。自师任住持，遵四明遗法，以三观为宗，说法为用，改称观宗讲寺。
[2]【显感利冥录】《显感利冥录》，是冥界的白城隍和关帝公与谛闲法师的对话。在倓虚法师的《影尘回忆录》中也有记载。谛闲法师和倓虚法师都是民国时期的大德高僧，所以其真实性毋庸置疑。文章又是由冥界的众生亲自述说，所以，实在是我们了解冥界最可靠，又稀有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一件与印光大师同时代的公案，民国七年（1918），谛闲大师在北平讲经（以下接录倓虚大师《影尘回忆录》）“那时正赶上北京的乩坛很盛，有一位姓白的白城隍，在西城琉璃胡同钱宅降坛，自言每天到法会去听经，其中有听不懂的地方，拟请谛老亲自到坛上问一问、谈一谈。起初谛老去不去还在犹豫，若以我（倓虚法师自称）的意见，那都是外道门，可以不去。但仁山法师以好奇的心理，无论如何，要怂恿谛老去，我在谛老跟前得算资格浅的人，戒莲更不用提，最后也没拦挡住，谛老就去了。到那里在乩坛里用乩笔与谛老谈话，非常客气，一见面把谛老赞扬了一顿，并自称每天晚上率领许多鬼魂去听经，维护道场，其中已有许多鬼魂闻经听法，受到度化。后来又陈述他部下那些业障重的饿鬼之苦，问教济之法。谛老说：每年七月十五日观宗寺办盂兰法会，晚上放焰口，用观想力量，救拔一切饿鬼，不知能远及北方否？白城隍听到这话很欢喜，很感谢：说是谛老的观想力量很相应，一定能达到。白城隍临坛讲话之后，不一会儿，关圣帝君又临坛。因为他的神力大，恐怕扶乩的人撑不住，说话时候，让白城隍从中传达。他也很客气，称谛老为先进，谛老不敢当，也称他为先进。彼此客气的谈了一会话，随又谈到他在玉泉山显圣，和他显神通修庙的事。末了关圣帝君还对谛老说：以后不论在何处讲经办道场，都要去拥护。不一会儿周（仓）将军也临坛，他开首就问：我自东吴遇难之后，每过七天，身上就痛苦一次，能不能想一个好的法子，把我这痛苦来解除？谛老答复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这是由妄想而成，若能以定的工夫，把妄想涤除；再能常发惭愧心，发忏悔心，把自己的宿业完全忏净，这样痛苦自然会消灭了。说完这话，还与他受戒说法。徐蔚如居士把这事记成一本《显感利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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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3]【白关】白：指当时临坛与谛公对话的北京都城隍白知。关：三国蜀将关羽，死后被尊为武圣。归依智者大师，成为佛教护法神。现在寺院的伽蓝菩萨一般都是指关公。
[4]【法身菩萨】又云法身大士。断一分无明而显现一分法性之菩萨也。初地以上之菩萨是也。若依台家四教之位次，则初住以上方名法身菩萨。智度论三十八曰：“法身菩萨断结使得六神通，生身菩萨不断结使，或离欲得五神通。”
[5]【如来不舍穿针之福】阿那律于听佛说法时睡眠，被佛呵责，乃发愤不睡，致目失明。于缝衣时，而作是念：“谁欲求福，与我穿针！”佛以天耳遥闻，即至阿那律前，而告之曰：“你持针来，吾与贯之。”那律白佛：“我谓世间欲求福者；世尊已得无上正觉，福慧已足，何犹求福？”佛言：“世间求福之人，无复过我！如来于六法无有厌足，谓：施、教诫、忍、法说义说、将护众生、求无上道。”（见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一）
[6]【八十翁翁作舞】《大智度论》卷十：“如伎家百岁老翁而舞。有人呵之言。老翁年已百岁何用是舞。翁答。我不须舞。但欲教子孙故耳。佛亦如是。功德虽满。为教弟子作功德故。”
[7]【本迹二门】本门与迹门并称。又云本地垂迹，略云本迹。本谓久成之本地；迹谓近成之垂迹。即指实体与影现！本门，谓如来于久远往昔即已成道（久远实成之本佛），以显示佛陀之本地、根源、本体说，故谓实体；迹门，指新近示现之佛陀（伽耶始成），以显示本佛为教化众生，而自本地应化垂迹之说，故谓应迹、影现。
#沈阳身边事##沈阳生活##沈阳新鲜事##沈阳新闻##沈阳分享##沈阳事儿##沈阳同城# 沈阳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初国卿
顾宁称得上是世家出身，我与其父母多有交往。他的父亲顾奎相先生，是著名史学家，曾任辽宁史学会会长，著述颇丰。世纪之交那些年，顾先生主持“辽海文化论坛”，力推“辽海文化”，卓有影响。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从《元史·洪福源传》等三条史料查到关于“沈阳”一词的记载，确定“沈阳”一词早在1233年就已出现，并由此考定“沈阳”一名并非如许多著述文章所谓“1296年取沈州之‘沈”与辽阳之‘阳’二字合成得来”，而是由我国自古以来地名形成的特定文化因素，即沈水之北故为“沈阳”而名。这一考证翔实且有说服力，由此为沈阳之名的来源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顾宁的母亲陈涴女士，曾是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资深研究员，多年从事清史和改革史方面研究，所著《中国古代改革史论》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改革通史专著，学界同仁誉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顾宁的外祖父陈光崇也是中国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在中国通史、隋唐史和史学史研究中多有建树，著述亦丰。出生在这样一个史学世家里，顾宁自然先天充盈。他以文学博士身份，主持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新闻学系，承继家传，在深入清代文化研究的同时，又着力新媒体文化论、中日媒体文化比较研究，其学术视野，又非父祖之辈可比。这样的家世和学养，自然为《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做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铺垫，同时也保证了这部著作不同凡俗的学术质量。
有清一代，沈阳文学不仅是盛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当朝文学发展有着重要贡献，某种程度说，沈阳是清王朝文学艺术的策源地，同时又具备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个性特征。因此，沈阳地区的文学创作在清代文坛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1644年，清王朝首都从沈阳迁往北京，随着“从龙入关”大潮的涌动，清王朝的文化班底几乎都离开了沈阳，所以后来在北京成名的纳兰性德、铁保、唐英、纳兰常安、奕绘、英和、奎照、文康、顾春，包括《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人其实都是当年于沈阳“从龙入关”者的后代。而作为陪都沈阳，在清初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热闹过后的冷落甚至荒凉，在这个基础上重建的沈阳文学，自然有着不同于以往历史和其他地区的独特性，而作家群体的构成也就比较复杂，其文学创作有着较大的分野，具体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满族文学，二是流人文学，三是市井文学。顾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作家分别是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苗君稷，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纳兰常安，缪公恩，爱新觉罗·裕瑞，韩小窗，缪润绂，大致也包括了这三个方面。如纳兰常安、爱新觉罗·裕瑞是满族作家；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是流人作家；韩小窗、缪润绂（主要是《沈阳百咏》）的创作影响是市井文学。由此可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的作家有很强的代表性。
作家评传主要是记录作家的人生经历与作品内容、风格与成就。《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每位传主的文本约三万字左右，在这样短的篇幅内为一位作家立传，需要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与文字水平，需要大量的阅读和尽可能全面的材料支持。在这方面，顾宁自是当行。他对《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中所涉及的传主，无一例外地阅读了其全部作品，查阅了大量典籍，几乎遍阅传主的评论资料，从而让每一位作家的评传具有更丰富的生平内容，更翔实的生活背景，更深入的作品解读，更准确的艺术评价。
首先，作者充分掌握了“评传”的写作原则，通过叙述、描写兼考证，抓住写作对象的性格、命运等方面的主要特点，合理剪裁，突出重点，充分揭示传主特有的风貌。
在陈梦雷一篇中，作者重点叙述其在流放沈阳期间的所作所为，除编修《盛京通志》外，还注重被后世所忽略的《周易浅述》八卷，并给予高度关注：“此著作问世后，或许因其流犯身份并未引起当时学界的重视，今日辽沈学术界可能因为此书艰涩难读亦论及寥寥。笔者认为，认真研究这部著作，对研究陈梦雷和研究沈阳学术史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沈阳学术史领域，可以说此书是首部行世的学术专著，具有里程碑意义和价值，这是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发展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这样的叙述与评价，自然使陈梦雷一篇丰满而不失新意。
评传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对传主生平充分叙述的基础上，进行个人的审美分析与评价，这方面，顾宁自有其不凡之处。如在陈之遴、徐灿一篇中，对陈、徐夫妇二人一生坎坷、结局悲凉的命运有着独到的分析和评价：“陈之遴的人生轨迹，则未免有铤而走险、咎由自取的意味。或者再宽容一些说，出身‘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的海宁陈氏的陈之遴生不逢时，身处朝代鼎革之际，使得其人格中重利轻义的一面，被放大到极致，其个人的悲剧，毋宁说是时代大悲剧的一个小小的分镜头罢了。”这样的分析十分中肯，也很有见地。
有价值质量的人物评价往往离不开精审的学术考证。在此书中，多有考证，如纳兰常安的生卒年，此前著述多说“具体生卒年不详”，顾宁根据清人李来泰《莲龛集》所写序文，得出常安的生年为康熙二十年（1681），卒年为乾隆十二年（1747），由此解决了常安的生卒年问题。同时还订正了流行本常安《沈水三春集》校注中的几十处错误，从中可见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次，依托于传，深入点评，运用议论的方式，对人物进行评价，借以表明作者的观点与态度。
传是评的基础，评是对传的深化和升华，如果一篇传记作品里没有恰到好处的点评，则顿显作品的空泛和无力。在这方面，《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将传与评结合得非常好，每一篇作品都是传中有评。如对常安文学成就的评价：“我们通过纳兰常安宏大的著作，可以清楚地了解，纳兰常安与其说是一代名宦，不如说是有清一代之文学大家。固然单纯就其文学灵感与名气而论，也许比之其同宗纳兰性德，乃至享誉清代的‘骈文八大家’‘桐城古文派’等略逊一筹，然而从其洋洋洒洒，博学典雅的文赋创作来看，实在是不遑多让。在此对纳兰常安的生涯与创作做一略传，冀望引起坊间方家之更多关注。”这是目前文学史上对常安文学创作成就最高也是最中允的评价。
其三是笔锋蕴涵情感，行文中适当融入作者自身的感受。如作者为陈梦雷所遭遇的不公呐喊道：“梦雷为此类书的编纂花费二十二年心血，就这样被雍正帝白白抢去，天理何在、公道何在！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任何封建权势都不可能永久掩盖历史真相。今天学界经过认真研究，以大量事实证明陈梦雷是《古今图书集成》的真正主编，是他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在这里，作者将自己的独特感受和审美情感渗透在传记的字里行间，从而使传主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和生动。
同时，顾宁作为沈阳地区著名大学的教授，尤其注重每位传主相关辽沈地域的文学创作，几乎每一篇都单列有反映辽沈地方的创作内容。如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建设的贡献；“留都十六景”对后来《陪都景略》《陪都纪略》中“留都十景”以及最终“沈阳八景”的影响；陈之遴的辽河诗；缪公恩的辉山、浑河、万泉诗；缪润绂的千山诗以及《沈阳百咏》的艺术成就和版本形成等，都有浓墨重彩的叙述与评价。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对传主的创作都有着深入浅出的诠释与鉴赏，尤其是采取同时期作家作品比较的方法，突显出传主的创作特色。如在分析裕瑞《暖炕》诗时，将同朝诗人袁枚和钱大昕的同题诗进行比对，别具一格。在鉴赏缪公恩《乌拉草》一诗时，则将缪公恩学生金朝觐和吉林诗坛领袖沈承瑞的同题诗作相印证，进行分析评论，读来饶有情致，颇具别趣。
《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恰到好处地记叙、议论、抒情，使传与评做到有机结合，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学术功力与创作才情。此书堪称沈阳地区近些年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一部难得的力作，值得认真阅读与典藏。
□初国卿
顾宁称得上是世家出身，我与其父母多有交往。他的父亲顾奎相先生，是著名史学家，曾任辽宁史学会会长，著述颇丰。世纪之交那些年，顾先生主持“辽海文化论坛”，力推“辽海文化”，卓有影响。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从《元史·洪福源传》等三条史料查到关于“沈阳”一词的记载，确定“沈阳”一词早在1233年就已出现，并由此考定“沈阳”一名并非如许多著述文章所谓“1296年取沈州之‘沈”与辽阳之‘阳’二字合成得来”，而是由我国自古以来地名形成的特定文化因素，即沈水之北故为“沈阳”而名。这一考证翔实且有说服力，由此为沈阳之名的来源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顾宁的母亲陈涴女士，曾是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资深研究员，多年从事清史和改革史方面研究，所著《中国古代改革史论》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改革通史专著，学界同仁誉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顾宁的外祖父陈光崇也是中国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在中国通史、隋唐史和史学史研究中多有建树，著述亦丰。出生在这样一个史学世家里，顾宁自然先天充盈。他以文学博士身份，主持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新闻学系，承继家传，在深入清代文化研究的同时，又着力新媒体文化论、中日媒体文化比较研究，其学术视野，又非父祖之辈可比。这样的家世和学养，自然为《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做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铺垫，同时也保证了这部著作不同凡俗的学术质量。
有清一代，沈阳文学不仅是盛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当朝文学发展有着重要贡献，某种程度说，沈阳是清王朝文学艺术的策源地，同时又具备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个性特征。因此，沈阳地区的文学创作在清代文坛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1644年，清王朝首都从沈阳迁往北京，随着“从龙入关”大潮的涌动，清王朝的文化班底几乎都离开了沈阳，所以后来在北京成名的纳兰性德、铁保、唐英、纳兰常安、奕绘、英和、奎照、文康、顾春，包括《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人其实都是当年于沈阳“从龙入关”者的后代。而作为陪都沈阳，在清初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热闹过后的冷落甚至荒凉，在这个基础上重建的沈阳文学，自然有着不同于以往历史和其他地区的独特性，而作家群体的构成也就比较复杂，其文学创作有着较大的分野，具体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满族文学，二是流人文学，三是市井文学。顾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作家分别是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苗君稷，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纳兰常安，缪公恩，爱新觉罗·裕瑞，韩小窗，缪润绂，大致也包括了这三个方面。如纳兰常安、爱新觉罗·裕瑞是满族作家；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是流人作家；韩小窗、缪润绂（主要是《沈阳百咏》）的创作影响是市井文学。由此可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的作家有很强的代表性。
作家评传主要是记录作家的人生经历与作品内容、风格与成就。《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每位传主的文本约三万字左右，在这样短的篇幅内为一位作家立传，需要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与文字水平，需要大量的阅读和尽可能全面的材料支持。在这方面，顾宁自是当行。他对《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中所涉及的传主，无一例外地阅读了其全部作品，查阅了大量典籍，几乎遍阅传主的评论资料，从而让每一位作家的评传具有更丰富的生平内容，更翔实的生活背景，更深入的作品解读，更准确的艺术评价。
首先，作者充分掌握了“评传”的写作原则，通过叙述、描写兼考证，抓住写作对象的性格、命运等方面的主要特点，合理剪裁，突出重点，充分揭示传主特有的风貌。
在陈梦雷一篇中，作者重点叙述其在流放沈阳期间的所作所为，除编修《盛京通志》外，还注重被后世所忽略的《周易浅述》八卷，并给予高度关注：“此著作问世后，或许因其流犯身份并未引起当时学界的重视，今日辽沈学术界可能因为此书艰涩难读亦论及寥寥。笔者认为，认真研究这部著作，对研究陈梦雷和研究沈阳学术史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沈阳学术史领域，可以说此书是首部行世的学术专著，具有里程碑意义和价值，这是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发展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这样的叙述与评价，自然使陈梦雷一篇丰满而不失新意。
评传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对传主生平充分叙述的基础上，进行个人的审美分析与评价，这方面，顾宁自有其不凡之处。如在陈之遴、徐灿一篇中，对陈、徐夫妇二人一生坎坷、结局悲凉的命运有着独到的分析和评价：“陈之遴的人生轨迹，则未免有铤而走险、咎由自取的意味。或者再宽容一些说，出身‘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的海宁陈氏的陈之遴生不逢时，身处朝代鼎革之际，使得其人格中重利轻义的一面，被放大到极致，其个人的悲剧，毋宁说是时代大悲剧的一个小小的分镜头罢了。”这样的分析十分中肯，也很有见地。
有价值质量的人物评价往往离不开精审的学术考证。在此书中，多有考证，如纳兰常安的生卒年，此前著述多说“具体生卒年不详”，顾宁根据清人李来泰《莲龛集》所写序文，得出常安的生年为康熙二十年（1681），卒年为乾隆十二年（1747），由此解决了常安的生卒年问题。同时还订正了流行本常安《沈水三春集》校注中的几十处错误，从中可见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次，依托于传，深入点评，运用议论的方式，对人物进行评价，借以表明作者的观点与态度。
传是评的基础，评是对传的深化和升华，如果一篇传记作品里没有恰到好处的点评，则顿显作品的空泛和无力。在这方面，《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将传与评结合得非常好，每一篇作品都是传中有评。如对常安文学成就的评价：“我们通过纳兰常安宏大的著作，可以清楚地了解，纳兰常安与其说是一代名宦，不如说是有清一代之文学大家。固然单纯就其文学灵感与名气而论，也许比之其同宗纳兰性德，乃至享誉清代的‘骈文八大家’‘桐城古文派’等略逊一筹，然而从其洋洋洒洒，博学典雅的文赋创作来看，实在是不遑多让。在此对纳兰常安的生涯与创作做一略传，冀望引起坊间方家之更多关注。”这是目前文学史上对常安文学创作成就最高也是最中允的评价。
其三是笔锋蕴涵情感，行文中适当融入作者自身的感受。如作者为陈梦雷所遭遇的不公呐喊道：“梦雷为此类书的编纂花费二十二年心血，就这样被雍正帝白白抢去，天理何在、公道何在！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任何封建权势都不可能永久掩盖历史真相。今天学界经过认真研究，以大量事实证明陈梦雷是《古今图书集成》的真正主编，是他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在这里，作者将自己的独特感受和审美情感渗透在传记的字里行间，从而使传主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和生动。
同时，顾宁作为沈阳地区著名大学的教授，尤其注重每位传主相关辽沈地域的文学创作，几乎每一篇都单列有反映辽沈地方的创作内容。如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建设的贡献；“留都十六景”对后来《陪都景略》《陪都纪略》中“留都十景”以及最终“沈阳八景”的影响；陈之遴的辽河诗；缪公恩的辉山、浑河、万泉诗；缪润绂的千山诗以及《沈阳百咏》的艺术成就和版本形成等，都有浓墨重彩的叙述与评价。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对传主的创作都有着深入浅出的诠释与鉴赏，尤其是采取同时期作家作品比较的方法，突显出传主的创作特色。如在分析裕瑞《暖炕》诗时，将同朝诗人袁枚和钱大昕的同题诗进行比对，别具一格。在鉴赏缪公恩《乌拉草》一诗时，则将缪公恩学生金朝觐和吉林诗坛领袖沈承瑞的同题诗作相印证，进行分析评论，读来饶有情致，颇具别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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