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高院对总统关联疫苗和艾滋病言论立案调查】近日，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莫拉斯（Alexandre Moraes）决定立案另一个针对总统博索纳罗的调查。这次，调查将围绕博索纳罗在网上做直播视频时发表关联注射新冠疫苗和感染艾滋病的虚假言论。这是博索纳罗上台后，高院针对他启动的第五个调查。
10月21日（参院新冠调委会宣读调查报告的前一天），博索纳罗在做网络直播视频时声称，在英国有人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后，艾滋病加重。世界上所有科学家都已经澄清有关说法不属实。Instagram、Facebook和YouTube等社交网站，要求删除博索纳罗的这个视频。在直播的前一天，参院调委会向建议起诉博索纳罗11项防疫不当的罪名。莫拉斯在判书中表示“高院不得不针对总统利用社交网站散布虚假消息的行为，尤其背后是否存在犯罪团伙，立案调查”。
莫拉斯将博索纳罗的言论跟高院正在进行的假消息调查案挂钩，博索纳罗是假消息调查的主角。据悉，公民党参议员维埃拉（Alessandro Vieira）在新冠调委会进入结束期间，向高院提交直播视频调查申请。在申请被受理之前，高院还在审理由新冠调委会主席阿齐兹（Omar Aziz，民主社会党参议员）提交要求警方调查博索纳罗的申请，阿齐兹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新冠调委会最终报告中针对博索纳罗所建议的起诉罪名的证据，以及申请采取刑事层面的预防措施和暂停其在社交网站上活动等。新冠调委会在停止运作的最后一天，根据已经掌握到足够证据证明博索纳罗违反公共卫生规定的行为为依据，通过调查博索纳罗的通讯隐私的申请。但莫拉斯于11月22日，以新冠调委会越权为由，暂停新冠调委会的申请。《宪法》禁止议员委员会调查国家行政长官。
联邦总检察长阿拉斯（Augusto Aras）也表态反对新冠调委会参议员们提出的申请，理由是违背新冠调委会的原则和超越调委会的工作范围。总检察院随后对劳动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自由党针对博索纳罗的直播视频起诉申请，展开预调查，但没有形成正式调查。莫拉斯在判书中表示，新冠调委会有申请调查的权利，但必须在程序范围内通知和提交表明正在进行调查的情况的文件，并说明初步调查和任何已经和将要进行的步骤。莫拉斯的表态明显是针对阿拉斯。
10月21日（参院新冠调委会宣读调查报告的前一天），博索纳罗在做网络直播视频时声称，在英国有人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后，艾滋病加重。世界上所有科学家都已经澄清有关说法不属实。Instagram、Facebook和YouTube等社交网站，要求删除博索纳罗的这个视频。在直播的前一天，参院调委会向建议起诉博索纳罗11项防疫不当的罪名。莫拉斯在判书中表示“高院不得不针对总统利用社交网站散布虚假消息的行为，尤其背后是否存在犯罪团伙，立案调查”。
莫拉斯将博索纳罗的言论跟高院正在进行的假消息调查案挂钩，博索纳罗是假消息调查的主角。据悉，公民党参议员维埃拉（Alessandro Vieira）在新冠调委会进入结束期间，向高院提交直播视频调查申请。在申请被受理之前，高院还在审理由新冠调委会主席阿齐兹（Omar Aziz，民主社会党参议员）提交要求警方调查博索纳罗的申请，阿齐兹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新冠调委会最终报告中针对博索纳罗所建议的起诉罪名的证据，以及申请采取刑事层面的预防措施和暂停其在社交网站上活动等。新冠调委会在停止运作的最后一天，根据已经掌握到足够证据证明博索纳罗违反公共卫生规定的行为为依据，通过调查博索纳罗的通讯隐私的申请。但莫拉斯于11月22日，以新冠调委会越权为由，暂停新冠调委会的申请。《宪法》禁止议员委员会调查国家行政长官。
联邦总检察长阿拉斯（Augusto Aras）也表态反对新冠调委会参议员们提出的申请，理由是违背新冠调委会的原则和超越调委会的工作范围。总检察院随后对劳动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自由党针对博索纳罗的直播视频起诉申请，展开预调查，但没有形成正式调查。莫拉斯在判书中表示，新冠调委会有申请调查的权利，但必须在程序范围内通知和提交表明正在进行调查的情况的文件，并说明初步调查和任何已经和将要进行的步骤。莫拉斯的表态明显是针对阿拉斯。
【巴西大法官暂停新冠调委会提交调查总统个人隐私申请】联邦最高法院（STF）大法官莫拉伊斯（Alexandre de Moraes）22日决定，暂停由参院新冠调委会于十月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调查总统博索纳罗电信隐私的申请。莫拉伊斯认为，《宪法》没有授予调委会调查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利。
莫拉伊斯认为，调委会的举措超越《宪法》授予委员会的权限，偏离它的属性。莫拉伊斯认为，调委会希望获得的有关信息没有什么“用处”，即使得到信息，已经结束工作的调委会不会重新启动，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莫拉伊斯还认为，如果联邦总检察院对这些信息感兴趣，会主动提交索取信息的申请。调委会已于10月27日向联邦总检察长阿拉斯（Augusto Aras）提交建议起诉总统博索纳罗9项罪名的最终报告，博索纳罗在当天向高院起诉，要求推翻报告中有关调查其个人隐私的申请。莫拉伊斯还提到，如果不暂停调查总统隐私的申请，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问题的出现。
新冠调委会在结束前在最终报告中加入有关申请，并提交给总检察院和高院。调委会委员罗德里格斯（Randolfe Rodrigues，可持续党）以有助于打击总统采取的“歪曲信息政策”为由，向调委会提出有关申请。博索纳罗在社交网站上做一周直播视频时，将接种新冠疫苗与艾滋病感染挂钩，调委会投票通过罗德里格斯的申请。联邦总律师处（AGU）向高院上诉，声称调委会不具备调查总统或者总统令的权利。
莫拉伊斯认为，调委会的举措超越《宪法》授予委员会的权限，偏离它的属性。莫拉伊斯认为，调委会希望获得的有关信息没有什么“用处”，即使得到信息，已经结束工作的调委会不会重新启动，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莫拉伊斯还认为，如果联邦总检察院对这些信息感兴趣，会主动提交索取信息的申请。调委会已于10月27日向联邦总检察长阿拉斯（Augusto Aras）提交建议起诉总统博索纳罗9项罪名的最终报告，博索纳罗在当天向高院起诉，要求推翻报告中有关调查其个人隐私的申请。莫拉伊斯还提到，如果不暂停调查总统隐私的申请，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问题的出现。
新冠调委会在结束前在最终报告中加入有关申请，并提交给总检察院和高院。调委会委员罗德里格斯（Randolfe Rodrigues，可持续党）以有助于打击总统采取的“歪曲信息政策”为由，向调委会提出有关申请。博索纳罗在社交网站上做一周直播视频时，将接种新冠疫苗与艾滋病感染挂钩，调委会投票通过罗德里格斯的申请。联邦总律师处（AGU）向高院上诉，声称调委会不具备调查总统或者总统令的权利。
【巴西联邦总检察院向高院提交限制公诉人索取信息权利】近日，巴西联邦总检察长阿拉斯（Augusto Aras）向联邦最高法院（STF）提交的诉讼，将威胁到为穷人打官司的公诉人的权利。总检察院要求撤销公诉人向公共机关和代理机构，索要用于打官司的证明和专家报告等文件，高院将于12日以视频的方式进行庭审。
阿拉斯认为，公诉人向当局索要检验、检查和差文等其他信息，违背了平等、对峙原则和法律诉讼责任。阿拉斯还认为，《宪法》保证公诉人权利的条款，破坏了诉讼双方拥有平等权利的原则。阿拉斯的观点引发公诉人、律师和研究有关问题的人士的强烈反应。
2021年电视剧《巴西大兄弟》获奖者、律师朱莉艾特（Juliette Freire），日前推文反对阿拉斯的诉讼，她认为限制公诉人的权利将严重影响几十万人的巴西弱势群体向司法机关起诉的权利。朱利亚特在推特上的粉丝多达4万1千人。
为月收入低于2千雷亚尔以下的家庭提供辩诉服务的联邦公诉机构（DPU），向当局索取信息的权利受到《宪法》和补充法规的保护。除了低收入家庭外，如果能够证明无法支付律师费的人士，也可享受联邦公诉机构提供的服务。
联邦公诉人全国协会（Anadef）8月公布的调查显示，40.7%的巴西人无法获得DPU提供的诉讼服务，虽然如此，去年到现在DPU共接待了3百万人。Anadef主席艾德艾多（Eduardo Kassuga）认为，取消公诉人向当局索要文件的权利，将导致司法机关堆积案件数量的增加。
居住在西阿拉州Vicosa市的夏伟尔（Ciovani Xavier）的紧急救济金申请被否后，他寻求DPU的帮助。疫情期间，夏伟尔的快餐店倒闭后，他的家庭得以生存的唯一收入来源是救济金。公诉人卡罗丽娜（Carolina Botelho）向公民部索要夏伟尔家庭成员的信息后，发现在政府统一注册系统上的信息不符后，才帮夏伟尔解决了问题。夏伟尔的女儿十年前登记的住址在她奶奶的家（位于Tiangua市），该信息成为申请被拒的原因。
仅在弗拉雷萨市，去年出现大约7千个类似的案件。卡罗琳娜表示，如果不依靠公诉机构享有的索取信息权，公民根本不可能了解救济金被拒绝的原因，以及无法向司法机关证明错误所在之处。
Getulio Vargas基金会教授奥斯卡（Oscar Vilhena）认为，索取信息特权对公诉人为集体性诉讼申述非常重要。
阿拉斯认为，公诉人向当局索要检验、检查和差文等其他信息，违背了平等、对峙原则和法律诉讼责任。阿拉斯还认为，《宪法》保证公诉人权利的条款，破坏了诉讼双方拥有平等权利的原则。阿拉斯的观点引发公诉人、律师和研究有关问题的人士的强烈反应。
2021年电视剧《巴西大兄弟》获奖者、律师朱莉艾特（Juliette Freire），日前推文反对阿拉斯的诉讼，她认为限制公诉人的权利将严重影响几十万人的巴西弱势群体向司法机关起诉的权利。朱利亚特在推特上的粉丝多达4万1千人。
为月收入低于2千雷亚尔以下的家庭提供辩诉服务的联邦公诉机构（DPU），向当局索取信息的权利受到《宪法》和补充法规的保护。除了低收入家庭外，如果能够证明无法支付律师费的人士，也可享受联邦公诉机构提供的服务。
联邦公诉人全国协会（Anadef）8月公布的调查显示，40.7%的巴西人无法获得DPU提供的诉讼服务，虽然如此，去年到现在DPU共接待了3百万人。Anadef主席艾德艾多（Eduardo Kassuga）认为，取消公诉人向当局索要文件的权利，将导致司法机关堆积案件数量的增加。
居住在西阿拉州Vicosa市的夏伟尔（Ciovani Xavier）的紧急救济金申请被否后，他寻求DPU的帮助。疫情期间，夏伟尔的快餐店倒闭后，他的家庭得以生存的唯一收入来源是救济金。公诉人卡罗丽娜（Carolina Botelho）向公民部索要夏伟尔家庭成员的信息后，发现在政府统一注册系统上的信息不符后，才帮夏伟尔解决了问题。夏伟尔的女儿十年前登记的住址在她奶奶的家（位于Tiangua市），该信息成为申请被拒的原因。
仅在弗拉雷萨市，去年出现大约7千个类似的案件。卡罗琳娜表示，如果不依靠公诉机构享有的索取信息权，公民根本不可能了解救济金被拒绝的原因，以及无法向司法机关证明错误所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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