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万亩小茶树 写出百亿茶文章 ——雨城区茶产业发展综述】
茶，一种在东方流行了上千年的饮品，如今依然流行。
雨城区，这个藏在“云窝”中的地方，与茶叶拥有数千年的缘分。在传承与发展中，雨城将千年前的茶滋味完整保存下来。大力发展茶产业的背景下，雨城区把茶产业放在农业特色产业突出位置，发挥主导产业优势，坚持“强基地、壮主体、保要素、建机制、宣品牌、促融合”，不断培育壮大产业新动能，大力推动茶产业规模发展和提质增效，茶产业发展取得了积极明显的成效。
据统计，雨城区茶业生产总值即将突破百亿元大关。
千年藏茶文化积淀
公元前53年，甘露寺祖师吴理真在蒙顶五峰之间驯化七株野生茶树，开启了世界上有文字记载最早人工种茶的历史先河。雅安也因此被公认为“世界茶文明发祥地、世界茶文化发源地”。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和亲吐蕃王松赞干布，将蒙顶贡茶带到吐蕃，由此开创和开辟了西藏1300多年饮茶史和当今闻名于世界，并可与丝绸之路媲美的“川藏茶马古道”。
一角“云窝”中的雨城，因雨雾多，加上适宜的土壤和温度，雨城成了茶树的天堂。
追寻历史，因茶马互市而兴起的上里古镇，如今依然可以找到茶叶留下的痕迹。南门坎，也还流传着茶马古道上的故事。
雨城，作为川藏茶路上纽带般的连接点，不仅是我国重要的边茶产地，也是川藏茶马古道最大的茶叶物资源头。
顺着茶马古道而上，在地球之巅的青藏高原，海拔三四千米以上的康藏高寒地区，一种叫藏茶的饮料风靡高原千年。
藏医药学宝库《四部医典》记载：“藏茶性温和、可消食。”藏族谚语说：“青稞之热，非茶不消；腥肉之食，非茶不解。”明《严茶议》记载：“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藏谚曰：“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寥寥数语，道出了藏茶的神奇。
如今，雅安茶厂中，还珍藏着藏汉千年来的友好往来记忆。
一片片小小的茶叶，竟火了千年。
雅安藏茶作为经济茶，文成公主带去了茶叶，开辟了西藏的饮茶史，拉开了藏汉民族间的贸易往来，增进了友谊，繁荣了市场；雅安藏茶作为文化茶，增进了藏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2008年，雅安藏茶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代农业助茶产业发展
如今，雨城区的茶园中，年轻人的身影变得多了起来。
雨城区草坝镇合江村的“90后”茶农姜峰，接手父辈的茶园，当上了“新茶农”。由于缺乏传统农业经验，刚开始很头疼。
前两年，雨城区在茶园园区公共服务中心建起了数字茶园管理平台，实时监测系统24小时运转，藏茶产业现代农业园区内所有茶园全覆盖，通过将实时测温、测湿、测虫害的数据传送到数字茶园管理平台，并通过系统对数据进行分析，一出现异常，系统马上自动预警。
数据替茶农“跑路”，为茶农省下了大量的时间。
2018年，雨城区构建多层次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托管”茶园，给茶农排忧解难，省时又省力。姜峰第一个报了名。
“我刚接过20亩茶园的管理任务时，种茶、采摘、管护完全忙不过来，导致茶园产值不是很理想。”姜峰说。
“一亩茶园一年的托管费只有几百元，我只负责春季的名优茶采摘，之后的夏秋季采摘、茶园管护、销售全部由社会化服务来完成。”姜峰说，托管后每亩茶园收益平均增长了1500多元。“现在我们这儿的茶农，着实安逸。”
近年来，雨城区高度重视茶产业发展，结合藏茶产业现代农业园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数字农业等项目，新建“雨城区农业全程机械化+综合服务农事中心”，建成数字茶园1000亩，全面提升茶园绿色化、机械化、智能化水平，建成标准化机采茶园基地12万亩。
村民采摘茶叶
产业发展助农奔康
雨城区共有茶园30万亩，投产茶园28万亩，覆盖现有8个镇、5个街道，按山形地貌和地理位置分为“青衣江流域早茶区”“绿色生态出口茶区”“南部高山有机茶区”三大茶区。
春天，正是收获的季节。雨城的茶园间，站满了忙碌的身影。
“雨城区温度偏低，且高山茶居多，因此，茶叶出产时间偏晚，但是品质很好。”雅安市雨城区聚祥春茶厂负责人庞红云说，这些年来，依靠优秀的茶品质，茶厂生产的茶品，多次在各种茶叶比赛中获得金奖。
茶叶成就了雨城区一批批年轻茶人的同时，也让雅安茶厂、周公山茶厂等老牌茶厂名声更加响亮。
据了解，雨城区现有茶叶加工主体120余家，取得SC的茶叶生产主体38家，食品作坊备案的茶厂68家。茶业企业中，有省级龙头企业7家、市级龙头企业9家。
近年来，雨城区按照全市茶产业“一绿一黑”的发展定位，主要打造雅安藏茶。目前，雨城区有藏茶企业10家，其中，边销茶定点企业6家、边销茶战略储备库企业2家，藏茶系列产品主要有紧压茶、散藏茶、袋泡茶、再加工藏茶、藏茶粉、藏茶浓缩液、藏茶装饰品等七大类100多种产品，藏茶产业带动茶包编织、包装、交通运输、零售、旅游等综合产值达30亿元。
为进一步壮大茶产业，雨城区成立茶产业领导小组、藏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制定出台《雨城区加快培育百亿茶产业的实施意见》《关于构建雨城区现代农业“3+3”产业体系推进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做好做实茶叶生产的各项要素保障。建立健全“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成立吉祥茶业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在全市率先开展“三社融合”试点，组建“三社融合”公司——雅安市雨城区塘坝供销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同时，组织企业参与国际国内各类展会、茶事活动等，不断扩大公用品牌效应。
https://t.cn/A66QOgid
茶，一种在东方流行了上千年的饮品，如今依然流行。
雨城区，这个藏在“云窝”中的地方，与茶叶拥有数千年的缘分。在传承与发展中，雨城将千年前的茶滋味完整保存下来。大力发展茶产业的背景下，雨城区把茶产业放在农业特色产业突出位置，发挥主导产业优势，坚持“强基地、壮主体、保要素、建机制、宣品牌、促融合”，不断培育壮大产业新动能，大力推动茶产业规模发展和提质增效，茶产业发展取得了积极明显的成效。
据统计，雨城区茶业生产总值即将突破百亿元大关。
千年藏茶文化积淀
公元前53年，甘露寺祖师吴理真在蒙顶五峰之间驯化七株野生茶树，开启了世界上有文字记载最早人工种茶的历史先河。雅安也因此被公认为“世界茶文明发祥地、世界茶文化发源地”。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和亲吐蕃王松赞干布，将蒙顶贡茶带到吐蕃，由此开创和开辟了西藏1300多年饮茶史和当今闻名于世界，并可与丝绸之路媲美的“川藏茶马古道”。
一角“云窝”中的雨城，因雨雾多，加上适宜的土壤和温度，雨城成了茶树的天堂。
追寻历史，因茶马互市而兴起的上里古镇，如今依然可以找到茶叶留下的痕迹。南门坎，也还流传着茶马古道上的故事。
雨城，作为川藏茶路上纽带般的连接点，不仅是我国重要的边茶产地，也是川藏茶马古道最大的茶叶物资源头。
顺着茶马古道而上，在地球之巅的青藏高原，海拔三四千米以上的康藏高寒地区，一种叫藏茶的饮料风靡高原千年。
藏医药学宝库《四部医典》记载：“藏茶性温和、可消食。”藏族谚语说：“青稞之热，非茶不消；腥肉之食，非茶不解。”明《严茶议》记载：“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藏谚曰：“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寥寥数语，道出了藏茶的神奇。
如今，雅安茶厂中，还珍藏着藏汉千年来的友好往来记忆。
一片片小小的茶叶，竟火了千年。
雅安藏茶作为经济茶，文成公主带去了茶叶，开辟了西藏的饮茶史，拉开了藏汉民族间的贸易往来，增进了友谊，繁荣了市场；雅安藏茶作为文化茶，增进了藏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2008年，雅安藏茶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代农业助茶产业发展
如今，雨城区的茶园中，年轻人的身影变得多了起来。
雨城区草坝镇合江村的“90后”茶农姜峰，接手父辈的茶园，当上了“新茶农”。由于缺乏传统农业经验，刚开始很头疼。
前两年，雨城区在茶园园区公共服务中心建起了数字茶园管理平台，实时监测系统24小时运转，藏茶产业现代农业园区内所有茶园全覆盖，通过将实时测温、测湿、测虫害的数据传送到数字茶园管理平台，并通过系统对数据进行分析，一出现异常，系统马上自动预警。
数据替茶农“跑路”，为茶农省下了大量的时间。
2018年，雨城区构建多层次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托管”茶园，给茶农排忧解难，省时又省力。姜峰第一个报了名。
“我刚接过20亩茶园的管理任务时，种茶、采摘、管护完全忙不过来，导致茶园产值不是很理想。”姜峰说。
“一亩茶园一年的托管费只有几百元，我只负责春季的名优茶采摘，之后的夏秋季采摘、茶园管护、销售全部由社会化服务来完成。”姜峰说，托管后每亩茶园收益平均增长了1500多元。“现在我们这儿的茶农，着实安逸。”
近年来，雨城区高度重视茶产业发展，结合藏茶产业现代农业园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数字农业等项目，新建“雨城区农业全程机械化+综合服务农事中心”，建成数字茶园1000亩，全面提升茶园绿色化、机械化、智能化水平，建成标准化机采茶园基地12万亩。
村民采摘茶叶
产业发展助农奔康
雨城区共有茶园30万亩，投产茶园28万亩，覆盖现有8个镇、5个街道，按山形地貌和地理位置分为“青衣江流域早茶区”“绿色生态出口茶区”“南部高山有机茶区”三大茶区。
春天，正是收获的季节。雨城的茶园间，站满了忙碌的身影。
“雨城区温度偏低，且高山茶居多，因此，茶叶出产时间偏晚，但是品质很好。”雅安市雨城区聚祥春茶厂负责人庞红云说，这些年来，依靠优秀的茶品质，茶厂生产的茶品，多次在各种茶叶比赛中获得金奖。
茶叶成就了雨城区一批批年轻茶人的同时，也让雅安茶厂、周公山茶厂等老牌茶厂名声更加响亮。
据了解，雨城区现有茶叶加工主体120余家，取得SC的茶叶生产主体38家，食品作坊备案的茶厂68家。茶业企业中，有省级龙头企业7家、市级龙头企业9家。
近年来，雨城区按照全市茶产业“一绿一黑”的发展定位，主要打造雅安藏茶。目前，雨城区有藏茶企业10家，其中，边销茶定点企业6家、边销茶战略储备库企业2家，藏茶系列产品主要有紧压茶、散藏茶、袋泡茶、再加工藏茶、藏茶粉、藏茶浓缩液、藏茶装饰品等七大类100多种产品，藏茶产业带动茶包编织、包装、交通运输、零售、旅游等综合产值达30亿元。
为进一步壮大茶产业，雨城区成立茶产业领导小组、藏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制定出台《雨城区加快培育百亿茶产业的实施意见》《关于构建雨城区现代农业“3+3”产业体系推进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做好做实茶叶生产的各项要素保障。建立健全“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成立吉祥茶业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在全市率先开展“三社融合”试点，组建“三社融合”公司——雅安市雨城区塘坝供销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同时，组织企业参与国际国内各类展会、茶事活动等，不断扩大公用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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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A股今年跌幅最大的10支个股，ST股占了7个
1.ST股跌幅较大可以理解，因为全面注册制快来了，这样ST股所谓的壳价值“折上折“了；
2.翱捷科技：次新股，发行价164.54，上市首日破发，截止目前股价已跌去60%；
3. 中信博：次新股，光伏行业做支架的，上市以后赶上新能源最后一波上涨的东风，股价被爆炒，截止目前股价从最高点回撤70%，属于潮水退去；
4.国科微：次新股，半导体行业做芯片的，去年股价大涨553%，今年以来半导体行业整体下跌下跌超过25%，去年7月份以来半导体行业指数已连续下跌超35%；
从跌幅榜看来，下跌逻辑均在预期之内，不存在误杀和超跌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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