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学典:《论语.乡党》10.22 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
▲无所归：无亲属可归。”孔安国：“重朋友之恩。无所归，言无亲昵。”张栻：“无所归，谓无亲戚任之者，则其责在朋友矣。”
▲殡：敛也，为之治丧也（蔡节），可泛指丧葬。钱穆：“死者殓在棺，暂停宅内以待葬，其柩名曰殡。”《注疏》：“言朋友若死，更无亲昵可归，与之为丧主也。”《正义》：“其殡资皆出于夫子，就其所在殡之，不迎于家也。若馆而殡之，不于西阶，则但殡之于馆也。”
■现代翻译：朋友去世了，无人料理后事，孔子说：“我来负责殡葬之事。”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重朋友之恩也。无所归，无亲昵也。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殡，谓停丧于寝以待葬也。时孔子有朋友在孔子之家死，而此朋友无亲情来奔丧者，故云无所归也。既未有所归，故曰于我家殡也。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明孔子重朋友之恩也。言朋友若死，更无亲昵可归，孔子则曰：“于我殡。”与之为丧主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子夏问曰：“客至无所舍？”夫子曰：“于我乎馆。”客死无所殡，夫子曰：“于我乎殡。”礼与仁与。子曰：“仁者制礼。”盖礼非仁不立，仁非礼不行生。于我乎馆，礼也，而仁存焉；死于我乎殡，仁也，而礼亦存焉 。
●宋朱熹《论语集注》：朋友以义合，死无所归，不得不殡。古者三日而殡，三月而葬。以其亲者在远，虽讣告之未及至，故殡之。使无亲者，夫子必葬之。
●钱穆《论语新解》：于我殡：死者殓在棺，暂停宅内以待葬，其柩名曰殡，谓以宾遇之。《礼记·檀弓》：“宾客至，无所馆，夫子曰：‘生于我乎馆，死于我乎殡。’”此与本节所记当属一事。《檀弓》曰：“宾客”，言其来自他乡。本节言：“朋友”，言其与孔子有素。当是其人病危，孔子呼而馆之，谓病中馆我处，死亦殡我处。本节特记所重，故单言“于我殡”。然先言死无所归，则若其人已死，已殓，乃呼其柩而殡之，此决无之事。后人乃疑孔子任其殡资，就其所在殡之，不迎于家，然又与“于我乎”三字不合。故知本节文略，必连《檀弓》兼释乃得。此必实有其事，而事出偶然，非孔子时时作此言。《檀弓》所记，若不兼本节合释，亦复难通。读古书，有不可拘而释之者，如此类皆是。此见孔子于朋友，仁至而义尽，然亦非如后世任侠好行其德之比。
★此章记孔子交朋友之义。 https://t.cn/RxRVHIh
▲无所归：无亲属可归。”孔安国：“重朋友之恩。无所归，言无亲昵。”张栻：“无所归，谓无亲戚任之者，则其责在朋友矣。”
▲殡：敛也，为之治丧也（蔡节），可泛指丧葬。钱穆：“死者殓在棺，暂停宅内以待葬，其柩名曰殡。”《注疏》：“言朋友若死，更无亲昵可归，与之为丧主也。”《正义》：“其殡资皆出于夫子，就其所在殡之，不迎于家也。若馆而殡之，不于西阶，则但殡之于馆也。”
■现代翻译：朋友去世了，无人料理后事，孔子说：“我来负责殡葬之事。”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重朋友之恩也。无所归，无亲昵也。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殡，谓停丧于寝以待葬也。时孔子有朋友在孔子之家死，而此朋友无亲情来奔丧者，故云无所归也。既未有所归，故曰于我家殡也。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明孔子重朋友之恩也。言朋友若死，更无亲昵可归，孔子则曰：“于我殡。”与之为丧主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子夏问曰：“客至无所舍？”夫子曰：“于我乎馆。”客死无所殡，夫子曰：“于我乎殡。”礼与仁与。子曰：“仁者制礼。”盖礼非仁不立，仁非礼不行生。于我乎馆，礼也，而仁存焉；死于我乎殡，仁也，而礼亦存焉 。
●宋朱熹《论语集注》：朋友以义合，死无所归，不得不殡。古者三日而殡，三月而葬。以其亲者在远，虽讣告之未及至，故殡之。使无亲者，夫子必葬之。
●钱穆《论语新解》：于我殡：死者殓在棺，暂停宅内以待葬，其柩名曰殡，谓以宾遇之。《礼记·檀弓》：“宾客至，无所馆，夫子曰：‘生于我乎馆，死于我乎殡。’”此与本节所记当属一事。《檀弓》曰：“宾客”，言其来自他乡。本节言：“朋友”，言其与孔子有素。当是其人病危，孔子呼而馆之，谓病中馆我处，死亦殡我处。本节特记所重，故单言“于我殡”。然先言死无所归，则若其人已死，已殓，乃呼其柩而殡之，此决无之事。后人乃疑孔子任其殡资，就其所在殡之，不迎于家，然又与“于我乎”三字不合。故知本节文略，必连《檀弓》兼释乃得。此必实有其事，而事出偶然，非孔子时时作此言。《檀弓》所记，若不兼本节合释，亦复难通。读古书，有不可拘而释之者，如此类皆是。此见孔子于朋友，仁至而义尽，然亦非如后世任侠好行其德之比。
★此章记孔子交朋友之义。 https://t.cn/RxRVHIh
读书学典:《论语.乡党》10.6 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君子：此指孔子。此节记冠服，改称“君子”，而变言之，表示礼制如此，凡君子宜然也。
▲不以：不用。
▲绀：gàn，深青而含赤色。段玉裁：“绀，含也，青而含赤色也。亦谓之红青。”
▲緅：zōu，深青而带微黑。《四书典故辨证》：“绀又入黑则为緅，又黑于绀也。”或曰黑中带红。
▲饰：衣服之领子、袖子的镶边。
▲亵服：xiè，私居服，即家居便服。朱子：“红紫，间色不正，且近于妇人女子之服也。言此则不以为朝祭之服可知。”
▲袗絺绤：zhěn chī xì。袗，单衣。钱穆：“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绤。当暑居家，可单衣絺绤。”李炳南：“袗絺是细葛布制的单衣，袗绤是粗葛布制的单衣。”程石泉：“葛制，即今之麻，”
▲必表而出之：表，表衣、上衣。出，出门。钱穆：“古人冬衣裘，夏衣葛，在家不加上衣，出门必加，虽暑亦然。”
▲缁衣羔裘：衣，即上衣。缁（zī）衣，黑色的衣服。羔裘，黑色羔羊的皮所作之裘。裘，皮衣。古人穿皮袍，毛向外，因此外面要用罩衣。古代的羔裘都是黑色的羊毛，因此要配上黑色罩衣，就是缁衣。李炳南：“缁衣羔裘是诸侯视朝的衣服，诸侯视朝与群臣同服。”
▲素衣麑裘：素，白色。麑（ní）裘是小鹿皮所做之裘，毛色白，与素衣相称。李炳南：“如有凶荒，君穿素服，臣随之穿素服。”叶氏：“麑裘亦施于视朝ji蜡（古代每年十二月，天子或诸侯为颂扬神农、后稷等百神之劳功而举行的jisi，是大蜡zhà），狐裘亦施于燕居。”
▲黄衣狐裘：狐裘，狐色黄。《注疏》：“其黄衣狐裘，谓大蜡zhà息民之ji服也。人君以岁事成熟，搜索群shen而报ji之，谓之‘大蜡’。又腊ji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饮，农事休息，谓之‘息民’。于大蜡之后，作息民之ji，其时则有黄衣狐裘也。大蜡之ji与息民异也。息民用黄衣狐裘，大蜡则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事相次，故连言之耳。是息民之ji用黄衣也。”又兵事亦用之，即“韦弁服”也。
▲亵裘长：亵裘，在家私居所穿。
▲短右袂：右边的袖子要短。《注疏》：“袂是裘之袖。”钱穆：“所以便作事。或说：右字当读作‘又’，‘又袂’犹言‘手袂’；短手袂，言两袂皆短。一说：卷右袂使短。”
▲寝衣：指小卧被。孔安国：“今之被也。”《说文》：“被，寝衣也。”大被曰衾，小被叫被。
▲有：同“又”。张栻：“长一身有半，此寝衣之制也。”
▲狐貉：狐皮貉皮，取其毛之厚暖者用来坐。朱子：“狐貉，毛深温厚。”
▲居：坐。程石泉：“《论语》屡言‘居吾语女’，《孝经》亦有‘仲尼居’‘坐吾语女’。‘居’‘坐’互见。盖‘居’亦可训‘坐’也。”
▲去丧：去，除、除去。陈祥道曰：“佩所以致饰，丧则去饰矣，故去而不佩。去丧无所不佩。”
▲无所不佩：佩，佩戴、服用。孔安国：“非丧，则备佩所宜佩也。”段玉裁注：“大带佩者，谓佩必系于大带也。从凡者，无所不佩。”
▲帷裳：上朝与jisi所穿的礼服。其制用正幅布来做，像帷，并且不缝制。非帷裳（cháng），是指其他的衣服。郑康成：“帷裳，谓朝ji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谓深衣削其幅，缝齐（zī）倍要（yāo）。”（孔安国：“齐，谓裳之下畔；要，谓裳之上畔。言缝下畔之广，倍于要中之广也。”）蔡节：“裳，犹今之裙也。”
▲杀：音shài，减少，引申为剪裁。王肃：“衣必有杀缝，唯帷裳无杀也。”
▲羔裘玄冠不以吊：羔裘玄冠其色属玄（赤黑色），玄属吉，所以不能穿吉服去吊sang。《穀梁传》郑注：“玄冠，委貌，诸侯视朝之服。”《说文》：“黑而有赤色者为玄。”孔安国：“丧主素，吉主玄，吉凶异服。”
▲吉月：吉，训为“善”，不训“始”，然亦有“始”义。程树德：“吉月者，谓正月也。”《学礼管释》：“‘吉’训‘善’，亦可训‘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谓‘吉人为善，惟日不足。’”
▲朝：上朝觐君。孔安国：“朝服，皮弁服。”
■现代翻译：君子不用青中透红或黑中透红的布做镶边，不用红色和紫色来做平常家居的便服。暑天，穿细葛布或粗葛布做的单衣，出门时必定要加一件上衣。上朝时穿黑羔羊皮裘，外面配上黑色罩衣；视朝ji蜡时穿白色小鹿皮所做之裘，外面罩上白色的衣服；大蜡息民之ji或兵事时，穿黄色狐裘，外面配上黄色罩衣。家居所穿之裘比出门所穿者稍长，右边的袖子要短。睡觉时一定要有小卧被，其长度是身体的一倍半。狐皮貉皮毛厚的用来做坐垫。服丧期满之后，任何饰物都可以佩带。如果不是上朝和jisi时穿的帷裳，其他的一定都要剪裁并缝制。黑羔裘、玄色冠不穿戴着去吊丧。每年正月初一，必定穿着朝服去上朝觐君。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一入曰緅。饰者，不以为领袖缘也。绀者，齐服盛色，以为饰，似衣齐服也。緅者，三年练，以緅饰衣，为其似衣丧服，故皆不以饰衣也。王肃曰：亵服，私居非公会之服，皆不正。亵尚不衣，正服无所施也。孔安国曰：当暑则单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服皆中外之色相称也。私家裘长，主温也。短右袂者，便作事也。去，除也。非丧则备佩所宜佩也。王肃曰：衣必有杀缝，唯帷裳无杀也。孔安国曰：sang主素，吉主玄，吉凶异服，故不相吊也。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君子者，自士以上也。士以上衣服有法，不可杂色也。绀緅者，孔意言绀是玄色也，緅是浅绛色也。所以不用绀緅为衣领袖缘者，玄是斋服，若用绀为衣饰，是似衣斋服，故不用也。又三年之sang，练而受浅绛为縁(缘的异体字)也。若用緅为衣饰，是似衣sang服，故不敢用也。故云君子不以绀緅饰也。红紫，非正色也。亵服，私亵之服，非正衣也。亵尚不衣，则正服故宜不用也。所以言此者，为时多重红紫，弃正色，故孔子不衣之也。古人冬则衣裘，夏则衣葛也。若在家，则裘葛之上亦无别加衣，若出行、接宾，皆加上衣。裘色既随衣，故此仍明裘上之衣也。裘与上衣相称，则缁衣之内故曰“羔裘”也，此是诸侯日视朝服也；诸侯视朝与群臣同服，孔子是鲁臣，故亦服此服，以日朝君也。素衣，谓衣裳并用素也；鹿子色近白，与素微相称也；国有凶荒，君素服，则群臣从之，故孔子鲁臣，亦服之也。岁终大蜡zhà报功，象物色黄落，故著黄衣黄冠也；而狐貉亦黄，故特为裘以相称也；孔子为臣，助蜡祭，亦随君著之黄衣也。故《礼运》云“昔者仲尼预于蜡宾”是也。家居主温暖，故长为之也。而右臂是有事之用，故短为右袂，使作事便也。被宜长，故长一身有半也。狐貉之厚谓在家接宾客之裘也，家居主温，故厚为之也。sang服已除，所宜得佩者悉佩之也。若非帷幔裳，则必缝杀之，以杀缝之面置里，不杀之面在外，而帷裳但刺连之。sang凶主素，故羔玄不用吊也。鲁自文公不视朔，而孔子月朔必服而以朝。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一节记孔子衣服之礼也。绀者，齐服盛色以为饰衣。緅者，三年练以緅饰衣，故皆不以为饰衣。红紫二色皆不正，故不以为亵服。亵服尚不用，则正服无所施可知也。“狐貉之厚以居”者，谓在家接宾客之裘者，居家主温，故厚为之。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曲礼》《玉藻》皆言“袗絺綌不入公门”，此众人之礼也。孔子袗絺綌必表而出，非特不入公门而已。天不足西北，故人之右目不如左明；地不满东南，故人之手足右强。右强则有利于用，故右短袂，以便作事。正裘所以行有礼故不长，亵裘取温故长。《周礼》言“正月之吉”，《诗》言“二月初吉”。朔月谓之吉者，明生之几故也。
●宋朱熹《论语集注》：红紫，间色不正，且近于妇人女子之服也。亵服不为，则不以为朝祭之服可知。表而出之，谓先着里衣，表絺绤而出之于外，欲其不见体也。诗所谓“蒙彼绉絺”是也。齐（zhāi，通“斋”）主于敬，不可解衣而寝，又不可着明衣而寝，故别有寝衣，其半盖以覆足。程子曰：“此错简，当在齐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谓如此，则此条与明衣变食，既得以类相从；而亵裘狐貉，亦得以类相从矣。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君子无时不居正也。盖嫌其见体耳。一衣服之间，莫不有义存焉。岂苟云乎哉？内外以称也，君子恶夫不称也。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江氏永《图考》：亵裘即狐貉裘。“亵裘长”，则礼服之裘宜短，以其行礼时，有升降上下，长则不便于行礼也。亵裘之外，当服深衣，深衣所以亵裘者。郑（康成）以衣被通称，恐人不晓，故言“卧被”以明之。古人加席于地而坐其上，大夫再重。至冬时气寒，故夫子于所居处用狐貉之厚者为之藉也。
●钱穆《论语新解》：改言君子者，上文各节记容貌，由中达外，非学养深者不能为。此节记冠服，人人易以取法，若非属一人之事。 正色谓“青赤白黑黄”。青加黄为绿，赤加白为红，白加青为碧，黑加赤为紫，黄加黑为缁，皆间色。古人服裘毛向外，外加上衣，当与裘之毛色相称。缁衣，朝服；素衣，凶服；黄衣，蜡祭之服，亦兵服。一说：大被曰衾，寝衣，小卧被。一说：古人衣不连裳，仅在股以上。此言长一身又半者，顶以下踵以上谓之身，颈以下股以上亦谓之身，一身又半，亦及膝耳。寝衣殆如今之睡衣，或是孔子特制。此节记孔子衣服之制。或曰：《乡党》一篇，乃孔氏之遗书，多杂记曲礼如此，非必专是孔子始如此。孔子动作衣服有与众同者，亦有独焉者。
★此节记孔子衣服之制。圣人衣服之制、饮食之节，只与常人同。但百姓日用而不知，圣人知之而与百姓同其日用。 https://t.cn/RxRVHIh
▲君子：此指孔子。此节记冠服，改称“君子”，而变言之，表示礼制如此，凡君子宜然也。
▲不以：不用。
▲绀：gàn，深青而含赤色。段玉裁：“绀，含也，青而含赤色也。亦谓之红青。”
▲緅：zōu，深青而带微黑。《四书典故辨证》：“绀又入黑则为緅，又黑于绀也。”或曰黑中带红。
▲饰：衣服之领子、袖子的镶边。
▲亵服：xiè，私居服，即家居便服。朱子：“红紫，间色不正，且近于妇人女子之服也。言此则不以为朝祭之服可知。”
▲袗絺绤：zhěn chī xì。袗，单衣。钱穆：“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绤。当暑居家，可单衣絺绤。”李炳南：“袗絺是细葛布制的单衣，袗绤是粗葛布制的单衣。”程石泉：“葛制，即今之麻，”
▲必表而出之：表，表衣、上衣。出，出门。钱穆：“古人冬衣裘，夏衣葛，在家不加上衣，出门必加，虽暑亦然。”
▲缁衣羔裘：衣，即上衣。缁（zī）衣，黑色的衣服。羔裘，黑色羔羊的皮所作之裘。裘，皮衣。古人穿皮袍，毛向外，因此外面要用罩衣。古代的羔裘都是黑色的羊毛，因此要配上黑色罩衣，就是缁衣。李炳南：“缁衣羔裘是诸侯视朝的衣服，诸侯视朝与群臣同服。”
▲素衣麑裘：素，白色。麑（ní）裘是小鹿皮所做之裘，毛色白，与素衣相称。李炳南：“如有凶荒，君穿素服，臣随之穿素服。”叶氏：“麑裘亦施于视朝ji蜡（古代每年十二月，天子或诸侯为颂扬神农、后稷等百神之劳功而举行的jisi，是大蜡zhà），狐裘亦施于燕居。”
▲黄衣狐裘：狐裘，狐色黄。《注疏》：“其黄衣狐裘，谓大蜡zhà息民之ji服也。人君以岁事成熟，搜索群shen而报ji之，谓之‘大蜡’。又腊ji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饮，农事休息，谓之‘息民’。于大蜡之后，作息民之ji，其时则有黄衣狐裘也。大蜡之ji与息民异也。息民用黄衣狐裘，大蜡则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事相次，故连言之耳。是息民之ji用黄衣也。”又兵事亦用之，即“韦弁服”也。
▲亵裘长：亵裘，在家私居所穿。
▲短右袂：右边的袖子要短。《注疏》：“袂是裘之袖。”钱穆：“所以便作事。或说：右字当读作‘又’，‘又袂’犹言‘手袂’；短手袂，言两袂皆短。一说：卷右袂使短。”
▲寝衣：指小卧被。孔安国：“今之被也。”《说文》：“被，寝衣也。”大被曰衾，小被叫被。
▲有：同“又”。张栻：“长一身有半，此寝衣之制也。”
▲狐貉：狐皮貉皮，取其毛之厚暖者用来坐。朱子：“狐貉，毛深温厚。”
▲居：坐。程石泉：“《论语》屡言‘居吾语女’，《孝经》亦有‘仲尼居’‘坐吾语女’。‘居’‘坐’互见。盖‘居’亦可训‘坐’也。”
▲去丧：去，除、除去。陈祥道曰：“佩所以致饰，丧则去饰矣，故去而不佩。去丧无所不佩。”
▲无所不佩：佩，佩戴、服用。孔安国：“非丧，则备佩所宜佩也。”段玉裁注：“大带佩者，谓佩必系于大带也。从凡者，无所不佩。”
▲帷裳：上朝与jisi所穿的礼服。其制用正幅布来做，像帷，并且不缝制。非帷裳（cháng），是指其他的衣服。郑康成：“帷裳，谓朝ji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谓深衣削其幅，缝齐（zī）倍要（yāo）。”（孔安国：“齐，谓裳之下畔；要，谓裳之上畔。言缝下畔之广，倍于要中之广也。”）蔡节：“裳，犹今之裙也。”
▲杀：音shài，减少，引申为剪裁。王肃：“衣必有杀缝，唯帷裳无杀也。”
▲羔裘玄冠不以吊：羔裘玄冠其色属玄（赤黑色），玄属吉，所以不能穿吉服去吊sang。《穀梁传》郑注：“玄冠，委貌，诸侯视朝之服。”《说文》：“黑而有赤色者为玄。”孔安国：“丧主素，吉主玄，吉凶异服。”
▲吉月：吉，训为“善”，不训“始”，然亦有“始”义。程树德：“吉月者，谓正月也。”《学礼管释》：“‘吉’训‘善’，亦可训‘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谓‘吉人为善，惟日不足。’”
▲朝：上朝觐君。孔安国：“朝服，皮弁服。”
■现代翻译：君子不用青中透红或黑中透红的布做镶边，不用红色和紫色来做平常家居的便服。暑天，穿细葛布或粗葛布做的单衣，出门时必定要加一件上衣。上朝时穿黑羔羊皮裘，外面配上黑色罩衣；视朝ji蜡时穿白色小鹿皮所做之裘，外面罩上白色的衣服；大蜡息民之ji或兵事时，穿黄色狐裘，外面配上黄色罩衣。家居所穿之裘比出门所穿者稍长，右边的袖子要短。睡觉时一定要有小卧被，其长度是身体的一倍半。狐皮貉皮毛厚的用来做坐垫。服丧期满之后，任何饰物都可以佩带。如果不是上朝和jisi时穿的帷裳，其他的一定都要剪裁并缝制。黑羔裘、玄色冠不穿戴着去吊丧。每年正月初一，必定穿着朝服去上朝觐君。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一入曰緅。饰者，不以为领袖缘也。绀者，齐服盛色，以为饰，似衣齐服也。緅者，三年练，以緅饰衣，为其似衣丧服，故皆不以饰衣也。王肃曰：亵服，私居非公会之服，皆不正。亵尚不衣，正服无所施也。孔安国曰：当暑则单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服皆中外之色相称也。私家裘长，主温也。短右袂者，便作事也。去，除也。非丧则备佩所宜佩也。王肃曰：衣必有杀缝，唯帷裳无杀也。孔安国曰：sang主素，吉主玄，吉凶异服，故不相吊也。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君子者，自士以上也。士以上衣服有法，不可杂色也。绀緅者，孔意言绀是玄色也，緅是浅绛色也。所以不用绀緅为衣领袖缘者，玄是斋服，若用绀为衣饰，是似衣斋服，故不用也。又三年之sang，练而受浅绛为縁(缘的异体字)也。若用緅为衣饰，是似衣sang服，故不敢用也。故云君子不以绀緅饰也。红紫，非正色也。亵服，私亵之服，非正衣也。亵尚不衣，则正服故宜不用也。所以言此者，为时多重红紫，弃正色，故孔子不衣之也。古人冬则衣裘，夏则衣葛也。若在家，则裘葛之上亦无别加衣，若出行、接宾，皆加上衣。裘色既随衣，故此仍明裘上之衣也。裘与上衣相称，则缁衣之内故曰“羔裘”也，此是诸侯日视朝服也；诸侯视朝与群臣同服，孔子是鲁臣，故亦服此服，以日朝君也。素衣，谓衣裳并用素也；鹿子色近白，与素微相称也；国有凶荒，君素服，则群臣从之，故孔子鲁臣，亦服之也。岁终大蜡zhà报功，象物色黄落，故著黄衣黄冠也；而狐貉亦黄，故特为裘以相称也；孔子为臣，助蜡祭，亦随君著之黄衣也。故《礼运》云“昔者仲尼预于蜡宾”是也。家居主温暖，故长为之也。而右臂是有事之用，故短为右袂，使作事便也。被宜长，故长一身有半也。狐貉之厚谓在家接宾客之裘也，家居主温，故厚为之也。sang服已除，所宜得佩者悉佩之也。若非帷幔裳，则必缝杀之，以杀缝之面置里，不杀之面在外，而帷裳但刺连之。sang凶主素，故羔玄不用吊也。鲁自文公不视朔，而孔子月朔必服而以朝。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一节记孔子衣服之礼也。绀者，齐服盛色以为饰衣。緅者，三年练以緅饰衣，故皆不以为饰衣。红紫二色皆不正，故不以为亵服。亵服尚不用，则正服无所施可知也。“狐貉之厚以居”者，谓在家接宾客之裘者，居家主温，故厚为之。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曲礼》《玉藻》皆言“袗絺綌不入公门”，此众人之礼也。孔子袗絺綌必表而出，非特不入公门而已。天不足西北，故人之右目不如左明；地不满东南，故人之手足右强。右强则有利于用，故右短袂，以便作事。正裘所以行有礼故不长，亵裘取温故长。《周礼》言“正月之吉”，《诗》言“二月初吉”。朔月谓之吉者，明生之几故也。
●宋朱熹《论语集注》：红紫，间色不正，且近于妇人女子之服也。亵服不为，则不以为朝祭之服可知。表而出之，谓先着里衣，表絺绤而出之于外，欲其不见体也。诗所谓“蒙彼绉絺”是也。齐（zhāi，通“斋”）主于敬，不可解衣而寝，又不可着明衣而寝，故别有寝衣，其半盖以覆足。程子曰：“此错简，当在齐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谓如此，则此条与明衣变食，既得以类相从；而亵裘狐貉，亦得以类相从矣。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君子无时不居正也。盖嫌其见体耳。一衣服之间，莫不有义存焉。岂苟云乎哉？内外以称也，君子恶夫不称也。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江氏永《图考》：亵裘即狐貉裘。“亵裘长”，则礼服之裘宜短，以其行礼时，有升降上下，长则不便于行礼也。亵裘之外，当服深衣，深衣所以亵裘者。郑（康成）以衣被通称，恐人不晓，故言“卧被”以明之。古人加席于地而坐其上，大夫再重。至冬时气寒，故夫子于所居处用狐貉之厚者为之藉也。
●钱穆《论语新解》：改言君子者，上文各节记容貌，由中达外，非学养深者不能为。此节记冠服，人人易以取法，若非属一人之事。 正色谓“青赤白黑黄”。青加黄为绿，赤加白为红，白加青为碧，黑加赤为紫，黄加黑为缁，皆间色。古人服裘毛向外，外加上衣，当与裘之毛色相称。缁衣，朝服；素衣，凶服；黄衣，蜡祭之服，亦兵服。一说：大被曰衾，寝衣，小卧被。一说：古人衣不连裳，仅在股以上。此言长一身又半者，顶以下踵以上谓之身，颈以下股以上亦谓之身，一身又半，亦及膝耳。寝衣殆如今之睡衣，或是孔子特制。此节记孔子衣服之制。或曰：《乡党》一篇，乃孔氏之遗书，多杂记曲礼如此，非必专是孔子始如此。孔子动作衣服有与众同者，亦有独焉者。
★此节记孔子衣服之制。圣人衣服之制、饮食之节，只与常人同。但百姓日用而不知，圣人知之而与百姓同其日用。 https://t.cn/RxRVHIh
#三联读书# #三联爱乐# #你最喜欢巴赫的哪一首曲子#
书名：《论巴赫》
作者：[德] 阿尔伯特·施韦泽
译者：何源 陈广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7.08
巴赫与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旧译史怀哲、施韦策等），前者是音乐家中最受景仰的几位之一（若抛开“严谨性”的顾虑，或许没有之一），后者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神学家、医生和音乐家，二者的名声皆数路人皆知之列，且多年来保持着极高的热度。在这本《论巴赫》面世之前，人们很难想到，施韦泽的这本煌煌大作从来没有中文译本。它好像逃过了所有检视巴赫与施韦泽的眼睛，躲在历史的角落里兀自生尘。这其中的缘故，与其说是遗忘，不如说是“力所不逮”——翻译与出版，需要怎样的资质才能达成？
书到手中，近800页沉甸甸如字典。不用任何言语，已使人肃然起敬，同时感恩于竟有人终将这样的事情实践出来。坊间有言，此书问世（1911）距今已逾百年，观点、材料早已老旧，如今费力，纯属情怀。这样的说法自然有道理，但放到更广阔的底板上观之，我以为没有跳脱出某种浅薄“功用”的狭隘。若想快速了解巴赫的音乐与生平，大可去选择当下的新鲜成果；但若对“当下何以是当下”抱持好奇，且或多或少也带着点情怀（为什么一定要服从偏激的“理智至上”，见到情怀就摒弃呢？），那么此书绝对是绕不开的丰碑式作品，也是极好的思想史素材。何况，即使在当今，关于巴赫，中文界究竟有几本拿得出手的资料呢？
以上像是辩护，实则这样的经典何须我来护卫，读到便是赚。本书雏形是施韦泽用法语所写的《巴赫：诗人音乐家》。因反响太好，受邀译成德语，翻译过程中逐渐脱胎成新的著作。最后，在英译的过程中又做了大幅修订，故英译版是公认的“定版”。中文版以德语版为底本，但涉及英、德版本不同处，依英译版。两位译者均是博学过人的青年才俊，在音乐、哲学、文学乃至西方古典学方面浸淫颇深。译事的种种考虑，译序皆有说明，此不赘述。
原书以巴赫的名字Johann Sebastian Bach为题，而中文版称《论巴赫》，实在是编辑的妙笔。须知，这决不是一本单纯的巴赫传记，而是全景式地探究关于巴赫的一切，是施韦泽凡六载、增删三次而来的集大成之“巴赫全书”。一个“论”字，简洁清晰地概括了书的整体。但，这书到底写了些什么？
首先是对众赞歌的深度研究，这是施韦泽进入巴赫的最初那扇门。当阿尔萨斯的年轻人来到法国管风琴大师、作曲家夏尔-玛利·魏多尔面前，讲述自己对众赞歌的理解，大师心中的困惑竟豁然开朗。施韦泽把音乐与具体的歌词联系在一起，这在今天听来理所当然，在当时却不啻为振聋发聩。在《论巴赫》的第一部分中，施韦泽正是整体性地耙梳了巴赫的全部众赞歌，包括歌词的起源、曲调的来源、宗教仪式中的运用，当然也顺理成章地延伸到巴赫对康塔塔和受难曲（众赞歌主要存在于这两种乐曲形式中）的发展。我想稍提一下索引：对西方尤其是德语、英语读者来说，巴赫作品目录只是随手就能搜到的资讯，然而中文界素来没有一套完整权威的译名。器乐作品也罢了，康塔塔、受难曲这样的声乐作品实在令人头疼至极，也常使听者犯懵。这本书的索引，就“顺手”做了这么一件事。仅凭这一点，我也要为译者烧高香。
接下来的巴赫生平部分，反倒是我最不在意的一阙。近百年来，不少与巴赫履历细节有关的新材料问世，知识多有更新。不过，所谓“庄子注刘向”，虽非施韦泽的本意，却不妨如是反观：从施韦泽为巴赫作的传中，照见施韦泽，也照见巴赫认识史、接受史的重要一环。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部分属于作品。大体分为三种写法，一是从特定角度探视，如“诗性的音乐与图画性的音乐”；二是以特定时期为对象，如“阿恩斯塔特、米尔豪森、魏玛与科腾时期的康塔塔”、“1723年及1724年的莱比锡康塔塔”；三是详细分析巴赫某个类型的作品及若干代表性作品，如“《葬礼康塔塔》与《马太受难曲》”。各标题下的文章相对独立，总体上构成施韦泽的巴赫观。别忘了，施韦泽可不是纸上钻研的学究，他同时还是极有造诣的管风琴家，灌录的唱片至今仍有售卖，相信一些资深的巴赫迷都听过。所以他对巴赫器乐作品的解析在巴赫演绎史上也有非常高的价值。当然，史料价值只是一个方面，真知灼见亦闪耀在字里行间。这样文艺复兴式的全才，百年难得一个。如是洞见，穿越百年的时空迷雾直抵人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你还不确定是否以及如何读这本书，可以先找来“中译本序”读一读。译者是最了解这本书的人。作为读者，最大的幸福是读到不朽的文字；而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是不仅有好的译者，且好译者肯用平实可靠的话语把这样一本难以消化的“硬骨头”变成美味佳肴。这本书从何而来，所向何处，译序都已说得太好。尤其巴赫、瓦格纳与施韦泽的两两关系，以及德国乃至欧洲思想的源流与走势，可能许多乐迷尚缺乏足够的重视，而译者都做了解说。如今漫说这样的好书，就是这样的译序都已经不多见了。@三联爱乐
（文 | 小卯）
书名：《论巴赫》
作者：[德] 阿尔伯特·施韦泽
译者：何源 陈广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7.08
巴赫与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旧译史怀哲、施韦策等），前者是音乐家中最受景仰的几位之一（若抛开“严谨性”的顾虑，或许没有之一），后者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神学家、医生和音乐家，二者的名声皆数路人皆知之列，且多年来保持着极高的热度。在这本《论巴赫》面世之前，人们很难想到，施韦泽的这本煌煌大作从来没有中文译本。它好像逃过了所有检视巴赫与施韦泽的眼睛，躲在历史的角落里兀自生尘。这其中的缘故，与其说是遗忘，不如说是“力所不逮”——翻译与出版，需要怎样的资质才能达成？
书到手中，近800页沉甸甸如字典。不用任何言语，已使人肃然起敬，同时感恩于竟有人终将这样的事情实践出来。坊间有言，此书问世（1911）距今已逾百年，观点、材料早已老旧，如今费力，纯属情怀。这样的说法自然有道理，但放到更广阔的底板上观之，我以为没有跳脱出某种浅薄“功用”的狭隘。若想快速了解巴赫的音乐与生平，大可去选择当下的新鲜成果；但若对“当下何以是当下”抱持好奇，且或多或少也带着点情怀（为什么一定要服从偏激的“理智至上”，见到情怀就摒弃呢？），那么此书绝对是绕不开的丰碑式作品，也是极好的思想史素材。何况，即使在当今，关于巴赫，中文界究竟有几本拿得出手的资料呢？
以上像是辩护，实则这样的经典何须我来护卫，读到便是赚。本书雏形是施韦泽用法语所写的《巴赫：诗人音乐家》。因反响太好，受邀译成德语，翻译过程中逐渐脱胎成新的著作。最后，在英译的过程中又做了大幅修订，故英译版是公认的“定版”。中文版以德语版为底本，但涉及英、德版本不同处，依英译版。两位译者均是博学过人的青年才俊，在音乐、哲学、文学乃至西方古典学方面浸淫颇深。译事的种种考虑，译序皆有说明，此不赘述。
原书以巴赫的名字Johann Sebastian Bach为题，而中文版称《论巴赫》，实在是编辑的妙笔。须知，这决不是一本单纯的巴赫传记，而是全景式地探究关于巴赫的一切，是施韦泽凡六载、增删三次而来的集大成之“巴赫全书”。一个“论”字，简洁清晰地概括了书的整体。但，这书到底写了些什么？
首先是对众赞歌的深度研究，这是施韦泽进入巴赫的最初那扇门。当阿尔萨斯的年轻人来到法国管风琴大师、作曲家夏尔-玛利·魏多尔面前，讲述自己对众赞歌的理解，大师心中的困惑竟豁然开朗。施韦泽把音乐与具体的歌词联系在一起，这在今天听来理所当然，在当时却不啻为振聋发聩。在《论巴赫》的第一部分中，施韦泽正是整体性地耙梳了巴赫的全部众赞歌，包括歌词的起源、曲调的来源、宗教仪式中的运用，当然也顺理成章地延伸到巴赫对康塔塔和受难曲（众赞歌主要存在于这两种乐曲形式中）的发展。我想稍提一下索引：对西方尤其是德语、英语读者来说，巴赫作品目录只是随手就能搜到的资讯，然而中文界素来没有一套完整权威的译名。器乐作品也罢了，康塔塔、受难曲这样的声乐作品实在令人头疼至极，也常使听者犯懵。这本书的索引，就“顺手”做了这么一件事。仅凭这一点，我也要为译者烧高香。
接下来的巴赫生平部分，反倒是我最不在意的一阙。近百年来，不少与巴赫履历细节有关的新材料问世，知识多有更新。不过，所谓“庄子注刘向”，虽非施韦泽的本意，却不妨如是反观：从施韦泽为巴赫作的传中，照见施韦泽，也照见巴赫认识史、接受史的重要一环。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部分属于作品。大体分为三种写法，一是从特定角度探视，如“诗性的音乐与图画性的音乐”；二是以特定时期为对象，如“阿恩斯塔特、米尔豪森、魏玛与科腾时期的康塔塔”、“1723年及1724年的莱比锡康塔塔”；三是详细分析巴赫某个类型的作品及若干代表性作品，如“《葬礼康塔塔》与《马太受难曲》”。各标题下的文章相对独立，总体上构成施韦泽的巴赫观。别忘了，施韦泽可不是纸上钻研的学究，他同时还是极有造诣的管风琴家，灌录的唱片至今仍有售卖，相信一些资深的巴赫迷都听过。所以他对巴赫器乐作品的解析在巴赫演绎史上也有非常高的价值。当然，史料价值只是一个方面，真知灼见亦闪耀在字里行间。这样文艺复兴式的全才，百年难得一个。如是洞见，穿越百年的时空迷雾直抵人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你还不确定是否以及如何读这本书，可以先找来“中译本序”读一读。译者是最了解这本书的人。作为读者，最大的幸福是读到不朽的文字；而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是不仅有好的译者，且好译者肯用平实可靠的话语把这样一本难以消化的“硬骨头”变成美味佳肴。这本书从何而来，所向何处，译序都已说得太好。尤其巴赫、瓦格纳与施韦泽的两两关系，以及德国乃至欧洲思想的源流与走势，可能许多乐迷尚缺乏足够的重视，而译者都做了解说。如今漫说这样的好书，就是这样的译序都已经不多见了。@三联爱乐
（文 | 小卯）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