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勤路上，一个面无表情的脑内“戏精”》 文｜读者：马臭臭
我在北京工作，就职于互联网公司，用行业术语来做自我介绍的话，我的用户画像包含如下几个关键词：女生，90后，软件园，回龙观。我的白天与青春全都奉献给了软件园，夜晚则属于回龙观。不过我相信，命中以上条件的人群，肯定在不少数。
本来，我打算找个步行即可上班的房源，奈何公司附近人多房少，十平米的单间，房租大概要三千块，因此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将租房范围扩大，于是就搬到了“码农”密集的回龙观一带。
从我住的地方到公司，直线距离将近六公里，实际路程大概九公里。北京的交通四通八达，但这一段却没有一班可以直达的公共交通。
所以我的通勤方式有以下几种：我可以选择步行二十分钟或者坐两三站公交到达地铁站，坐一站四分钟的地铁在西二旗站下车，出地铁后步行几百米，到公司的摆渡车站点，再乘坐摆渡车行驶两公里到达公司；我也可以选择打车或者骑共享单车出行。这几种方式所耗费的时间差不多，均在一小时左右。
其实相比距离公司几十公里的同事来说，我的通勤算是便捷并且可选择的，而如何通勤，取决于多个因素：当天星期几，是否雨雪天，是否生理期，是否想“摸鱼”。
通勤，是每个身在北京的职场打工人不得不说的故事。
除了雨雪大风天气和身体不适外，我基本不会选择地铁出行，太拥挤。只有一个进站口，外面一侧墙见方的区域，被钢铁护栏隔成十几列，早高峰时段，还需要蛇形排队。
虽然地铁两三分钟一趟，但趟趟人满为患，车门一开，下车的人寥寥，看似只能容纳一两个人的空地，每次也都会有十个八个人硬着头皮挤进去，排在中间的，基本上脚不沾地就能被拥架上去，摔了都顾不上尴尬。人一多，就难免有人插队，插队的人本来排在队尾，未等前面的人行动，便瞬间窜过来，上不去就顺势站在第一位，很多时候，没有人指责，大概在互联网工作的人都有点“社恐”，也有可能是不想因此引发争吵，从而影响了一整天的心情。
胸闷、焦虑、怕跟别人踩着撞着，每当此时，我都后悔为什么不早些出门，但是被窝里真舒服，尤其是冬天，多躺一分钟就好像能多获取一小时的能量。早晚高峰的地铁里没有舒适的社交距离，总让我想代入《甄嬛传》里华妃娘娘的那句：可是去上班的人真多啊，多得让我生气，你试过从八点排队到八点半也上不去车的滋味吗？
我死命又漠然地盯着某个点，醉心于自己的胡乱琢磨——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打算留在北京吗？当初我为什么来？想起来了，为了我的梦想与热爱。我喜欢这里浓浓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儿时课文书里提到的地方，可以抬脚就去；各种各样的话剧展览，第一时间就能感受欣赏；那些知名的公司企业，也会有去工作的机会。现在想想这些，我依然觉得无比欣慰。
作为地铁十三号线与昌平线的重要换乘枢纽，西二旗站的吞吐量，在整个北京都榜上有名，它就像互联网从业者的耶路撒冷，站内的广告位永远被各种招聘和职场类的APP占满，它就这样从早到晚，见证着无数人的加班升职，来往匆忙。
软件园里大厂云集，百度、新浪、网易、联想、滴滴，都只相隔一条马路，后来腾讯也搬到了这里，拥堵程度可想而知，两公里的路程，有时摆渡车要行驶半个小时，甚至不如步行来得快。
尤其在周五晚上。周末的序曲从周五下午拉开，辛苦工作了一周，彼时，同事们的表情和语调不自觉变得轻松欢快，互侃的频率较前四天直线上升，下班时间一到，大家从公司大楼鱼贯而出，地图上的路况显示瞬间变为深红色，但即使堵车，人们也不急不躁，刷着手机聊着天，仿佛周五晚上的时间无限长，可以随意挥霍。
雨雪天比周五晚上更可怕，在雨雪天能顺利打上车，是需要很大运气的。有一次下班正逢下雨，我本计划打车回家，订单发出，显示前面还有一百多人在排队，预计等待一个小时，我便先去食堂吃饭，饭毕，终于轮到我，但页面提示附近司机较少，正在扩大派单范围，不过最后仍是无人接单，订单被系统自动取消。我欲哭无泪。
等我赚了大钱的，就在离公司最近的地方买个房子，什么堵车、打车都与我无关！这种时候我经常这么想。不过转念一想，赚了大钱之后我还会在这里工作吗？在这里工作会赚到大钱吗？好像都不会。我跟老家的朋友抱怨，朋友说要不要考虑回来，没有户籍限制，没有租房和通勤压力，朝九晚五，也挺舒服安逸。
但回到老家，我能干什么呢？如果不回去，我要一直这样工作吗？工作的意义仅仅是为了赚大钱吗？我想起《老友记》里的钱德勒，作为一名数据分析师，他有着令人艳羡的独立办公室和极高的薪水，但这不是他喜欢的工作，尤其是在发现罗斯爱恐龙、瑞秋爱时尚、莫妮卡爱烹饪，而他们都在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时，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选择从事自己一直向往的广告行业。
扪心自问，我的工作是我热爱的吗？我现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通勤途中，真让人迷茫。
因此多数情况下，如果天晴能扫码，我都会选择骑共享单车上班。一站直达，就不会思考太多无解的问题。九公里，正好与我们老家到县城最繁华地段的距离一样，所以骑车时，我经常能想起小时候去城里，我坐在自行车前梁上，那时我觉得路程好长好长，长到我昏昏欲睡，屁股硌得生疼。
如今，可能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对时间和距离的感受有了变化，也可能是参照物更多，数不尽的高楼商厦，路旁总有花，三月有桃花，五月有月季，七月有牵牛。四十分钟，我听音乐或听书，看经过的车牌，数红灯的秒数，想想三餐吃什么，总觉得路程没那么远了。
骑车通勤的人很多，回龙观有一条自行车专用路，这条路平坦开阔，抬头远眺，青山清晰可见，它有一段与地铁轨道平行，每隔几分钟，就有地铁隆隆而过，下班的时候，高楼里万家灯火，马路上霓虹闪烁。我不再想这个月的KPI有没有完成，也不会想买房买车，更不会想生活中的纷繁琐事，那一刻，我还是那个骑着单车的无忧少年。
五六年来，在软件园和回龙观这两点之间，地铁、打车、单车，各种通勤方式，我交替尝试。这条通勤路上，这段二三十岁的人生路上，每天都有无数的同行者，却又好像只有我一个。在路上，我从未停止思考，尽管我思考的事情，有的没有答案，有的毫无用处，但我同样享受其中。
我在北京工作，就职于互联网公司，用行业术语来做自我介绍的话，我的用户画像包含如下几个关键词：女生，90后，软件园，回龙观。我的白天与青春全都奉献给了软件园，夜晚则属于回龙观。不过我相信，命中以上条件的人群，肯定在不少数。
本来，我打算找个步行即可上班的房源，奈何公司附近人多房少，十平米的单间，房租大概要三千块，因此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将租房范围扩大，于是就搬到了“码农”密集的回龙观一带。
从我住的地方到公司，直线距离将近六公里，实际路程大概九公里。北京的交通四通八达，但这一段却没有一班可以直达的公共交通。
所以我的通勤方式有以下几种：我可以选择步行二十分钟或者坐两三站公交到达地铁站，坐一站四分钟的地铁在西二旗站下车，出地铁后步行几百米，到公司的摆渡车站点，再乘坐摆渡车行驶两公里到达公司；我也可以选择打车或者骑共享单车出行。这几种方式所耗费的时间差不多，均在一小时左右。
其实相比距离公司几十公里的同事来说，我的通勤算是便捷并且可选择的，而如何通勤，取决于多个因素：当天星期几，是否雨雪天，是否生理期，是否想“摸鱼”。
通勤，是每个身在北京的职场打工人不得不说的故事。
除了雨雪大风天气和身体不适外，我基本不会选择地铁出行，太拥挤。只有一个进站口，外面一侧墙见方的区域，被钢铁护栏隔成十几列，早高峰时段，还需要蛇形排队。
虽然地铁两三分钟一趟，但趟趟人满为患，车门一开，下车的人寥寥，看似只能容纳一两个人的空地，每次也都会有十个八个人硬着头皮挤进去，排在中间的，基本上脚不沾地就能被拥架上去，摔了都顾不上尴尬。人一多，就难免有人插队，插队的人本来排在队尾，未等前面的人行动，便瞬间窜过来，上不去就顺势站在第一位，很多时候，没有人指责，大概在互联网工作的人都有点“社恐”，也有可能是不想因此引发争吵，从而影响了一整天的心情。
胸闷、焦虑、怕跟别人踩着撞着，每当此时，我都后悔为什么不早些出门，但是被窝里真舒服，尤其是冬天，多躺一分钟就好像能多获取一小时的能量。早晚高峰的地铁里没有舒适的社交距离，总让我想代入《甄嬛传》里华妃娘娘的那句：可是去上班的人真多啊，多得让我生气，你试过从八点排队到八点半也上不去车的滋味吗？
我死命又漠然地盯着某个点，醉心于自己的胡乱琢磨——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打算留在北京吗？当初我为什么来？想起来了，为了我的梦想与热爱。我喜欢这里浓浓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儿时课文书里提到的地方，可以抬脚就去；各种各样的话剧展览，第一时间就能感受欣赏；那些知名的公司企业，也会有去工作的机会。现在想想这些，我依然觉得无比欣慰。
作为地铁十三号线与昌平线的重要换乘枢纽，西二旗站的吞吐量，在整个北京都榜上有名，它就像互联网从业者的耶路撒冷，站内的广告位永远被各种招聘和职场类的APP占满，它就这样从早到晚，见证着无数人的加班升职，来往匆忙。
软件园里大厂云集，百度、新浪、网易、联想、滴滴，都只相隔一条马路，后来腾讯也搬到了这里，拥堵程度可想而知，两公里的路程，有时摆渡车要行驶半个小时，甚至不如步行来得快。
尤其在周五晚上。周末的序曲从周五下午拉开，辛苦工作了一周，彼时，同事们的表情和语调不自觉变得轻松欢快，互侃的频率较前四天直线上升，下班时间一到，大家从公司大楼鱼贯而出，地图上的路况显示瞬间变为深红色，但即使堵车，人们也不急不躁，刷着手机聊着天，仿佛周五晚上的时间无限长，可以随意挥霍。
雨雪天比周五晚上更可怕，在雨雪天能顺利打上车，是需要很大运气的。有一次下班正逢下雨，我本计划打车回家，订单发出，显示前面还有一百多人在排队，预计等待一个小时，我便先去食堂吃饭，饭毕，终于轮到我，但页面提示附近司机较少，正在扩大派单范围，不过最后仍是无人接单，订单被系统自动取消。我欲哭无泪。
等我赚了大钱的，就在离公司最近的地方买个房子，什么堵车、打车都与我无关！这种时候我经常这么想。不过转念一想，赚了大钱之后我还会在这里工作吗？在这里工作会赚到大钱吗？好像都不会。我跟老家的朋友抱怨，朋友说要不要考虑回来，没有户籍限制，没有租房和通勤压力，朝九晚五，也挺舒服安逸。
但回到老家，我能干什么呢？如果不回去，我要一直这样工作吗？工作的意义仅仅是为了赚大钱吗？我想起《老友记》里的钱德勒，作为一名数据分析师，他有着令人艳羡的独立办公室和极高的薪水，但这不是他喜欢的工作，尤其是在发现罗斯爱恐龙、瑞秋爱时尚、莫妮卡爱烹饪，而他们都在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时，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选择从事自己一直向往的广告行业。
扪心自问，我的工作是我热爱的吗？我现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通勤途中，真让人迷茫。
因此多数情况下，如果天晴能扫码，我都会选择骑共享单车上班。一站直达，就不会思考太多无解的问题。九公里，正好与我们老家到县城最繁华地段的距离一样，所以骑车时，我经常能想起小时候去城里，我坐在自行车前梁上，那时我觉得路程好长好长，长到我昏昏欲睡，屁股硌得生疼。
如今，可能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对时间和距离的感受有了变化，也可能是参照物更多，数不尽的高楼商厦，路旁总有花，三月有桃花，五月有月季，七月有牵牛。四十分钟，我听音乐或听书，看经过的车牌，数红灯的秒数，想想三餐吃什么，总觉得路程没那么远了。
骑车通勤的人很多，回龙观有一条自行车专用路，这条路平坦开阔，抬头远眺，青山清晰可见，它有一段与地铁轨道平行，每隔几分钟，就有地铁隆隆而过，下班的时候，高楼里万家灯火，马路上霓虹闪烁。我不再想这个月的KPI有没有完成，也不会想买房买车，更不会想生活中的纷繁琐事，那一刻，我还是那个骑着单车的无忧少年。
五六年来，在软件园和回龙观这两点之间，地铁、打车、单车，各种通勤方式，我交替尝试。这条通勤路上，这段二三十岁的人生路上，每天都有无数的同行者，却又好像只有我一个。在路上，我从未停止思考，尽管我思考的事情，有的没有答案，有的毫无用处，但我同样享受其中。
2009年12月，央视《等着我》节目组带着61岁的黎远康，长途跋涉来到莫斯科，只为见一位80岁的老人。
这两位分离了55年的老人再次重逢，相拥而泣，彼此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一直在找你。”
观众看着无不落泪，明明互相都在意对方，为何55年不能相见？
这还得从黎远康的爸爸说起。
1914年，黎远康的父亲黎怀玉出生在四川成都。当时国家动荡不安，黎怀玉小学没读完就四处打工。
13岁的时候，黎怀玉进入了当地的一家兵工厂，专攻机械技术。俗话说熟能生巧，时间久了，黎怀玉成了机械方面的专家。
然而，即使是专家，在战争年代也是要逃命求生存。内战开始后，黎怀玉便来到新疆谋生。也是在这里，他认识了比自己小15岁的苏联女孩瓦莲金娜。
瓦莲金娜是名护士，当时响应苏联号召支援中国，便来到了新疆。
黎怀玉生病住院时，陪护的护士就是瓦莲金娜。两人一见钟情，快速坠入爱河。同年，他们的女儿就出生了。一年后，他们的儿子黎远康也来到了这个世界。
尽管这段跨国婚姻不被看好，但他们却过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建设东北，黎怀玉拖家带口来到了长春，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5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开始了大规模撤侨行动。瓦莲金娜也面临着和家人分开，回到苏联的问题。
看着年幼的孩子，瓦莲金娜一个都舍不得，只好偷偷地带着姐弟俩坐上了去满洲里的火车。
黎怀玉下班后，看到空荡荡的家，傻了眼。他连忙联系铁路部门帮忙截住瓦莲金娜，自己赶紧买了一辆最近的火车票赶到了满洲里。
在站台上，一家人抱在一起痛哭不已，却依然改变不了分开的现实。
无奈之下，瓦莲金娜带着女儿回到了苏联，而黎远康跟着爸爸留在了中国。
黎怀玉既当爹又当妈的把黎远康抚养成人，内心一直渴望有朝一日可以与瓦莲金娜和女儿相见。
为了重逢的日子，黎怀玉心想着吃多少苦都值得，可老天爷似乎总要折磨这个中年男人。
1960年，中苏关系再次恶化，前景非常不明朗。黎怀玉明白了，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也许不再会有了。黎怀玉选择了再娶，可儿子黎远康却特别抗拒。
虽然当初的离别，黎远康不懂得分开的含义，但是他没有一刻不想自己的妈妈。
他获得奖状，希望和妈妈分享；他上学跳级，想告诉妈妈。他把所有的思念，都默默地藏在心底。直到他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想法，开始通过各个渠道寻找妈妈瓦莲金娜。
他拿着一张老照片去找媒体、报纸报道，找海员打听消息，可始终没有任何进展。
虽说如此，他依然满怀希望，梦想着见到妈妈和姐姐的那一天。
可天不遂人愿，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黎远康不知道妈妈到底会在哪个国家。
正因为此，他暂停了寻找妈妈的决定，开始把心思用在经营家庭，培养子女身上。
2006年，黎远康退休后，有了大把的时间，他再次开始寻找妈妈。第二年，他得知一个朋友儿子在俄罗斯工作，便把那张老照片和其他的一些资料交给了他，最终传递到了俄罗斯的一档寻亲节目。
节目组发现黎远康的资料和一位哈萨克斯坦寻人的资料相似度很高，便记录了下来。可即使这样，黎远康还是等了整整两年时间。
2009年12月份，黎远康接到了央视《等着我》栏目组的电话，邀请他跟随节目组去莫斯科走一趟。
黎远康内心充满了喜悦，他预感到了要和自己的妈妈、姐姐团聚了。
12月28日下午，一档跨国寻亲节目在全球直播。黎远康见到了55年未曾谋面的妈妈和姐姐，三个人哭成了一团。
我们常说有国才有家，现实岂止是这样，国际关系也会影响着每一个小家庭。黎远康一家就是国际关系变化下的缩影。
良好的国际关系，孕育了他们的爱情；恶化的国际关系，拆散了一个本来幸福的家庭。关系的恢复，又让分开数年的亲人再次相拥。
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如最近的乌克兰战争，影响的绝不仅仅是参战国家的人民，也包括远离战争的你和我。
#创作力计划#
这两位分离了55年的老人再次重逢，相拥而泣，彼此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一直在找你。”
观众看着无不落泪，明明互相都在意对方，为何55年不能相见？
这还得从黎远康的爸爸说起。
1914年，黎远康的父亲黎怀玉出生在四川成都。当时国家动荡不安，黎怀玉小学没读完就四处打工。
13岁的时候，黎怀玉进入了当地的一家兵工厂，专攻机械技术。俗话说熟能生巧，时间久了，黎怀玉成了机械方面的专家。
然而，即使是专家，在战争年代也是要逃命求生存。内战开始后，黎怀玉便来到新疆谋生。也是在这里，他认识了比自己小15岁的苏联女孩瓦莲金娜。
瓦莲金娜是名护士，当时响应苏联号召支援中国，便来到了新疆。
黎怀玉生病住院时，陪护的护士就是瓦莲金娜。两人一见钟情，快速坠入爱河。同年，他们的女儿就出生了。一年后，他们的儿子黎远康也来到了这个世界。
尽管这段跨国婚姻不被看好，但他们却过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建设东北，黎怀玉拖家带口来到了长春，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5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开始了大规模撤侨行动。瓦莲金娜也面临着和家人分开，回到苏联的问题。
看着年幼的孩子，瓦莲金娜一个都舍不得，只好偷偷地带着姐弟俩坐上了去满洲里的火车。
黎怀玉下班后，看到空荡荡的家，傻了眼。他连忙联系铁路部门帮忙截住瓦莲金娜，自己赶紧买了一辆最近的火车票赶到了满洲里。
在站台上，一家人抱在一起痛哭不已，却依然改变不了分开的现实。
无奈之下，瓦莲金娜带着女儿回到了苏联，而黎远康跟着爸爸留在了中国。
黎怀玉既当爹又当妈的把黎远康抚养成人，内心一直渴望有朝一日可以与瓦莲金娜和女儿相见。
为了重逢的日子，黎怀玉心想着吃多少苦都值得，可老天爷似乎总要折磨这个中年男人。
1960年，中苏关系再次恶化，前景非常不明朗。黎怀玉明白了，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也许不再会有了。黎怀玉选择了再娶，可儿子黎远康却特别抗拒。
虽然当初的离别，黎远康不懂得分开的含义，但是他没有一刻不想自己的妈妈。
他获得奖状，希望和妈妈分享；他上学跳级，想告诉妈妈。他把所有的思念，都默默地藏在心底。直到他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想法，开始通过各个渠道寻找妈妈瓦莲金娜。
他拿着一张老照片去找媒体、报纸报道，找海员打听消息，可始终没有任何进展。
虽说如此，他依然满怀希望，梦想着见到妈妈和姐姐的那一天。
可天不遂人愿，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黎远康不知道妈妈到底会在哪个国家。
正因为此，他暂停了寻找妈妈的决定，开始把心思用在经营家庭，培养子女身上。
2006年，黎远康退休后，有了大把的时间，他再次开始寻找妈妈。第二年，他得知一个朋友儿子在俄罗斯工作，便把那张老照片和其他的一些资料交给了他，最终传递到了俄罗斯的一档寻亲节目。
节目组发现黎远康的资料和一位哈萨克斯坦寻人的资料相似度很高，便记录了下来。可即使这样，黎远康还是等了整整两年时间。
2009年12月份，黎远康接到了央视《等着我》栏目组的电话，邀请他跟随节目组去莫斯科走一趟。
黎远康内心充满了喜悦，他预感到了要和自己的妈妈、姐姐团聚了。
12月28日下午，一档跨国寻亲节目在全球直播。黎远康见到了55年未曾谋面的妈妈和姐姐，三个人哭成了一团。
我们常说有国才有家，现实岂止是这样，国际关系也会影响着每一个小家庭。黎远康一家就是国际关系变化下的缩影。
良好的国际关系，孕育了他们的爱情；恶化的国际关系，拆散了一个本来幸福的家庭。关系的恢复，又让分开数年的亲人再次相拥。
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如最近的乌克兰战争，影响的绝不仅仅是参战国家的人民，也包括远离战争的你和我。
#创作力计划#
#历史故事#
2009年12月，央视《等着我》节目组带着61岁的黎远康，长途跋涉来到莫斯科，只为见一位80岁的老人。
这两位分离了55年的老人再次重逢，相拥而泣，彼此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一直在找你。”
观众看着无不落泪，明明互相都在意对方，为何55年不能相见？
这还得从黎远康的爸爸说起。
1914年，黎远康的父亲黎怀玉出生在四川成都。当时国家动荡不安，黎怀玉小学没读完就四处打工。
13岁的时候，黎怀玉进入了当地的一家兵工厂，专攻机械技术。俗话说熟能生巧，时间久了，黎怀玉成了机械方面的专家。
然而，即使是专家，在战争年代也是要逃命求生存。内战开始后，黎怀玉便来到新疆谋生。也是在这里，他认识了比自己小15岁的苏联女孩瓦莲金娜。
瓦莲金娜是名护士，当时响应苏联号召支援中国，便来到了新疆。
黎怀玉生病住院时，陪护的护士就是瓦莲金娜。两人一见钟情，快速坠入爱河。同年，他们的女儿就出生了。一年后，他们的儿子黎远康也来到了这个世界。
尽管这段跨国婚姻不被看好，但他们却过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建设东北，黎怀玉拖家带口来到了长春，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5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开始了大规模撤侨行动。瓦莲金娜也面临着和家人分开，回到苏联的问题。
看着年幼的孩子，瓦莲金娜一个都舍不得，只好偷偷地带着姐弟俩坐上了去满洲里的火车。
黎怀玉下班后，看到空荡荡的家，傻了眼。他连忙联系铁路部门帮忙截住瓦莲金娜，自己赶紧买了一辆最近的火车票赶到了满洲里。
在站台上，一家人抱在一起痛哭不已，却依然改变不了分开的现实。
无奈之下，瓦莲金娜带着女儿回到了苏联，而黎远康跟着爸爸留在了中国。
黎怀玉既当爹又当妈的把黎远康抚养成人，内心一直渴望有朝一日可以与瓦莲金娜和女儿相见。
为了重逢的日子，黎怀玉心想着吃多少苦都值得，可老天爷似乎总要折磨这个中年男人。
1960年，中苏关系再次恶化，前景非常不明朗。黎怀玉明白了，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也许不再会有了。黎怀玉选择了再娶，可儿子黎远康却特别抗拒。
虽然当初的离别，黎远康不懂得分开的含义，但是他没有一刻不想自己的妈妈。
他获得奖状，希望和妈妈分享；他上学跳级，想告诉妈妈。他把所有的思念，都默默地藏在心底。直到他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想法，开始通过各个渠道寻找妈妈瓦莲金娜。
他拿着一张老照片去找媒体、报纸报道，找海员打听消息，可始终没有任何进展。
虽说如此，他依然满怀希望，梦想着见到妈妈和姐姐的那一天。
可天不遂人愿，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黎远康不知道妈妈到底会在哪个国家。
正因为此，他暂停了寻找妈妈的决定，开始把心思用在经营家庭，培养子女身上。
2006年，黎远康退休后，有了大把的时间，他再次开始寻找妈妈。第二年，他得知一个朋友儿子在俄罗斯工作，便把那张老照片和其他的一些资料交给了他，最终传递到了俄罗斯的一档寻亲节目。
节目组发现黎远康的资料和一位哈萨克斯坦寻人的资料相似度很高，便记录了下来。可即使这样，黎远康还是等了整整两年时间。
2009年12月份，黎远康接到了央视《等着我》栏目组的电话，邀请他跟随节目组去莫斯科走一趟。
黎远康内心充满了喜悦，他预感到了要和自己的妈妈、姐姐团聚了。
12月28日下午，一档跨国寻亲节目在全球直播。黎远康见到了55年未曾谋面的妈妈和姐姐，三个人哭成了一团。
我们常说有国才有家，现实岂止是这样，国际关系也会影响着每一个小家庭。黎远康一家就是国际关系变化下的缩影。
良好的国际关系，孕育了他们的爱情；恶化的国际关系，拆散了一个本来幸福的家庭。关系的恢复，又让分开数年的亲人再次相拥。
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如最近的乌克兰战争，影响的绝不仅仅是参战国家的人民，也包括远离战争的你和我。
2009年12月，央视《等着我》节目组带着61岁的黎远康，长途跋涉来到莫斯科，只为见一位80岁的老人。
这两位分离了55年的老人再次重逢，相拥而泣，彼此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一直在找你。”
观众看着无不落泪，明明互相都在意对方，为何55年不能相见？
这还得从黎远康的爸爸说起。
1914年，黎远康的父亲黎怀玉出生在四川成都。当时国家动荡不安，黎怀玉小学没读完就四处打工。
13岁的时候，黎怀玉进入了当地的一家兵工厂，专攻机械技术。俗话说熟能生巧，时间久了，黎怀玉成了机械方面的专家。
然而，即使是专家，在战争年代也是要逃命求生存。内战开始后，黎怀玉便来到新疆谋生。也是在这里，他认识了比自己小15岁的苏联女孩瓦莲金娜。
瓦莲金娜是名护士，当时响应苏联号召支援中国，便来到了新疆。
黎怀玉生病住院时，陪护的护士就是瓦莲金娜。两人一见钟情，快速坠入爱河。同年，他们的女儿就出生了。一年后，他们的儿子黎远康也来到了这个世界。
尽管这段跨国婚姻不被看好，但他们却过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建设东北，黎怀玉拖家带口来到了长春，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5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开始了大规模撤侨行动。瓦莲金娜也面临着和家人分开，回到苏联的问题。
看着年幼的孩子，瓦莲金娜一个都舍不得，只好偷偷地带着姐弟俩坐上了去满洲里的火车。
黎怀玉下班后，看到空荡荡的家，傻了眼。他连忙联系铁路部门帮忙截住瓦莲金娜，自己赶紧买了一辆最近的火车票赶到了满洲里。
在站台上，一家人抱在一起痛哭不已，却依然改变不了分开的现实。
无奈之下，瓦莲金娜带着女儿回到了苏联，而黎远康跟着爸爸留在了中国。
黎怀玉既当爹又当妈的把黎远康抚养成人，内心一直渴望有朝一日可以与瓦莲金娜和女儿相见。
为了重逢的日子，黎怀玉心想着吃多少苦都值得，可老天爷似乎总要折磨这个中年男人。
1960年，中苏关系再次恶化，前景非常不明朗。黎怀玉明白了，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也许不再会有了。黎怀玉选择了再娶，可儿子黎远康却特别抗拒。
虽然当初的离别，黎远康不懂得分开的含义，但是他没有一刻不想自己的妈妈。
他获得奖状，希望和妈妈分享；他上学跳级，想告诉妈妈。他把所有的思念，都默默地藏在心底。直到他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想法，开始通过各个渠道寻找妈妈瓦莲金娜。
他拿着一张老照片去找媒体、报纸报道，找海员打听消息，可始终没有任何进展。
虽说如此，他依然满怀希望，梦想着见到妈妈和姐姐的那一天。
可天不遂人愿，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黎远康不知道妈妈到底会在哪个国家。
正因为此，他暂停了寻找妈妈的决定，开始把心思用在经营家庭，培养子女身上。
2006年，黎远康退休后，有了大把的时间，他再次开始寻找妈妈。第二年，他得知一个朋友儿子在俄罗斯工作，便把那张老照片和其他的一些资料交给了他，最终传递到了俄罗斯的一档寻亲节目。
节目组发现黎远康的资料和一位哈萨克斯坦寻人的资料相似度很高，便记录了下来。可即使这样，黎远康还是等了整整两年时间。
2009年12月份，黎远康接到了央视《等着我》栏目组的电话，邀请他跟随节目组去莫斯科走一趟。
黎远康内心充满了喜悦，他预感到了要和自己的妈妈、姐姐团聚了。
12月28日下午，一档跨国寻亲节目在全球直播。黎远康见到了55年未曾谋面的妈妈和姐姐，三个人哭成了一团。
我们常说有国才有家，现实岂止是这样，国际关系也会影响着每一个小家庭。黎远康一家就是国际关系变化下的缩影。
良好的国际关系，孕育了他们的爱情；恶化的国际关系，拆散了一个本来幸福的家庭。关系的恢复，又让分开数年的亲人再次相拥。
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如最近的乌克兰战争，影响的绝不仅仅是参战国家的人民，也包括远离战争的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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