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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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摸面部可以缓解焦虑，这是为什么？
多年来，我写过许多关于人们通过触摸自己的面部来进行自我安慰或安抚焦虑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触摸、爱抚、接触、抓挠、摩擦、拉扯、拨弄、按压、捏，以及对自己的脸做许多其他事情。身体的其他任何区域在一天中都不会得到如此多的关注。仅仅考虑一下嘴唇。我们舔它们，压它们，用手指抚摸它们，拍打它们，拉扯它们，甚至用它们发出无意义的振动声，还有，用它们接吻。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满足大脑保持平静和平衡状态的需要，或者是为了加强某个时刻的情绪感受。我们已经不再是蹒跚学步的婴儿，吮吸手指也不再能起到情绪稳定的作用——这时候，脸部成为了人们安抚自我的首选媒介。
在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推测人们之所以如此频繁地触摸自己的脸，是因为第五颅神经为我们的脸部（额头、脸颊、鼻子、眼睛、下巴）注入了如此多丰富而敏感的神经末梢。因此，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触摸我们的脸来安抚自己，比触摸身体的其他部分更为合理。换句话说，第五颅神经最适合帮助我们快速有效地安抚情绪，因为它很“强壮”，范围很广，而且靠近脑干的关键部分。在那里，触摸这个行为的信号被大脑接收并立即分配，以便在需要时促进某些神经化学物质的释放，比如催产素（能够使人心情开朗并增强个人归属感）。
【不同的触摸方式】
或许以上的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经常触摸自己的脸，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每次触摸自己的脸都是以不同的方式的。你可能从来没有仔细思考过你是如何触摸你的脸，或者是在什么时候触摸的。但是，事实证明，我们选择不同的触摸方式实际上是基于大脑的不同需要。当你感到脸颊发痒时，你就去抓它。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种痒会下意识地迫使你采取行动。为了减轻瘙痒，你仅仅选择用触摸的方式、或是按压它、拉扯它、摩擦它都是不够的。如果你感到痒，大脑就会感觉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因此激活能减轻这种痒的最佳反应——为此只有抓挠才能做到。
因此，根据我们的情绪、情感状态或压力水平以及不同的需求，大脑会选择适当的“武器库”来部署你的触摸方式。你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在思考时，我们倾向于用食指和拇指非常轻地触摸我们的下巴？这是因为手指中包含丰富的神经末梢，能够负责精确的抓握和感觉，从而对思考的过程作出贡献。这种触摸方式也可能会配合触摸下巴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放松。你可以试着在放松时只用小指尖触摸你的下巴。你注意到区别了吗？不同的手指带来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在沉思时，大脑更喜欢较宽的手指——特别是食指和拇指——的触摸。
另外，你还可以试着想象一下，你现在面临着一个困难的局面，也许是你的日程安排突然发生了冲突，或者你感到很沮丧，你发现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触碰自己的皮肤，而是在思考如何调和冲突的时候大力抓挠自己的脸颊。为什么我们的触摸方式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大脑重新评估了环境，并部署了一个更有力的举动来应对突然增加的压力。压力越大，触摸就越有力量，触感也会更加强烈。从拉扯我们自己的肉体，到拨弄嘴唇，到紧紧捏住我们的脸颊，到向下擦拭嘴角一直到下巴（口周安抚），所有这些行为都可能出于安抚自我的目的而出现。
【不同类型的神经】
为了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必须认识梅克尔（Merkels）、迈斯纳（Meissners）、拉菲尼（Ruffinis）和帕奇尼（Pacinians）。这些姓名属于不同的神经家族，是我们手指和脸部皮肤的基础组成部分。它们中的每个神经都向大脑提供不同的感觉。例如，迈斯纳细胞对最轻微的触摸也能保持高度敏感，并迅速识别纹理的变化；帕奇尼对触觉或压力和振动的瞬时变化很敏感；梅克尔神经末梢可以区分不同的质地和物体；而拉菲尼神经细胞则对较慢的、较均衡的触觉敏感，尤其是压力变化的确切位置。
这些皮肤神经家族的成员不仅仅有不同的工作，它们的浓度也各不相同。有些神经非常敏感，你在触摸一根头发时它就能敏锐地察觉，而其他神经对钝性压力的反应则更强烈。例如，迈斯纳和帕奇尼细胞会向大脑发送短暂的电信号，让它知道有东西被触摸了。与此同时，来自拉菲尼神经末梢和梅克尔细胞的信号在整个触摸体验中持续地发送信号。如果你触摸某样东西是为了了解它的细节，比如你在阅读一页纸上凸起的盲文点，那么最准确传达信息的将是梅克尔细胞，因为它们高度集中在指尖，并能区分其他神经末梢无法区分的事物。
因此，如果你发现自己想知道为什么有人突然这样或那样地摸自己的脸，或者你发现自己在苦思冥想时会不停地触碰你嘴唇上方那部分垂直折叠的皮肤，这其实是一个提醒：大脑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事实证明，抚摸自己面部的不同方式还能暗示我们，自己的大脑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首发自gzh酷炫脑《从这些“摸脸”的举动，能看出一个人的内心想法》
多年来，我写过许多关于人们通过触摸自己的面部来进行自我安慰或安抚焦虑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触摸、爱抚、接触、抓挠、摩擦、拉扯、拨弄、按压、捏，以及对自己的脸做许多其他事情。身体的其他任何区域在一天中都不会得到如此多的关注。仅仅考虑一下嘴唇。我们舔它们，压它们，用手指抚摸它们，拍打它们，拉扯它们，甚至用它们发出无意义的振动声，还有，用它们接吻。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满足大脑保持平静和平衡状态的需要，或者是为了加强某个时刻的情绪感受。我们已经不再是蹒跚学步的婴儿，吮吸手指也不再能起到情绪稳定的作用——这时候，脸部成为了人们安抚自我的首选媒介。
在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推测人们之所以如此频繁地触摸自己的脸，是因为第五颅神经为我们的脸部（额头、脸颊、鼻子、眼睛、下巴）注入了如此多丰富而敏感的神经末梢。因此，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触摸我们的脸来安抚自己，比触摸身体的其他部分更为合理。换句话说，第五颅神经最适合帮助我们快速有效地安抚情绪，因为它很“强壮”，范围很广，而且靠近脑干的关键部分。在那里，触摸这个行为的信号被大脑接收并立即分配，以便在需要时促进某些神经化学物质的释放，比如催产素（能够使人心情开朗并增强个人归属感）。
【不同的触摸方式】
或许以上的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经常触摸自己的脸，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每次触摸自己的脸都是以不同的方式的。你可能从来没有仔细思考过你是如何触摸你的脸，或者是在什么时候触摸的。但是，事实证明，我们选择不同的触摸方式实际上是基于大脑的不同需要。当你感到脸颊发痒时，你就去抓它。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种痒会下意识地迫使你采取行动。为了减轻瘙痒，你仅仅选择用触摸的方式、或是按压它、拉扯它、摩擦它都是不够的。如果你感到痒，大脑就会感觉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因此激活能减轻这种痒的最佳反应——为此只有抓挠才能做到。
因此，根据我们的情绪、情感状态或压力水平以及不同的需求，大脑会选择适当的“武器库”来部署你的触摸方式。你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在思考时，我们倾向于用食指和拇指非常轻地触摸我们的下巴？这是因为手指中包含丰富的神经末梢，能够负责精确的抓握和感觉，从而对思考的过程作出贡献。这种触摸方式也可能会配合触摸下巴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放松。你可以试着在放松时只用小指尖触摸你的下巴。你注意到区别了吗？不同的手指带来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在沉思时，大脑更喜欢较宽的手指——特别是食指和拇指——的触摸。
另外，你还可以试着想象一下，你现在面临着一个困难的局面，也许是你的日程安排突然发生了冲突，或者你感到很沮丧，你发现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触碰自己的皮肤，而是在思考如何调和冲突的时候大力抓挠自己的脸颊。为什么我们的触摸方式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大脑重新评估了环境，并部署了一个更有力的举动来应对突然增加的压力。压力越大，触摸就越有力量，触感也会更加强烈。从拉扯我们自己的肉体，到拨弄嘴唇，到紧紧捏住我们的脸颊，到向下擦拭嘴角一直到下巴（口周安抚），所有这些行为都可能出于安抚自我的目的而出现。
【不同类型的神经】
为了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必须认识梅克尔（Merkels）、迈斯纳（Meissners）、拉菲尼（Ruffinis）和帕奇尼（Pacinians）。这些姓名属于不同的神经家族，是我们手指和脸部皮肤的基础组成部分。它们中的每个神经都向大脑提供不同的感觉。例如，迈斯纳细胞对最轻微的触摸也能保持高度敏感，并迅速识别纹理的变化；帕奇尼对触觉或压力和振动的瞬时变化很敏感；梅克尔神经末梢可以区分不同的质地和物体；而拉菲尼神经细胞则对较慢的、较均衡的触觉敏感，尤其是压力变化的确切位置。
这些皮肤神经家族的成员不仅仅有不同的工作，它们的浓度也各不相同。有些神经非常敏感，你在触摸一根头发时它就能敏锐地察觉，而其他神经对钝性压力的反应则更强烈。例如，迈斯纳和帕奇尼细胞会向大脑发送短暂的电信号，让它知道有东西被触摸了。与此同时，来自拉菲尼神经末梢和梅克尔细胞的信号在整个触摸体验中持续地发送信号。如果你触摸某样东西是为了了解它的细节，比如你在阅读一页纸上凸起的盲文点，那么最准确传达信息的将是梅克尔细胞，因为它们高度集中在指尖，并能区分其他神经末梢无法区分的事物。
因此，如果你发现自己想知道为什么有人突然这样或那样地摸自己的脸，或者你发现自己在苦思冥想时会不停地触碰你嘴唇上方那部分垂直折叠的皮肤，这其实是一个提醒：大脑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事实证明，抚摸自己面部的不同方式还能暗示我们，自己的大脑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首发自gzh酷炫脑《从这些“摸脸”的举动，能看出一个人的内心想法》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触摸、爱抚、接触、抓挠、摩擦、拉扯、拨弄、按压、捏，以及对自己的脸做许多其他事情。
身体的其他任何区域在一天中都不会得到如此多的关注。仅仅考虑一下嘴唇。我们舔它们，压它们，用手指抚摸它们，拍打它们，拉扯它们，甚至用它们发出无意义的振动声，还有，用它们接吻。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满足大脑保持平静和平衡状态的需要，或者是为了加强某个时刻的情绪感受。我们已经不再是蹒跚学步的婴儿，吮吸手指也不再能起到情绪稳定的作用——这时候，脸部成为了人们安抚自我的首选媒介。
在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推测人们之所以如此频繁地触摸自己的脸，是因为第五颅神经为我们的脸部（额头、脸颊、鼻子、眼睛、下巴）注入了如此多丰富而敏感的神经末梢。因此，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触摸我们的脸来安抚自己，比触摸身体的其他部分更为合理。换句话说，第五颅神经最适合帮助我们快速有效地安抚情绪，因为它很“强壮”，范围很广，而且靠近脑干的关键部分。在那里，触摸这个行为的信号被大脑接收并立即分配，以便在需要时促进某些神经化学物质的释放，比如催产素（能够使人心情开朗并增强个人归属感）。
不同的触摸方式
或许以上的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经常触摸自己的脸，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每次触摸自己的脸都是以不同的方式的。你可能从来没有仔细思考过你是如何触摸你的脸，或者是在什么时候触摸的。但是，事实证明，我们选择不同的触摸方式实际上是基于大脑的不同需要。当你感到脸颊发痒时，你就去抓它。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种痒会下意识地迫使你采取行动。为了减轻瘙痒，你仅仅选择用触摸的方式、或是按压它、拉扯它、摩擦它都是不够的。如果你感到痒，大脑就会感觉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因此激活能减轻这种痒的最佳反应——为此只有抓挠才能做到。
因此，根据我们的情绪、情感状态或压力水平以及不同的需求，大脑会选择适当的“武器库”来部署你的触摸方式。你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在思考时，我们倾向于用食指和拇指非常轻地触摸我们的下巴？这是因为手指中包含丰富的神经末梢，能够负责精确的抓握和感觉，从而对思考的过程作出贡献。这种触摸方式也可能会配合触摸下巴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放松。你可以试着在放松时只用小指尖触摸你的下巴。你注意到区别了吗？不同的手指带来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在沉思时，大脑更喜欢较宽的手指——特别是食指和拇指——的触摸。
另外，你还可以试着想象一下，你现在面临着一个困难的局面，也许是你的日程安排突然发生了冲突，或者你感到很沮丧，你发现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触碰自己的皮肤，而是在思考如何调和冲突的时候大力抓挠自己的脸颊。为什么我们的触摸方式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大脑重新评估了环境，并部署了一个更有力的举动来应对突然增加的压力。压力越大，触摸就越有力量，触感也会更加强烈。从拉扯我们自己的肉体，到拨弄嘴唇，到紧紧捏住我们的脸颊，到向下擦拭嘴角一直到下巴（口周安抚），所有这些行为都可能出于安抚自我的目的而出现。
不同类型的神经
为了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必须认识梅克尔（Merkels）、迈斯纳（Meissners）、拉菲尼（Ruffinis）和帕奇尼（Pacinians）。这些姓名属于不同的神经家族，是我们手指和脸部皮肤的基础组成部分。它们中的每个神经都向大脑提供不同的感觉。例如，迈斯纳细胞对最轻微的触摸也能保持高度敏感，并迅速识别纹理的变化；帕奇尼对触觉或压力和振动的瞬时变化很敏感；梅克尔神经末梢可以区分不同的质地和物体；而拉菲尼神经细胞则对较慢的、较均衡的触觉敏感，尤其是压力变化的确切位置。
这些皮肤神经家族的成员不仅仅有不同的工作，它们的浓度也各不相同。有些神经非常敏感，你在触摸一根头发时它就能敏锐地察觉，而其他神经对钝性压力的反应则更强烈。例如，迈斯纳和帕奇尼细胞会向大脑发送短暂的电信号，让它知道有东西被触摸了。与此同时，来自拉菲尼神经末梢和梅克尔细胞的信号在整个触摸体验中持续地发送信号。如果你触摸某样东西是为了了解它的细节，比如你在阅读一页纸上凸起的盲文点，那么最准确传达信息的将是梅克尔细胞，因为它们高度集中在指尖，并能区分其他神经末梢无法区分的事物。
因此，如果你发现自己想知道为什么有人突然这样或那样地摸自己的脸，或者你发现自己在苦思冥想时会不停地触碰你嘴唇上方那部分垂直折叠的皮肤，这其实是一个提醒：大脑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事实证明，抚摸自己面部的不同方式还能暗示我们，自己的大脑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节选自酷炫脑文章《从这些“摸脸”的举动，能看出一个人的内心想法》
身体的其他任何区域在一天中都不会得到如此多的关注。仅仅考虑一下嘴唇。我们舔它们，压它们，用手指抚摸它们，拍打它们，拉扯它们，甚至用它们发出无意义的振动声，还有，用它们接吻。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满足大脑保持平静和平衡状态的需要，或者是为了加强某个时刻的情绪感受。我们已经不再是蹒跚学步的婴儿，吮吸手指也不再能起到情绪稳定的作用——这时候，脸部成为了人们安抚自我的首选媒介。
在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推测人们之所以如此频繁地触摸自己的脸，是因为第五颅神经为我们的脸部（额头、脸颊、鼻子、眼睛、下巴）注入了如此多丰富而敏感的神经末梢。因此，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触摸我们的脸来安抚自己，比触摸身体的其他部分更为合理。换句话说，第五颅神经最适合帮助我们快速有效地安抚情绪，因为它很“强壮”，范围很广，而且靠近脑干的关键部分。在那里，触摸这个行为的信号被大脑接收并立即分配，以便在需要时促进某些神经化学物质的释放，比如催产素（能够使人心情开朗并增强个人归属感）。
不同的触摸方式
或许以上的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经常触摸自己的脸，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每次触摸自己的脸都是以不同的方式的。你可能从来没有仔细思考过你是如何触摸你的脸，或者是在什么时候触摸的。但是，事实证明，我们选择不同的触摸方式实际上是基于大脑的不同需要。当你感到脸颊发痒时，你就去抓它。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种痒会下意识地迫使你采取行动。为了减轻瘙痒，你仅仅选择用触摸的方式、或是按压它、拉扯它、摩擦它都是不够的。如果你感到痒，大脑就会感觉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因此激活能减轻这种痒的最佳反应——为此只有抓挠才能做到。
因此，根据我们的情绪、情感状态或压力水平以及不同的需求，大脑会选择适当的“武器库”来部署你的触摸方式。你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在思考时，我们倾向于用食指和拇指非常轻地触摸我们的下巴？这是因为手指中包含丰富的神经末梢，能够负责精确的抓握和感觉，从而对思考的过程作出贡献。这种触摸方式也可能会配合触摸下巴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放松。你可以试着在放松时只用小指尖触摸你的下巴。你注意到区别了吗？不同的手指带来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在沉思时，大脑更喜欢较宽的手指——特别是食指和拇指——的触摸。
另外，你还可以试着想象一下，你现在面临着一个困难的局面，也许是你的日程安排突然发生了冲突，或者你感到很沮丧，你发现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触碰自己的皮肤，而是在思考如何调和冲突的时候大力抓挠自己的脸颊。为什么我们的触摸方式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大脑重新评估了环境，并部署了一个更有力的举动来应对突然增加的压力。压力越大，触摸就越有力量，触感也会更加强烈。从拉扯我们自己的肉体，到拨弄嘴唇，到紧紧捏住我们的脸颊，到向下擦拭嘴角一直到下巴（口周安抚），所有这些行为都可能出于安抚自我的目的而出现。
不同类型的神经
为了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必须认识梅克尔（Merkels）、迈斯纳（Meissners）、拉菲尼（Ruffinis）和帕奇尼（Pacinians）。这些姓名属于不同的神经家族，是我们手指和脸部皮肤的基础组成部分。它们中的每个神经都向大脑提供不同的感觉。例如，迈斯纳细胞对最轻微的触摸也能保持高度敏感，并迅速识别纹理的变化；帕奇尼对触觉或压力和振动的瞬时变化很敏感；梅克尔神经末梢可以区分不同的质地和物体；而拉菲尼神经细胞则对较慢的、较均衡的触觉敏感，尤其是压力变化的确切位置。
这些皮肤神经家族的成员不仅仅有不同的工作，它们的浓度也各不相同。有些神经非常敏感，你在触摸一根头发时它就能敏锐地察觉，而其他神经对钝性压力的反应则更强烈。例如，迈斯纳和帕奇尼细胞会向大脑发送短暂的电信号，让它知道有东西被触摸了。与此同时，来自拉菲尼神经末梢和梅克尔细胞的信号在整个触摸体验中持续地发送信号。如果你触摸某样东西是为了了解它的细节，比如你在阅读一页纸上凸起的盲文点，那么最准确传达信息的将是梅克尔细胞，因为它们高度集中在指尖，并能区分其他神经末梢无法区分的事物。
因此，如果你发现自己想知道为什么有人突然这样或那样地摸自己的脸，或者你发现自己在苦思冥想时会不停地触碰你嘴唇上方那部分垂直折叠的皮肤，这其实是一个提醒：大脑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事实证明，抚摸自己面部的不同方式还能暗示我们，自己的大脑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节选自酷炫脑文章《从这些“摸脸”的举动，能看出一个人的内心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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