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师范学院地理科学学院[超话]##地理小知识#
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北部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存有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 https://t.cn/RvcHcwS

中外宗教美术的异同（下）

中国古代绘画与佛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魏晋南北朝时,许多画家都擅长佛教美术。早期如东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张墨和卫协,东晋的顾恺之,南朝宋的陆探微、宗炳,南朝梁的张僧繇等都喜好佛教,并先后为佛寺作画,开后世文人“墨戏”、“画禅”之先河。曹不兴画的佛像,是根据康僧会传来的画像制作的。康僧会是西域康国人,相当于现在的中亚细亚萨马尔干地方。僧会来中国南方传佛教,同时带来了佛教画的样本。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连五十尺绢画一像,心敏手运,须立成,头面手足肩背,亡遗尺度,此其难也,曹不兴能之。”他绘的大象,身体比例匀称,这是颇不容易的。曹的画虽已失传,但他创立的画派,却传于后世。卫协生于西晋,当时有画圣之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孙畅之《述画》说:卫协组七佛图,人物不敢点眼睛,想见其妙。东晋最有名的画家顾恺之,又是一位佛教画的能手。《历代名画记》中曾记他画维摩诘于瓦棺寺北小殿。梁张僧繇画佛创“张家样”,北齐曹仲达及唐吴道子称“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唐朝名画录》记载,吴道子曾在长安、洛阳等地寺院作佛道壁画300余间。于长安景云寺作地狱变相更轰动一时,这不仅是说吴道子的绘画具有高超的艺术魅力,更重要的是表明了佛教义理对大众具有强大的威慑力量。自南北朝及唐,再没有什么题材的美术可以同佛教美术之盛相匹敌。五代时期,佛教绘画也很盛行。著名画家如朱鲧、历以真、张南、左礼、王仁寿、杜鲵龟等创作了许多佛教画,释门中人如贯休、智蕴等,也涉足画坛,以画罗汉知名。宋、元、明、清朝,画家涉足佛教,僧人染指绘画,代不绝人。北宋时期的名画家高益、高文进、王道真、李用和、李象坤等创作了大量佛教壁画,场面热烈,富有生活气息。其中高益在大相国寺所作的《擎塔天王》等,曾名噪一时。王霭、王仁寿二人更专工佛道人物画,受到当朝皇帝的垂青,著名画家李公麟也取材佛教,作《维摩演教图》、《罗汉图》等。元代赵孟頫、刘贯道的《红衣天待僧卷》、《罗汉图》等,工笔重彩,朴素传神,别具风格。明末清初的石涛、八大山人、髡残、弘仁更被称为画坛“四大高僧”。他们的画笔势雄阔,形象传神,对后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山水画方面,从魏晋以来,中国绘画在“澄怀味道”、“离形得似”、“聊以自娱”观念的支撑之下,以一种孤高清远的精神和特立独行的笔墨语言形式为双翅,在中国历史的长空中已悠然翱翔了千数百年。唐代大诗人兼画家王维,进一步将佛理禅趣入画,成为禅意画,这种画高远淡泊、超然洒脱,禅机意境,跃然纸上,受到明末董其昌的极力推崇。沈颢在《画尘》中说:“禅与画俱有南北宗,分亦同时,气运复相故也。南则王摩诘,裁构淳秀,山韶幽淡,为文人开山。若荆、关、董、巨、二米、子久、叔明、松雪、梅叟、迁翁,以至明之沈、文、慧灯无尽。北则李思训,风骨奇峭,挥扫躁硬,为行家建幢。若赵干、伯驹、伯骕、马远、夏圭,以至戴文进、吴小仙、张平山辈,日就狐禅,衣钵尘土。”如果从画风和禅风的角度看,王维之禅意画主要是受禅学的影响。这种禅意画风在宋元时期被称为文人笔下的“墨戏”。宋时画坛几大巨子,如荆浩、关仝、董源、巨然等,师承王维笔法;米芾父子,更是南宋之一巨擎,其画也颇富禅机意境。米芾曾说:“山水古今相师,以有出坐格者,因信笔作之,多烟云掩映树石,不取细意以便已。”这话带有后期禅宗超佛越祖之色彩。米芾之子友仁则曰:“王摩诘古今独步,仆旧秘藏甚多,既自捂丹青之妙处,不足学也。惟以云山为墨戏。”元倪云林运用水墨画,表现那种地老天荒的冷逸,在萧疏澄明的旷远之中,就可以体会到一种禅意。此后,文人画家无不通禅,画与禅几无可分。至明代释莲儒作《画禅》,最早明确“画禅”的概念。而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将禅理融于山水画论中,并提出山水画南北宗论。将山水画分为以王维为代表的文人画派和以李思训为代表的院体画派。文人画强调的是主观精神的体现,抒发作者的情感和个性的画风,这与禅宗主张“万法皆空”、“万法唯心”、“即事成真”是一致的。“墨戏”、“逸”标示着文人心性和艺品的至高之境,而“禅”则可说是墨戏、逸品的精神内核。可见,佛教美术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在于两个层面:一是民众阶层作为祈求福祉的寄托而顶礼膜拜;二是文士阶层视为精神与生活方式而融入了自己的心性。也就是说,佛教在中国逐渐与中国哲学融汇成一体,最终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内核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闻玩热点:从古至今，为何越懂沉香的文人越就有成就！

沉香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有记载的，沉香是在大约汉武帝时由越南等外域进贡。那时国家规定，公务员上朝必须先熏香朝服，配香上朝。到宋代，煮茶、焚香、插花、挂画，被宋人合称为“四艺”，那时候你要是个读书人，想写篇宋词，再憋不出来，也得点根香使劲憋着。词写咋样放一边，反正先把自己熏陶醉了。

 考究古代的文人，在他们的日常中，品闻沉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他们那些流传下来的不朽诗词散文作品中，沉香是一个重要的烘托意象或叙述的主要对象。

南朝民歌《杨叛儿》：“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君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创作时间迄今久远，作者已不详，但这首诗被广泛流传下来，用沉香和博山炉比喻爱情，毫无掩饰地表现了爱情生活，表现出人们对爱情单纯、热烈、天真的追求。

 明代画家文震亨《长物志》描述焚香情形：“于日坐几上，置倭台几方大者一，上置炉，香合大者一，置生熟香;小者二，置沉香、香饼之类；瓶一。斋中不可用二炉，不可置于挨画桌上，及瓶盒对列。夏日宜用瓷炉，冬日用铜炉。”可见焚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里也可看到文人对沉香用具的讲究以及沉香品类的多样化。

 欧阳炯是晚唐文艺名家，益州（今四川成都）人，在后蜀任职为中书舍人。随孟昶降宋后，授散骑常侍，工诗文，特别长于词，又善长笛，是花间派重要作家。他在《禅月大师应梦罗汉歌》由衷地写道：“西岳高僧名贯休，高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画罗汉，魁岸古容生笔头……闭目焚香坐禅室。或然梦里见真仪，脱下袈裟点神笔。高握节腕当空掷……诗名画手皆奇绝，觑你凡人事事精……”

他赞扬贯休的画意之高，有一个细节，就是“闭目焚香坐禅室”，在动笔之前，只需闭目焚香坐禅室，构思冥想，一切便成竹在胸了。焚香的作用是前导，也是灵感的积聚。

 北宋宰相丁谓谪居崖州期间，写下名篇《天香传》，详细记载沉香，将海南莞香誉为天香。

 宋代诗人黄庭坚总结了香的十大益处，简称“香十德”，分别是：感格鬼神、清净心身、能除污秽、能觉睡眠、静中成友、尘里偷闲、多而不厌、寡而为足、久藏不朽、常用无障。黄庭坚“香十德”论至今仍被日本香道界奉为圭皋。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晚年曾举行一次集会，地点在其洛阳香山居室庭院，参与雅集的人物都是一时俊彦，有怀州司马胡杲、卫尉卿吉皎、前观武军长史郑据、慈州刺史刘真、御史卢贞、永州刺史张浑等人，一共是九位老者，称“香山九老”。九老到了晚年，感慨既多，而心境也相对平静，他们在这次聚会上咏诗、作画、焚香。此前，白居易在他的诗歌《宫词》中写道：“泪尽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独坐愁城的时分里，熏香的香笼一直陪伴着他。可见品香与其意志、思维相始终。



 士大夫酬酢宾客，置酒高会，少不了一番轻歌曼舞。玩香高手苏东坡在杭州时节，曾参与西湖宴会，他在词中写道：“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干重似束……”在这样的场合，沉香之熏腾，乃是友朋之间酬酢的重要仪注。

 豪放不羁的诗仙李白也受南朝民歌《杨叛儿》启发，作了一首同名《杨叛儿》：“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描绘他当时所看到的场景：青年男女，唱歌、劝酒，诗中的白门，本是刘宋都城建康（今南京）城门，是男女欢会之地的代称。最牵动人心的是白门柳，醉而留宿，充满柔情蜜意的陶醉。“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名贵的沉香，在博山炉中缓缓熏烧，慢慢释放，在沉香的作用下，爱情的升华到达顶点，仿佛那香火化成烟。

 从作《杨叛儿》的无名氏，到文震亨，再到白居易、苏东坡、李白等，似乎古代有成就的文人，都很注重沉香文化。难道古代越懂沉香文化，越有成就？这个假设虽然不能立刻断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古代文人大多崇尚沉香，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沉香也成就了这些文豪和他们众多不朽的诗词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