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一）
今天，跟大家聊聊俄乌战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在开始聊这个话题前，先讲一个基本观点，即在二战后，全球逐渐形成经济一体化趋势，尤其在前苏联解体后，两大阵营的分裂和对抗消失，全球加速进入经济一体化状态。
以欧美为首的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生产、销售等活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式市场经济。
截至目前，世界范围内已基本形成大致有序、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基本体系（俄乌战争对此是否有根本性破坏，尚待观察）。
唯一的区别是，不同国家对实行市场经济的理解和深度，有所不同。
比如，美国希望全盘私营化，甚至连军工产业都予以私营化。而中国坚持国有资本不完全退出，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份子，也参与市场经济的生产和交换。
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都是市场经济。前缀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几个字，只是修饰市场经济的定语，不是改变市场经济性质的决定性用语。
在聊完这个基本概念后，接下来再聊一个概念，即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
在我看来，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交换。
即整个社会形成很多精细化的分工，不同人员各自只生产自己擅长领域的产品，然后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换，来达到满足自身全部消费需求的目的。
比如，虽然很多人家里有电视机，但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电视机该如何生产。对于电视机的生产，交给专门生产电视机的人解决即可，而你只要从事你自己擅长领域的工作，便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相应报酬，并进而买到电视机。
当我们把这种交换模式，扩大到全世界时，便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
在全球一体化市场经济模式下，对于有些国家来讲，不一定需要建设满足该国所有需求的生产线，而只要建设自己擅长领域的生产线即可。在生产出自己擅长领域的产品后，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交换，获得本国所需的全部商品。
所以，俄乌战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本质上可能涉及三样东西：
一是生产端，二是消费端，三是货币端。
其中，货币属于彼此进行物质交换时的媒介和衡量标准。在各国范围内，该国货币属于该国国内不同产品之间进行交换的媒介，而在世界范围内，美元是各国之间不同商品进行交换时的媒介。
在聊完这个概念后，我们来看一下俄乌战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主要看三方面：
一是生产端是否受影响；
二是消费端是否受影响；
三是货币端是否受影响。
我们先来看生产端。
从目前来看，乌克兰这个国家基本废了。即便现在马上停战，原有的生产秩序也不太可能马上恢复。因为很多人跑了，跑到东欧各国当了难民，本国的劳动力奇缺，基本不太可能在一夜间补齐。
加上目前局势动荡，战争尚未结束，这种劳动生产的恢复，更加不太可能。
那么，当乌克兰的生产基本停掉之后，对世界经济生产端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在网上找了一张图，显示乌克兰的主要出口大宗商品数据。
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到，乌克兰的主要出口大宗商品，基本分为两类：
一类是粮食，一类是矿产。
也就是说，这两类商品在乌克兰境内属于供大于求，乌克兰自身的内需无法完全消化。
在生产比较平稳的情况下，乌克兰将这两类商品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售，用于获得美元等外汇媒介，并利用所获得的美元等外汇媒介，从国际上购买乌克兰自身无法有效生产的商品。
按照网上数据显示，乌克兰是著名的“欧洲粮仓”，其所生产的粮食可以满足6亿人的需求。乌克兰的玉米、小麦、大麦、葵花籽油等出口量，一直占据世界前列。
现在，当乌克兰内部的生产端被破坏后，这两类原先持续向世界其他国家供应的商品，将可能出现短缺。
如前所述，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逻辑是，不同的生产者，生产各自擅长领域的产品，然后进行交换。
如果乌克兰原先经常对外出口粮食和矿产，则意味着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些可能已经不再生产与乌克兰出口数量所对应的粮食和矿产。
不然的话，乌克兰所出口的粮食和矿产，卖给谁呢？
而现在，乌克兰由于战争原因，突然不再生产，也不再出口，则这些原先持续购买乌克兰出口粮食和矿产的国家和地区，将可能出现对应物资的短缺。
为了弥补本国的短缺，他们将可能不得不到国际市场上去抢购。
在需求没有减少的情况下，生产的减少将导致供不应求局面的产生。一旦出现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基本属于必然逻辑。
比较要命的是，粮食和矿产基本属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必备品。
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人都要吃饭，吃不上饭就会饿死，这是基本常识。
而铁矿则是现代工业品的基本要素。不论生产汽车、高铁、轮船、飞机，还是手机、电视等日用品，几乎每样东西都需要铁。
所以，当现代工业社会所必需的两个要素，突然出现短缺，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场景，是什么？
价格上涨基本属于逻辑必然，并且可能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下游产业链成本的推高。
除了由于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导致价格上涨之外，国际资本的炒作也可能成为价格上涨的因素。
目前，国际上有四大粮商，基本掌握了全球范围内的粮食运销。这四大粮商分别是，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
同时，国际上有三大著名的铁矿石公司，基本掌握了全球范围的铁矿石生产、销售和定价权。这三大铁矿石公司分别是，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英国力拓集团。
在粮食和铁矿石被国际资本高度垄断的情况下，很难讲这些国际资本集团不会趁人之危搞价格炒作。
一旦国际资本进行价格炒作，则这些商品的价格不但可能上涨，还可能出现不稳定波动。
除了乌克兰以外，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和俄罗斯。
我们聊一下粮食问题。
很多朋友把美国视作一个工业强国。事实上，美国的农业也非常强，粮食产量非常多。
美国地势平坦，可耕种土地面积非常多。美国的农场主通过大规模的机械化种植，形成超高种植效率，让美国成为妥妥的粮食出口国。
对此如果感到疑惑的朋友，可以自行到百度去搜索关键词“美国+粮食”，能够看到很多此类报道。
我在很多年以前，看过一期介绍美国农业的视频，让人感觉非常震撼。
同时，如前边所述，世界上四大粮商，其中三个都在美国。
而俄罗斯的粮食产量，也非常强。
俄罗斯农用土地面积非常广阔，且拥有世界上面积几乎最大的黑土带。
2020年，俄罗斯时任总理在向国家杜马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称，俄罗斯的粮食自给率达到155%，并实现粮食出口。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战略对手搞来搞去，对他们本国的粮食安全基本没有影响。
甚至，美国还可能成为粮食产量减少后的获利者。
今天，跟大家聊聊俄乌战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在开始聊这个话题前，先讲一个基本观点，即在二战后，全球逐渐形成经济一体化趋势，尤其在前苏联解体后，两大阵营的分裂和对抗消失，全球加速进入经济一体化状态。
以欧美为首的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生产、销售等活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式市场经济。
截至目前，世界范围内已基本形成大致有序、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基本体系（俄乌战争对此是否有根本性破坏，尚待观察）。
唯一的区别是，不同国家对实行市场经济的理解和深度，有所不同。
比如，美国希望全盘私营化，甚至连军工产业都予以私营化。而中国坚持国有资本不完全退出，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份子，也参与市场经济的生产和交换。
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都是市场经济。前缀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几个字，只是修饰市场经济的定语，不是改变市场经济性质的决定性用语。
在聊完这个基本概念后，接下来再聊一个概念，即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
在我看来，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交换。
即整个社会形成很多精细化的分工，不同人员各自只生产自己擅长领域的产品，然后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换，来达到满足自身全部消费需求的目的。
比如，虽然很多人家里有电视机，但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电视机该如何生产。对于电视机的生产，交给专门生产电视机的人解决即可，而你只要从事你自己擅长领域的工作，便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相应报酬，并进而买到电视机。
当我们把这种交换模式，扩大到全世界时，便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
在全球一体化市场经济模式下，对于有些国家来讲，不一定需要建设满足该国所有需求的生产线，而只要建设自己擅长领域的生产线即可。在生产出自己擅长领域的产品后，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交换，获得本国所需的全部商品。
所以，俄乌战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本质上可能涉及三样东西：
一是生产端，二是消费端，三是货币端。
其中，货币属于彼此进行物质交换时的媒介和衡量标准。在各国范围内，该国货币属于该国国内不同产品之间进行交换的媒介，而在世界范围内，美元是各国之间不同商品进行交换时的媒介。
在聊完这个概念后，我们来看一下俄乌战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主要看三方面：
一是生产端是否受影响；
二是消费端是否受影响；
三是货币端是否受影响。
我们先来看生产端。
从目前来看，乌克兰这个国家基本废了。即便现在马上停战，原有的生产秩序也不太可能马上恢复。因为很多人跑了，跑到东欧各国当了难民，本国的劳动力奇缺，基本不太可能在一夜间补齐。
加上目前局势动荡，战争尚未结束，这种劳动生产的恢复，更加不太可能。
那么，当乌克兰的生产基本停掉之后，对世界经济生产端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在网上找了一张图，显示乌克兰的主要出口大宗商品数据。
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到，乌克兰的主要出口大宗商品，基本分为两类：
一类是粮食，一类是矿产。
也就是说，这两类商品在乌克兰境内属于供大于求，乌克兰自身的内需无法完全消化。
在生产比较平稳的情况下，乌克兰将这两类商品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售，用于获得美元等外汇媒介，并利用所获得的美元等外汇媒介，从国际上购买乌克兰自身无法有效生产的商品。
按照网上数据显示，乌克兰是著名的“欧洲粮仓”，其所生产的粮食可以满足6亿人的需求。乌克兰的玉米、小麦、大麦、葵花籽油等出口量，一直占据世界前列。
现在，当乌克兰内部的生产端被破坏后，这两类原先持续向世界其他国家供应的商品，将可能出现短缺。
如前所述，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逻辑是，不同的生产者，生产各自擅长领域的产品，然后进行交换。
如果乌克兰原先经常对外出口粮食和矿产，则意味着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些可能已经不再生产与乌克兰出口数量所对应的粮食和矿产。
不然的话，乌克兰所出口的粮食和矿产，卖给谁呢？
而现在，乌克兰由于战争原因，突然不再生产，也不再出口，则这些原先持续购买乌克兰出口粮食和矿产的国家和地区，将可能出现对应物资的短缺。
为了弥补本国的短缺，他们将可能不得不到国际市场上去抢购。
在需求没有减少的情况下，生产的减少将导致供不应求局面的产生。一旦出现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基本属于必然逻辑。
比较要命的是，粮食和矿产基本属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必备品。
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人都要吃饭，吃不上饭就会饿死，这是基本常识。
而铁矿则是现代工业品的基本要素。不论生产汽车、高铁、轮船、飞机，还是手机、电视等日用品，几乎每样东西都需要铁。
所以，当现代工业社会所必需的两个要素，突然出现短缺，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场景，是什么？
价格上涨基本属于逻辑必然，并且可能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下游产业链成本的推高。
除了由于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导致价格上涨之外，国际资本的炒作也可能成为价格上涨的因素。
目前，国际上有四大粮商，基本掌握了全球范围内的粮食运销。这四大粮商分别是，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
同时，国际上有三大著名的铁矿石公司，基本掌握了全球范围的铁矿石生产、销售和定价权。这三大铁矿石公司分别是，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英国力拓集团。
在粮食和铁矿石被国际资本高度垄断的情况下，很难讲这些国际资本集团不会趁人之危搞价格炒作。
一旦国际资本进行价格炒作，则这些商品的价格不但可能上涨，还可能出现不稳定波动。
除了乌克兰以外，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和俄罗斯。
我们聊一下粮食问题。
很多朋友把美国视作一个工业强国。事实上，美国的农业也非常强，粮食产量非常多。
美国地势平坦，可耕种土地面积非常多。美国的农场主通过大规模的机械化种植，形成超高种植效率，让美国成为妥妥的粮食出口国。
对此如果感到疑惑的朋友，可以自行到百度去搜索关键词“美国+粮食”，能够看到很多此类报道。
我在很多年以前，看过一期介绍美国农业的视频，让人感觉非常震撼。
同时，如前边所述，世界上四大粮商，其中三个都在美国。
而俄罗斯的粮食产量，也非常强。
俄罗斯农用土地面积非常广阔，且拥有世界上面积几乎最大的黑土带。
2020年，俄罗斯时任总理在向国家杜马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称，俄罗斯的粮食自给率达到155%，并实现粮食出口。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战略对手搞来搞去，对他们本国的粮食安全基本没有影响。
甚至，美国还可能成为粮食产量减少后的获利者。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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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秘书长称愿意接受芬兰和瑞典加入# 所谓“中立”，即在对立双方之间不倾向任何一方。然而，近日，世界上两个著名的中立国瑞典和芬兰都表达了想加入北约的意愿。对此，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热烈欢迎”，只要这两国提出申请，将被“快速”允许。话说，正处在炮火中的基辅当局看到这一幕可能就“心里不是滋味了”，北约怎么还“区别对待”呢？乌克兰提交N次申请都没能加入，它们仅仅表达了意愿就将被“破格录取”？泽连斯基政府求之不得的“北约梦”，对于瑞典和芬兰来说只是“小菜一碟”吗？早在今年一月份，斯托尔滕贝格曾表示，瑞典和芬兰符合北约的防务标准，两国拥有组织、管理良好的安全和国防机构，如果做出决定，两国能够迅速加入北约。看来，在北约眼中，乌克兰压根够不上加入北约的“门槛”。那既然如此，北约一次次给乌克兰希望，实在不地道。其实，芬兰有此表态，原因很复杂。重点概括，就是该国历史上曾被俄罗斯长期统治，俄乌爆发军事冲突后，难免产生唇亡齿寒之感。至于瑞典，和俄罗斯并无深刻的历史恩怨，但其早在几年前就与北约“眉来眼去”，有意向西方靠拢。不过，像乌克兰这样的领导班子还是很少见的，这两国此时提出“加入北约”，很大概率是在美国的授意下对俄罗斯的一种心理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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