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共存与清零：很多人还没有搞清的12个基本事实
最近国内疫情越来越严重，而与病毒共存的观点仍然非常盛行，看来，很多人直到现在还没有搞清下面这些基本事实：
1、人们在疫情中所受的苦，有小部分可能是防控过度导致的，但归根到底，是放松疫情防控导致的。可以比较一下几乎同时爆发疫情且最初一周疫情规模和发展情势基本一致的深圳和上海。
2、疫情防控越及时，越严格(合情合理合法的基础上)，疫情发生频率就会越低，疫情发生的范围和规模就会越小，疫情及其防控对经济和人们的生活的影响也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3、与病毒共存的国家相比动态清零的国家，死人多得多，健康受损者(新冠后遗症承受者)多得多，经济和民生受影响严重得多。
4、被称为“大号流感”的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与流感的不同：奥密克戎传播快得多、住院率也更高、后遗症也更多，致死率比流感高出至少40%(日本专家研究结果)；新冠全年流行，即使考虑到自然免疫和疫苗接种，一年也可能两三次重复感染，而流感主要只在冬季流行；另外，奥密克戎对医疗资源的占用远超流感，所以，其间接导致的死亡也远超流感。
5、在与病毒共存的国家，人们会更频繁地进行核酸检测，因为到处都可能是疫区，“没完没了的核酸，没完没了的感染”，“公司永远不能满员”“永远处在非正常之中”，而且家庭中有一人感染，就会全家感染，每个人都会一直处在患上重症的担忧之中。而在动态清零的国家，隔离、核酸只是偶尔的、暂时的，防控越严格，核酸、隔离的几率就越低。
6、西方人不是靠着理智和科学头脑主动选择了与病毒共存，而是因为没有中国这样强的全民动员能力和基层治理能力，不得已只能接受与病毒共存。他们不是“选择”，而是没有选择！
7、如何对待疫情，首先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战术上需要依靠传染病防控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其次才是如何治疗的问题。张文宏是感染病和肝病专家，不是传染病防控专家，更不是社会治理专家，而他在媒体上发表的大量影响极大的观点都是传染病防控方面和社会治理方面的，也就是说，他发表的这些观点基本都是外行的看法，却被我们大多数人当作权威专家的权威看法来看待。
8、医生的话不等于“科学”，不同医生的观点常常千差万别，更不用说一个医生关于非本专业甚至非医疗方面的言论；与官方观点不同的观点也不等于“实话”，综合许多权威专家的集体观点也可能错，但绝不至于比随便一个医生甚至外行的观点更不可信！
9、张文宏说过一些正确的话，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他却很少对过。譬如，从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疫情发展的判断，到对滞留西方的留学生是否归国的建议，从对全球疫情的发展趋势的预测，到对疫苗作用以及接种疫苗后的疫情趋势判断，从断言武汉全民核酸检测的不可能，到否定病毒变异对疫苗作用的重要影响，从否定喝粥到吃易生湿的牛奶、肉(新冠肺炎以湿盛为主要特征)的建议，张文宏基本都错了。
10、以张文宏去年7月提出“把门打开”“与病毒共存”等主张为分界线，此前一年多时间，疫情一般隔个两三个月在局部偶发一次，而且总是最多一个月就会被清零，而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疫情就此起彼伏，基本上没有间断过，并且越来越严重。无疑，认识决定行动，对疫情防控的态度决定疫情防控的实施效果。
11、最好听的话常常是最危险的话。譬如最近又被炒作的张文宏的经典名言“抗疫不是目的，老百姓的安定才是目的”，这话很容易赢得人心，但关键是，做事总得有个主次先后，当淡化了抗疫，老百姓哪里还能有安定？类似的还有“今后抗疫，维持生活正常化应该放到跟动态清零同样重要的位置”“陶瓷店里抓老鼠，我们希望既抓住老鼠，又不打破瓷器”，等等，这些话句句都让人喜欢，但关键是，根本没有可行性！要维持生活正常化，就不可能动态清零，要动态清零，就不能不暂时打破人们的正常生活。所以，当强调维持生活正常化时，结果就必然是动态清零的失败，而动态清零的失败，就必然导致疫情失控，更大范围更大数量的人们的生活就会完全非正常化！
12、动态清零确实不是长久之计，但不是长久之计，并不意味着现在就该放开，与病毒共存，这就好比一个人病了住院，住院当然不是长久之计，但需要住院时就得住院啊，急着出院不就是找死么？病毒还在变异，且毒性趋于减轻，新冠病毒也许会流感化，也许会最终消失，在最安全的时候“出院”，才是最理智的选择。
最近国内疫情越来越严重，而与病毒共存的观点仍然非常盛行，看来，很多人直到现在还没有搞清下面这些基本事实：
1、人们在疫情中所受的苦，有小部分可能是防控过度导致的，但归根到底，是放松疫情防控导致的。可以比较一下几乎同时爆发疫情且最初一周疫情规模和发展情势基本一致的深圳和上海。
2、疫情防控越及时，越严格(合情合理合法的基础上)，疫情发生频率就会越低，疫情发生的范围和规模就会越小，疫情及其防控对经济和人们的生活的影响也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3、与病毒共存的国家相比动态清零的国家，死人多得多，健康受损者(新冠后遗症承受者)多得多，经济和民生受影响严重得多。
4、被称为“大号流感”的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与流感的不同：奥密克戎传播快得多、住院率也更高、后遗症也更多，致死率比流感高出至少40%(日本专家研究结果)；新冠全年流行，即使考虑到自然免疫和疫苗接种，一年也可能两三次重复感染，而流感主要只在冬季流行；另外，奥密克戎对医疗资源的占用远超流感，所以，其间接导致的死亡也远超流感。
5、在与病毒共存的国家，人们会更频繁地进行核酸检测，因为到处都可能是疫区，“没完没了的核酸，没完没了的感染”，“公司永远不能满员”“永远处在非正常之中”，而且家庭中有一人感染，就会全家感染，每个人都会一直处在患上重症的担忧之中。而在动态清零的国家，隔离、核酸只是偶尔的、暂时的，防控越严格，核酸、隔离的几率就越低。
6、西方人不是靠着理智和科学头脑主动选择了与病毒共存，而是因为没有中国这样强的全民动员能力和基层治理能力，不得已只能接受与病毒共存。他们不是“选择”，而是没有选择！
7、如何对待疫情，首先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战术上需要依靠传染病防控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其次才是如何治疗的问题。张文宏是感染病和肝病专家，不是传染病防控专家，更不是社会治理专家，而他在媒体上发表的大量影响极大的观点都是传染病防控方面和社会治理方面的，也就是说，他发表的这些观点基本都是外行的看法，却被我们大多数人当作权威专家的权威看法来看待。
8、医生的话不等于“科学”，不同医生的观点常常千差万别，更不用说一个医生关于非本专业甚至非医疗方面的言论；与官方观点不同的观点也不等于“实话”，综合许多权威专家的集体观点也可能错，但绝不至于比随便一个医生甚至外行的观点更不可信！
9、张文宏说过一些正确的话，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他却很少对过。譬如，从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疫情发展的判断，到对滞留西方的留学生是否归国的建议，从对全球疫情的发展趋势的预测，到对疫苗作用以及接种疫苗后的疫情趋势判断，从断言武汉全民核酸检测的不可能，到否定病毒变异对疫苗作用的重要影响，从否定喝粥到吃易生湿的牛奶、肉(新冠肺炎以湿盛为主要特征)的建议，张文宏基本都错了。
10、以张文宏去年7月提出“把门打开”“与病毒共存”等主张为分界线，此前一年多时间，疫情一般隔个两三个月在局部偶发一次，而且总是最多一个月就会被清零，而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疫情就此起彼伏，基本上没有间断过，并且越来越严重。无疑，认识决定行动，对疫情防控的态度决定疫情防控的实施效果。
11、最好听的话常常是最危险的话。譬如最近又被炒作的张文宏的经典名言“抗疫不是目的，老百姓的安定才是目的”，这话很容易赢得人心，但关键是，做事总得有个主次先后，当淡化了抗疫，老百姓哪里还能有安定？类似的还有“今后抗疫，维持生活正常化应该放到跟动态清零同样重要的位置”“陶瓷店里抓老鼠，我们希望既抓住老鼠，又不打破瓷器”，等等，这些话句句都让人喜欢，但关键是，根本没有可行性！要维持生活正常化，就不可能动态清零，要动态清零，就不能不暂时打破人们的正常生活。所以，当强调维持生活正常化时，结果就必然是动态清零的失败，而动态清零的失败，就必然导致疫情失控，更大范围更大数量的人们的生活就会完全非正常化！
12、动态清零确实不是长久之计，但不是长久之计，并不意味着现在就该放开，与病毒共存，这就好比一个人病了住院，住院当然不是长久之计，但需要住院时就得住院啊，急着出院不就是找死么？病毒还在变异，且毒性趋于减轻，新冠病毒也许会流感化，也许会最终消失，在最安全的时候“出院”，才是最理智的选择。
邻居“阳了”，咋办？密接，要隔离多久？奥密克戎有200种后遗症？会致死？……答案都在这！
Q1
如果邻居“阳了”，该怎么办？
首先不要恐慌。等待有关部门如CDC或居委的通知。在此期间注意好环境通风，规范佩戴口罩，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此外有条件可以进行核酸或抗原检测。
Q2
如果是密接，通常要隔离多久？
虽然奥密克戎的潜伏期相对较短：短则1天，平均3天，最长要6-7天左右。但目前按照国家的要求，依然需要14+7（集中隔离+居家医学观察）。
Q3
在密接隔离点，如何避免交叉感染？
隔离期间应听从安排，不要擅自离开房间，如在走廊中散步等行为是绝对禁止的。同时提高免疫功能，尤其在隔离期间，保持良好的心情和充足的睡眠，适当在屋里进行一些活动，这些都可以增强你的抵抗力，有利于抵抗病毒。
Q4
如何知道是否已经得了新冠？
奥密克戎较2年以前的新冠原始病毒有很大不同，真正肺炎的比例很低，绝大部分的CT检测都是显示正常，大部分感染者也都为无症状，少部分感染者有发烧症状。现在确诊新冠的“金标准”就是核酸检测。但是普通市民无法实现每天都核酸检测，所以还有个办法是抗原检测。上海市一周之前给全体市民发放了抗原试剂盒。
抗原检测的优点是可自己检测，但不足之处在于灵敏度相对低，尤其在发病的第一天潜伏期以及发病一周以后，它的检测结果往往会显示阴性。但在起病以后1~2天起的连续5天之内，是病毒传染性很高的一段时间，抗原检测可以测出阳性，及时发现病例。所以建议大家家中常备抗原试剂盒，当自己有怀疑或周围有发烧人群时候可以测试一下，必要的时候可以多次检测。
Q5
在公司上班，如何预防新冠？
在当下，规范佩戴口罩、通风、手卫生以及物表消毒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每天新增的无症状感染者非常多，可能随时会有感染的风险，这时候要当心是否会被一起办公的同事感染，尤其是办公空间比较狭小的情况下。上班中被感染的高风险因素是用餐，因为要不可避免地摘掉口罩，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错峰就餐。
Q6
奥密克戎有200种后遗症？会致死？
这种说法是大大夸大了它的后遗症。作为一种病毒感染，奥密克戎和两年前经常侵犯下呼吸道的病毒类型相比，主要局限于上呼吸道。只要患者免疫功能正常，后遗症很少会出现，基本上可以完全康复。目前奥密克戎感染者95%以上是无症状和轻型，普通型也只有3-5%，重型和危重型罕见。
Q7
奥密克戎，用什么药物治疗？
无症状和轻型为主，基本不用药。有喉咙痛、肌肉酸痛、发热症状的，可以用感冒退热药。很少数人可能合并细菌感染，口服抗菌药物即可。有高危因素的，比如高龄患者，对这些人群我们要重点保护。如有感染，通过专家评估，起病5天内，使用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片（Paxlovid）可有效抑制发展为重症、避免患者死亡。同时，中医中药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在高危人群中早期使用，可以有效遏制病情加重。
Q8
确诊新冠了，要隔离多久？
核酸转阴，间隔24小时以上，连续2次就可以出院，从起病到核酸转阴通常2周左右，后阶段基本无传染性。
Q9
出了隔离治疗点，衣物要怎么处理？
有扔掉或烧毁的说法，这是不必要的。常温下病毒在很多物体表面存活时间1-2天，衣物放在行李箱或塑料袋，放几天就没有传染性了。
#抗疫行动#
Q1
如果邻居“阳了”，该怎么办？
首先不要恐慌。等待有关部门如CDC或居委的通知。在此期间注意好环境通风，规范佩戴口罩，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此外有条件可以进行核酸或抗原检测。
Q2
如果是密接，通常要隔离多久？
虽然奥密克戎的潜伏期相对较短：短则1天，平均3天，最长要6-7天左右。但目前按照国家的要求，依然需要14+7（集中隔离+居家医学观察）。
Q3
在密接隔离点，如何避免交叉感染？
隔离期间应听从安排，不要擅自离开房间，如在走廊中散步等行为是绝对禁止的。同时提高免疫功能，尤其在隔离期间，保持良好的心情和充足的睡眠，适当在屋里进行一些活动，这些都可以增强你的抵抗力，有利于抵抗病毒。
Q4
如何知道是否已经得了新冠？
奥密克戎较2年以前的新冠原始病毒有很大不同，真正肺炎的比例很低，绝大部分的CT检测都是显示正常，大部分感染者也都为无症状，少部分感染者有发烧症状。现在确诊新冠的“金标准”就是核酸检测。但是普通市民无法实现每天都核酸检测，所以还有个办法是抗原检测。上海市一周之前给全体市民发放了抗原试剂盒。
抗原检测的优点是可自己检测，但不足之处在于灵敏度相对低，尤其在发病的第一天潜伏期以及发病一周以后，它的检测结果往往会显示阴性。但在起病以后1~2天起的连续5天之内，是病毒传染性很高的一段时间，抗原检测可以测出阳性，及时发现病例。所以建议大家家中常备抗原试剂盒，当自己有怀疑或周围有发烧人群时候可以测试一下，必要的时候可以多次检测。
Q5
在公司上班，如何预防新冠？
在当下，规范佩戴口罩、通风、手卫生以及物表消毒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每天新增的无症状感染者非常多，可能随时会有感染的风险，这时候要当心是否会被一起办公的同事感染，尤其是办公空间比较狭小的情况下。上班中被感染的高风险因素是用餐，因为要不可避免地摘掉口罩，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错峰就餐。
Q6
奥密克戎有200种后遗症？会致死？
这种说法是大大夸大了它的后遗症。作为一种病毒感染，奥密克戎和两年前经常侵犯下呼吸道的病毒类型相比，主要局限于上呼吸道。只要患者免疫功能正常，后遗症很少会出现，基本上可以完全康复。目前奥密克戎感染者95%以上是无症状和轻型，普通型也只有3-5%，重型和危重型罕见。
Q7
奥密克戎，用什么药物治疗？
无症状和轻型为主，基本不用药。有喉咙痛、肌肉酸痛、发热症状的，可以用感冒退热药。很少数人可能合并细菌感染，口服抗菌药物即可。有高危因素的，比如高龄患者，对这些人群我们要重点保护。如有感染，通过专家评估，起病5天内，使用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片（Paxlovid）可有效抑制发展为重症、避免患者死亡。同时，中医中药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在高危人群中早期使用，可以有效遏制病情加重。
Q8
确诊新冠了，要隔离多久？
核酸转阴，间隔24小时以上，连续2次就可以出院，从起病到核酸转阴通常2周左右，后阶段基本无传染性。
Q9
出了隔离治疗点，衣物要怎么处理？
有扔掉或烧毁的说法，这是不必要的。常温下病毒在很多物体表面存活时间1-2天，衣物放在行李箱或塑料袋，放几天就没有传染性了。
#抗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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