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住在上海的彭于晏也分到了社区配送的带鱼，他在小区做核酸的时候与志愿者合了影，行踪曝光后在小区引起不小的轰动。20多年前彭于晏妈妈就在上海开餐厅了，那时候彭于晏还在加拿大读书，放假会到上海来。彭于晏妈妈最早跟人合伙开的是台湾风味餐厅“鹿港小镇”（很多人应该都吃过），后来自立门户在淮海路开了“小城故事”，也是台湾风味。做大之后在浦东又开了分店，接着武汉合肥等地也开了分店。彭于晏的阿姨、舅舅很早就在上海参与经营，彭于晏姐姐也在上海工作。上海古北住了很多台商，所以彭于晏在那儿出现很正常，今天跟他一起出现在小区的可能是他姐姐。
#三联读书# 埃科专栏的合集初版于1994年，题为《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以前的译本叫《如何带着鲑鱼旅行》。如果要换个书名的话，参照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可以叫《文明及其引起的不满》。
文明本来是为了方便人们的生活，5毛钱买只打火机就省得你要抽烟的时候再钻木取火了，花百十块钱买块手表就省得你担心钻到地下掏煤看不见太阳不知几点了。但是文明渐渐演化成了繁复：打火机可以防风防水防盗了，手表除了能显示日期、星期、月份、年份、世纪，还能换算成夏令时、显示气温、恒星时间、月亮周期、日出与日落的时辰了……戴这样一块手表，想看时间的时候，眼睛会被许多其他枚指针的运转所影响，目光涣散，瞄来瞄去一番，结果“现在是中午吗？现在是半夜吗？啊，原来是介于中午和半夜之间啊！”
文明本来是人跟天斗的成果，人改造自然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结果都变成了人跟人斗，产品的制造者、设计者跟使用者、消费者过不去。“一种十全十美的功能毯，它不是一床普通的电热毯，因为它可以对应你身体不同部位来设定不同的温度。可以一边为你的背部加热，一边为你的大腿根降温，但如果你睡觉不老实可就惨了———因为你会把自己的睾丸或其他恰好在那个位置上的身体部位烤熟。”
在《如何辨别色情电影》一文中，埃科讲了一个判断电影是否色情的标准：根据浪费掉的时间来计算。“色情片里满是角色上车和开车好几里路的全程，情侣浪费无数时间在旅店柜台登记住宿，男人花许多时间乘电梯到自己的房间，而女孩们要喝掉许多杯冷饮，不停地玩弄花边或衬衫。”个中缘由在此：“如果电影里头，某某除了强奸某某之外，啥事也没干，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对演员而言，是体能上的负担，对制片而言，是经济上的压力。而观众也无法忍受：犯罪要成其为犯罪，必须靠正常的背景烘托（刻画常态对所有的艺术家都极其困难，反之描写变态、犯罪、强奸、酷刑却非常容易）。”
英文的《带着鲑鱼去旅行》，每一篇的标题都很规整，几乎全部以how to或者how not to打头：怎样带着鲑鱼旅行，怎样补办驾照，怎样在飞机上用餐，如何不谈论足球，如何开始又如何结束，如何不使用传真机、手机……作者使这本书以生活指南的面目出现，写的则是文明社会给他的生活造成的种种不便，形式是对内容的一种讽刺。以前的中译本“以英译本译出”，但又顽强地避开“怎么”，辗转腾挪，以须知、详解、窍门、指南、面面观、守则等词意译之，这一方面彰显了汉语词汇之丰富，另一方面作者的这重讽刺就丢失了。新的译本比较忠实，“如何避免传染病”、“如何选择高收入的工作”、“如何变得受人欢迎”。
除了讽刺、戏仿，埃科也有正经的时候。新闻里说，在纽约中央公园动物园，几个小孩围着北极熊游泳，有两个被生吞。埃科认为，这是由于孩子们接触的广告、动画片、绘本的熊都是憨厚笨拙的，这种教育是不对的，“没有任何人比仓鼠更没大脑，比猫咪更狡猾，比八月的狗更爱吐舌头，比小猪更脏更臭，比马更歇斯底里，比飞蛾更蠢，比蜗牛更加黏糊糊，比蝰蛇更毒，比蚂蚁更缺乏想象力，比夜莺更有唱歌的天赋。真正要做的很简单，我们要学会爱动物——如果实在做不到，也要尊重它们——爱这些动物本来的样子。古代的童话故事夸大了狼的邪恶，现代的童话故事夸大了狼的善良。”
孩子爱玩手机、电脑来让人头疼，埃科也出了主意：“我们无法彻底抛弃网络，就像以前我们无法回避机械化、汽车和电视。网络已经存在了，我们不仅要看到网络的风险，还要学会适应它，用一种批判的方式使用它。比如老师要学生研究某一个主题，学生能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一些现成的东西，但老师可以要求学生在网上找十个关于那个主题的研究，然后比较这些网站的异同，分析哪个网站比较靠谱。”
埃科是大学教授，但他不是正襟危坐的学者，1985年他在《纽约书评》上评过《花生漫画》，“查理·布朗被称为连载漫画史上最敏感的孩子，像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一样改变情绪。”2016年，埃科去世时，博洛尼亚大学说：“世界失去了一位符号学家、哲学家、大众传媒专家、讲故事的人，一个不知疲倦地研究符号、词语、人生的意义的人。他是一位深刻、敏锐的思想者，是最后一位拥抱各种形式的知识的大作家。”
节选自《埃科最有趣的一本书》文 | 夏蒙
文明本来是为了方便人们的生活，5毛钱买只打火机就省得你要抽烟的时候再钻木取火了，花百十块钱买块手表就省得你担心钻到地下掏煤看不见太阳不知几点了。但是文明渐渐演化成了繁复：打火机可以防风防水防盗了，手表除了能显示日期、星期、月份、年份、世纪，还能换算成夏令时、显示气温、恒星时间、月亮周期、日出与日落的时辰了……戴这样一块手表，想看时间的时候，眼睛会被许多其他枚指针的运转所影响，目光涣散，瞄来瞄去一番，结果“现在是中午吗？现在是半夜吗？啊，原来是介于中午和半夜之间啊！”
文明本来是人跟天斗的成果，人改造自然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结果都变成了人跟人斗，产品的制造者、设计者跟使用者、消费者过不去。“一种十全十美的功能毯，它不是一床普通的电热毯，因为它可以对应你身体不同部位来设定不同的温度。可以一边为你的背部加热，一边为你的大腿根降温，但如果你睡觉不老实可就惨了———因为你会把自己的睾丸或其他恰好在那个位置上的身体部位烤熟。”
在《如何辨别色情电影》一文中，埃科讲了一个判断电影是否色情的标准：根据浪费掉的时间来计算。“色情片里满是角色上车和开车好几里路的全程，情侣浪费无数时间在旅店柜台登记住宿，男人花许多时间乘电梯到自己的房间，而女孩们要喝掉许多杯冷饮，不停地玩弄花边或衬衫。”个中缘由在此：“如果电影里头，某某除了强奸某某之外，啥事也没干，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对演员而言，是体能上的负担，对制片而言，是经济上的压力。而观众也无法忍受：犯罪要成其为犯罪，必须靠正常的背景烘托（刻画常态对所有的艺术家都极其困难，反之描写变态、犯罪、强奸、酷刑却非常容易）。”
英文的《带着鲑鱼去旅行》，每一篇的标题都很规整，几乎全部以how to或者how not to打头：怎样带着鲑鱼旅行，怎样补办驾照，怎样在飞机上用餐，如何不谈论足球，如何开始又如何结束，如何不使用传真机、手机……作者使这本书以生活指南的面目出现，写的则是文明社会给他的生活造成的种种不便，形式是对内容的一种讽刺。以前的中译本“以英译本译出”，但又顽强地避开“怎么”，辗转腾挪，以须知、详解、窍门、指南、面面观、守则等词意译之，这一方面彰显了汉语词汇之丰富，另一方面作者的这重讽刺就丢失了。新的译本比较忠实，“如何避免传染病”、“如何选择高收入的工作”、“如何变得受人欢迎”。
除了讽刺、戏仿，埃科也有正经的时候。新闻里说，在纽约中央公园动物园，几个小孩围着北极熊游泳，有两个被生吞。埃科认为，这是由于孩子们接触的广告、动画片、绘本的熊都是憨厚笨拙的，这种教育是不对的，“没有任何人比仓鼠更没大脑，比猫咪更狡猾，比八月的狗更爱吐舌头，比小猪更脏更臭，比马更歇斯底里，比飞蛾更蠢，比蜗牛更加黏糊糊，比蝰蛇更毒，比蚂蚁更缺乏想象力，比夜莺更有唱歌的天赋。真正要做的很简单，我们要学会爱动物——如果实在做不到，也要尊重它们——爱这些动物本来的样子。古代的童话故事夸大了狼的邪恶，现代的童话故事夸大了狼的善良。”
孩子爱玩手机、电脑来让人头疼，埃科也出了主意：“我们无法彻底抛弃网络，就像以前我们无法回避机械化、汽车和电视。网络已经存在了，我们不仅要看到网络的风险，还要学会适应它，用一种批判的方式使用它。比如老师要学生研究某一个主题，学生能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一些现成的东西，但老师可以要求学生在网上找十个关于那个主题的研究，然后比较这些网站的异同，分析哪个网站比较靠谱。”
埃科是大学教授，但他不是正襟危坐的学者，1985年他在《纽约书评》上评过《花生漫画》，“查理·布朗被称为连载漫画史上最敏感的孩子，像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一样改变情绪。”2016年，埃科去世时，博洛尼亚大学说：“世界失去了一位符号学家、哲学家、大众传媒专家、讲故事的人，一个不知疲倦地研究符号、词语、人生的意义的人。他是一位深刻、敏锐的思想者，是最后一位拥抱各种形式的知识的大作家。”
节选自《埃科最有趣的一本书》文 | 夏蒙
好想看家里书架上的fa国小说 突然想起一句“我不是一个天使，……只有你和那个可爱的人”
翻微/信/读书翻到了这段（和家里那本翻译不一样）翻页翻得泪目[苦涩]这是我三个月内看到的最流畅的现代汉语
现在回想起来 fa国小说也很坦率了 比起e国小说少了对神的向往（e国人的坦率多多少少是为了在神面前证明自己的虔诚 图谋得很明显）
fa国小说世俗感就比较多 不可否认有时俗到没眼看 但本来坦率就可能会暴露令人不适的东西
翻微/信/读书翻到了这段（和家里那本翻译不一样）翻页翻得泪目[苦涩]这是我三个月内看到的最流畅的现代汉语
现在回想起来 fa国小说也很坦率了 比起e国小说少了对神的向往（e国人的坦率多多少少是为了在神面前证明自己的虔诚 图谋得很明显）
fa国小说世俗感就比较多 不可否认有时俗到没眼看 但本来坦率就可能会暴露令人不适的东西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