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新闻# 又玩砸了！美海军航母舰载机接连坠机，对中国航母发展有何启示？
3月31日，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了两个重磅消息，分别是美国海军一架E-2D舰载固定翼预警机，和一架CMV-22B“鱼鹰”舰载旋翼机，在3月30日的训练中坠毁。由于在此之前的3月18日，刚刚有一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鱼鹰”坠毁，并导致4人死亡，以及美国空军一架F-16C战斗机在3月23日失事。使得美国海军、空军及海军陆战队，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出现军机坠毁的情况。尤其是在航母和两栖攻击舰上服役的E-2D以及“鱼鹰”，更是展示了海上作业的巨大风险，而这对于如今正大力发展航母，预计在不久之后将向远海进发的我国海军而言，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
首先需要解释的一件事情是，虽然国内有多家媒体分别报道，在3月30日有一架E-2D和一架“鱼鹰”坠毁。但非常蹊跷的是，在各类报道中，两架战机都是坠毁于3月30日晚上19点30分左右。而如果进一步查阅原版英文资料，就会发现两架战机都是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著名景点钦科蒂格(Chincoteague)附近海域失事，并且都是造成两人受伤，一人死亡，而且亡者都是在机身残骸后方被发现。而对于这种情况就只有两种解释，一、在事发当时，美国海军同时失去两架战机，或者干脆就是两架战机互相碰撞失事，并且导致的伤亡人数及遇难者姿态高度一致。从理性的角度上来说，这个概率其实是很小的。
▲英文媒体发出的“鱼鹰”坠毁报道
二、美国海军在当日其实只损失了一架战机，只不过由于某些英文媒体在报道时弄错了型号，因此衍生出两个不同版本，而国内在转载时引用了不同渠道的报道，以至于也衍生了两个不同的中文版本，这是更加合理的解释。就目前来看，关于“鱼鹰”坠毁的原版英文报道，均来自于美国非官方媒体。而关于E-2D的坠毁，则是由有美国海军官方背景的美国海军学院（USNI）对外公布，并且有美国海军负责新闻事务的中级军官确认，可信度比较高，而前者只有救援人员的证词。因此，可以认为，此次美国海军大概率应该只坠毁了一架E-2D，不过，鉴于在3月18日已经有一架，隶属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鱼鹰”坠毁，这个最终结果影响倒也不是特别大。
▲USNI关于E-2D坠毁的报道
事实上，目前美国海军最新组建的混编舰载机联队中，正是由F-35C隐身战斗机、F/A-18E/F战斗机、E-2D预警机、MH-60直升机和CMV-22B“鱼鹰”，以及F/A-18F的衍生型号EA-18G电子战机组成。其中E-2D在3月30日刚刚坠毁，“鱼鹰”3月18日在挪威失事，至于F-35C于1月19日在南海的“首摔”更是震动全球。如果再加上2021年8月31日失事的那架MH-60，和在2020年10月20坠毁的F/A-18E。那么除了EA-18G，美国海军航母舰载机联队中的绝大部分型号，其实在近年都先后发生了严重意外。
▲EA-18G已经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安全飞行记录
从理论上来说，以美国海军装备的各机型总数量及其训练时间来说，这种损失概率实际并不算特别突出，从这些事故的调查结果中，也很难直接证明这些型号的设计或者维护保养体系，存在明显问题，但近期接连不断的坠机事故显然也是不太正常的。如果说从试飞到早期服役一直是事故不断的“鱼鹰”，其坠毁事故可以用机械结构复杂来解释，而F-35C的坠毁是由于其刚刚开始批量部署，运转经验还不娴熟的话。那么此次E-2D以及之前MH-60的失事，就很难通过这种方式来解释，毕竟这两者都是在美国海军中，服役超过30年的成熟型号。以普通装备典型的澡盆曲线来推算，其在设计及维护保障体系中存在的小问题，应该早就随着前期使用而解决。
▲F-35C在1月份的坠机事故可以说是震动全球
并且，此次失事的E-2D是美国海军针对预警机技术发展，所设计生产的最新型号，也是目前外界公认美国军队中，唯一一款真正的第三代先进预警机。事实上，E-2D不仅在美国海军未来的作战模式中，将作为航母舰载机联队的绝对核心，每艘航母的搭载数量要从目前的3架增长到5架，同时在未来将承担中距制导、远程预警，甚至是反隐身等多项重点任务。而且也是国内舆论中，对下一代国产航母所搭载的先进固定预警机的最高期待。可以说，美国海军的E-2D就是目前舰载预警机的巅峰型号，其前身E-2C不仅出口到法国海军，搭载到“戴高乐”号航母上，甚至还衍生出陆基版本出口到日本自卫队。其在3月30日发生的这次意外事故，背后的原因究竟如何，将会影响到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空中力量。
▲E-2D对美国海军来说非常关键
而至于去年失事的MH-60直升机，则更是展示了海上作业残酷的一面。当时这架负责搜救的直升机，搭载着医护人员先于固定翼战机起飞，在战斗机发生意外时，快速救援落海飞行员。而当这架承担救援任务的直升机坠海后，虽然当时美国航母上的其他人员迅速标记了坠机位置，并且MH-60上的6名机载人员均进行过相应训练，也都身着简易救生装备，但最终仍只有1人生还。其余5人在搜救48小时未被发现后被认定失踪，之后确认死亡，最终随着MH-60的遗骸在当年10月打捞出水才重见天日。
▲美国海军航母搭载的MH-60直升机
美国海军作为目前全球舰载机规模最大、运作经验最丰富的存在，其仍然免不了这类伤亡惨重的事故。而我国海军目前已服役了两艘6万吨级航母，并且多次以这两者为核心组建远海编队完成相应任务，在日后新型航母入役后，势必也会前往远海执行规模更大，人数、装备更多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吸取类似事故的经验，避免此类悲惨事故的再次发生，就是一个非常需要重视的领域，也是作为一个后来者在短时间内需要解决的关键事情。
3月31日，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了两个重磅消息，分别是美国海军一架E-2D舰载固定翼预警机，和一架CMV-22B“鱼鹰”舰载旋翼机，在3月30日的训练中坠毁。由于在此之前的3月18日，刚刚有一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鱼鹰”坠毁，并导致4人死亡，以及美国空军一架F-16C战斗机在3月23日失事。使得美国海军、空军及海军陆战队，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出现军机坠毁的情况。尤其是在航母和两栖攻击舰上服役的E-2D以及“鱼鹰”，更是展示了海上作业的巨大风险，而这对于如今正大力发展航母，预计在不久之后将向远海进发的我国海军而言，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
首先需要解释的一件事情是，虽然国内有多家媒体分别报道，在3月30日有一架E-2D和一架“鱼鹰”坠毁。但非常蹊跷的是，在各类报道中，两架战机都是坠毁于3月30日晚上19点30分左右。而如果进一步查阅原版英文资料，就会发现两架战机都是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著名景点钦科蒂格(Chincoteague)附近海域失事，并且都是造成两人受伤，一人死亡，而且亡者都是在机身残骸后方被发现。而对于这种情况就只有两种解释，一、在事发当时，美国海军同时失去两架战机，或者干脆就是两架战机互相碰撞失事，并且导致的伤亡人数及遇难者姿态高度一致。从理性的角度上来说，这个概率其实是很小的。
▲英文媒体发出的“鱼鹰”坠毁报道
二、美国海军在当日其实只损失了一架战机，只不过由于某些英文媒体在报道时弄错了型号，因此衍生出两个不同版本，而国内在转载时引用了不同渠道的报道，以至于也衍生了两个不同的中文版本，这是更加合理的解释。就目前来看，关于“鱼鹰”坠毁的原版英文报道，均来自于美国非官方媒体。而关于E-2D的坠毁，则是由有美国海军官方背景的美国海军学院（USNI）对外公布，并且有美国海军负责新闻事务的中级军官确认，可信度比较高，而前者只有救援人员的证词。因此，可以认为，此次美国海军大概率应该只坠毁了一架E-2D，不过，鉴于在3月18日已经有一架，隶属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鱼鹰”坠毁，这个最终结果影响倒也不是特别大。
▲USNI关于E-2D坠毁的报道
事实上，目前美国海军最新组建的混编舰载机联队中，正是由F-35C隐身战斗机、F/A-18E/F战斗机、E-2D预警机、MH-60直升机和CMV-22B“鱼鹰”，以及F/A-18F的衍生型号EA-18G电子战机组成。其中E-2D在3月30日刚刚坠毁，“鱼鹰”3月18日在挪威失事，至于F-35C于1月19日在南海的“首摔”更是震动全球。如果再加上2021年8月31日失事的那架MH-60，和在2020年10月20坠毁的F/A-18E。那么除了EA-18G，美国海军航母舰载机联队中的绝大部分型号，其实在近年都先后发生了严重意外。
▲EA-18G已经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安全飞行记录
从理论上来说，以美国海军装备的各机型总数量及其训练时间来说，这种损失概率实际并不算特别突出，从这些事故的调查结果中，也很难直接证明这些型号的设计或者维护保养体系，存在明显问题，但近期接连不断的坠机事故显然也是不太正常的。如果说从试飞到早期服役一直是事故不断的“鱼鹰”，其坠毁事故可以用机械结构复杂来解释，而F-35C的坠毁是由于其刚刚开始批量部署，运转经验还不娴熟的话。那么此次E-2D以及之前MH-60的失事，就很难通过这种方式来解释，毕竟这两者都是在美国海军中，服役超过30年的成熟型号。以普通装备典型的澡盆曲线来推算，其在设计及维护保障体系中存在的小问题，应该早就随着前期使用而解决。
▲F-35C在1月份的坠机事故可以说是震动全球
并且，此次失事的E-2D是美国海军针对预警机技术发展，所设计生产的最新型号，也是目前外界公认美国军队中，唯一一款真正的第三代先进预警机。事实上，E-2D不仅在美国海军未来的作战模式中，将作为航母舰载机联队的绝对核心，每艘航母的搭载数量要从目前的3架增长到5架，同时在未来将承担中距制导、远程预警，甚至是反隐身等多项重点任务。而且也是国内舆论中，对下一代国产航母所搭载的先进固定预警机的最高期待。可以说，美国海军的E-2D就是目前舰载预警机的巅峰型号，其前身E-2C不仅出口到法国海军，搭载到“戴高乐”号航母上，甚至还衍生出陆基版本出口到日本自卫队。其在3月30日发生的这次意外事故，背后的原因究竟如何，将会影响到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空中力量。
▲E-2D对美国海军来说非常关键
而至于去年失事的MH-60直升机，则更是展示了海上作业残酷的一面。当时这架负责搜救的直升机，搭载着医护人员先于固定翼战机起飞，在战斗机发生意外时，快速救援落海飞行员。而当这架承担救援任务的直升机坠海后，虽然当时美国航母上的其他人员迅速标记了坠机位置，并且MH-60上的6名机载人员均进行过相应训练，也都身着简易救生装备，但最终仍只有1人生还。其余5人在搜救48小时未被发现后被认定失踪，之后确认死亡，最终随着MH-60的遗骸在当年10月打捞出水才重见天日。
▲美国海军航母搭载的MH-60直升机
美国海军作为目前全球舰载机规模最大、运作经验最丰富的存在，其仍然免不了这类伤亡惨重的事故。而我国海军目前已服役了两艘6万吨级航母，并且多次以这两者为核心组建远海编队完成相应任务，在日后新型航母入役后，势必也会前往远海执行规模更大，人数、装备更多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吸取类似事故的经验，避免此类悲惨事故的再次发生，就是一个非常需要重视的领域，也是作为一个后来者在短时间内需要解决的关键事情。
【地缘冲突下的产业链困局】价格上涨运期延长，中欧班列跨国贸易暂陷窘境
证券时报记者赵黎昀孙宪超李曼宁唐强
3月份以来，地缘冲突事件不仅造成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急涨急跌，对下游生产制造业带来冲击，也不可避免加大了跨境贸易、货运市场的风险因素。
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近日采访国内多地中欧班列、跨境贸易企业、物流运输行业人士等了解到，当前冲突地区乃至周边关联地的交通运输部分受限，叠加全球疫情影响，出现了运费上涨、运期延长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等。不过行业人士多认为，伴随地缘问题缓和，货运物流终会回归正常，长远看运输行业市场前景依然向好。
01中欧班列发运受波及
2011年3月，首趟中欧班列从重庆发出开往德国杜伊斯堡，开启了我国与欧洲多国陆陆相连的货运贸易新篇章。两年之后的2013年，大连港中欧班列也正式发车。
作为大连港中欧班列的运营商，辽港股份日前公告，2022年1-2 月，大连口岸直发中欧班列开行18列、近1900标箱，同比分别增长了80%和69%。
“但3月份开始，大连港中欧班列出口货量大幅减少，发运需求和意愿逐渐降低，导致运价波动也非常大。”辽港股份相关负责人近日接受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采访时称，俄乌冲突爆发，对中欧班列影响明显。一方面，以俄罗斯班列为例，欧美对俄罗斯制裁后，俄罗斯结算受到影响，导致客户在未收到货款时，进行扣货不发。而卢布快速贬值也致使贸易无法正常开展，导致客户观望情绪严重。另一方面欧洲班列也受欧美制裁影响，部分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担心被制裁所波及，原本通过铁路发运的货物改由海运发运。
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优越，强大的货物集疏运能力，以及畅通且便捷的内外贸航线网络，特别是近洋航线丰富，能连接日、韩、台、东南亚地区的优势，大连港为货物过境中转至俄罗斯、欧洲提供了便利条件。特别是RCEP生效后，对区域内的辐射和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出口量最大的商品涉及电子配件、商品汽车及配件、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等，主要出口目的地为俄罗斯、白俄罗斯、德国、波兰。
●据辽港股份方面统计，大连中欧班列2021年全年开行120列，完成箱量1.2万TEU，总货值2.8亿美金，总货重10万吨。其中，中亚过境商品车24列，运输过商品车4070 辆。
不过上述辽港股份相关负责人介绍，2020年初全球疫情爆发后，外贸海运受影响出现拖班、跳港、舱位紧张、价格高涨等问题。同时由于全球需求爆增，国内出口货物增长迅速，部分传统海运货物流向中欧班列，导致了铁路发运计划长期紧张、班列一舱难求、价格飞涨、通道拥堵的局面。致使运输时效逐渐降低，货物等待时间过长，给原本适合铁路发运的目标货源带来了冲击。
“所以，虽然疫情给中欧班列带来了暂时的繁荣，表面的货量增长，但同时也推高了运输价格。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欧班列服务品质、运输效率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他坦言。
据国铁集团网站介绍，目前中欧间已形成了西、中、东三大铁路运输通道。西通道经陇海、兰新线在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铁路相连；中通道经京广、京包、集二线在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与蒙古国、俄罗斯铁路相连；东通道经京沪、京哈、滨州线在内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黑龙江绥芬河铁路口岸与俄罗斯铁路相连，均途经白俄罗斯、波兰等国铁路，通达欧洲其他各国。
当前地缘冲突问题，对全国多地中欧班列运营带来了不同程度影响。
据了解，中欧班列上海号原本每月4列稳定开行的班列，因部分企业撤柜后不得不重新集货，本月首列延至3月17日出发。
赣州国际陆港中欧班列本月初表示，此次发生冲突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乌克兰，赣州国际陆港过境乌克兰的班列在多方的沟通协调下均进行了改线。原定于3月4日从赣州开往布达佩斯的班列在改线后照常开行。
一家班列运营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表示，目前公司从阿拉山口出去到德国的线路，基本已停止运行，但至俄罗斯、中亚的班次增多了，总体运行班次没有变化。
不过记者从西安国际陆港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处也了解到，自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以来，中欧班列（长安号）正常运行。目前已经抵达欧洲的班列共计9列，其中杜堡2列，境外平均时效11.9天；汉堡2列，境外平均时效11.1天；马拉舍维奇4列，境外时效7.9天；纽斯1列，境外时效12.3天。
此外一成都中欧班列货运公司人士也表示，因为没有走涉乌克兰线路，中欧班列安全性有保障，暂时没有太大影响，目前正常运营。不过受疫情及战事影响，运费相较去年反而略有降低。以成都到杜伊斯堡为例，目前不带电池的电子产品一集装箱运费大概在12000美元左右，到4月份含集装箱租金更可能会降至10900左右。
成都国际铁路班列有限公司则指出，已高度关注地缘事件对中欧班列的影响，密切联系沿线各铁路公司及境外运输代理。马拉舍维奇口岸是中欧班列进入欧洲的重要分拨枢纽点和集装箱换装的重要运转点，大部分中欧班列运输经此口岸。据最新信息反馈，截止目前马拉舍维奇各场站均正常运转，班列在马拉舍维奇口岸的操作暂不受影响。
快递物流专家赵小敏认为，国内中欧班列做得比较好的河南、重庆、成都、新疆、黑龙江、浙江等重点区域，运输路线大部分涉及中东欧，还是受到一定影响，战争对贸易安全、结算方式、结算价格等都会造成一定影响。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对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则表示，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使得中欧班列在运行过程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虽然部分中欧班列是要经过俄罗斯、乌克兰，但是经过乌克兰的中欧班列比例并不是特别高。从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还没有中欧班列停运的消息。接下来，俄乌冲突对中欧班列的影响会如何，主要还是要看俄乌冲突进一步进展，特别是双方的谈判会否有实质性进展。
02涉欧跨国贸易陷窘境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欧班列充分发挥了时效、价格、运能、安全性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成为中欧间除海运、空运外的另一重要物流方式。据海关总署此前的消息，2021年首列从广州港始发的“港铁号”海铁联运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驶出，历时16天到达目的地，比海运物流时间缩短了60%以上。
●有数据统计，2016年至2021年，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由1702列增长到15183列，年均增长55%；运输货物品类从最初的手机、笔记本电脑等IT产品，扩大到汽车配件及整车、化工、机电、粮食、酒类、木材等5万余种；年运输货值由80亿美元提升至749亿美元，增长了9倍，在中欧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1.5%提高到8%。
然而，在地缘冲突影响下，部分中欧班列的“老客户”也不得不放弃这以往一相对经济适用的运输方式。
“我们很多产品都是从欧盟进口的。现在俄罗斯和欧洲多个国家互相制裁，中欧班列又需要途径俄罗斯境内，受影响是一定难免的。比如我们日常多从波兰进口牛奶，但现在就不敢从俄罗斯过境，所以目前很多同行为了规避风险，就没有再定中欧班列的货柜了。航班成本又太高，除了特别贵重的货品，一般不会选择。像我们这种食品、日用品等低货值的产品，近期多是选择途径青岛港，走海运运输。”在郑州经营进口商品生意的李建（化名）感慨，从事外贸生意几十年，这两年面对的问题最多也最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球，自家店里几乎所有产品供应都一度停止，货架全空，同行倒了不少。近两年来，虽然随着疫情常态化，货物供给逐步恢复，但海、陆、空的跨境运力持续紧张，运费也居高不下。
“虽说目前货物转海运后，俄乌战事对我们而言相对影响不大，但由于前几年行情不好的时候，很多船务公司都转让了，剩下几家行业巨头，海运运力不足，近两年海运价格也飞涨，成本已经增加。现在乱世下，做贸易的都看不懂行情，大家只能各凭本事搞货。”李建表示，俄乌战事下，除了物流问题，贸易商还需要面对汇率波动，合作商突发变故等风险，对行业冲击较为明显。“除了欧洲外，我们公司进口货物还主要来自澳洲等地，东南亚也会有一些，所以整体受冲击不太明显，之前到货的货柜还能维持运营。不过，如果这种战争局势持续时间拉长，影响就不好说了。”他表示。
“目前地缘冲突持续时间还相对较短，货代行业出现的多是日常也会遇到的类似情况，例如目的港没有人收货，无法通关等问题，俄乌战事影响下，这类问题会相对更突出、更密集。”长期关注货代行业的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费立丽对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表示，当前乌克兰全境货运物流都会受到影响，俄罗斯地区更多的则是受某些国家制裁的影响。货运目的地如果涉及相关区域，是否能够正常通关运输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如果出现货发出后难以到目的地的情况，其实麻烦更大。
她表示，目前形势下不仅物流部分受限，一些跨国公司也面临窘境。例如一家总部位于欧洲国家的跨国企业，其欧洲总部要根据当地政府命令，对俄罗斯禁运，进行制裁，同时总部也发出指令，要求中国子公司不允许向俄罗斯出口货物。但是对于在中国的公司来说，其是独立运营的主体，要对中国客户负责，对于要不要遵守欧洲国家政府的禁令是需要谨慎权衡的。
“从法律角度说，中国子公司是不应该受到欧洲国家政府禁令约束的，但是从企业内部管理层面，总部发出的指令，海外子公司也有遵守的义务。如果中国子公司不遵守欧洲国家政府禁令，欧洲总部又难免遭受处罚。但如果要遵守总部命令，中国公司就要面临对客户的违约责任。”费立丽称。
03海空运输亦遭受影响
正如费立丽所言，目前战事下，不仅中欧班列，涉及欧洲地区的近乎所有运输方式都会不同程度受到影响。
“一方面作为战争中心的乌克兰本地运输、仓储等已遭受冲击，另一方面俄罗斯由于对欧洲和美国很多国家禁飞，航班飞行区域也会受限。海运、铁路、包括一些国际公路运输受冲击相对更大。”她表示，乌克兰海运港口在冲突开始时就封闭了，船无法靠岸，港口货物也无法进行后续操作。对整个欧洲大陆都会影响。目前看来，海运受到战事影响是最大的。
主要生产功能性遮阳材料的上市公司玉马遮阳就在最新调研中表示，公司外销产品中，出口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产品占比在 5%以下，其中出口到乌克兰的产品占比不到1%，目前，受战事影响波及海运物流，上述及周边国家的出货部分放缓，对公司出口销量略有影响。出口方面受俄乌战事影响，公司今年三月份对上述及周边国家的发货速度放缓，待海外战事和解后，将恢复到正常状态。
不过白明表示，与中欧班列相比，由于中欧海上运输的传统航线是穿越马六甲海峡、红海、地中海、苏伊士运河抵达欧洲，并不经过本次冲突区域，所以受本次俄乌冲突的影响不大。
详情可见：https://t.cn/A66X4vn3
证券时报记者赵黎昀孙宪超李曼宁唐强
3月份以来，地缘冲突事件不仅造成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急涨急跌，对下游生产制造业带来冲击，也不可避免加大了跨境贸易、货运市场的风险因素。
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近日采访国内多地中欧班列、跨境贸易企业、物流运输行业人士等了解到，当前冲突地区乃至周边关联地的交通运输部分受限，叠加全球疫情影响，出现了运费上涨、运期延长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等。不过行业人士多认为，伴随地缘问题缓和，货运物流终会回归正常，长远看运输行业市场前景依然向好。
01中欧班列发运受波及
2011年3月，首趟中欧班列从重庆发出开往德国杜伊斯堡，开启了我国与欧洲多国陆陆相连的货运贸易新篇章。两年之后的2013年，大连港中欧班列也正式发车。
作为大连港中欧班列的运营商，辽港股份日前公告，2022年1-2 月，大连口岸直发中欧班列开行18列、近1900标箱，同比分别增长了80%和69%。
“但3月份开始，大连港中欧班列出口货量大幅减少，发运需求和意愿逐渐降低，导致运价波动也非常大。”辽港股份相关负责人近日接受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采访时称，俄乌冲突爆发，对中欧班列影响明显。一方面，以俄罗斯班列为例，欧美对俄罗斯制裁后，俄罗斯结算受到影响，导致客户在未收到货款时，进行扣货不发。而卢布快速贬值也致使贸易无法正常开展，导致客户观望情绪严重。另一方面欧洲班列也受欧美制裁影响，部分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担心被制裁所波及，原本通过铁路发运的货物改由海运发运。
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优越，强大的货物集疏运能力，以及畅通且便捷的内外贸航线网络，特别是近洋航线丰富，能连接日、韩、台、东南亚地区的优势，大连港为货物过境中转至俄罗斯、欧洲提供了便利条件。特别是RCEP生效后，对区域内的辐射和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出口量最大的商品涉及电子配件、商品汽车及配件、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等，主要出口目的地为俄罗斯、白俄罗斯、德国、波兰。
●据辽港股份方面统计，大连中欧班列2021年全年开行120列，完成箱量1.2万TEU，总货值2.8亿美金，总货重10万吨。其中，中亚过境商品车24列，运输过商品车4070 辆。
不过上述辽港股份相关负责人介绍，2020年初全球疫情爆发后，外贸海运受影响出现拖班、跳港、舱位紧张、价格高涨等问题。同时由于全球需求爆增，国内出口货物增长迅速，部分传统海运货物流向中欧班列，导致了铁路发运计划长期紧张、班列一舱难求、价格飞涨、通道拥堵的局面。致使运输时效逐渐降低，货物等待时间过长，给原本适合铁路发运的目标货源带来了冲击。
“所以，虽然疫情给中欧班列带来了暂时的繁荣，表面的货量增长，但同时也推高了运输价格。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欧班列服务品质、运输效率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他坦言。
据国铁集团网站介绍，目前中欧间已形成了西、中、东三大铁路运输通道。西通道经陇海、兰新线在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铁路相连；中通道经京广、京包、集二线在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与蒙古国、俄罗斯铁路相连；东通道经京沪、京哈、滨州线在内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黑龙江绥芬河铁路口岸与俄罗斯铁路相连，均途经白俄罗斯、波兰等国铁路，通达欧洲其他各国。
当前地缘冲突问题，对全国多地中欧班列运营带来了不同程度影响。
据了解，中欧班列上海号原本每月4列稳定开行的班列，因部分企业撤柜后不得不重新集货，本月首列延至3月17日出发。
赣州国际陆港中欧班列本月初表示，此次发生冲突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乌克兰，赣州国际陆港过境乌克兰的班列在多方的沟通协调下均进行了改线。原定于3月4日从赣州开往布达佩斯的班列在改线后照常开行。
一家班列运营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表示，目前公司从阿拉山口出去到德国的线路，基本已停止运行，但至俄罗斯、中亚的班次增多了，总体运行班次没有变化。
不过记者从西安国际陆港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处也了解到，自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以来，中欧班列（长安号）正常运行。目前已经抵达欧洲的班列共计9列，其中杜堡2列，境外平均时效11.9天；汉堡2列，境外平均时效11.1天；马拉舍维奇4列，境外时效7.9天；纽斯1列，境外时效12.3天。
此外一成都中欧班列货运公司人士也表示，因为没有走涉乌克兰线路，中欧班列安全性有保障，暂时没有太大影响，目前正常运营。不过受疫情及战事影响，运费相较去年反而略有降低。以成都到杜伊斯堡为例，目前不带电池的电子产品一集装箱运费大概在12000美元左右，到4月份含集装箱租金更可能会降至10900左右。
成都国际铁路班列有限公司则指出，已高度关注地缘事件对中欧班列的影响，密切联系沿线各铁路公司及境外运输代理。马拉舍维奇口岸是中欧班列进入欧洲的重要分拨枢纽点和集装箱换装的重要运转点，大部分中欧班列运输经此口岸。据最新信息反馈，截止目前马拉舍维奇各场站均正常运转，班列在马拉舍维奇口岸的操作暂不受影响。
快递物流专家赵小敏认为，国内中欧班列做得比较好的河南、重庆、成都、新疆、黑龙江、浙江等重点区域，运输路线大部分涉及中东欧，还是受到一定影响，战争对贸易安全、结算方式、结算价格等都会造成一定影响。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对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则表示，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使得中欧班列在运行过程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虽然部分中欧班列是要经过俄罗斯、乌克兰，但是经过乌克兰的中欧班列比例并不是特别高。从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还没有中欧班列停运的消息。接下来，俄乌冲突对中欧班列的影响会如何，主要还是要看俄乌冲突进一步进展，特别是双方的谈判会否有实质性进展。
02涉欧跨国贸易陷窘境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欧班列充分发挥了时效、价格、运能、安全性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成为中欧间除海运、空运外的另一重要物流方式。据海关总署此前的消息，2021年首列从广州港始发的“港铁号”海铁联运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驶出，历时16天到达目的地，比海运物流时间缩短了60%以上。
●有数据统计，2016年至2021年，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由1702列增长到15183列，年均增长55%；运输货物品类从最初的手机、笔记本电脑等IT产品，扩大到汽车配件及整车、化工、机电、粮食、酒类、木材等5万余种；年运输货值由80亿美元提升至749亿美元，增长了9倍，在中欧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1.5%提高到8%。
然而，在地缘冲突影响下，部分中欧班列的“老客户”也不得不放弃这以往一相对经济适用的运输方式。
“我们很多产品都是从欧盟进口的。现在俄罗斯和欧洲多个国家互相制裁，中欧班列又需要途径俄罗斯境内，受影响是一定难免的。比如我们日常多从波兰进口牛奶，但现在就不敢从俄罗斯过境，所以目前很多同行为了规避风险，就没有再定中欧班列的货柜了。航班成本又太高，除了特别贵重的货品，一般不会选择。像我们这种食品、日用品等低货值的产品，近期多是选择途径青岛港，走海运运输。”在郑州经营进口商品生意的李建（化名）感慨，从事外贸生意几十年，这两年面对的问题最多也最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球，自家店里几乎所有产品供应都一度停止，货架全空，同行倒了不少。近两年来，虽然随着疫情常态化，货物供给逐步恢复，但海、陆、空的跨境运力持续紧张，运费也居高不下。
“虽说目前货物转海运后，俄乌战事对我们而言相对影响不大，但由于前几年行情不好的时候，很多船务公司都转让了，剩下几家行业巨头，海运运力不足，近两年海运价格也飞涨，成本已经增加。现在乱世下，做贸易的都看不懂行情，大家只能各凭本事搞货。”李建表示，俄乌战事下，除了物流问题，贸易商还需要面对汇率波动，合作商突发变故等风险，对行业冲击较为明显。“除了欧洲外，我们公司进口货物还主要来自澳洲等地，东南亚也会有一些，所以整体受冲击不太明显，之前到货的货柜还能维持运营。不过，如果这种战争局势持续时间拉长，影响就不好说了。”他表示。
“目前地缘冲突持续时间还相对较短，货代行业出现的多是日常也会遇到的类似情况，例如目的港没有人收货，无法通关等问题，俄乌战事影响下，这类问题会相对更突出、更密集。”长期关注货代行业的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费立丽对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表示，当前乌克兰全境货运物流都会受到影响，俄罗斯地区更多的则是受某些国家制裁的影响。货运目的地如果涉及相关区域，是否能够正常通关运输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如果出现货发出后难以到目的地的情况，其实麻烦更大。
她表示，目前形势下不仅物流部分受限，一些跨国公司也面临窘境。例如一家总部位于欧洲国家的跨国企业，其欧洲总部要根据当地政府命令，对俄罗斯禁运，进行制裁，同时总部也发出指令，要求中国子公司不允许向俄罗斯出口货物。但是对于在中国的公司来说，其是独立运营的主体，要对中国客户负责，对于要不要遵守欧洲国家政府的禁令是需要谨慎权衡的。
“从法律角度说，中国子公司是不应该受到欧洲国家政府禁令约束的，但是从企业内部管理层面，总部发出的指令，海外子公司也有遵守的义务。如果中国子公司不遵守欧洲国家政府禁令，欧洲总部又难免遭受处罚。但如果要遵守总部命令，中国公司就要面临对客户的违约责任。”费立丽称。
03海空运输亦遭受影响
正如费立丽所言，目前战事下，不仅中欧班列，涉及欧洲地区的近乎所有运输方式都会不同程度受到影响。
“一方面作为战争中心的乌克兰本地运输、仓储等已遭受冲击，另一方面俄罗斯由于对欧洲和美国很多国家禁飞，航班飞行区域也会受限。海运、铁路、包括一些国际公路运输受冲击相对更大。”她表示，乌克兰海运港口在冲突开始时就封闭了，船无法靠岸，港口货物也无法进行后续操作。对整个欧洲大陆都会影响。目前看来，海运受到战事影响是最大的。
主要生产功能性遮阳材料的上市公司玉马遮阳就在最新调研中表示，公司外销产品中，出口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产品占比在 5%以下，其中出口到乌克兰的产品占比不到1%，目前，受战事影响波及海运物流，上述及周边国家的出货部分放缓，对公司出口销量略有影响。出口方面受俄乌战事影响，公司今年三月份对上述及周边国家的发货速度放缓，待海外战事和解后，将恢复到正常状态。
不过白明表示，与中欧班列相比，由于中欧海上运输的传统航线是穿越马六甲海峡、红海、地中海、苏伊士运河抵达欧洲，并不经过本次冲突区域，所以受本次俄乌冲突的影响不大。
详情可见：https://t.cn/A66X4vn3
【#流域治水#】气候变化危机时代的治水对策
暴雨和洪水经常在世界各地造成破坏，而最近几年，日本也几乎每年都在遭受暴雨灾害的侵袭。鉴于这种事态，国土交通省提出转变思路，改为推行从流域整体角度思考如何减轻水灾损害的“流域治水”。早在41年前就提出了这种治水对策，并在鹤见川长期参与相关市民活动的进化生态学家岸由二将为我们介绍流域治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岸由二，1947年生，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曾任庆应大学教授。理学博士。以基于流域思维的防灾和创造多自然都市为己任，在鹤见川、多摩三浦丘陵地区推进相关市民活动。原国土交通省河川专家小组委员。鹤见川流域水委员会委员。NPO法人鹤见川流域网络代表理事。著作有《为了生存下去的流域思维》（筑摩primer新书，2021年）、《自私基因的小革命》（八坂书房，2019年）、《投向自然的目光》（纪伊国屋书店，1996年）等。合作翻译作品有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纪伊国屋书店，1991年）等。
——传统治水对策遭遇瓶颈——
日本的治水对策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机。这是因为国土交通省在2020年公布了“流域治水”方针。这里所说的“流域”，指的并不是“河漫滩（flood plain）”。“河漫滩”是河川携带的堆积物形成的平原，在暴雨等因素造成河川漫溢时就会被河水淹没的低洼地带。相对于此，“流域”指的是可以将雨水转化为河流的地形和生态系统。国土交通省提出该方针的用意是，今后日本“应该在全盘考虑流域结构和生态系统，以及开展的人为利用行动的基础上统筹推进”治水工作。然而，水灾和泥石流灾害本来就是因为暴雨造成大量雨水汇入流域而发生的现象。那么，“应该以流域思维推进治水工作”的方针为什么现在会迎来历史性的转机？或许需要对此加以说明。
传统的治水对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基于《河川法》的河川水系治理工作，二是基于《下水道法》的管道设施建设管理工作。无论河川水系，还是下水道设施，都只是流域的一部分。流域内拥有绿地、农地、城市区域各种设施，发生暴雨时，雨水将从包括这些区域在内的整个流域汇聚起来。
过去，按照传统治理方式，始终考虑的是如何能让流域的土地利用获得较大的自由度。通过大力修建河川和下水道工程来防控河流泛滥和水灾，由此减少绿地和农地管理、居住和产业发展等土地利用行为在治水方面受到的制约，从而支撑起了日本列岛迅猛的城市化发展。然而，这种分工方式已经陷入了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境地。原因并不仅仅是河川和下水道建设工程预算不足。光是修建河川和下水道工程，已经无法完全抵御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预料之外的暴雨，这种危险性正在不断升高。
——有效利用绿地和水田的蓄水效果——
近年来，日本列岛接连遭遇大河暴雨水灾和丘陵山地严重泥石流灾害。事实上，尽管目前还不能断定这些都是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的表现，但目前已有越来越多人认识到，针对暴雨危机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建立一套全新应对机制的时刻了。其具体表现便是为适应全球变暖暴雨时代而提出的流域治水方案。
按照这种新方式，除河川和下水道工程外，还强调了要建设可以有效利用流域内绿地具有的保水蓄水效果的“绿色基础设施”，以及寄望于水田等河漫滩空间发挥蓄水效果的“漫溢治水”等办法。这样一来就明确了一个方针，即借助流域的地形和生态系统，甚至是通过流域内生活圈的建设和利用方式，力求从整体角度去适应全球变暖现象。
适应措施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控制暴雨造成的洪水等灾害的规模；控制洪涝等灾害的范围；为灾后重建提供便利。
目前日本还在推进修订相关法律等工作，已经采用“流域治水对策项目”的名称，针对全国109个一级水系的主要河流公布了首批流域治水规划。不过，这些规划都不完备，没有任何一个是包含“河川下水道工程”“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漫溢治水规划”“城市规划调整”在内的综合规划。今后，经过逐步修订之后，迟早会实施《流域治水促进法》之类的综合法，或许每一个主要河川流域的流域建设规划都将实现法制化。
——长期实践流域治水的鹤见川——
尽管目前日本整体上还处于上述状况，但实际上，有一个一级水系已经采用“综合治水”的叫法，先行开展了长达41年实践的“流域治水”工作，并且取得了成果。那就是流经东京都和神奈川县的鹤见川水系。该水系的流域覆盖了东京、川崎和横滨的中心地区半径30公里范围的区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承受了住宅建设等巨大的开发压力。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有时候称不上暴雨的降水也会造成数千房屋被淹的河流洪涝，通过普通的河川和下水道工程治水的做法已经达到了极限。在进一步开发仍不可避免的形势下，当时的建设省（现国土交通省）河川局除加强河川和下水道工程外，还于1980年启动了一项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联合推进、名为“鹤见川流域综合治水对策”的流域治理工作，核心内容包括保护保水区的植被、将水田用作泄洪区、为超过一定规模的开发行动设置雨水调蓄设施等。抛开名称不说，这项措施在原理上与2020年提出的流域治水其实是一致的。
在之后的41年时间里，鹤见川流域进行了筑堤、大规模疏浚、包括设置大小五处泄洪区在内的大规模河川建设、包括设置大容量雨水调蓄管道在内的下水道建设，同时在流域内各地推进环保工作，还配合区内开发行动建设了大小各异的5000多个雨水调蓄设施，一直使用到今天。
“鹤见川流域综合治水对策”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域平均两日降水量达300毫米级别的暴雨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达到20000起以上。而在90年代以后，即使数次遭遇同等级别的暴雨，该流域也没有发生过河水满溢的洪涝灾害。
作为本人的拙见，就目前鹤见川流域的治水状况而言，即使发生50年一遇的暴雨，也不存在大规模河水漫溢的危险。尽管这一流域属于没有水库和广阔水田地带的典型都市水系，具有限定性，但今后在推进全国各地的流域治水工作方面，该水域长达41年的综合治水经验无疑可以提供极为重要的参考。
——全球变暖暴雨时代的流域管理——
话虽如此，但鹤见川流域的“综合治水”与今后的“流域治水”的性质仍然存在区别。原因在于，“综合治水”是应对城市化迅猛发展的都市流域治理对策，而2020年提出的“流域治水”没有区分都市河川和自然河川，因为它是旨在适应全球变暖暴雨时代的措施，具有特殊的使命。如果是应对城市化发展的治水规划，那么只要在水利建设方面考虑100年乃至200年一遇的暴雨应该就可以了。然而，全球变暖暴雨时代的流域治水还必须考虑到于大量降雨、局部极端暴雨、海面上升和潮水高涨等情况。
现在，国土交通省已经针对部分重要河川发布了预想最大极限暴雨（1000年一遇）时的洪涝逃生地图。流域治水想必会是将这些情况纳入视野的防灾和减灾对策，而且将是甚至在鹤见川流域也没有先例的、需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乃至整个社会通力合作的、前所未有的宏大工程。
顺便提一句，鹤见川水系的河川建设总方针预想的是150年一遇的暴雨。即便不是1000年一遇，只是150年一遇的暴雨，但只要并行的多摩川泛滥，就可以预见鹤见川流域下游地区还是会不可避免地被高达数米的洪水淹没。预想最大暴雨时的下游预计淹没水深为3到10米。还有一些超乎想象的难题，那就是旨在适应这种事态的流域治水，以及更远未来的流域环境改善，需要怎样的技术革新、流域合作和城市改造？
如果要从鹤见川流域综合治水的实践提炼教训，那么我认为或许就是协调中央、地方、企业、民众在流域问题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和难度。我们必须牢记，推进流域治水的相关主体之间的配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鹤见川长期以来实践的综合治水自不待言，今后将在全国河川推行的流域治水工程，无论在规划还是执行方面，都没有要求各种主体配合的综合法律框架。或许总有一天能够制定名为流域治水促进法之类的法律，针对所有主要流域设立负责协调相关主体关系、统筹推进规划的组织，但到底还需要多少年呢？推进全球变暖应对措施的紧迫感和程度与之不相上下的使命感，正是如今中央政府各个相关主管部门被寄予厚望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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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和洪水经常在世界各地造成破坏，而最近几年，日本也几乎每年都在遭受暴雨灾害的侵袭。鉴于这种事态，国土交通省提出转变思路，改为推行从流域整体角度思考如何减轻水灾损害的“流域治水”。早在41年前就提出了这种治水对策，并在鹤见川长期参与相关市民活动的进化生态学家岸由二将为我们介绍流域治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岸由二，1947年生，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曾任庆应大学教授。理学博士。以基于流域思维的防灾和创造多自然都市为己任，在鹤见川、多摩三浦丘陵地区推进相关市民活动。原国土交通省河川专家小组委员。鹤见川流域水委员会委员。NPO法人鹤见川流域网络代表理事。著作有《为了生存下去的流域思维》（筑摩primer新书，2021年）、《自私基因的小革命》（八坂书房，2019年）、《投向自然的目光》（纪伊国屋书店，1996年）等。合作翻译作品有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纪伊国屋书店，1991年）等。
——传统治水对策遭遇瓶颈——
日本的治水对策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机。这是因为国土交通省在2020年公布了“流域治水”方针。这里所说的“流域”，指的并不是“河漫滩（flood plain）”。“河漫滩”是河川携带的堆积物形成的平原，在暴雨等因素造成河川漫溢时就会被河水淹没的低洼地带。相对于此，“流域”指的是可以将雨水转化为河流的地形和生态系统。国土交通省提出该方针的用意是，今后日本“应该在全盘考虑流域结构和生态系统，以及开展的人为利用行动的基础上统筹推进”治水工作。然而，水灾和泥石流灾害本来就是因为暴雨造成大量雨水汇入流域而发生的现象。那么，“应该以流域思维推进治水工作”的方针为什么现在会迎来历史性的转机？或许需要对此加以说明。
传统的治水对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基于《河川法》的河川水系治理工作，二是基于《下水道法》的管道设施建设管理工作。无论河川水系，还是下水道设施，都只是流域的一部分。流域内拥有绿地、农地、城市区域各种设施，发生暴雨时，雨水将从包括这些区域在内的整个流域汇聚起来。
过去，按照传统治理方式，始终考虑的是如何能让流域的土地利用获得较大的自由度。通过大力修建河川和下水道工程来防控河流泛滥和水灾，由此减少绿地和农地管理、居住和产业发展等土地利用行为在治水方面受到的制约，从而支撑起了日本列岛迅猛的城市化发展。然而，这种分工方式已经陷入了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境地。原因并不仅仅是河川和下水道建设工程预算不足。光是修建河川和下水道工程，已经无法完全抵御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预料之外的暴雨，这种危险性正在不断升高。
——有效利用绿地和水田的蓄水效果——
近年来，日本列岛接连遭遇大河暴雨水灾和丘陵山地严重泥石流灾害。事实上，尽管目前还不能断定这些都是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的表现，但目前已有越来越多人认识到，针对暴雨危机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建立一套全新应对机制的时刻了。其具体表现便是为适应全球变暖暴雨时代而提出的流域治水方案。
按照这种新方式，除河川和下水道工程外，还强调了要建设可以有效利用流域内绿地具有的保水蓄水效果的“绿色基础设施”，以及寄望于水田等河漫滩空间发挥蓄水效果的“漫溢治水”等办法。这样一来就明确了一个方针，即借助流域的地形和生态系统，甚至是通过流域内生活圈的建设和利用方式，力求从整体角度去适应全球变暖现象。
适应措施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控制暴雨造成的洪水等灾害的规模；控制洪涝等灾害的范围；为灾后重建提供便利。
目前日本还在推进修订相关法律等工作，已经采用“流域治水对策项目”的名称，针对全国109个一级水系的主要河流公布了首批流域治水规划。不过，这些规划都不完备，没有任何一个是包含“河川下水道工程”“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漫溢治水规划”“城市规划调整”在内的综合规划。今后，经过逐步修订之后，迟早会实施《流域治水促进法》之类的综合法，或许每一个主要河川流域的流域建设规划都将实现法制化。
——长期实践流域治水的鹤见川——
尽管目前日本整体上还处于上述状况，但实际上，有一个一级水系已经采用“综合治水”的叫法，先行开展了长达41年实践的“流域治水”工作，并且取得了成果。那就是流经东京都和神奈川县的鹤见川水系。该水系的流域覆盖了东京、川崎和横滨的中心地区半径30公里范围的区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承受了住宅建设等巨大的开发压力。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有时候称不上暴雨的降水也会造成数千房屋被淹的河流洪涝，通过普通的河川和下水道工程治水的做法已经达到了极限。在进一步开发仍不可避免的形势下，当时的建设省（现国土交通省）河川局除加强河川和下水道工程外，还于1980年启动了一项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联合推进、名为“鹤见川流域综合治水对策”的流域治理工作，核心内容包括保护保水区的植被、将水田用作泄洪区、为超过一定规模的开发行动设置雨水调蓄设施等。抛开名称不说，这项措施在原理上与2020年提出的流域治水其实是一致的。
在之后的41年时间里，鹤见川流域进行了筑堤、大规模疏浚、包括设置大小五处泄洪区在内的大规模河川建设、包括设置大容量雨水调蓄管道在内的下水道建设，同时在流域内各地推进环保工作，还配合区内开发行动建设了大小各异的5000多个雨水调蓄设施，一直使用到今天。
“鹤见川流域综合治水对策”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域平均两日降水量达300毫米级别的暴雨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达到20000起以上。而在90年代以后，即使数次遭遇同等级别的暴雨，该流域也没有发生过河水满溢的洪涝灾害。
作为本人的拙见，就目前鹤见川流域的治水状况而言，即使发生50年一遇的暴雨，也不存在大规模河水漫溢的危险。尽管这一流域属于没有水库和广阔水田地带的典型都市水系，具有限定性，但今后在推进全国各地的流域治水工作方面，该水域长达41年的综合治水经验无疑可以提供极为重要的参考。
——全球变暖暴雨时代的流域管理——
话虽如此，但鹤见川流域的“综合治水”与今后的“流域治水”的性质仍然存在区别。原因在于，“综合治水”是应对城市化迅猛发展的都市流域治理对策，而2020年提出的“流域治水”没有区分都市河川和自然河川，因为它是旨在适应全球变暖暴雨时代的措施，具有特殊的使命。如果是应对城市化发展的治水规划，那么只要在水利建设方面考虑100年乃至200年一遇的暴雨应该就可以了。然而，全球变暖暴雨时代的流域治水还必须考虑到于大量降雨、局部极端暴雨、海面上升和潮水高涨等情况。
现在，国土交通省已经针对部分重要河川发布了预想最大极限暴雨（1000年一遇）时的洪涝逃生地图。流域治水想必会是将这些情况纳入视野的防灾和减灾对策，而且将是甚至在鹤见川流域也没有先例的、需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乃至整个社会通力合作的、前所未有的宏大工程。
顺便提一句，鹤见川水系的河川建设总方针预想的是150年一遇的暴雨。即便不是1000年一遇，只是150年一遇的暴雨，但只要并行的多摩川泛滥，就可以预见鹤见川流域下游地区还是会不可避免地被高达数米的洪水淹没。预想最大暴雨时的下游预计淹没水深为3到10米。还有一些超乎想象的难题，那就是旨在适应这种事态的流域治水，以及更远未来的流域环境改善，需要怎样的技术革新、流域合作和城市改造？
如果要从鹤见川流域综合治水的实践提炼教训，那么我认为或许就是协调中央、地方、企业、民众在流域问题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和难度。我们必须牢记，推进流域治水的相关主体之间的配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鹤见川长期以来实践的综合治水自不待言，今后将在全国河川推行的流域治水工程，无论在规划还是执行方面，都没有要求各种主体配合的综合法律框架。或许总有一天能够制定名为流域治水促进法之类的法律，针对所有主要流域设立负责协调相关主体关系、统筹推进规划的组织，但到底还需要多少年呢？推进全球变暖应对措施的紧迫感和程度与之不相上下的使命感，正是如今中央政府各个相关主管部门被寄予厚望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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